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栅栏是一个永远处于中间状态的地方

“每当我骑上摩托出门,从东直门到五四大街,过长安街天安门,越往西走,随着建筑的变化,看到的车和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有时候我感觉到了大栅栏反而更真实一点。而三里屯是个有点幻想出来的地方,它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角落。”

北京的大栅栏是一个永远处于中间状态的地方。这里的大栅栏商业街只属于游客,几家老字号像标本一样常年展出。除此之外,它还售卖各种在阳朔和丽江也能买到的庸俗旅游商品。很多人误以为这条街就是大栅栏的全部,其实它只是大栅栏近百条胡同之一,过去人们叫它廊坊四条。在廊坊四条代表大栅栏一遍遍被摩肩接踵的游客趟过时,其他99条胡同完全不为所动,它们的样子好像被定格在某个过去的瞬间。

用现在的城市规划术语解释,大栅栏指一片2002年被划入《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中的保护区域,规划中界定北至前门西大街、东至珠宝市街、南至珠市口大街、西至南新华街的1.26平方公里的区域为大栅栏文保区。在地理位置上,大栅栏离天安门不到1公里,是老北京的心脏地区;在更早的老北京城市版图上,一直到民国时期,大栅栏是专门为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外来移民服务的最乐活的百姓社区。直到现在,这个社区依然负担着北京最大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登记的居住人口超过四万人。有些住户在这里的房子建筑面积不足12平方米。只要花费600元到800元,你就能租到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

当场域建筑的主持建筑师梁井宇在北京市规化委员会创造性地提出用一道喷泉水幕,而不是建一道围墙解决前门往南的月亮湾绿地美化包装项目后,北京西城区国资委所辖广安控股集团的董事长申献国注意到了这位跨界的建筑师。2008年改造完成后的前门大街遭到普遍的批评,这个地区的土地价格平均高出北京其他地区五六倍不止,人们戏称拆一建三的改造模式为“休克疗法”。申献国遭受巨大的改造压力。2009年开始,梁井宇受邀成为大栅栏旧城保护改造策划及规划顾问,他认为亟需探索一种不同于白板式改造的新型改造模式。2011年,广安控股旗下的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大投公司)和场域建筑联合成立了一个开放式的工作平台——大栅栏跨界工作室,明文避免“单一主体实施全部区域改造”,希望联合那些对大栅栏未来感兴趣的人,摸索基于微循环改造的关键节点改造模式。大投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贾蓉将办公室搬到了煤市街边的一栋临时装修过的工棚中,她成为项目负责人。

简单而言,跨界工作室希望借一些试点保护修缮项目的启动来尝试软性更新,这种更新靠的是经营,而非物理更新。全长496米,贯通东琉璃厂和大栅栏西街的杨梅竹斜街成为改造试点。

作为杨梅竹斜街上仅存的15%的原住民,王秀仁还记得1956年以前的杨梅竹斜街。“大小铺面110多家,大漆店、刻字店、书局、扇子铺、银号都有,每一间门脸儿都不一样,美着呢。”她记得老王家专给瑞蚨祥做裁缝,而她家的济安堂药店人来人往,已经开了近400年。公私合营后,这条街的业态迅速凋零。为了留住根,她跟老伴用老屋开了个书店,改名济安斋,专卖教辅文具。半个小时之内,王秀仁卖出了了一个7元钱的圆规和一个两元钱的胶棒。他们的顾客大多是附近的炭儿小学的学生,这所小学现在被称为“打工子弟小学”。半个世纪以来,原住民离开得越来越多,这条街萧条落寞。她挺希望这次改造能为街道带来一些层次不一样的文化人。

在贾蓉看来,杨梅竹斜街非常适合拿来尝试一些静态的文化商业,“它过去就有半商业半居住的特点,业态很丰富,胡同肌理和院落也相对规整”。通过协议腾退和自愿出租的方式,他们手中掌握了一些零散的闲置空间。跨界工作室采用了一种国际传统旧城改造中惯用的思路,他们希望邀请艺术家、设计师和机构来使用这些空间。

在2011年,吸引有趣的机构和人进入大栅栏的想法看起来还很不现实。但梁井宇找到了自己的朋友,时任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副主任的孙群和策展人陈伯康(Aric Chen),问他们是否愿意在大栅栏的小空间里做一些外围展览。双方一拍即合,因为“一个有意思的场地肯定能够吸引不同维度和不同角落的人来参加。”9月,来自世界各地的22个展览和一系列的设计活动变成一个叫做“大栅栏新街景”的设计体验项目。此后3年,大栅栏果然成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明星场地,各种世界面孔对它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也推进了跨界工作室的工作。

梁井宇并不希望大栅栏仅仅停留在一个不同于798的另类展场的印象,他希望这些临时用作展览的小空间能够变成种子,令“更多的人产生来这开店的兴趣”。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去准确地描述和提炼大栅栏的新形象。在他看来,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不二人选就是日本设计师原研哉,“他的设计核心中贯穿着传统精神,但又永远有面向未来的指向。”在原研哉的东京办公室,梁井宇直言大栅栏视觉上混沌的困惑,原研哉爽快地接下案子。他后来提供了一整套基于三维立体图的整体视觉形象设计,并在设计中采用了中国印红元素。这一套地图很快被运用于各种宣传册子,被植入移动端,甚至被印在街区的井盖子上。

通过对深藏于胡同里29家不依靠商圈存在,不同于星巴克、肯德基等连锁商业,但又能准确吸引自己客户的案例分析,跨界工作室将要重点招商的对象按优先程度分为ABC三类,比如A就是代表能独立生存,又能带动其他商业的对象。他们照分类邀请类似商户前来开店,并根据评分收取不同的租金。

前荷兰文化参赞施鹤龄(Machtelt Schelling)的Ubi艺廊在2012年9月试营业,是来这里开店的头一个租户。选择杨梅竹斜街是因为喜欢这里的建筑,“鼓楼和南锣鼓巷的商店很像,三里屯虽然高级一些,但很多店看上去依然差不多。”施鹤龄的艺廊专门展示欧洲、日韩和中国本土设计师的首饰设计和陶瓷作品。她认为那些能够深入到杨梅竹斜街中的人,正是她希望寻找的对文化艺术感兴趣的顾客。施鹤龄特别对我提起:“我听说琉璃厂也是卖高级首饰的地方。” 她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

标准营造的主持建筑师张柯租下了53号大杂院,并完成了前期改造。30平米的空间中他造出5栋互相连接又能保持独立,面积在4平方米左右的木头小房子,中间居然还有一个天井,“关键是正好可以住两户,每户两间房,在公共的院子里面大家还可以把桌子摆在天井里一起吃饭。”他打算最近在院子里种一棵树,“树会带来时间的痕迹。”张柯把这个项目取名叫微胡同,他曾经想把它用作一个分钟旅馆,最近又想做成一个供胡同街坊往来的非正式社交中心。在他看来,旧城改造中最大的风险是一个人手中掌握了太多土地,相反,只要尺度正确,不破坏到胡同肌理,哪怕你把“自己的一小块翻盖成最现代的”,也并不会影响到整体效果,就像正常的新陈代谢。不过,“本地的居民和政府对彼此都有一定的怀疑”,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个社交中心也许可以用来聊一聊大栅栏的未来。

现在,这条街上还有一间叫做Soloist的精品咖啡馆,一间叫铃木食堂的日本简餐餐馆。来年开春,还会有一间叫做兰花的精品酒店。三家店都在别处经营了不短的时间,已经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客户群。吸引他们来此的原因有二,第一,这里是真正有着生活气息的北京胡同、老房子;第二,可以跟大投公司签订长期的租约合同(有些是10年)。Soloist的老板马凯民也曾经被前门大街和颐堤港的开发商邀请过,前者全新的四合院和后者高达270元每平方米每天的租金,令他最后选择了相对陌生的杨梅竹。

也有人选择在这里办公。短小精干的英国导演Gareth Repton本来在香港有一个叫Luma Lu的视觉艺术工作室,专门从事电影特效和后期制作。在拍完纪录片《大栅栏里的老北京记忆》后,他决定要留下。他把核心团队带到北京,并租下了杨梅竹斜街中段一层小二楼的两间房做北京Luma Lu。他在这里完成了恐怖片《地狱之口》(Hellmouth)的后期,还进行摄影、电影拍摄和创作培训。“为什么不呢?这个地方很有个性。”他说。

在离杨梅竹一个拐弯的大外廊胡同5号,创意广告咨询公司Jellymon的新办公室传统而现代。Jellymon的客户包括优衣库、可口可乐、耐克、锐步、上海手表和绿色和平等等,对创意总监琳琳(LinLin)来说,保持团队和她自己的创造力的关键正是要找到一个这样兼顾“含蓄、搞怪又有故事”的办公室。这位住在三里屯外交公寓的女士将每天30分钟的上班旅程当作从“急躁得会做错决定到有足够空间去策划疯狂构想”的瑜伽放松之旅。“每当我骑上摩托出门,从东直门到五四大街,过长安街天安门,越往西走,随着建筑的变化,看到的车和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有时候我感觉到了大栅栏反而更真实一点。而三里屯是个有点幻想出来的地方,它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角落。”琳琳说。

大栅栏的未来会如何?现在下判断还为时尚早。今年4月,梁井宇结束了与大栅栏的合作,他拒绝对此解释。在他看来,下一步的重要事项无疑是社区建设,跨界工作室需要真正变成一个开放平台,联合各界和社区力量持续推动,慢慢改变。“这比开几个花哨的小店重要”,他对我说。显然,刚刚过去的3年改造实验只是大栅栏躁动的第一步,“勾画好的发展路线图依然需要不断修正方向”。(发表于商业周刊中文版,发表时有删节)

他们还会这样进行旧城改造

英国:文化遗产乐透基金(Heritage Lottery Fund)

该基金成立于1994年,由国家乐透彩票(National Lottery)提供资金,资助文物保护、历史遗迹修复、博物馆建设等地方项目,培养专业人才,并让人们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其中包括了一些旧城改造的项目,例如东苏塞克斯郡(East Sussex)传统街区重建项目,以及格拉斯哥的布里盖特鱼市项目等(Briggait Building)。

古巴:旅游税收返回当地建设

哈瓦那旧城建筑基本上是西班牙时代建造的,历史原貌保留完好,但十分陈旧。哈瓦那城市历史学家里亚尔(Eusebio Leal)设计推广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用旅游收入投入旧城修复保护,并以旧城风貌吸引更多游客。资金一部分来源于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向旧城里的经营者征税,并反馈到旅游和文化项目的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