缅北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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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覃里雯 摄影/钱东升

一条边境,两个世界

暴雨泼了4个多钟头,车子大灯失灵,午夜鹅肠般的山路更莫测。有时一群牛忽然在路上自得地随意徘徊,有时一堆红泥卷着大树塌在路心,只在山崖上方有个勉强能过车的口子,但直到向导小撒忽然把车从公路上拐下去的时候,我们才体会到刚才的路有多好——此刻车子忽然在混着泥巴的碎石上疯狂地蹦起来。“快进拉咱(Laiza)了,”小撒解释道,“这算是他们比较好的路,他们的很多路都是纯泥巴铺的,一下雨车轮经常陷下去。”

“他们”指的是缅甸北部的克钦邦,我们马上就要到达的终点是克钦邦的拉咱市,克钦独立军(英文简称KIA)总部所在。小撒在一根挡杆前刹住车,一个坐在屋檐下躲雨的边防守卫远远打量我们的车子,并不打算挪窝。“兄弟!”小撒招呼道,守卫不情愿地走过来。小撒递过他的证件,“车上还有三个人。”“你在这里工作?”“对。”证件被慢慢地翻弄,一番较劲的沉默之后,它还是被递了回来。大石头压住的挡杆慢慢升起,我们顺着坡向下蹦跳开走,如同兴奋的心脏。

打开车窗,热闹的水流和蛙鸣声越来越近。这是缅甸的勐来河、中国的那邦河。1960年中缅将这条河设为边界。我们进入的这边叫拉咱,河那边是中国盈江县那邦镇。小河不过20米,河床裸露,可轻易步行,每天都有边民往来跨境。北京和内比都(缅甸联邦新首都)的意志在这深山小河的上方较量,连时间都被撕成两半:20米宽的河两岸竟有1个半小时时差。

我们在“市中心”的鑫丽宾馆找到了几间房。鑫丽看起来和任何中国县城的小宾馆没什么不同,但我们立即看到了两样特色标志:墙上的耶稣像,提醒我们90%以上的克钦人都是基督徒;政府发布的、印在蓝色海报上的冗长禁毒宣言,每个房间的门外也都贴着用克钦、缅、中文打印的“严禁吸毒”大字警告,显然,这个大金三角边缘的地带依然被它漫长而残酷的毒品史紧紧缠绕。这里的毒品产量一度占全球的85%,长达几十年、有美国军事力量参与的惨烈反毒品战争也无法根除它。我们后来在拉咱的每个角落都看到了这些禁毒宣言,见得越多就越觉得它们像个不可及的梦。

留着朋克头的服务生站在桌上,用圆珠笔捅开空调,在一阵发霉的冷风里向我道歉:“今晚没有电视信号。”(其实后来几天里,电视也没有任何来信号的征兆。)我发现门上没有可供反锁的安全扣,这是为了配合随时破门而入搜查的警察。

中国人来了,改变也来了

第二天,我们看清了拉咱市的全貌。市中心区域主要由三条没有名字的两车道的小街组成,据说是中国政府花10亿人民币资助铺建的。水泥或砖砌的平房和二、三层小楼为主,只有三座“大宾馆”(其中一座是现任财政部部长开的)和一座充满破窗户的“高层”住宅楼。市中心街道上没有红绿灯(但有一个交警),没有城市下水道,没有统一的垃圾桶,流浪狗满街跑。克钦只有一家不太活跃的电视台,主要放映景颇人生活的录像,没有电视主持人,也没有自己的报纸。

眼见的一切难以理喻。毕竟,克钦是个遍布翡翠、名贵木材、金矿和各种珍稀矿藏的地方。这里的玉石生意每年产值高达几十亿美元,还只是非常粗疏的统计,无法计算那些偷偷流过国境的海量资源,更不要说那些被川流不息的退休六轮驱动军用卡车拉走的百年树龄的柚木和红木,它们换来的财富在哪里?

“打仗太花钱了!”一位匿名克钦官员后来对我们说,“我们这么多年,要养军队,要造武器。再加上因为打仗,总要这里搬到那里,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搞建设。”

“今年1月份,炸弹就落在那后面的一户人家里。”小撒给我们指了指宾馆对面。国门就离拉咱市中心不到5分钟路程。有三枚炮弹落到了那邦镇,毁掉一处民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是第一次有外国军队的炮弹落在中国领土上,还有2.5万克钦难民涌入中国。这是缅甸中央军队(英文简称TAMADAW)自2011年重开战火以来向克钦独立军发起的一次几近致命的进攻。但一些克钦官员坚称,其实克钦军占了上风,仅是因为对“国际影响”的担忧,才没有“一路打到密支那”去。

1994年,为独立而抗争30多年的克钦独立组织和缅甸中央政府签订和平条约。为什么2011年年中,也就是权力移交缅甸新政府后,这个条约被撕毁?很多国际组织认为,是因为新政府的民主改革并没有让克钦人获得多少参与、表达意见和实质讨论的机会。2011年年中爆发的战火和难民一直冲到了中国领土,为了边境稳定安全,以及担忧输油管道等重大投资项目的未来,中国在今年2月份把双方带回了谈判桌,几轮谈判后签订了一份许诺模糊的和平协议。

克钦人的独立主张和他们独特的身份认知紧密相关。在现代民族国家成形前,管辖克钦地区的傣族土司和景颇山官没有明确国籍概念,一个属地同时向中国和缅甸皇朝纳贡的事十分常见。由于缅甸在建国后国力虚弱,中央政府一直对北部缅甸控制力很弱,克钦人在半个多世纪里建立起强硬的自我认知。

在云南瑞丽,我们与“景颇大地文化有限公司”的老孟就此聊了两天。老孟50岁,生在瑞丽,景颇族,也就是克钦人的中国同族,时常主动为克钦与中国的事务“代言”,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麻烦却越来越多。

他回忆起1992年,自己第一次去克钦看见伊洛瓦底江,“清得能看见1公里深,旁边全是漂亮的鹅卵石。当时我就想,千万不要让中国人知道这个地方,中国人会破坏这个地方”。当然后来他担心的都发生了,伊江变浑,鹅卵石也被捡到中国当奇石卖了,和缅甸被洪水席卷般运进中国的古木、玉石、金子一样。不过,云南人老孟自己也做了多年玉石生意。不少常跟缅甸做生意的中国人都买了缅甸身份证,方便行商,但他对克钦的认同显然超越了商业利益。“我不是中国人,不是缅甸人,是景颇人。”他坚决地说,“我在过海关时,人家问我,你两个国家的身份证都有,到底是哪国人?我就说,我是景颇人。他没有办法就放我走了,因为他们知道,景颇人就是克钦人。”

冷漠,是中国人的必修课

早饭后,我们去驾车10分钟路程的街洋卡难民营看看。去的路上又遇到塌方,一台中国产龙工挖掘机在山路上轰然工作,不一会儿就清开了道路,不时有克钦军人骑着摩托经过,背上的枪是几十年前的产物,中国1981年制造,锈迹斑斑。在拉咱,我们所见的一切代表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物件全都来自中国。

街洋卡难民营有7900多人,占8万克钦难民的十分之一,都是竹篾、塑料布和木板拼凑成的房子。我们到的时候,雨停了,穿着笼基(景颇/克钦男人穿的长裙)的人们在物资发放点排队领取防雨透明塑料布。两年的难民营生活建立了新的规律,一切都靠政府发放,谋生的任务变成了遵守规矩。

难民营里最好的房子是一群用木板和蓝色铁皮屋顶搭的平房,属于街洋卡IDP学校。校长Nawhpang Hkun San说,学校资金主要来自克钦的难民委员会、梅塔基金会(缅甸最大的民间组织)和克钦赈灾发展委员会,也有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捐款。

在竹篾编墙的简陋医院里,台湾医生刘中伟在教年轻的克钦医务人员以针灸治疗痢疾和毒瘾。“我觉得针灸可以帮到他们,”他说,“因为这里人很穷,1根针灸的针只值1毛,还可以1个人1套针专用,酒精消毒就可以。”他想了想,又诚恳地说:“其实很多时候,这里的条件治不好很多病人,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提供心理上的安慰。”

第三天,我们见到了克钦难民委员会的主任Doi Pyi Sa,他也是克钦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说:“我们得到了一点中国政府的援助,中国人民,尤其是基督徒给予我们的帮助更多。中国政府给东边的难民营提供了一些大米,中部的难民营就没有得到。”

Doi Pyi Sa说话简洁、言辞节制,与拉咱直率粗犷的风气非常不同,但这不妨碍他传达直接的信息。“战争爆发后,在中国曾经有6个难民营,但那里的难民后来被物理性地要求返回(克钦)。”我们被“物理性地要求”这个词逗乐了,翻译官也笑了起来,Doi Pyi Sa只微微抿了抿嘴,掩饰自己的笑意。

他讲述了2011年早期小规模冲突爆发的情形,克钦军最开始被缅军袭击了两次,位置都在中国兴建的水电站附近,它们都处于克钦军控制范围内,但克钦军击退了缅军。2011年年中的那次袭击发生在桑刚哨所,位于中国兴建的大唐电站附近,这次缅军夺走了电站。“很多人认为,缅甸政府的战争是为了保护这些项目。”

我们问著名的密松水电站为何被停建,他的回答很干脆:“密松只是选址问题,它不应该选在克钦人的圣地所在。其他的水电站没问题。”与我们交谈的一些中国人则认为,密松失败的真正原因是我们的惯例是和中央政府打交道,不与克钦独立组织这样的地方反对派交往,以尽可能减少摩擦和争议。因此,在兴建大型能源项目如电站、输油管道时,即便涉及冲突地区,也只与内比都谈判和签订合同,给项目所在地百姓的赔偿金也不会交予地方自治组织。当中产生赔偿金不到位的状况无法追究。

密松电站正是其中一例。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克钦人嘲笑中国人不理解“除了钱之外任何神圣的东西”;一些中国人则认定克钦人没有实话实说,他们只是不高兴,没有得到应得的补偿;许多中国的政策分析专家则完全把它归结于“西方势力”捣鬼。

从缅甸皎漂港到云南昆明的石油管道却是个例外,中国公司与克钦军进行了协商,但Doi Pyi Sa说,“有些部分是建完之后才协商的……因为现在有些地方被克钦军控制了。”我们问:“那么,补偿金可以直接交给克钦方面了吗?”他微微一笑:“我们听到传言(翻译强调了‘传言’这个词),中国公司已经给油管铺设地区的百姓付了补偿金,听说有的百姓拿到了,有的拿得很少,因为不知道怎么去拿。”

这样的不满只是中国面对的一小部分难题,却是大国崛起的必修课。千万中国人涌入克钦,以资本优势换走惊人的自然资源,而克钦人只需到瑞丽,便可以看到大国充沛的财富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所有这些财富和能力,如果与一河之隔的民众没有太大干系,这种遥远的距离感造就的冷漠,将会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

需要赢得他们的心

那天下午,我们拜访了胡峰,一个来自湖南的58岁商人。他是克钦邦主席的干儿子,在本地是个名流。他有一双奇异、透亮的眼睛和迟疑的笑容,穿着齐整的短袖衬衣、西裤和白色旅游鞋,与笼基和夹趾拖鞋的本地装束截然划清界限。

为什么到克钦来?“我那时是想做军火生意,后来没做成……现在我一心侍奉主,不想别的事。”在没信基督教之前,他说自己干了很多“坏事”。1990年代,他的玉石生意在广州做得很大,还一度在腾冲开了个夜总会加赌场。从他回忆时的微笑看,那并不完全是坏事。“我搞了个矿业公司,熄火了……300多万搞企业没了,2800万搞军火没了。”他微微叹息着。

我们提出想看看金矿,他想了想,带我们去看他的产业,还带上一箱啤酒,作为送给关卡守卫的通关礼物。车子在烂泥路上歪歪扭扭地行进,“这里是我的香蕉园。一亩地1000元租金。金场的执照一年10万,机器一套20万。”这块香蕉园由他的克钦岳父岳母看守。

20万的中国产挖金机在热带的潮湿空气里迅速锈蚀,变成了一堆废铁。我们无奈地看了看,跟着他下坡,去看被他挖过的河床。河床上挖起的沙子被堆在这里那里,围着一个个失望的水坑。但回到车上接着往前走时,他的兴致又升了起来。“看,这里,这里要发达了,中国人要来开赌场。”

我们又在他的另一处香蕉园门口停下,此时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他若没有做那些失败的生意,此刻会多么有钱。砍下来的坏香蕉到处堆放,散发浓烈的腐烂气息。一个穿着看不出颜色的衣服的克钦女工人,拿着一把大刀优雅地走来走去,轻松地砍下一串有20多斤重的香蕉,让主人带走。她的薪水按香蕉重量算,一斤香蕉她能赚两毛左右人民币。

短短几天,我们还遇到了甘肃来的冒险家和淘金者潘总,他曾为追寻和田玉源头,从历代寻宝者尸骨堆积的无人区生还;街角那个乐呵呵的药店老板小新,南下干部子弟,稀里糊涂流亡缅甸和泰国,正计划在下缅甸度过后半生;跨境超市的湖南老板老周和妻子老李,辗转国内各地,又经历拉咱的短暂繁荣和战火,并不在乎下一个超市开在哪里;一个对我们满怀狐疑的克钦军总参官员,一番误解总算冰释,又坚持把我们送到了前天采访过的难民委员会……回来的路上又下起大雨,孩子们打着伞,顶着克钦人的手织书包走向山上的学校。

但我们始终没能遇上那个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传奇“校长”、一个建造了克钦军工厂的景颇族人。他是中国景颇族名门之后,却把帮助克钦独立运动作为自己的事业。

在拉咱的最后一天,正好是全缅甸学生联合会发起1988年的88运动25周年纪念日。我们宾馆对面的巷子忽然来了很多穿绿军装、披红领巾的扛枪年轻士兵,其他人都穿着白色T恤,胸前印有凤凰和代表学生运动的拳头图案。走进巷子,我们才发现,这里有个大礼堂,早已布置好茶话会般的场地。每个人都很高兴,就像过节一样。这些人的平均年龄看起来不到25岁。

我们因为要参加克钦独立组织主席宗卡从军50周年纪念日的活动,只好匆匆离开。活动在主席家举行。克钦独立组织和克钦独立军的领导们从各地赶来,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实权人物、副主席兼军委主席恩版腊,各路名流也携家眷到场。活动从10点开始,先由当地教会长老讲话,两个小时之后,头戴克钦族长者小帽的宗卡主席才起身。他漫长的、混合了谦虚与自得的讲话持续了2个小时,披着红白袍子的唱诗班的歌声才作为结束的天籁之音响起。

我们在午饭开始前,匆匆赶回88运动纪念活动的礼堂,却发现这里的庆典也已结束,参加者正等待集体照相。这时我们才发现,这支披着红领巾的军队并不是克钦军,而是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All Burma Student Democratic Front,ABSDF),一支在1988年11月由88运动衍生出来的武装力量。

他们一直在缅北地区与各少数民族武装,尤其是克钦邦和克伦邦的反政府力量一起抗击缅甸中央军队,旨在建立“没有军政府压迫、有和平和人权的缅甸民主联邦”。但它也和所有缅北武装力量一样,陷入过权力斗争的灰色陷阱。在1991年到1992年,35位ABSDF成员死亡,其中20位是在审讯中被折磨致死,另外15位作为间谍被枪决,很多人认为这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加上2001年到2010年一度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使它的形象在外界长期隐晦不明。但2011年起,这些缅族的反叛者在克钦开设了办事处,再次与克钦老战友们并肩作战。

我们正在惊叹,一位头发茬子花白、身体壮硕的军官走过来,用汉语问我们是谁。原来他就是著名的ABSDF现任参谋长毛德,今年已经60岁。毛德是出生在克钦的缅族人,曾经是缅甸共产党人民军成员,这支曾让缅北和泰缅边境动荡20年的军队在1989年之后烟消云散。它最强大的将领彭家声退出缅共,在缅甸掸邦果敢特区一隅建立起自己高度自治的小王国,直到2009年被逐出果敢,不知所终。毛德,这位毛泽东和朱德的崇拜者,加入“学生军”,到60岁仍参加战斗,在缅北也是一个传奇。

这些事情,毛德并不愿谈。“你们先去跟克钦他们申请吧,要是他们同意,我就接受你们的采访。”毛德说,“毕竟我们是在人家的地方,要是自作主张出来讲话,怕引起误会。”这位缅北冷战史的另一位活化石与我们握别,挥挥手,消失在巷子里。

接连几天的雨,走的时候天全晴了。我们的车歪歪扭扭地开上来时路,把流亡者们留在身后。在拉咱,中国这个邻国在近现代留下的庞大足迹还没有被丛林完全覆盖,它源源不断送来的流亡者带来的武器和思想依然在起着最后的作用,但新崛起的经济力量已替代了它们。这个新崛起的力量没有个性鲜明的面目和超越金钱的目标,它更为实际,动机更单纯,与20世纪中期和后半叶引来各种灾难的流亡者相比,新世纪的中国商人和资本对缅甸的现代化也更为有利。但有些缺失依然引起外来观察者深深的不安,许多惯性的盲点、不敏感的反应,正在留下新的足迹。我们还不能评价这些足迹将会如何影响缅北的未来,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还需要想办法才能赢得拉咱的心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