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剑桥杂忆

(一)

来剑桥的第一个月,我每天晨跑。从赫肖尔路上我住的克莱尔堂开始,绕过有着飞檐与亭台的李约瑟研究所,回到格兰杰路,穿过一片草坪,进入圣约翰学院的铁制后门,剑河上的小桥,被中世纪红砖墙包围起的中庭。白衣的厨师们推着餐车进入饭堂,黑衣的看门人在门口闲站着,看到我跑过来,偶尔问一句“早晨好,先生”。穿过圣约翰的前门,来到市中心。要到十月才正式开学,小镇的清晨仍很安静,科斯达咖啡馆刚刚传出研磨机的轰鸣声,海佛斯书店的铝合金门才拉上去。我仿佛无意闯入了一张明信片,一切精致如画,有如梦幻。

它和我刚刚离开的北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虽自称有三千年的历史,北京却是一座崭新、躁动的城市,岁月没有给它智慧与从容,只有慌乱与焦灼。无处不在的噪音、不断涌起的高楼、闪烁不停的霓虹灯、灰尘与废气笼罩的天空、黑压压的人群……在它不断变化、活力十足的外表下,是道德、审美上的衰败,精神上的僵化。权力与金钱的逻辑统治着一切——建筑的外观、马路的宽度、空气的质量、艺术的品位,还有人的内心。因为没有内在的准则,人们被速度、规模、亢奋吸引,因为这速度、规模与亢奋,人们没有耐心与机会建立自己的内在准则。

剑桥是用脚与自行车轮丈量的城市,步行五分钟就能到达的音乐厅,十分钟的戏院,十五分钟的电影院,四处散落的咖啡店、酒吧、草坪与书店。它也是缓慢生长的社区,十三世纪的彼德豪斯学院,十五世纪的三一学院,十六世纪的圣玛丽大教堂,一八八七年的菲兹比利餐厅,十年前才建起的新卡文迪许实验室……它的新时代,不以埋葬旧时代为代价。平衡感贯穿于每一个角落。这里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教堂的钟声在每个傍晚扩散在城市里; 这里涌动新思想,但传统得到无限尊敬,拉丁语的祝词之后,晚餐才正式开始;这里遵循着等级制度,只有研究员才能踩过学院的草坪,坐在高桌上吃饭,但智力上的挑战却被无限推崇;藏书八百万册的图书馆象征着文明的延续,但草坪上总躺着懒散的牛群, 天鹅与野鸭都在剑河上游荡;这里的年轻人被鼓励自由精神,却也强调纪律与竞争,你可以生活闲暇,也可以穿进每一间教室,倾听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主义、或是日本电影的变迁……

知识、传统、教养、自然、安静、大把闲暇的时光,这里有我在北京渴望的一切。我期望它能平缓我越来越强的焦躁与无力感,给我的写作生涯注入新的动力。

在之前的两年中,我日益感到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说的作家的“第一股风”的结束。在一篇真挚的自传性的文章里,他把一个作家二十多岁时的创作称作“第一股风”。他关于世界的最初经验在体内形成,他开始更严肃地理解自身,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世界。这是个令人陶醉的写作过程,他生机勃勃、自信十足、充满了自我发现的英雄主义。他不仅受惠于内在的活力,时代也常常宠幸他,他的自我表现与时代情绪恰好合拍,他赢得喝彩与声誉。这个过程大约可以持续十年。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耗尽了最初的经验与能量,尝试过了各种角度,而同时,外部环境也发生了转变,不再热情地接纳他之前的努力了。

哈维尔在一九七六年写下这些文字的,在等待创造上的“第二股风”的到来。他的“第一股风”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他是个剧作家,在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中,他的资产阶级出身把他从社会等级的顶端推向了底层,倍尝了生活的荒诞与心酸,这也为他的荒诞剧提供了灵感与素材。在他尝试写作时,捷克的政治气氛开始松动。他的剧本不断地上演,其中的荒诞、反讽的语言与情节激起了广泛的共鸣:革命试验带来了一个机能错乱的社会。他的“第一股风”在一九六八年结束,不仅因为热情与才能的逐渐耗尽,更是因为外部环境的转变。苏联的坦克碾平了“布拉格之春”,作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或者流亡,或者沦为清洁工、建筑工人,没有剧院再能上演他的剧本。

哈维尔相信,在“第一股风”结束后,作家有三种选择:他可以用更精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过去的思想,也可以把精力用于巩固自己已获得的地位、表现出的创造力,它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重复。对于一个更为严肃的作家来说,他还有第三个选择,他抛弃过往的自己,把自己从昔日的经验、公众的期待、熟悉的题材与论调中摆脱出来。这也是一次重新发现自我、发现世界的旅程:你要探测到你的新声音,等待新经验的酝酿成熟,它将是你写作生涯的“第二股风”。如今我们知道,哈维尔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股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再写剧本,却成为我们时代最深邃与动人的散文作家之一。

我犹记读到这篇文章时的激动,它挑明了我内心的困惑。也是大约十年前,我决定以写作为业。那是九十年代末的中国。诗歌、甚至散文年代都已结束,它是个新闻报道的时代。全球商业、技术、消费、信息网络似乎不可逆转地改变中国,她似乎再一次获得新生。这也是个新信息涌动、旧的表述方式失效的年代。我这一代的写作者不再以斯汤达、卡夫卡、马尔克斯、T•S•艾略特为楷模,钟情的是《时代》、《滚石》、《经济学人》的新闻写作。似乎只有这种明快、跳跃的新闻体,才能把握这个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

我突然发现自己占据了意外的优势。一知半解的英文、杂乱的知识、炽热的青春表达欲、模仿英文杂志的写作风格,这些因素令我充当了信息断层中的填补者。我引用约翰•密尔来为个人自由辩护,用哈耶克与波普尔反对计划经济与封闭社会,用爱默生的“美国精神”来映照“中国精神”,用彼德•德鲁克的管理理论来探讨中国的商业社会,为互联网革命将改变中国而欢呼……我对所引用的人物都无确切了解,对他们的思想充满了误读,但没人深究这一切。对一些人来说,它正好是个热气腾腾的中国的写照。而对于我的很多同代人来说,我一厢情愿的乐观打动了他们,我们都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的成长恰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和平与繁荣,没有大规模的动乱,不中断的经济增长、日渐开放的社会、日渐增多的个人自由……我们的雄心也随之膨胀,认定自己必将是一个新时代的缔造者,我们还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跃升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这股热情慢慢退却了。我日益感觉到自己对于写作的对象缺乏深入的探索,只在不同的概念之间跳来跳去。我对世界的丰富性的陈述,只是表层的丰富。而当我在谈论中国时,又经常像是隔靴搔痒,总是触不到它的本质问题。在这背后,很可能是我对于智力与道德责任的逃避。在智力上,我过分依赖于别人的思想,它们肤浅地镶嵌在我思想的表层上,从未和我的头脑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而在道德上,我则一直在回避深层的追问,那些我推崇的信念从未真正在我的内心生长起来。像很多的同代人一样,我也是个不自觉的投机主义者,我依赖于外界环境对自己的评价,而不是内心的准则。知识、思想,甚至理想主义,有时都不免是我投机的方式。

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自己与社会情绪之间发生的分裂。读者不再兴奋于我兴奋的东西,社会推崇的价值观越来越与我期待的不同。我相信个人多元价值,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市场经济与小政府,认定个人的自由与丰富才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目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却目睹中国重新走向封闭,对集体主义再度认同,一种强烈的反智、反精英主义情绪,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又一次兴起,粗鄙的大众文化的胜利……我觉得愤怒与不安,也感到挫败与焦虑。但我还说不清,这日渐增长的无力感来自于对自己的愤怒,还是对社会的不满。

我的“第一股风”似乎结束了。

(二)

我以为自己会拥抱剑桥,却发现自己下意识地逃避。符合我一切期待的新环境,也没给我带来内心的镇定。很多个早晨,我坐在图书馆的茶室里,内心弥漫着慌张。桌上同时铺着好几本书,我从这本跳跃到那本,担心错过任何重要的段落。

倘若我的“第一股风”是即兴、激情、碎片、截稿压力式的写作,如今我想写得更深入、更系统、更富个人洞察力,要承担起一个作家对应的知识与道德上的责任。

如何获得这一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发现自己掉入了新的困境。穿过图书馆林立的书架时,兴奋与绝望同时洋溢在我心中。我关心的所有事物,都有人做出了详尽的、出人意料地探讨,如今我可以汇入这股传统,让自己的思考更丰满,但同时,我的意义何在,我能为其中添加些什么样的新东西?我也没有进入剑桥的社交生活,我回避正式晚餐,明知可能碰到有趣的交谈者,英国的分析哲学家、匈牙利裔的戏剧教授、以色列的中世纪犹太教的博士后、来自巴西的写小说的材料学家……他们都可能出现。很多时刻,我迫不及待地钻回我的房间,听收音机、泡在浴缸里,不无病态的沉浸于寂寞与感伤里——我觉得自己轻飘飘地附着在明信片一样的剑桥上,我找不到支点,思想与身体都失去了重量。

是因为所有熟悉的朋友与关系都消失了?是因为受挫的自尊心,我在中国赢得的小小名声不起作用,语言的屏障令我觉得自己笨拙不堪?还只是生活上的不适,饭堂里总是炸鱼和薯条、白得令人不安的火鸡肉。或者是一个青年的性欲被压抑了,在周末夜晚的酒吧里,我看这些年轻、俊美、来自世界各地的姑娘,却不知道该如何和她们发生关系?是因为一个访问学者的生活太过自由了,不需要上课,没有必须完成的义务?……

我第一次独自生活在海外,多少吃惊地发现,这彻底的自由让我心生恐惧,丰富的生活竟让我退缩。我原以为这一年,我会多谈谈亨利八世、国王学院的左派传统、《伦敦书评》、查令街的旧书店和罗素、凯恩斯、奥登的世界,结果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写作了中国,而且是当代中国。

多年来,我批评她是个扭曲、异化、无根、浅薄的社会。如今,我却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的存在。似乎正是在这种批评、和这种批评激发起的反应中,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为了了解这个中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历史,东欧与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国家主义占据上风、个人自由溃败的年代。但也是黑暗中,一些心灵绽放出特别的光芒。似乎剑桥的自然、宁静、丰沛,加剧了我对于扭曲、疯狂、匮乏的兴趣,让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米奇尼克、刘宾雁、刘晓波……他们似乎都在提醒,我一直在逃避的东西是什么。

是疏离感让我感到脆弱,要从那些流亡者身上寻找力量?是因为丰盛的人类文明让我不知所措,我要拼命抓到一些更熟悉的东西?还是我正在寻找自己的内在的使命?可能都是。我隐隐地感到一种新情感在内心浮现,但不知道它是假象,还是真的变化。

过多的自我分析是危险的,它难免掉入自恋的泥潭。不过,我从前的自我分析实在是太少。你甚至可以说,成长在中国社会,你很少有机会进行真正的自我分析。我们总是生活在人群中,被无处不在的人际网络包围,更重要的是,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每个人的头脑。个人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他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知识与精神也总是现实力量的附属品。这可能也是中国的流亡者中没有产生东欧与苏联流亡者中的知识与道德上的巨人的原因之一。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宿命般的要和中国社会发生关联,一旦脱离了土壤,就像失去了养分的植物。即使其中最杰出的头脑和心灵,也很难建立起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倘若不能用自己的知识与道德力量来变革中国,就倍感失落。但这也像是个悖论,倘若你无动于衷于中国的种种困境,你必定是个逃避主义者;但倘若你的头脑与内心被这些困境全盘占据,你有不可能建立起自我的精神世界。

这种平衡难以把握。一些夜晚,我发现自己陷入信心危机,发现自己既没有道德勇气直接面对中国社会的困境,知识、思想是要来对抗压迫、不公、谎言的。我也仍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我如此渴望一个现实社会对我的回馈。多年来,我在写作中倡导的一切,个人、自由、独立、内心,都只是我的功利主义的装饰物,它们让我与众不同,赢得喝彩。但我从未真正了解它们的内涵,倘若它们带来的是伤害、危险、孤立,我还可以继续吗?

我隐隐地意识到,倘若我的写作生涯存在着“第二股风”,它一定与此相关。

(三)

《一个美国人在维多利亚的剑桥》初版于1852年,手上的这本是2008年的新版,淡黄色的封面上有校园生活的铅笔素描。1840年到1845年,美国青年查尔斯•艾斯特•布里斯特德在剑桥的三一学院读书,辩论,醉酒,划船……布里斯特德不是个多么杰出的作家,却是个诚实、敏感、勤奋的记录者。这本书既是一个青年的成长记录,也是两种文明的相遇故事。

此刻的美国仍生活在英国的阴影下。尽管政治上早已独立,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仍依赖欧洲。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狄更斯的最新著作,即使最杰出的美国心灵,仍不免在英国头脑面前略感不安,所以过分善于制造警句的拉尔夫•爱默生要呼唤“美国精神的独立”。

而大英帝国正处于它权力的顶峰,不仅是军事上、物质上的,也是制度上与文化上的。对于大部分欧洲人来说,美国代表着乌合之众的胜利,一种粗鄙的金钱崇拜的价值观。布里斯特带着文化上的自卑到来,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他,在这本书中洋溢着对英国教育的赞赏、对美国大学的批判。当时只有很少人能意识到,美国代表着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一个清晨,我无意中买到这本书,并问问自己能否记录出此刻中国与英国的相逢,前者也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大国。

但谁会对这样的描述感兴趣?距离“一个美国人在维多利亚的剑桥”一百六十年了,大英帝国已经缩回到英伦三岛, 人们讥讽伦敦不过是华盛顿与纽约的附庸。牛津、剑桥仍在,却越来越像这个时代的装饰品——它们典雅,富有魅力,却也无关痛痒。它们的毕业生不再统治世界,倘若你观看了最近一场首相竞选,你会发现帝国不仅在物理意义上、也在精神上衰落了,甚至陷入身份危机。三位竞选人,不管是来自哪个党派,毕业于哪个学校,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奥巴马。

过去的十年里,世界权力的中心似乎又一次发生转移,这一次是向东。中国,或许再加上印度,被认定要主导世界的未来。这是眼花缭乱的新变化,中国举办了历史上最昂贵、叹为观止的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宇航员被送上太空,能源公司登上了全球企业规模的榜首,外汇储备无人能敌,甚至一场七十年未见的经济危机也只让她更强大,她被认定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注定要象十九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塑造、领导二十一世纪。

中国是新的全球历史的开启者,而欧洲生活在“历史的终结”中。倘若你记得十九世纪的欧洲流行情绪——“欧洲的五十年胜过中国的一个轮回”,眼前的变化就会更显得兴致盎然。

但倘若历史的本质是思想史,是新的价值、意义的确立,而不是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中国真的能代表新的历史力量吗?

很有可能,剑桥为观察这种新的历史力量提供了有趣的角度。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留学是一种汲取历史动力的象征。停滞的中国要从西方寻找科学、技术、制度、思想上的活力。

从美国归来的胡适一九一七年在上海码头对迎接他的朋友说,“如今我们归来,一切都将不同”。二十七岁的胡适引用的是伊拉漠斯的名句。这是中国留学生最自信的时刻,他们通过充当两种文明之间的沟通者,中国社会的变革者,肩负把新观念、新技术、新组织带入中国的使命。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胡适写道“他(归国留学生)总是带着一种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见解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有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

这当然美化了传统,拥有胡适式情怀者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留学生只是如鲁迅笔下的上野公园中的清国留学生的模样:“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从清末到国民党政府,留学经常不过是个光鲜的标签,为一些人谋取官场与社交场的资格。他们失去了与自己土地关系,却也没接引上的新的源头。

而那些“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也往往命运不佳,它们总是被吞没于顽固的中国传统与惰性中。他们的雄心、焦虑、局限,恰好像是中国自身特性的流露。但没人能否认他们的重要作用,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权力、财富、知识的鸿沟,他们是其中的传输带。但悲剧也在于此,他们仅仅是传输带,由于外部环境的紧迫、内在的脆弱,他们从未建立起自身的意志与价值,他们的作用往往被局限在工具性的范畴内。他们可以建造一条铁路、建立一家化工厂、设计一幢新建筑,但他们的影响经常是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他们太急切于有用,他们可能心地高尚,要拯救祖国,也可能世侩不堪,要谋取个人成功。

很少有人深入理解这强烈的工具色彩的问题与原因。它既来自于传统社会中的实用主义,也与现代世界中的国家竞争有关。陈寅恪发现二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他忧虑“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在这种功利倾向背后,是个人意志的缺乏。因为缺乏独立、内在的精神世界,人们才会盲从、缺乏耐心,只选择最实用的东西。但它却导致了最不实用的结果。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多少像是萨哈罗夫对当年苏联的批评:“我们的社会必须逐步从非精神性的死胡同中走出来,这种非精神性不仅断绝了精神文明发展的可能,也断绝了物质领域进步的可能.”

萨哈罗夫的判断并非全然正确。在精神文明上走入了死胡同的苏联,创造了物质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国家力量来衡量的。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被视作历史的新动力,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力量。倘若西方的历史动力来源于个人解放后释放出的活力与创造力,苏联则代表集体式的成就。五年计划、集体化、国家工程,个人毫无价值,必须沦为集体目标的牺牲品。它创造了物质上的奇迹,尽管这最终被证明是暂时的,并且伴随有可怕的后遗症。

而一代代中国留学生,曾经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帮助这个新中国发射了火箭,制造了原子弹与氢弹,并被认定是民族的英雄。但是,他们有多少人对这些行为的意义与价值,它与这个民族深刻苦难之间的关联,进行萨哈罗夫式的追问……他们在西方学习到的知识与能力,变成了哄骗与压迫自己人民的工具。

(四)

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像国内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们喜欢叫自己“八零后”。这也是个充满反讽的称谓,他们都竭力表明自己的“个性”,却又心安理得地把自己装入这个模糊的集体身份中。

与之前的几代留学生不同,中国不仅不需要他们的拯救,他们还要借助中国的荣光。他们的青春期与喧嚣的“中国崛起”重叠。中国与西方正在达成新的权力平衡,不再是一边倒的倾斜。西方的观念、技术、组织不再占据天然的优势,相反地,人们开始认定中国蕴涵着新的成功秘密。留学生的地位也迅速衰落。十年来,留学不再是最优秀人才的必然归属,反被视作在国内激烈的竞争失败后的另一种选择。留学生人数的激增,也让他们丧失了从前的特殊性。

但即使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剑桥的中国学生的表现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在到来后的第三个月,我目睹了中国学联主席竞选。这是每年剑桥华人社区最重要的政治与公共活动。中国学生是剑桥最大的海外学生群体,算上那些读预科的中学生、来去不定的访问学者,它的数量接近一千五百人。他们数量众多、无处不在,却仍像是剑桥公共生活中的隐形人。在剑桥最大学生报纸Varsity上,我很少看到他们的消息。我不了解那些数量过分繁多的学生活动,但在演出阿兰•图灵的悲剧一生的戏院里,在书店里,在放映乌克兰大饥荒的小型影院里,我很少看到中国人的面孔。同样显著的是,当世界媒体都在热烈讨论中国时,这里的中国学生不知道、也没兴趣发出自己的声音。

走在街头,我经常看到时髦的中国青年,他们有的头发染成金黄色,穿着那种快掉下来的牛仔裤。他们的脸上早没有匮乏与生涩的痕迹。他们来自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其中一些甚至腰缠万贯。在剑桥、伦敦还有很多英国城市,你都听说过富裕的中国学生一掷千金的故事。最富有的用现金购买公寓、汽车,频繁出入名牌店,不是最富裕的也可能一顿吃掉一千镑的火锅。语言不是障碍,文化冲击也早已被全球化与信息化冲淡。他们是看着好莱坞电影、听着Lady Gaga成长起来的一代。但是,他们的脸上却有着新的匮乏痕迹。他们对于全球的消费符号无所不知,对于世界的另一部分却一无所知。

这些中国青年生活在一种新的封闭之中。新技术、自由的信息既解放了他们,也摧毁了他们。借助Skype、电子邮件、MSN、Facebook、Youtube,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群落中,即使生活在剑桥,他们也可以不错过中国的任何一部热门连续剧、最新一部“非诚勿扰”。英国反而变成了暂时的背景,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发表对英国社会、对世界的看法。而中国的崛起则以另一种形态作用在他们身上。他们不仅不再把自己当作中国社会的改造者,反而以更迫切的态度,融合到中国的现有秩序中。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也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注入到他们的生活。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商业与消费上的成功,是政治上的停滞与无能,是文化生活中的喧闹与粗鄙。

发生在遥远的剑桥的这场竞选,表现了一切中国内在的困境。化学系这间阶梯教室能容纳五百人,十一月初的这个夜晚济济一堂,一位华裔女警在场外巡视。这是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竞选的活动的高潮时刻。

在不同学院的走廊里,市中心草坪边的栏杆上,还有密尔路上的中国超市中,都贴上了竞选海报,候选人和他们的团队都露着灿烂、自信的笑容。拉票活动以校友、同乡、同系为半径不断外延。新生是主要的争夺对象,他们初来乍到,急需一些指引与帮助,也没有养成嘲讽的态度,很容易被热情的言行打动。临时搭建的竞选班底,在火车站接新生,请可能投票者在中餐厅与不同学院里吃饭,分发来自不同商店的优惠券。一些惊人之举也偶尔出现,候选人会邀请一百位到某学院吃Formal Hall,这是牛津、剑桥日常最重要的社交方式。它鼓励不同学科的人自由交流,但在一些夜晚,它被中国学生集体占据了。他们都穿着黑色的、像蝙蝠侠式的长袍,蜂拥而来。一个世纪前,中国人抱怨来到东方的西方列强像是“闯进了瓷器店的公牛”,如今轮到了我们来做公牛。

在很多方面,这场竞选的确遵循着民主程序。但这民主更像是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的一幕,饱含着民主试验中的粗鄙。选举前已传出了“性丑闻”、“贪污案”的消息,所有人都清楚,这不过是相互攻击的方式。

这一年共有三位竞选人,其中两位志在必得。而另一位M是竞选者中的异类,一个捣乱者。他是物理系的博士候选人,却有一颗文艺青年的内心。他每天穿戴得像是个太空人,浸泡在实验里,和他不欣赏、也不欣赏他的导师一起收集试验数据。他渴望的却是到处流浪,结识陌生姑娘、给他们念海子诗歌的生活。他又没有勇气打破这一切,只能在现实的环境与内在的渴望之间摇摆。他也是我在剑桥最早的朋友之一。当他在两个月前宣布参与竞选时,他成为了中国学生社区中的一个笑话。没人把他的行动当真,他自己也是如此。

这像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人人都觉得中国学联既太过官僚色彩,也太过庸俗,每一任主席及其班底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与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建立密切关系,接待来自中国的政治、商业权贵,为自己的未来搭建或许用得上的人际网络。剑桥学联主席即使不再如往日那般引人注意,也是一种自我证明的方式,每年的选举仍是华人社区的中心事件。它甚至可能是一笔额外的收入,据说它的账目从来混乱不清。

M的参选给他自己和很多人带来了乐趣。一千多名中国学生使用着共同的邮件组,人人都可能在Facebook上相逢、留言,M则在这个虚拟又真实的世界里,不断攻击学联的制度,指责其他候选者的荒诞,也利用他刚刚赢得的注意力邀请漂亮的女选民喝酒。反正这是一场闹剧,人们乐于看到一个不同的闹场者。没人觉得M可能获胜:他既没有任何实际举措,又言辞不谨,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派系网络,这在竞选中至关重要。

当晚的程序是,三位竞选人轮流发表了竞选演说,然后投票,统计票数,公布结果。在那间教室里,我感到两种力量的奇妙结合。一方面,它有着民主的形式,拉票、同台演说、投票、空头许诺、自吹自擂,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如此陈腐的内容。两位主要竞选者的演说内容,围绕着空洞的爱国主义与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展开。他们都提到了二零零八年的奥运火炬传递、温家宝总理几个月前在剑桥的演讲,他们声称要成为阻止藏独分子、挡住向温总理掷鞋者的坚强手臂。在这样的政治表态之后,他们的话锋迅速转向了他们更熟悉也更得心应手的许诺:他们说自己已经与剑桥多少家商户签订了协议,将在未来的一年中组织多少次旅行,并成功地把每位的费用又砍下了十三英镑。我像是刚刚读完了《人民日报》,又一头扎入了《精品购物指南》。

大多数人觉得来自清华的候选人W会获胜。清华毕业生在剑桥不仅人数众多,还有一种罕见的凝聚力。似乎“又红又专”的清华传统令他们既避免了思想上的分歧,又在实际组织上能力强大。他们也是集体主义的最佳楷模,他们或许每个个体都显得生硬、没有光彩,但他们聚集在一起时,这“清华人”则自信与傲慢十足。既然他们的师兄们领导着中国,他们也该领导中国人组成的任何组织。他们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所有的清华人,还有他们的男朋友、女朋友、好朋友、酒肉朋友,都会发自内心、碍于情面、或无所谓地为清华候选人投下一票。

但在投票当晚,M却是全场的核心。他的面色比往日更苍白,尽管在网络世界总是毫不在乎,他真正渴望的却是被严肃对待。他的短短演说没有任何真正的特殊之处,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只应该是一名稍有想法的大学生的判断。他的演说里没有爱国主义宣言,没有商店的打折信息,他讲述了自己这个从西安来的青年人最初对剑桥的向往,和到了此地的失望。他发现中国的青年精英们,在这座如此浪漫、传奇的大学里,却很少有思想上的探索与碰撞,更缺乏对自身使命的追求。他期望他领导的学联,不再把精力集中于吃喝、游玩,而是放在公共的智力生活上。他让全场屏住了呼吸,接着是狂热的掌声与口号声。

M最终没有当选,他赢得了最大程度的同情,原本估计的得票率戏剧性地上升,他也赢得了很多姑娘暂时的好奇心。最终获胜的还是现实的力量,尽管W的竞选演说像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的项目招标书,精心制作的Powerpoint不过是上一届竞选者的翻版,但他最终还是当选了。

没人在乎选举,它带来的喧闹很快被考试的紧张、圣诞节、英国冬日的阴郁所覆盖。也没人指望学联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中国留学生就像是在两个极端摇摆,他们充满了集体意识,只有在中国人的小世界里才觉得安全、放松; 他们又是如此的自我,除去私人生活,他们不会对任何事情忧虑。

倘若这竞选暴露了政治训练的匮乏,那么每年的春节联欢会则是中国社会日渐粗鄙的文化生活的象征。它也是新当选的新一届学联领导班子的主要活动。我还记得那天晚上蜿蜒的长队。市中心的一间剧场布满了中国特色,红灯笼、对联、穿着旗袍的礼仪小姐,像是唐人街的翻版。在演出开始前,是组织者们费尽心机、发动庞大网络制作的录像。李宇春、瞿颖、花儿乐队,还有一大批脸熟、却叫不上名字的二流、三流娱乐明星,纷纷对着镜头拜年,祝福远在英国的同胞们。刹那间,我神情恍惚,不知身在何处。我们逃得这样远,却也逃不出中国大众文化的包围。这里是剑桥,来到这里的应该是最优秀、最富创造力的头脑,他们不仅没准备拥抱新生活,却一心要投入旧怀抱,以赢得平庸与粗俗力量的认可。

从十九世纪旧金山的唐人街到二十一世纪的剑桥的中国学生,不管他们生活在何处,离中国有多远,时代变得多么不同,教育水准是否改变,他们都像是被施加了咒语,你感到一种东西从未变化,他们总是顽固地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唐人街的洗衣工们,生活在窄小的房间里,从来不知道美国的模样,只希望攒下更多钱寄回家乡。而剑桥的青年人成长在即刻通讯的年代,也仍被紧紧包裹进那个中国。

一些时刻,我不禁觉得自己的判断过分苛刻了。这毕竟不是全部,我碰到好几位思想不凡的青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有着清晰和深入的认识,一位比我年轻十岁的历史系硕士,让我叹服不已——他对世界的理解比我更深入和广泛。但他们实在太少了。

我凭什么责怪这么多人呢?他们成长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在学校中、社会里,都洋溢那股平庸、功利的气氛,他们从未被鼓励参与和了解生活。我们这一代、还有比我们更年长的一代,才该为此负责。我们更该为中国社会的堕落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他们……

(五)

“轻轻的我走了,就像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诗句如今镌刻在国王学院河畔旁的一块白石上。

游客改变了世界。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人来说,美国人真是无处不在, 带着暴发户式的粗鄙与廉价的好奇。“不管你去哪里,都听到美式英语的腔调”,奥地利记者约瑟夫•罗斯在一九二五年写道,“在大街的每个商店橱窗前,可以听到他们在议论陈列的货物是贵还是便宜。所有的大路上都是观光巴士,每趟车上拥挤着五六十个美国人,双手折叠、规规矩矩地坐着,好像他们仍在学校里。”在他看来,巴黎有时就像是个卖淫者,专为取悦游客而备。

游客也改变了剑桥。市中心总是吵吵闹闹,人们拍照、惊叹、用各种语言交谈,带着对某种神话的憧憬,和一个消费者的特别自信。就像二十年代的美国人、六十年代的日本人,中国游客正在占领世界。

在剑桥,你每天都听得到口音各异的中文。中国游客总是拥挤在一起,总是举着照相机,似乎不透过这小小的电子屏幕,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不把自己装在像框里,就什么也没体验过。

他们也总要问哪一座桥才是徐志摩的康桥。不是中餐厅,而是徐志摩,才是这股浪潮最重要的受益者。在因诗人卢伯特•布鲁克而闻名的茶室博物馆里,除去布鲁克的诗篇,还有徐志摩的两首诗;在剑桥八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他的照片和达尔文、牛顿出现在一个行列。

而国王学院特别为他竖立了石碑,以纪念这名短暂的游学者。可惜石碑太新,色质太白亮了,似乎表明这并非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它更像是中国崛起与新一轮通货膨胀的产物。

《再别康桥》为剑桥增添了魅力,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不是因为牛顿、罗素与凯恩斯,而是因为徐志摩。

但它也变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隐喻。除去感伤、疏离,它还是一种深深的无能——他不能、也不打算理解这种陌生的文明,只能浅浅地掠过。

这不也正是中国与世界相逢的缩影吗?中国的理解总是表面的、技术性的、情绪化的,总带着观光客的心态。九十年前,徐志摩拜访罗素,向托马斯•哈代讨要礼物,把拜伦与雪莱引入中国,他精致、讨巧,却没有追问的欲望与能力。此刻的中国学生们,忙着戴上方型的学位帽、向别人炫耀三一学院可以吃到天鹅肉、散步碰到了斯蒂芬•霍金。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观光客。

不管中国已变得多么富强,他们的出手多么阔绰,这些游客、学生仍让人意识到他们来自一个还未开化的国度。他们脸上的神情、说话的语调、走路的姿态,泄露出他们焦躁、做作、茫然、胆怯却又放肆。他们很难独自面对、欣赏这个新世界,急于把所有的陌生、新奇,都置于自己熟悉的系统中。迅速到来的财富,没有解放、反而压垮了他们,滋养了他们的封闭倾向。有时候,看到我的同胞时,我会想到庞德的那句自嘲之言——“生于一个半野蛮国度,这个国度完全不合时宜”。

这真是讽刺性的一刻。我们是在“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历史教育中成长的,此刻中国又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野蛮人”之感却仍如此强烈。这种“野蛮感”也正是我内心不安的源泉。我们搞不清歌特式的建筑、巴洛克风格的音乐、王尔德的讥讽天才,没法读法文、德文、俄文的著作。即使面对耗尽我们心思的中国问题,也经常发现这些西方学者比我们研究得更深入,甚至写作得更优雅。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失去了徐志摩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身处中国历史的低谷,但仍有一股东方式的典雅。在多年的革命、种种反智运动、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几代中国人成了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们与中国的传统失去了联系,也对世界不甚了了。糟糕的教育、庸俗的社会环境,扼杀了人们的好奇心、想象力、逻辑感,还把错误的观念与事实塞满了我们的头脑。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头脑,就是那些最成功地拒绝了正规教育的人。

仅仅感慨我们自身的“野蛮”吗?它不过是另一种自怜,而且可能变成一种责任推卸——是社会与时代环境使然,个人无能为力。在海外中国学生的社群中,两种极端看法一直并存着。大多数人庸庸碌碌,埋头于自己的小世界,而另一小部分人则以谴责自己的国家与时代为乐,一副愤愤然的样子。但他们的情绪也多少像是鲁迅在多年前批评的对象:“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

我怀疑自己也曾陷入了同样的“愤愤然”的境地。在那些古老学院中穿梭时,多少像是波兰诗人米沃什走在巴黎街头的感慨:走过笛卡尔街,/我朝塞纳河走去,这是一个年轻的野蛮人在旅行,/他因身处世界的中心而惶恐。

我忘记了一个国家的转变是漫长而无序的,眼前令我不悦的现象,可能在这场巨大的转变中难以避免。更重要的是,我把自己的无力感转嫁给社会环境。谴责别人,比改变自己的无能,要容易得多。

我需要更有耐心、也更富创造力地面对这一切。在庞德感慨美国的野蛮,米沃什在巴黎感到惶恐时,他们都在为世界增添新的内容。传统与文明固然美妙,但它不仅滋养人,也可能是巨大的束缚。传统的“野蛮”或许粗鄙,却也可能蕴涵着新的可能性。

在《经验与贫乏》中,沃尔特•本雅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欧洲人是传统中断的一代人、经验贫乏的一代人。但正是在贫乏中,可能诞生一种新的创造力。他们只为那些有现代感的人写作……而不为那些在对文艺复兴或洛可可的热望中耗费自己生命的人,而在这种外在及内在的贫乏环境,可能产生真正的事物。

现代主义那眼花缭乱的创新,甚至共产主义实验,是本雅明眼中的“真正的事物”,什么是我这一代中国人的“真正的事物”?

中国的巨大转变,是对人类社会种种既有理论、思想的检验与挑战,也提供了眼花缭乱的情感与故事。如何运用自己的头脑与眼睛,来观察、理解、描述这一切,则变成一项艰巨、迷人的工作。它也是整个人类价值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很多时刻,我们高估自己的独特性,完全忽视了人类经验的普遍性;但另一些时候,我们又缺乏智力上的自尊,不免低估自身实践的重要性,认定自己所热烈探讨的一切,那些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早已取得共识。

在这两种倾向背后,都是僵化的世界观,似乎某种观念一经确立,就不再改变。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整个世界、人类的全部遗产,并为其中增添新的元素。没有什么制度与思想,是恒定不变的,它必须被不断检验与挑战。或许对于自由、民主、平等等概念,托克维尔、约翰•密尔与柏克已经讲述地足够多,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人们都会以不同方式重新理解这些概念,拓宽它们的维度。每一代人都要同时拥抱世界遗产和建立智力上的自尊。世界的历史是个持续更新的过程。

而对我个人、或者很多有类似经验的人来说,加入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的前提是,我们真的能确立“个人精神”。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发现世界,承担对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接受源自内心的喜悦与挫败。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这种“个人精神”从未真正觉醒,它总是屈服于人际的网络、群体的压力、社会的标准、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危难……“个人精神”的失败经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可能是一种全然无私的奉献精神,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压制自我,也可能是一种高度的自私,除去现实利益,什么也不关心。前者放弃了个人判断,把选择的困境、道德与智力上的风险交给了集体意志,后者则选择把自我中的一部分关闭起来,拒绝和世界发生真实的关系,更恐惧这种关系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恐惧独自面对世界,必须隐藏在某种面具之下。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怎么可能真正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

或许,当我最终能建立起这种“个人精神”时,我的第二股风也就悄然地吹来了。(全文完)

写作于2010年12月-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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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还没找到我的“第一股风”,每当我读了那些崇尚自由精神的作家其中一个后,我发现源源不断的更多的作家摆在我面前,让我无所适从。是不是越生在后时代的人越难超越前者?我们从中选择的作者越来越多,这总是让我感到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