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怀哲: 生命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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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史怀哲/文

生活中我观察到两个让我扼腕叹息的现象:第一,这个世界既诡秘莫测又苦难深重;第二,这个时代人类精神正在渐次衰微。

一旦悟出“尊重生命”的理念及其肯定的人生态度,我的生命基础变得扎实了,我的人生方向变得明朗了。我因此渴望入世,希望帮助世人深刻而独立地思索人生。迄今我未敢苟同当今时代之精神理念,因为其中弥漫着对思想的轻蔑情怀。人们开始怀疑,凭借思维是否真的可以认识宇宙,真的可以厘清我们与宇宙的关系,进而觅得人生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

当今社会,思想深陷危机之中,被忽略、被怀疑。当今时代之政治组织、社会机构、宗教团体,若欲传播其理念,则以既定模式同化他人,绝不鼓励他人进行独立思考。在它们看来,个体一旦学会独立思考,不仅于己惹祸招灾,而且于人蠹国病民,因为无法保证个体会不会服从组织,能否安于领导。

当今各种团体组织并不可以强化其成员的思想价值观,只要大家思想统一、团结一致就可以。它们相信统一和团结便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因此,在人类思想依然残缺不全之时,时代精神非但不见寒蝉凄切之情,反倒沾沾自喜;对于思想上之进步和成就,确实绝非完美无瑕,亦未给予应有的肯定和必要的认可。历史证明,人类快速进步,思想更新功不可没,然而时代精神对此就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它不知道也不承认,未来那些人类思想可能成就事业,它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打压个人思想。

现代人从生至死囚禁于专制之中,独立思维被不断蚕食,个体自信被不断冲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尽其所能努力营造依赖意识。个体生命的方方面面始终弥漫着这种精神,人与人之间,人与政党组织、团体机构之间,概不例外。

这种精神扑面而来,以五花八门的方法强制个体相信:必须听从组织安排、服从组织管理、认可组织理念。可悲的是,时代精神绝不容许个体获得任何机会寻觅自我,却一而再地向个体施以填鸭教育,就像财大气粗的企业在大街小巷不断投放霓虹灯广告,刺激和麻醉过往行人,以求大众去购买它的鞋油、它的调味包。

时代精神如此强势,个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思想,开始照单签收权威所释放的任何信息。他无力抵制外部势力的操纵,他工作繁忙,神情惶惑,注意力衰退,物质依赖心理严重,心灵侵蚀严重。久而久之,他不再相信自己还有能力独立思考、独立裁决。

现代人信心大伤的另一个原因是知识爆炸式发展。个体来不及吸收消化快速增长的新知识新发现,即使茫然无解,也将其当作真知灼见加以接受。年深日久,盲目接纳的心态蔓延至思想的方方面面,至此质疑一切自我意识。

现代社会大环境始终殚精竭虑陷大众于“不仁不义”。怀疑主义已经落地生根、萌芽生长。其实,现代人自信意识已经丧失殆尽。华丽外表下,蜷缩着极端自卑的精神本质。即使拥有巨大的技术成就和物质财富,现代人基本上仍然是个心智不全的可怜人,完全不能也不会独立思考。现代社会,在知识和技术上成就非凡,在思想和精神上却如此无能,真是千古之谜。

身处这样的时代,任何稍有理性或尚能独立思考者,统统都被贴上传统落后、怪异无用的标签。即使天赋人权,实乃18世纪竭力争取的,也被人唾弃嗤。我必须挺身而出、大声呐喊、公开宣示:我对理性思考依然信心十足。我斗胆忠告世人:理性主义确曾屈服于浪漫主义,确曾受制于左右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伪实在主义,然而理性主义并未寿终正寝。“普遍性现实政治”所创造的种种无知愚昧,既让我们备受煎熬、伤痕累累,也让我们警醒:重拾理性主义,更深刻、更有效地思维,是现代社会的唯一出路。没有思想的躯体,就是死亡的躯体。

怀疑主义顺势登场,是因为不再相信真理源于个体的独立思考。社会上,总有人力推怀疑主义登门入室,其个中妙趣是:只要人们不再独立探究真理,就会欣然接受权威实体或者强势宣传倡导的任何理念。

然而机关算尽,他们的锦囊妙计也必然失算。怀疑主义一旦大门洞开,必将失控而肆虐,必将吞噬一切。因为即使有人摒弃独立思维,不再追寻真理,其中心甘情愿于“长官意志”者也是少数。多数人其实还是心存怀疑。他们不再奢望真理,愿意浑浑噩噩,东飘西荡于不同意见之间。

摄于权威而认可“真理”(纵然“真理”颇有价值),是不能消灭怀疑主义的。从不反思,永远被动地接纳真理,理性思维势必萎缩退化,全人类势必淹没于欺骗并堕落直至灭亡。玩弄真理,以至危及世界的生存,不亦悲乎。

真理,一旦受制于怀疑主义,必然贬值,至多变为一种信仰而已,沦为一种缺少思想、内涵匮乏的东西,缺了深度,没了活力,即使尚具影响力,终难成就正果。所以,真理,只有源于独立思想,才可能活力无限。

君不见,果树年年结果,年年结的都是新果。所有真理性观念,也必须在思想的碰撞中不断更新。令人心痛的是,当今时代正奋力将真理的果实嫁接在假树上,以营造一种歌舞升平的虚假景象。

人类唯有振奋信心、独立思考,才可能最终抵达真理的彼岸。人类的思想如果足够深刻、足够独立,绝不可能为主观因素所左右。通过深刻思考,我们可能揭示传统思想中最真实的部分,使之成为一种理性的力量。追求真理必须坚持不懈,更应正心诚意。一个时代,唯有自信不疑,方可觅得精神力量与理性力量俱在的真理。

真诚是情感和精神的要素。当今时代丧失真诚,因为它蔑视思想。现在到了启动思想,再现真诚的时候了。

出于清晰而具体的动机,我将挺身而出,与当今的时代精神一搏。我信心十足,自愿担当,努力唤起人类思想的激情。

“尊重生命”的理念是力克怀疑主义的利器,因为它是最重要的理念。

人类最朴实的思想源于最深刻的问题,亦即人与宇宙是什么关系,生命具有什么意义,善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触发人类思想,可以融入我们的思想,可以横向和纵向地推进我们的思想,使之更为深刻、更为睿智。

如此朴实的思想见诸于斯多噶主义。念书时,我便热衷于哲学史。那时就感觉,我和斯多噶主义有不解之缘,再也看不上其后相遇的任何其他不同学派。坦白地说,斯多噶主义的思想主张确实不尽如人意,然而它的哲学方法简洁合理。可为什么它不招人待见呢?

在我看来,斯多噶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两点一线式的思维,其结果既非常大众又相当深刻。斯多噶主义即使不完美,却完美地呈现了其思想成果。斯多噶主义热情地拥抱真理,激活真理的活力;它情真意切,促发聚焦思维和内在发展,并鼓励人们勇于担当。我坚信,斯多噶主义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就是呼吁:人必须与世界相互神往,相互结合。究其本质,斯多噶主义是一种自然哲学,其收官之作就是神秘主义思想。

研读了《道德经》之后,我感叹,一如斯多噶主义,老子的思想也极其朴实。老子认为,人可以凭借朴实的思想与世界互动神往,可以借由自我生活体验抵达天人合一的境界。

顺理成章,我们可以断言,希腊的斯多噶主义和中国的道家哲学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高度逻辑化的产物,后者是朴实但深刻的直觉思维的结晶。

遗憾的是,欧洲哲学和东方哲学产生的朴实理念,并未成为人类思想的主导力量。原因无疑是,它们的结论无法达成我们的目标。

斯多噶主义无法推动人类的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本该于人类知识和精神发展过程中呈现于人类生存意识。最终,希腊的斯多噶主义推出的理念是不切实际的理念;而中国的道家哲学,则停滞于善意的“无为”,后者在欧洲人看来实在是云谲波诡。

哲学史表明,若以人为出发点,从人与宇宙的关系角度逻辑地思考和推演,我们将无法成功地呈现人类天赋的、肯定生命的道德思想,因为这种思维模式缺乏有效整合手段。逻辑思考不得不曲线救国,希望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取得成功,此类思维模式可以诠释宇宙大概念,也可以促使伦理行为明确目标、合理推进。

古典哲学,无论是以埃比克提特斯、奥勒留和塞内家为代表人物的晚期斯多噶主义,还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抑或是中国的孔孟墨学说,不约而同地探究人和宇宙的关系,进而道义上肯定生命、肯定世界。无一例外地,它们发现,具有伦理特征的宇宙意识实乃世界万事万物之根本。

相比之下,婆罗门文化和佛教理念以及叔本华的哲学则对世界作出相反的诠释。它们认为,时空状态下的生命无关紧要,可以泯灭,所以睿智的理念是:脱离凡尘、跳出苦海。

不难看出,以上所述两种思维皆聚焦于朴实的人类话题,接下来登场的思想散见于众多思维体系,尤其是欧洲哲学之中。这种思想是“次要的”另类思想,因其焦点不在人和宇宙的关系上,而在知识本质、逻辑思辨、自然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似乎哲学的目的就是解答上述问题,或者综合梳理不同学科的成果。这种另类哲学不要求大家反思自我,也不要求大家沉思默想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而是始终不渝地探究并呈现知识论、逻辑论、自然科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种种成就,似乎单凭它们的神力,我们即可理解自我与宇宙的关系。

这种“次要的”另类哲学,因其独特的话题呈现方式,让人感觉身处世外桃源,跳出了三界外,由外朝里,居高临下端详这个现实的世界。

此种非朴实的欧洲哲学,即便关注人与宇宙的关系,也是选择一个武断的、任意的角度,或者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它的研究支离破碎又断断续续,致其模样不稳定、不自然、荒诞不经又东零西落。其实,与此同时,这种哲学让人感觉又是那么丰富、那么普遍。它涉猎的体系、半体系和非体系,相互棋布错峙、支分族解、上下左右,尽其所能地探索文明哲学的方方面面。较之其他思想模式,它又更擅长于深入现实地研究自然科学、历史学和伦理学。

我以为,未来世界的哲学,不在乎如何调和欧洲思想和非欧洲思想,而在于朴实与非朴实思维模式的较量。

在当今学术领域,神秘主义并非无立足之地。根本来说,它只是一种朴实的思想,试图达成人与宇宙的相互神往。神秘主义认为,逻辑推理不可能成功创建此类相互神往,所以退而求助于人的直觉,因为直觉中的想象力可以自由翱翔。结果,神秘主义多多少少又折返至曲线救国的思路上。

由于人类只认可逻辑推理获致的真理,所以神秘主义推导出的理念不可能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其实,这些理念有时也是有缺陷的。考察以往种种神秘主义,我们发现,它们的伦理内涵都不厚实,以致于,尽管它们具有内视功能,却无法引导人们觅得正确的伦理方向。哲学真理被认可的前提是,它拥有某种行动伦理,可以帮助人们探究内在自我和外在宇宙的关系,正是这种探究给予我们的人生以意义。

现代社会缺乏精神内涵,其解决之道,非朴实的冗长探究法也好,神秘主义的直觉性思考法也罢,其成效皆不尽如人意。

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系统庞大、备受欢迎,但是最终却只是为他人做嫁衣,成了怀疑主义的奠基石。

意欲重获思想内涵,人必得培养其思维能力,进而创造生命所需之知识与智慧。“尊重生命”其实就是一种新时代的朴实思维,长期潜伏于地下,如今终于得其名分。

虽然人类种种朴实思想也曾经历磨难却无功而返,但是我坚信,现代社会一定可以在朴实思想引领下,觅得一种肯定生命】肯定世界的伦理概念,此事一定是百无一失的。

世界之构件并非只是现象而已,世界是丰富的,是有活力的。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要于此生的自我互动神往。这种互动不可以被迫发生,只能自觉地、主动地进行。我决意贡献自我,为同处此生的生命服务,如此一来或许能成就一番目标明确、意义实在的事业。

“尊重生命”现实地解决了人与世界如何互动神往这个现实而急迫的问题。如今我们知晓了,宇宙中所有其他存在,正如我们自己一样,都具有生存意识。人和宇宙之间既是被动关系,又是主动关系。作为具有意识的人,我们一方面受到世事更迭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影响着周遭的一切,在庇护、在创建、在伤害、在毁灭。

获取人生意义的唯一途径是:更新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由物质关系更新为精神关系。假使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依然被动地存在,只要努力超越,我们就可以与世界、与他人主动地神往,亦即创建主动的精神性关系。我们真正超越就是,受制于动态的现实世界时,尽力觅得内心的自由,进而改变囿于外部存在的悲凉命运。一旦获得内在自由,我们就变得异常强大,更有深度、更善内省、更宁静平和,更可能克服艰难险阻。总而言之,超越就是精神性地、伦理性地肯定自我。一旦超越,人就可以接纳世界、应对人生。

只要主动出击,我们就可以与世界相互神往,我们便不再是单独的存在。相反的,我们与他人融合为一体,可以移情于他人的存在,可以极尽所能援助他人,并顿悟: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缔造生命和保护生命。

对自身存在,人若开始反省,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人若开始反思,他就会欣然地认可“尊重生命”的世界观。他的一切言行,都将建立在道德地肯定生命之原则基础之上,从此以后,尽管如今他的生活将比原先封闭孤独的生活更加艰辛,但是也更加多彩幸福。这样的生活,不仅真实,而且丰富。

任何人,一旦细究自我及他我之根本问题,“尊重生命”便是直接和唯一的选择,其他任何选择都是不现实的。

学会思考的人,一旦松懈,得过且过,结果只有一个:重拾空洞的生活,营造虚幻的假象。而继续思考,结果只能是“尊重生命”。

所有思想,一旦有迹象表明它将导致怀疑主义,或者创造麻木不仁的生活,就不再是真思想,至多是对人生与世界兴味索然、“缺少思想内涵”的伪思想。

“尊重生命”由超越、肯定人生、伦理道德构成,它们也是真正思想所致世界观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

对现实的思考导致“尊重生命”之理念,作为现实的理念,它必将促使我们坚定地直面现实。

表面看来,“尊重生命”也许是一种粗线条的、呆板的思想,无助于生命伦理的完善更新。然而表象是否悉尼活泼无损于思想品质,言之有理、朝气蓬勃即可。无论是谁,一旦受到“尊重生命”的再教育,一旦按照“伦理”办事,他将立即醒悟,其抽象的措辞蕴含着具体生动的道理。“尊重生命”就是传播大爱,就是耶稣宣扬的理念,更是逻辑思维的必然产物。

“尊重生命”的反对者说它过于推崇自然生命。殊不知,不解生命之价值实乃以往一切伦理思想的普遍失误。了解生命的价值正是伦理学之目的。因此,我们既要“尊重”精神生命,也要“尊重”自然生命。耶稣亦有此一喻:牧羊人寻回迷途羔羊,不仅是在拯救其灵魂,而且是在挽回其生命。尊重自然生命,就会更加珍惜精神生命。

研判“尊重生命”之伦理时,有些人如堕云里雾中,说它并未区分高等与低等生命、有价值与无价值生命。无须讳言,不加区分并非不当之举。

若要判别不同生命之价值孰大孰小,无一例外都将演化为判别它与人类之亲疏远近。然而,人类自我判断所依标准实在是主观的。真的了解其他生命,真的懂得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样的人恐怕找不到。

强行判别,则必然得出:世上有些生命确实毫无价值,尽可肆意摆布。以此类推,若干昆虫,乃至于非洲原住民皆可依我所好依我所需,列入无价值生命之黑名单。

一切具有真正伦理道德的人,必然视一切生命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那些依据人类标准看似低级的生命。只有身处不得不尔的遭遇,遭遇特别的压力,价值判别才是必要的,比如二者择一以保全另一个生命。然而,即使经常做出不得不尔的抉择,我们仍然感觉自责,因为,价值判别无一不是武断的、主观的,痛感自己有亏于舍弃的生命。

治疗嗜眠症的特效药被不断研发出来,确实令人欣慰,更多的病人可以治愈,我也不用心酸地目睹病人日益恶化而无力狮鹫。然而,显微镜前观察那些病菌时,我还是会感叹,为了拯救人类的生命,我不得不舍弃细菌的生命了。

沙滩上,一只小鱼鹰被村民捕获,为了救它一命,我掏钱买了回来。然而,我必须马上做出决定,是让它绝食呢,还是天天捕捉鱼虾供它活命。自然是后者,从此以后,天天都得因为不得不尔而备受良心煎熬。

一如其他任何生物,人总是面对生存与毁灭的痛苦抉择,不得不舍弃其他性命以维护自我或团体的姓名。如果:尊重生命“,则除非万不得已,我们绝对不可伤害或毁灭生命,我们绝不可平白无故做出伤害或者毁灭的决定。

自少年时起,我便爱护和保护动物。看到“尊重生命“的普遍性伦理日渐延伸于动物,如此关爱和同情它们,此情此景令人激动不已、堪以告慰。一切思想健全的人,都应该义不容辞地关爱动物。在调整人与动物的关系上,历史上的各种伦理思想,或者表现得无情无义,或者感觉不可思议。即使对动物富有爱心的人,也很少以伦理角度看待它们,因为以往的伦理学仅仅聚焦于人与人的关系。

很难预料,何年何月社会舆论不再容忍娱乐式虐待动物的现象。

据此得出,思想衍生的伦理并非“理性的”,实在是非理性的,是感性的。它无法明细界定其任务,只是要求大家保护能够接触一切生命,并促使大家竭尽全力扶助生命。

任何深刻的宇宙观无一不具有神秘性。它促使人类与“无限”互动神往。“尊重生命”具有伦理性神秘色彩,促使我们通过伦理性动与“无限”融合。伦理性神秘主义是逻辑思考的产物。一旦生存意识开始探究自身及宇宙,就会敏感地关注周围的生命,并采取积极行动,促使自我生存意识延伸于无限的生存意识。理想思考,如果不不推进,必将坠入非理性的神秘主义。自然,它必须应对生命与世界的问题,它们其实不是理性的存在。无限的生存意识,一旦融入宇宙之中,就会演化为创造的意识,这对我们而言绝对是个难解的奥秘。不过,依赖于我们心中呈现的爱的意识,我们可以通过实际行动破解这个奥秘。可以看出,“尊重生命”是宗教性理念,所有接受这种信念,所有以此理念行动者,其行为背后必然有一种朴实而虔诚的动机。

建立在“尊重生命”基础上的世界观,是一种爱的积极伦理观,具有爱的精神特征。因此实际上,它与基督教、与所有倡导爱的宗教信仰没有区别。借此我们可以弥合基督教与人类思想,在两者之间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系。

18世纪是个理性主义时代,那时基督教和思想密不可分。当时流行的伦理观不免呈现许多宗教特征。不过,这种伦理并非源于思想本身,而是逐渐脱颖于基督教。有一天,这种伦理沦落到仅剩自己的理念时,活力消失了,宗教性褪去了,与基督教伦理遂分道扬镳,不再共享什么相同之处了。自此,基督教便不再是行动的思想。当今基督教已经撤退,仅仅限于传播自己的理念,不再宣称观念必须一致于思想,却将观念视为思想以外、优于理性思想的概念。基督教不再是时代的基本象征,不可能再影响现实社会。

“尊重生命”促发人们再次思考:基督教要不要带有伦理和宗教性质的思想结为同盟?

读懂自己,基督教必须借力于思想。几百年以来,基督教确实以爱和仁慈为怀,并珍惜这种情怀,然而它没有亮出爱和仁慈的旗帜,没有公开抨击奴隶制,没有公开谴责焚烧异教神职人员的行为,没有公开反对酷刑,也没有公开揭发人们在古代、中世纪利用宗教信仰实施的其他罪行。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基督教才逐渐走上现实斗争道路,做出人道主义努力。这是一个教训,启示它不要高傲地蔑视思想。

当今时代,大家热衷探讨,在启蒙时期基督教怎样变得浅薄。不过,我要替基督教说句公道话,想一想,当时社会上又有几项值得称道的人道主义事迹可以反衬基督教确实“浅薄”了?

令人不安的是,酷刑如今沉渣泛起。在很多国家,为了获取被告口供,对警察和狱警先于合法程序或者于合法程序之中实施酷刑,司法部门经常是视而不见的。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酷刑,数量之巨,可说是难以想象。面对酷刑泛滥,如今的基督教,一句口头抗议都没有,遑论什么实际行动了。

当下基督教,大体而言皆未依据基督教方针行事。即便如此,它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觉得教会地位一年比一年提高。基督教已经坠入世俗风范,与其他社团为伍。为了彰显自身的存在,它正试图演化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组织,努力以其广泛的分支机构和真实的传统功绩,赢得恰当的社会地位和世人的普遍认可。不过,在积蓄外在力量之际,基督教正在丧失其内在力量。

基督教确实取代不了思想,但又离不开思想,因为思想单薄和怀疑主义是它无法弥补的软肋。一个时代,假如它的力量源于思想、基于虔诚,将可能探知基督教恒古的特征。

一条溪流之所以流水不断,是因为其下有一股永续的暗流。同理可知,基督教也离不开思想和虔诚这股持续的暗流。由思想导往宗教的通道保持畅通,人类才可能抵达真正的精神王国。

我的宗教信仰可以发扬光大,就是因为思想的支持。

传统宗教理念给予思考者的自由远大于其给予不思考的人,对于它深邃恒远的本质特征,前者的感受更加到位。

无论何人,一旦获知爱的睿智源于“无限”,就不会苛求宗教呈现形上本体世界之完整知识。尽管如此,他可能反思:恶是什么意思?存在的缔造者上帝,其创造意识和爱的意识是一回事吗?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什么关系?个人存在为什么转瞬即逝又亘古恒远?思考良久,不得其解,只好束之高阁。不要紧,以爱为径,与神互动神往,一切答案业已揭晓。

保罗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心愈虔敬,便愈不渴求形上本体知识。知识即如盘山曲径,而非天堑直道。

有人害怕基督教一旦认定思想造就虔诚,势必受制于泛神论。对此,大可不必担扰。一切形态蓬勃兴旺的基督教,其实都具有泛神论特征,因为它认为万物归一,源头都只有一个。尽管如此,一切伦理意义上的虔诚必定盘桓于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之上,因为爱之神耶稣并不能发现于外在自然中,而是认识于内在耶稣之爱。见诸于外在自然中的存在的终极“第一因”,对人而言,是非人格的,然而一旦爱之神耶稣见诸于内在爱之心中时,他和我们之间便呈现一种人格性之伦理关系。

亦有人担心,基督教一旦为理性思想所影响,势必削弱其作用于人的良心和罪恶感的能力。对此,亦大可不必担心。经常承认错误,不等于就会少犯错误。登山宝训中少见罪之训示,实乃其中耶稣真福渴望赦免罪过、净化心灵,遂不断训示。

出于维持传统之动机或者其他某种顾虑,基督教倘若自我反思其伦理宗教思想,此乃基督教及人类之一大不幸。基督教离不开耶稣精神,基督教需要耶稣精神推进其精神化之进程,致其成为溢满灵爱和活力的宗教。只有这样,基督教才可能在潜移默化中优化人类精神。

19世纪人类目睹的基督教只是一个错误累累的青年基督教,并非缘于耶稣精神一路走来的业已成年的宗教。

出于对基督教无比虔诚的信仰,我谨希望以虔诚的精神为基督教服务,而不愿诉诸于含糊无力的词藻来妄加辩护。我恳请基督教启动诚挚和深刻的自我更新程序,乃至厘清自身本质特性。

在此,我也要回答一个问题;我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知识上,我是悲观的;情感和期翼方面,我是乐观的。

之所以悲观,是因为痛心于毫无目的的时事发展。自己迄今还苟活于世,真不值得庆幸。目睹世上种种不幸,人类的不行、一切生灵遭遇的不幸,我感同身受,创巨痛深。

我不敢奢望从同难共苦的生活中解脱。与受难大众分担人间所有痛苦,在我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远溯青少年岁月,我就刻骨铭心地察觉,世人对世间之恶的自圆其说统统令人失望,都是虚词诡说,至多不过形同麻醉剂而已。“世界确实不怎么样,但已经不错了。”莱布尼兹如此伟大的思想家,竟然如是说,我实在不解。

话虽如此,面对茫茫苦海,无论心态如何,我都不曾让自己陷入替天行道式的愤懑。我坚信,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份爱心。思绪至此,答案渐次明了:对于时间苦难,唯一可行的是,我们应当各尽所能、竭力相助!

对于时事,我同样悲观。我无法相信:“其实世界没有那么糟。”我感觉,人类正在走向灭亡。一直走下去,必然再次进入“黑暗时代”。人类不敢直面世人的精神创伤和世界的物质创痕,人类似乎已经屈膝称臣,君不见,人类已经摒弃了思想,已经放弃了思想导致的理想。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我仍然是乐观的。自孩提时起,我就坚信一个道理,那就是真理。我坚信,源于真理的精神力量,永远大于物质力量。我认为,除了凭借自身的精神和智慧创造美好前途命运外,人类没有其他可以恃赖的。由此,我不相信人类会沿着毁灭之路一直走下去。

倘若某个高人逸士奋臂而起,革新思想匮乏之精神状况,勇于传播进步伦理,一种崭新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即可预见,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将唤醒人类潜藏已久的良知。

正因为对真理和精神力量充满欣喜,我相信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伦理性地肯定世界、肯定人生,这本身就是一种乐观祈盼,它永远不会消失。所以,我从不害怕直面悲惨的现实。

一生中,我也曾焦虑忧烦,力度之巨,若非勇气十足,恐怕早就崩溃了。多年以来,无止境的疲惫与沉重无比的责任,我担当了,并安之若命。生活中,我几乎没有任何休闲。但我是个真福之人:有机会从事慈善关爱活动,事业成功且回报颇丰;有勤勉忠诚的助手,视我的事业为己任;有健康的体魄应对熬人工作;有平和的个性,极少喜怒无常;能冷静谨慎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察觉内心恩赐的幸福,并欣然接受。

我深感庆幸,这么多人备受压制与羁绊之苦,我还能以自由之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直接从事的是实务性工作,我依然能够找到机会追寻精神和知识方面的梦想。

因为个人的特殊环境,我有便利的工作条件,这是一种恩赐,希望努力工作,以回报上天的恩情,以证明这种神赐之福是有价值的。

计划中的工作能够完成多少呢?岁月不饶人,我的头发已经泛白,身体也大不如前,逐渐显露疲态和斑痕。

回想往事,我曾不用担心自己的体力,尽己所愿持续从事脑力和体力劳动。思绪与笔尖飘荡至此,不禁悲壮沉雄,感慨唏嘘。

鉴往知来,我心知肚明,我必须依旧“喜乐”与“谦让”。如此心态,纵然某一日自己神灭形消,我也能泰然处之。不论作为行动者或是受难者,我坚信,我们都必须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才是勇敢者,才是行动者,他们努力了,他们获得了“出人意外的平安”。

1931年3月7日书于巴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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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生命的思索:史怀哲自传》一书的结语,作者阿尔伯特•史怀哲(1875-1965)。德国著名哲学家、音乐家、神学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之父。1913年他来到灾难深重的非洲加蓬,建立了丛林诊所,开始从事医疗援助工作50年,直至去世,被誉为“非洲圣人”,他的名字也几乎成了“人类爱”的代名词。1915年他提出“敬畏生命”的理念,将伦理学的范围由人扩展到所有生命,成为生命伦理学的奠基人。1952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历史上首位最无争议诺贝尔和平奖奖得主,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和推崇。

史怀哲细述了个人的生活历程、思想与道德流脉的追忆,也对有伦理与文化关系的论述,道德真谛的阐释,字里行间流淌着他的哲学洞见与宗教悲悯。自传中结合了告白、叙事、探险与哲学思索,让这个身兼神学家、音乐家、科学家与传教士医师的传奇故事,即使在我们这个犬儒的年代,也依然发人深省。 本书开宗明义便说这是个“人性精神已然殒落”的时代,因为无论是科学、科技或权力,全都逸离了伦理的标准。于是史怀哲执着地讨论原始基督教的精神与历史上的耶稣;对巴哈的热爱(声音的诗人与画家);对重建老教堂管风琴的期望。然而对当代读者来说,最让人感动的篇章应属揉合了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哲学观,是史怀哲在后来的人生阶段中发展出来的伦理学,他称之为“对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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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思索:史怀哲自传》

作者:[德]史怀哲
译者:赵燕飞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3-9-1
精装: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