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印度的大争论

即将结束的印度雨季好不热闹。

对中下层的百姓来说,从9月12号开始,他们将享受新的粮食补贴。2013年的《国家粮食安全法》(National Food Security Act)惠及超过67%的印度人,赋予他们购买低于市场价大米和小麦的权利,学生在学校免费就餐,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可以得到额外补贴。这个计划的成本之高可以想象(估算在每年400亿美元左右)。印度政府认为,改善本国长期面的营养不良问题是提高国民素质和生产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印度贫困地区儿童体重过轻、发育迟缓现象严重)。和中国一样,印度人和饥荒的渊源不浅。过去两千多年来,印度历史记载了近百次大饥荒。而且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就始于饥荒(1769),终于饥荒(1943)。消除饥荒是独立后的民主印度最自豪也是证明自己合理性的傲人成绩之一,《粮食法》如果是批评家所说的国大党(Congress Party)拿出的一种收买选票的伎俩,也只能说国大党很会送礼。

对生活在德里、孟买等城市里的有钱人和官僚们来说,他们茶余饭后在谈论的,是一个新政治明星的诞生——纳伦德拉·莫迪(Narenda Modi),古吉拉特省省长。在国大党统治的多民族印度,莫迪代表了一种新的右翼政治的兴起:他结合了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noalism)和支持全球化、善于吸引外资这两种传统上认为有些矛盾的主张。《粮食法》通过的第二天,莫迪成为了印度最大的反对党人民党议会委员会(BJP)在2014年大选中的候选人,正式挑战索尼娅·甘地(Sonia Ghandi)领导的国大党在独立后印度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莫迪之所以能够成为印度人的谈资,可能因为他和重庆时期的薄熙来有相似的地方——他善于发动媒体攻势、炫耀个人魅力和古吉拉特的经济成就。“古吉拉特模式”俨然已经是一个朗朗上口的名词,总体上代表的是偏离印度传统的IT、高科技发展,而更像八九十年代珠三角那样用优惠政策吸引国外制造业投资者,同时大力投资基础建设的发展模式。可惜莫迪民族主义的一面和薄熙来唱红打黑有相似之处,他被认为在2002年反穆斯林冲突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那是他成为古吉拉特省长第一年,超过1000人冲突中丧生。

印度唯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的经济与哲学教授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7月末的一天终于站了出来,在一个电视采访中宣布:“作为一个印度人,我不希望他成为我的总理……他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让少数民族感到安全。”森虽然自己也是印度教徒,他依然希望一个更世俗化政府。

如果这仅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哲人在警告国民也就罢了。森的言论其实是另外一个更加复杂争论的一部分,这恐怕是今年印度最为尖锐的一场争论,它的主体虽然局限于印度精英群体,偶尔也触及了美国和英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但是争论的本质和《粮食法》、古吉拉特模式都有直接的关系。

争论的一方是阿玛蒂亚·森,他和另一位经济学家John Drèze(索尼娅·甘地的长期经济顾问)今年8八月初出版的新书《不确定的繁荣:印度和它的矛盾》(An Uncertain Glory – India and its Contradictions)认为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虽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是在解决贫困人口、妇女的基本需求(饮水、电力、医疗卫生、交通、教育)方面做得还很不够,这些基础问题威胁着印度长期的经济增长需求。 森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之一,80年代,他提出的 “能力方法”孕育了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改变了学界对“发展”的认识。森在印度的经济实践中对“古吉拉特模式”有保留意见,是因为他认为GDP不是发展的目的,注重公民福利的“喀拉拉模式”才是印度实现高速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喀拉拉是印度南部的一个省份,虽然人均GDP是西方国家一个零头,却享有和发达国家相似的生活质量和发展指数。

与阿玛蒂亚·森针锋相对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他曾经是世贸组织的经济顾问,在印度经济政策上,他是莫迪古吉拉特模式的支持者。他认为“发展(GDP)才是硬道理”,没有经济增长,印度的穷人永远没有出路,阿玛蒂亚·森支持的政府扶贫支付无法解决印度穷人的问题。巴格沃蒂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印度应该如何“改革开放”的蓝图,这个计划一直到1991年才被印度政府采纳,立刻带来了印度经济的腾飞。对于阿玛蒂亚·森强调的发展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耽误了印度经济发展,巴格沃蒂毫不掩饰,他认为森强调的转移支付是伤害穷人利益的。可能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巴格沃蒂和他的同事阿文德·潘娜嘉利雅(Arvind Panagariya)五个月前也出版了一本新书《增长的重要性:印度的经济增长如何减少贫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什么》(Why Growth Matters: How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Reduced Poverty and the Less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网上不难搜出两位经济学家唇枪舌战的细节,简而言之这场争论早已脱离正轨,陷入了人身攻击即所谓“地沟政治”的层面。体面的经济学家,包括印度财政部长在内,大多只好礼貌地表示森和巴格沃蒂的理论并无矛盾之处。但是不难看出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森是国大党、《粮食法》、喀拉拉模式的支持者,而巴格沃蒂是莫迪和“古吉拉特模式”的支持者、《粮食法》的反对者。记得六七年前,森写过一本散文集叫《惯于争鸣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提到了印度争鸣传统的三个形式:vaad(阐述自己,理解对方,寻找真理), vivaad(战胜对方), 以及vitandavaad(消灭对方,但是并不提出解决方案)。我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森和巴格沃蒂的争鸣已经达到了vitandavaad的范畴。

几年前,人们热衷谈论“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讲更多的是民主讨论和开明专政的得与失。相信印度人也在观察“重庆模式”的倒掉和中国人如何修正改革的路线。作为隔岸观火的中国人,还真希望印度的雨季季风,能吹来一些vaad, vivaad, 甚至是vitandav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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