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读哈维尔

建造这长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们模糊的觉得是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尽管他们从未见过这些野蛮人;人们也觉得,或许正是为了同胞手足,他们才如此齐心协力。也没人真的有兴趣探究原因,这是居住在遥远的京城中的皇帝才应思考的问题。但也没人真的在乎皇帝的心思,甚至搞不清现皇帝是谁、又处于那个朝代,更不在乎他们的命运与生死。人们被一种模糊、抽象的忠诚连接在一起,既渴望、又嘲笑这种忠诚。

撰文:许知远

亚当·米奇尼克深感困惑。

在王府井,他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座接一座的购物中心;在后海,他看到青年们穿着时髦,空气里飘荡着香气与欢乐;在颐和园,他沉醉于园林之美……

这难道不是一个自由社会吗?如果不是,它一定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吗?

是啊,眼前的景象与他印象中的极权社会太不相同。从华沙、布拉格到莫斯科,这名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曾分享着相似的味道、颜色与表情。色彩单调的外套、冬日空气里的煤灰味、人们漠然的表情,还有长长的队伍——人们总是在排队,为一公斤鲜鱼、一件新款式衣服、一本书,一切都匮乏、压抑。“共产主义”许诺了一个富足、平等、自由的社会,带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现实,它声称要解放人,却把人们推向了奴役的深渊。但眼前的中国却是另一个景象,人们似乎已充分享受到物质的丰富与个人生活上的诸多自由。

这是2010年7月,米奇尼克因一场名为“中欧对话”的论坛而来。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论坛是为了中国崛起的新现实而设立。二十年来,贸易、技术、市场曾充当了中国与欧洲交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语言,而双方在思想、哲学、艺术的杰出人物之间的对话则很少发生,它也很难发生了。

在欧洲、或西方世界,米奇尼克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与瓦文萨、哈维尔一样,被视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缔造人之一。过去20年里,他是波兰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选举报》的总编辑。他谈论波兰的新命运、欧盟的扩大、美国的对伊战争,他的意见被广泛的倾听。但很大程度上,他也是个被模式化、而日渐被忽略的人物,他的身份被定格在冷战晚期——一个坚定的反极权斗士。也因此,他的到来充满了荒诞与偶然。中国政府拒绝给予《选举报》记者签证,却让他进入了中国。这可能纯粹出于无知,也可能因为他是法国前总理邀请的客人。

没人要求一个旅行者迅速理解复杂的中国,身居其中的人也常为此困惑。况且,在米奇尼克的成长中,苏联占据了支配地位,中国太遥远。他当然意识到中国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它对世界已经形成的民主价值观念的挑战。它早不是传统意义的共产主义国家,就像他后来说的,它是个“混杂的、半人半马的制度”,也接近于拉美式的独裁,在这个系统里,意识形态已然失效,对权力与利益的争夺才是核心。但理论与现实之间,仍有着巨大的理解鸿沟。

在北京西郊的万圣书园,米奇尼克的困惑暂时消失了。他的活力再度恢复了,或许还有某种时光倒流之感——他再度回到了团结工会的年代。他被一小群热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与青年人包围,人们问他如何清算独裁者,教会在转型中的作用,自下而上的改革如何发生,年轻人该做什么,……除去激动的情绪,他也觉察到一种普遍的无力感,人们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像中国共产党政权这样强大的压迫者。

在这小群中国知识分子眼中,他不仅声名显赫,而且为中国现实投下了新的光亮。人们对他此刻的身份没有太多兴趣,他被定格在七十年代,他是波兰工会的创建人之一,身兼思想者与行动者,一名不屈不挠的异议分子。他在一九七六年的文章《新演进》更是鼓舞了不少中国读者,他们在其中读到了自己的境遇与希望。

在这篇文章里,米奇尼克先是回顾了波兰社会长期的幻象。它来自党内的“修正主义”与教会的“新实证主义”,它们在形式与内容上不同,却分享着同样的特质——都期望“由党来来推动积极的演变,由明智的领导人的政策来造成新局面”。如果这个领导者令人失望,他们就展开无情的批判。

对于波兰与整个东欧,这是一个沉闷的时刻。匈牙利革命已过去了二十年,距离布拉格之春业已八年,勃列日涅时代的苏联平庸却稳固,没人相信它会放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

米奇尼克却在其中看到了希望。自我改良的已然破产,革命也失去可能,知识分子必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意识。东欧的异议者们,必须对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必须告诉人们去怎么做,而不是告诉掌权者怎样改良自身。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指导当权者。如果极权主义入侵了日常生活,那么日常生活也变成了另一种抵抗的战场,可以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

这篇文章被收录在《通往公民社会》一书中。它是一本偷偷印刷、并偷偷流传的书籍,出版于2004年,编辑与翻译者是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教授。她也是万圣书园这场小型对话的组织者。因为一篇有关汉娜·阿伦特的文章,她意外地发现了这名波兰知识分子。《通往公民社会》正是从米奇尼克不同年代的三本书选编而成。她在其中听到一种新型的政治语言,它在中国语境中极为稀缺。有限的读者都分享了类似的感受。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一位早年投身革命的老知识分子赞扬了米奇尼克的“妥协精神”,他经历过狂热的红色革命,深深感到绝对主义的危害; 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则为他的争取权利而非权力的观点而感慨,权力是面对上层的,而权利则指向普通人,这也是对中国社会刚刚兴起的“公民社会”再好不过的阐述。

在光线昏暗的书店里,米奇尼克再度提到三十年前的斗争哲学——在官方外组织好自己的知识生活与社会生活。他也劝中国听众,要对未来抱有想象力——他们也曾觉得极权会永远持续下去。而对话的姿态则要保持下去,要不断提醒当权者有机会进行和平、循序渐进的变革。

这位波兰人很难想到这偶然的对话,激起的意外反响。比起书店里的热切渴望,另一些人则展开了攻击,攻击不是来自于官方,而是民间反对派。一些攻击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异议分子”,他们大多流亡海外,相信与当权者合作只是自我麻痹,除去推翻极权体制别无选择。他们甚至把米奇尼克的到来,视作当局与国内这小群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合谋。

另一些攻击来自中国国内日益兴起的民粹主义。在共产主义破产多年后,他们竟再度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相信现政权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而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他们合谋者——“我相信他们注定是命运不济的,他们以为只要战胜所谓的‘极权主义’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封官拜爵了。他们一定会看到,在他们夺权的道路上,巍然挺立着一位大力士(尽管他今天还是一个灰姑娘),手持红色的利剑准备着和他交手、较量。这个大力士,就是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其中的一位写道。

这些争吵象征着中国的思想混乱。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表现出的共识早已消失。比这消失更严重的是,具有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再不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与知识的中心。当局者无意倾听他们的声音,而在一个被消费文化的嘈杂、大国崛起的民族情绪充斥的公共空间,他们的声音同样格格不入。他们中的很多人要么选择拥抱政治权力,要么投身市场的叫卖声,或者保持缄默。很少有人再有这样的雄心与自信:一小群体知识分子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观念足以改变世界。这争吵也像是茶杯里的风波,它在某个特定的网络空间里沸腾异常,现实里则无人知晓。甚至绝大部分以知识、写作、思考为业的也对此漠不关心。

“粗壮的像个工人,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崔卫平回忆起米奇尼克的身材、困惑的表情、结结巴巴的法语,还有他们在餐桌上一起唱起的波兰工人之歌。

她留着短发,面目清秀,一些时候,还流露着少女式的快活和敏感,这个人的、直观式的记忆碎片,似乎比喧嚣的思想与争辩令我印象深刻。

几年来,崔卫平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声音。在知识界,她以电影评论家、米奇尼克与哈维尔的翻译者著称,在更大范围,她是一名文化、社会批评家。她分析中国电影的堕落、支持“草泥马”运动,鼓舞青年人的个体反抗,用她的自己话来说,这都是不断进行的“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

她也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异议者”,她写公开信声援天安门母亲,签署《零八宪章》,这些触犯政治禁忌的行为在2009年冬天达到了顶峰,在刘晓波被判决后,她通过电话、邮件、传真访问了几十位重要的中国及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作家与艺术家,征询他们对这一判决的简短看法,把这些看法以第一时间公布到网络上。这一行动不仅令北京政权尴尬不已,也让很多知识分子陷入不安,他们该怎样应对这样直接的询问,她的电话被戏称“午夜凶铃”。

她也为这些行为付出了代价。她的电话被监听,不能出国访问,不能出席北京的一些活动,在敏感的日期被监禁在家,而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那天,与朋友吃饭也成了问题,她与朋友们自嘲为“醉犯“。但中国社会却也不是僵死的铁板,她仍享有某种空间,继续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偶尔还能在漏洞百出的审查制度的缝隙里出版一本随笔集。

一些时候,她毫不扭捏地称自己是一名“驯虎师”,所作之事多少像是“与虎谋皮”。这只老虎不仅是现存的专制政权,更是一种普遍的绝对权力,权力的本性正是要扩张、吞噬。所以,她提倡的抗争也从不是狭义的政治权力与领域,更是要回到非政治世界,回到丰富、无限的人类生活,先有自我变革、社会变革,才有政治变革。

她这一系列行动的理论支持主要来自她翻译的米奇尼克,还有更早的哈维尔。这既是偶然的相逢,也有某种必然色彩。

对我而言,崔卫平引人之处不仅是她的勇气与见解,更是她言行中透露出的浓浓的个人色彩。不管是在谈论公民社会、专制的邪恶或是人性的幽暗,她从未放弃个人的声音。不管她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入与全面,你总感觉得到一个人不断地自我追问、怀疑,挣扎着了解这个世界。你感觉得到,她理解世界的过程与自我发现的过程,是平行、交织的两条线,它们相互缠绕与激发。

这与我熟悉的知识分子的论述大不相同。不管是在批判、赞扬还是分析,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太习惯于从一个全能的视角出发,他从自己分析与批评的对象中抽身而出,既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又有免于责任的自我正确感。但崔卫平却坦然于自己的感受,在说起著名的电话征集观点的行动时,她说“自救”也是重要的原因。同是《宪章》的签署者,她不知道还有谁会成为下一个,明确地表明立场,倒是一种更有效的自我保护。

这种声音与她的女性身份、成长记忆、对文学的兴趣都有关。她出生于五十年代末,文革发生时,她仍是小学生,父辈进入了五七干校,姐姐们则串联、下乡,而她则掉入了“历史的缝隙”,无力卷入其中,像是“腹腔中一截盲肠”。

这特别的经验可能给予她双重的影响。一方面,这赋予了她旁观者的身份,边缘使人冷静,免于集体的狂热,回归个人,另一方面,她从未经历过青春式的反叛,在一个少女准备对抗家庭的年纪,她一心期盼父母与姐姐的归来。我多少怀疑,她在过去几年中的活跃姿态,来源于她内心的信念,也像是一次迟来的青春反叛,它带着某种欢快情绪。

她的成长与那一代的大多数幸运者相似。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她进入大学。她心智的成长与八十年代的启蒙气氛重合。她沉醉于克尔凯廓尔、卡夫卡、加缪、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营造的语境中,他们描绘出的个人的脆弱与力量,表达出她的个人经验。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后,她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她嫁给了一位诗歌评论家,并开始业余写作。

语言与形式,总是最先吸引她的东西,对她来说,这也是理解自己与时代的前提。她感到最深的痛苦就是“不被允许开口的经验,被暗示自己的意见无关紧要的经验,被要求生活在无声世界中的经验”。

米奇尼克也是她这种寻找的一部分,他代表着一种描绘社会生活的新语言,换一种视角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它也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促进不同利益、价值、立场的人们能在一个社会中共存、共处和共生的语言。

当找不到这种语言时,她就陷入沉默,“日夜奔腾不息的大脑,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为什么”。上一次这种强烈的失语感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她彻底沉浸自我的世界里,即使一年后剧烈的政治、社会戏剧都被隔离在外,人们在这一事件中的满足与兴奋,她也倍感怀疑。

这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三年。中国社会、还有她生活的小世界又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她多年的挚友身在海南,上午接到电话去看钢材,下午倒卖出去,第二天则贩卖彩电。这崭新的逻辑开始冲散知识分子群体。与之前的政治迫害不同,知识分子不用被批斗、下乡、关入牛棚,他们被敞开了赚钱机会。她记得,似乎所有人都在谈论“下海”。

在寂寞中,她翻阅朋友留下一些的旧书里,看到了哈维尔的名字,她从未听过这个人。她后来说,倘若她知道这作者已成为一位总统,必定毫无兴趣翻阅,她天然地厌恶权力。

她一下子就被这个陌生人征服了。她读到的第一篇是《沉默的解剖》。那是哈维尔写于一九八四年八月的作品,他剖析了捷克的异议者们面对出发点美好、却思维简单的西方人的复杂与无奈的感受。“他说出了我们感觉到的、却无法表达的东西”,她回忆说。

她被他的语言冲击,那里面充满着自我反省,在坚定的信念的背后又是不断的怀疑。“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在随便翻开的一页上,她读到这一句,尤其是“也许”两个字。而在另一个段落,这个捷克人又写道,他不喜欢一种意识形态,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比这种意识形态所表达的要‘复杂和神秘一千倍’。

她决定把这些篇章翻译成中文,没考虑它是否会出版。对她而言,这也是一种神秘的治疗,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 她正患着肺结核,需要日照,她就趴在阳台上一个小桌子前,让阳光打在背上。她忍受着难以喘息的肺,开始翻译《致总统胡萨克博士的公开信》。

写这封信时,哈维尔也正处于一个难以名状的压抑时刻。这是一九七五年,六十年代宽松、自由、富有创造力的气氛嘎然终结后,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昔日活跃的作家、诗人、编辑、艺术家清洁大楼与地面,在工厂里焊器件,做泥瓦匠……然后,政府又开放了消费,人们躲入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只关心食物、家具、车子、乡间的别墅,生活被降低到蔬菜和生物学的水平。这思想控制与对物质生活的鼓励,导致了个体尊严与公共精神的消亡,也意味着社会的冷漠、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富有讽刺性的是,这个过程是以“正常化”的名义出现。

这真是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吗?哈维尔意识到,这种气氛腐蚀了社会肌体、也侮辱了个人尊严,抽空了他们的道德与思想维度,把人弱化成低等的消费动物,。他这样形容这条“正常化之路”——“迄今为止,您和您的政府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轻松自如、但对社会却是最为危险的道路: 为了外表形象而使内部腐败的途径;为了不断增强统一性而使生活死水一潭的道路;为了微不足道地保护你们自己的权力的理由,而加深我们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以及无休止地损害人性尊严的道路。”

公开信轰动了整个捷克社会,它被广泛的私下抄送、传阅,它刺穿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沉闷气氛。它也是哈维尔的自我治疗。他的内在流亡已进行了好几年,他躲进山间的别墅,在啤酒厂做一名工人,他仍写作剧本,但他曾经习惯的风格与体裁、那种轻快的、嘲讽的、对话式的表达,却似乎也随着六十年代死去了,它既不能在新现实中生存,也难以诉说出新的时代精神。

他发现,这种内省的、分析的长篇散文,似乎是一种更适合的体裁。他感到呼吸都轻松了,因为不必再拼命压抑心中真理的声音,他的腰杆也挺直了,没人再可以谴责他毫无作为。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抗争哲学也逐渐形成——“不再等待世界自身去改善,而是开始使用自己的力量去参与那个世界,或至少可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一名捷克异议者二十年前的声音,打动了一名北京知识分子。崔卫平几乎感觉得到思维在大口地深呼吸,头脑中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她着迷于哈维尔的平衡感,是细节与整体气氛、理性与感性、局内的深切与局外的清醒、行动者与思考者的平衡。个人尊严是这一切思考的出发点。

她或许也感到,中国也在进行一个“正常化过程”,也在上演另一个哈维尔所描述的荒诞剧。“我们公开地被贿赂”,人们在“阻力最小的方向上释放自己的能量”,有意忽略、最终遗忘在精神上、道德上、人的个性发展及尊严上被侵犯的程度。

她最初翻译的篇章是以打印稿形式示人的,大约五十份,在朋友圈子中流传,它震惊了他们,他们似乎尚未搞清楚乔治·奥威尔的“极权社会”,就一脚踏进了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后极权社会”。但在这新的时代气氛中,这声音不管多么迷人、富有穿透力,注定是微弱的。大多数人正激动地迎接经济时代,它其中蕴涵着无穷的自我满足与自我欺骗。比起哈维尔,他的同胞,另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才是中国读者的宠儿。

景凯旋提着皮包来到作家出版社时,编辑们一定期望见到一位更不羁的青年人。“你还挺学生气的”,其中一位颇感意外的说。

皮包里装着是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的翻译稿,用钢笔抄写在稿纸上,它的作者是米兰·昆德,景凯旋是翻译者。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很少人听过这个捷克小说家的名字。两年前,一位叫李欧梵的旅美学者告诉中国读者,东欧的昆德拉与拉美的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
两位风格迥异的人物在中国的命运也迥异。马尔克斯迅速征服了读者尤其是作家的心——近代中国的命运也像拉美一样起伏跌宕、荒诞重重的悲喜剧,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这样的史诗?

昆德拉则是另一种阅读体验。一九八六年,景凯旋偶然间读到《为了告别的聚会》,他刚刚研究生毕业,对文学充满兴趣。像很多同代人一样,极权主义是他最深刻、却有不知如何言说的经历。他的父亲与母亲,热心于新中国的建设,却因青春时的偶然经历成为了“叛徒”与“特务”。在最敏感的童年,他感到了无尽的歧视、残酷与荒诞,还需要隐藏自己的困惑与愤怒。

当“四五事件”传到他正在读书的重庆时,他感到强烈的震撼,对现状不满的人不止他自己。在一次下乡劳动时,听到政治老师无意中说文革是一场灾难时,他又是一阵狂喜——原来和我想的一样。

该如何表达这种感受?文革后涌现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中,他总觉得太轻太浅、欠缺了力量,像是一幕幕孩子气式的“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剧,既未触及到深层体制问题,也没有进入个人内心。

外来作家弥补了一些缺陷,布拉格的卡夫卡与巴黎的萨特描述出那种荒诞感,最为震撼则是来自苏联的索尔仁尼琴,他使用如此冷静的语调的来描述令人窒息的恐怖与压抑。

但共产主义还蕴涵着另一些东西。米兰·昆德拉似乎轻易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在洪亮与辉煌的口号下,是混乱的逻辑、思想与情感的空洞。而个人则被弱化成动物与工具,他遵循刻板的教条,或干脆像是降低到动物本能,一心趋利避害。社会生活中弥漫的荒诞感,充斥着道德的灰色地带。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中,一位妇科医生的朋友来访,纯粹为了满足男人的好奇心,医生就让朋友穿上白大褂参观,一切都很自然。“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也是不可想象的”,景凯旋回忆说,“但它确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

昆德拉不仅提供了理解极权文化的新视角,还充满阅读快感。他作品中不时出现性描写,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尤显突兀。或许正因这些性描写,出版社编辑狐疑地打量景凯旋,书的内容和眼前这个拘谨、有点土气的翻译者很不相符。

一九八七年,景凯旋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出版了,他与湖南作家韩少功(他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翻译者),成了昆德拉在中文世界的最初引介者。一年后,米兰·昆德拉还带动了一个小小的文学热潮。这一年十一月,北京召开了首届东欧当代文学讨论会。《世界文学》报道说“代表们指出,东欧各国当代文学尽管都走过一段弯路,但在逐步摆脱了文学创作中教条主义后,都先后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可喜景象。大家普遍认为,东欧与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东欧当代文学发展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这篇报道还说“代表们在如何译介昆德拉作品的问题上陈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在译介时应持有谨慎态度。另一种意则认为,昆德拉是个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哲学的高度思索和揭示复杂的人生,具有相当的艺术深度,很值得我们广泛介绍。”

“广泛介绍”的愿望没那么容易实现,而发言者们也会很快发现他们对于东欧文学现状所知是多么浅薄。当出版社试着去寻找捷克大使馆寻求版权帮助时,得来的是生硬的拒绝。自一九七五年,昆德拉一直生活在法国,他是个流亡者,一个捷克政权不欢迎的人。

捷克外交官和中国编辑也很快发现他们的态度都需要改变。中国与整个东欧,都站在一股新的历史风暴之前。这场风暴后,昆德拉获得了意外的生命力。九十年代初,他的所有小说、包括论文都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学者们则编辑了关于他的论文集,景凯旋翻译的《玩笑》、《生活在别处》都在其中。他不仅出现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也进入普通读者的流行用语中。“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昆德拉最喜欢使用的媚俗(Kitsch),都在大学生中风行一时。似乎经过了那短暂激昂与血腥之后,人们突然在昆德拉玩笑式的口吻里、在他半哲学化的论述里,找到了某种解脱。他的“轻逸”、他那些沉溺于情爱与性的主人公、他对政治的厌恶、还有他对于“遗忘”的解释,都契合了新的时代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与中国作家王朔的嘲讽精神,都变成了治疗民族精神创伤的良药。

在南京东区的居民楼里见到景凯旋时,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日常工作是汉语教学。他消瘦、质朴,意外于我追对这往事的兴趣。年轻一代不太了解他与米兰·昆德拉的联系了。二零零三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昆德拉的全集。它装帧精美,再不似当年的蓝、绿色封面、印有内部发行的小开本。它还标榜全部直接翻译自法语(自流亡以来,昆德拉用法语写作,而他之前的捷克语小说最佳译本也来自法文),再不像当年的韩少功、景凯旋都是从英文转译。它的首印量达到一百万册。对于新一代的读者们,极权下的荒诞、戏谑的性描写,还有道德上的悖论,可能不再是主要的吸引力,米兰·昆德拉,他是全球消费体系里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而这新全集似乎也充满了昆德拉式的“遗忘”特征,它时尚、端庄,也带有着对那个粗糙、但更富激情时代的蔑视。

我从来不是昆德拉的热烈追随者。他的敏感让我着迷。他通过性爱、记忆这些最私人的角度,帮我们了解一种体制的情感与内心。不过,我总感觉他太轻快、太聪明了。

吸引我来到南京的,不仅是景凯旋与昆德拉的故事,更是他在一年前翻译出版的《地下》。它是一本东欧作家的文集,主要出自七、八十年代流传的东欧国家的地下出版物,它们被称作Samizdat,来自于俄语。经过骚动的六十年代,这些国家都陷入了某种停滞与更深层的压迫。这也是个内在流亡的年代,知识分子们无力直接反抗极权,就转为地下的、精神上的反抗。他们组织读书会、出版地下杂志,试图建立起一个隐蔽的交流空间。他们也因此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写作风格,内省、充满历史感与隐喻。

我忘不了景凯旋在序言里引用的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的一个隐喻——在一个遥远星球上的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是他们唯一的谈话。官方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睡眠呼吸就是一种犯罪。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过上岸上的生活。

这个隐喻不仅是彼时东欧人的写照,也多少象征了当代中国。只不过,我们的情况更为复杂,在这糟糕的水下生活里,还有无穷的彩色的霓红灯分散和麻痹我们的神经,它是民族自豪、是中国崛起、是水景住宅、奔驰跑车,是夜总会、麻将馆、各种选秀表演……但终究,我们是在水里生活,都患着风湿病。

“我想看看,能不能为中国的变化提供另一种建议”,景凯旋说起这本书的初衷。比起昆德拉的小说,这些更不为人所知的作者们无疑更有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其中一位捷克作家米兰·简曼还严肃的批评了昆德拉。他要说明,流亡中的昆德拉扭曲了自己的历史、刻意的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他在小说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疏离的先知,早就意识到这个政权的荒唐。事实远非如此,昆德拉曾热情的拥抱了整个政权,他在五十年代写作了激情洋溢、空洞无物的诗歌,他也曾在相对宽松的六十年代大放异彩,他与整个政治系统的共生关系,比他愿意承认的深入与复杂得多。

这是一篇不无简单化的文章,它却道出了这本文集的动人之处,它在谈论道德勇气与个人责任,不仅仅是机智与聪明。也借由翻译这本文集,景凯旋回到了他更钟爱的传统,它是索尔仁尼琴式的英雄传统,他要直面苦痛,而非逃避。对他来说,这个时代太过轻浮了。

他与后来加入谈话的他的妻子——一个八十年代曾绽放一时的小说家,都像是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人。文革记忆从未离开他们的生活,他们反复思考该用何种方式表现这个人与民族的创伤。倘若没能清理这沉重的记忆,怎能开始新生活?他们都看到普遍的人性丑陋与恶,该怎么消化这种恶,令它们既诚实又有审美上的超越性。又该怎样理解中国式的功利主义与灵活性,那些街坊邻居,昨天你好、我好、大家好,今天就相互置于死地,明天又和睦相处。

他的书架,像是南京的小小飞地。这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国,谁能把他这么多东欧作家的作品集合在一起。但你又感觉得到,这种收集又带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的痕迹,它是零乱、随机的,缺乏系统性,但又有着一致的精神性。《地下》最让我赞叹正是作者们表现出的对精神性的追求,它甚至带有某种令人不安的绝对性,但在一个道德相对主义的时代这又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常被视作昆德拉与他的同胞哈维尔的最重要区别。

“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写下这句话时,余杰不过二十五岁,正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却已因笔锋锐利而声名鹊起。在这篇题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中,他借由这两位捷克两位作家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

文章从“签名”开始。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拒绝在一份声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对政治犯们毫无帮助……最重要的是,这是请愿书起草者们的一种手法,要引起大众对他们的注意,也使他们相信自己还能在历史上产生一点影响……他们没有采用不太显眼却更为有效的方法去帮助政治犯的家属,相反,他们寄生于政治犯的痛苦中,通过他们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根本没考虑这可能会使政治犯们遭更大的殃。”

小说情节是由一段现实而激发的。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末,苏联的坦克刚刚碾平了“布拉格之春”,胡萨克政权开始了平庸而压抑的“正常化”时代。而一群知识分子签署与散发一份措辞谨慎的请愿书,希望总统能在圣诞节大赦时也把被关押的作家包括进去。哈维尔是这个行动的发起者,也帮着收集签名。对他来说,签名至关重要,它或许不能带来某种直接的效果,但它是胡萨克时代第一个知识分子的重大团结活动,体现了他们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而签名行动让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到精神上的支持,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立的。

昆德拉与哈维尔的分歧,展现在公共辩论上,他们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选择也呼应了他们的信念,昆德拉移民法国,哈维尔成了七七宪章的发起者。

借用他们的分歧,余杰对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余杰笔下,昆德拉像是中国传统中的“智者”,哈维尔则属于“圣徒”的行列。前者强调“智慧”,后者更注重“心灵”。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弱点正是对“智慧”的过分迷恋,对“心灵”的漠视。人们倾向于逃避,忽视道德责任。两位同代的捷克作家在中国的命运,似乎也印证了余杰的判断:昆德拉在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中长盛不衰,但打印的哈维尔作品中译稿仍然只流传在一小群中国知识分子手中,而他的剧作更无人知晓。似乎简单的参照还不足以传达自己的失望,余杰还直指现实——“一九九零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及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我们放逐心灵。”

余杰的批评引发了小规模的激辩。这是一九九八年末,天安门事件已过去了近十年,最初的禁锢也出现了少许松动。在媒体、出版、大学等领域,一股积郁已久的自由之风吹拂起来。但与八十年代一样,直接的政治批评仍是禁脔,知识分子只能用文化传统、宪政、市场、自由主义这些更抽象的概念来表达心声,借由批判历史或赞扬他人,来释放自己的不满。昆德拉与哈维尔的差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镜像。当然,因为环境不同,这差异可能被刻意地夸大。

即使一直赞赏余杰少年意气的资深学者们,包括他的老师钱理群,也包括哈维尔的翻译者崔卫平,都不免表示忧虑。他们提醒他,不能把小说与现实混为一谈,托马斯不是昆德拉。他们可能也在余杰的措辞里闻到了一丝熟悉、令人忧虑的味道——绝对化的道德指责,不正是他们年轻时代所熟悉的腔调吗?世界变得黑白分明,只有一种真理,所有模糊的、暧昧的地带都消失了,这种一元化的思维不正是极权系统的主要特征吗?在余杰的行文中,只读到对别人的判断要求,却不见对自我的追问,这不也正是他所指责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重要缺陷吗?当他所敬重的哈维尔倡导“生活在尊严里”、“生活在真实里”时,哈维尔首先是对自己提出要求,而不是对别人提要求。

但也没人能否认,余杰简单化的论点,触痛了时代的神经,我们的确处于一个道德判断缺失、躲避个人责任的时代,知识界一改八十年代对于思想与现实的热忱,躲入专业划分、各种后现代理论与性灵散文的围墙中。

米兰·昆德拉不会喜欢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政治化解读,在他看来,这无异于宣判一个作家的死刑,作家不再是个说故事的人,而变成了标语与口号的俘虏。流亡法国后,他刻意回避“异议作家”的身份,他用法语写作,想创造一个新身份。

他更不会接受人们把他视为“东欧作家”,他总说自己来自“中欧”。不仅是他,亚当·米奇尼克、哈维尔也同样会强调“中欧”的身份。这个中欧恰好处于欧洲地理上的中间,是一个边界模糊、由很多小民族共同组成的地区,波兰、捷克、匈牙利是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国家。而东欧,更应该指向俄国,它们是一个更远离文明的区域,一个野蛮的东方。

“我所称的中欧的这种矛盾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三十五年来欧洲的戏剧主要集中于此地:一九五六年的伟大匈牙利革命及随后的镇压,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苏侵占,波兰在一九五六、一九六八和一九八零年的起义。”昆德拉在一九八三年的文章《中欧的悲剧》中写道,正是这篇文章创造了“中欧”这一概念,他相信中欧的悲剧在于,它在地理上处于中间,在文化上是从属于西方,而在政治上却属于东方。

一些思想家热情的回应了他。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在《反政治的政治》一书中宣称“一种新的中欧认同”、“中欧意识”,哈维尔则在一篇文章中谈论“一种中欧心灵,它是怀疑的、清醒的、反乌邦的,低调的”,流亡在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则相信,尽管在一些人眼中,中欧是低于西欧的,但“在这个二等欧洲里,它开始坚定地眺望最前端”,一位斯洛维尼亚作家则更为抒情的写道:“我们不会独自死去,因为从里雅斯特一直扩展到波罗的海的温和的巴洛克地区,被模糊的成为中欧的地区,将会和我们一起灭亡。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将会和我们一切灭亡……是的,所有民族和人民都不可磨灭地打上了中欧文化的烙印。我们不会独自灭亡,我们将会和这一地区的犹太人,最优秀的欧洲人也是最先衰落的……”

在这些语句中,你听得出一种受伤的骄傲。让这些杰出头脑激动的“中欧”,不是一种地理,而是一种精神存在,它独特的传统、现实的困境。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夹在俄罗斯、奥匈、奥斯曼、希特勒的德国,这些巨大的帝国间,为自己的独立性苦苦挣扎。在二十世纪,它们又被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继洗刷。它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失败,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存在。

真的存在这个中欧吗,还只是暂时的神话?昆德拉的朋友,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发现,那些中欧概念最热情的响应者,都是某种政治异议者,流亡者,他们在异乡,或干脆在自己国家的监狱里。对中欧概念的强调,是一种本能式的抵抗——他们不属于那个呆板、一致的苏维埃传统,它有着丰富得多的内涵,它的精神创造也被欧洲(西欧)低估了。他们也认定,正遭遇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挑战。

没人再谈论“中欧精神”了。冷战早已结束,苏联业已垮台,流亡者、反抗者成为了政治领导人,可以自由地发表看法,然后被忽视、被遗忘。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加入欧盟,在地理上、文化上,它们都成为了西方的一部分。

胜利也往往伴随着消亡。昔日的中欧因为身份的困惑,因为反抗的需求,因为始终弥漫的不安全感,它造就了一种充分的自省意识,总要追问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股精神日益衰落了。

它却在中国发生了意外的影响,尽管这影响仍非常微小。中欧、或者我们更常使用的东欧,一直是中国的另一个有趣参照,尽管是零乱、时隐时现的。当康有为试图变革衰老的大清国时,除去上呈光绪皇帝俄国彼得大帝与日本明治天皇的丰功,他还写作了《波兰瓜分记》,以此提醒不变革的后果。在鲁迅青年时代编译的《域外小说集》中,有一连串的东欧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是弱小者的抗争精神,这正契合那个时代的中国情绪。毛泽东的“百花齐放”运动的戛然而止,除去深层的制度原因,也与匈牙利、波兰危机相关。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会反复这样想起这些国家——为什么他们成功了,而我们失败了,要知道这股浪潮是从北京的学生们开始的。而十九年后,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零八宪章”,是对捷克“七七宪章”的遥远回应,两年后,又是哈维尔和他的朋友公开声援刘晓波,推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除去表面的政治与历史事件的关联,它还隐藏着另一种精神启发,它与中国一直面临的深层的思维困境有关,对米奇尼克、昆德拉与哈维尔的兴趣正因此而起。

在未完成的一篇小说里,卡夫卡写到了中国的长城。城墙是被分段筑造的,以使人们不至于因遥遥的工期而心生倦怠,筑造的技术则是一项从小开始的训练,儿童们都认定这是他们一生的事业,建造者们也沉浸在巨大的满足与喜悦中——“团结!团结!肩并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建造这长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们模糊的觉得是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尽管他们从未见过这些野蛮人;人们也觉得,或许正是为了同胞手足,他们才如此齐心协力。也没人真的有兴趣探究原因,这是居住在遥远的京城中的皇帝才应思考的问题。但也没人真的在乎皇帝的心思,甚至搞不清现皇帝是谁、又处于那个朝代,更不在乎他们的命运与生死。人们被一种模糊、抽象的忠诚连接在一起,既渴望、又嘲笑这种忠诚。

卡夫卡的中国可能是对奥匈帝国的映射,长城都像是维也纳环城大街的延续,那是弗兰兹·约瑟夫皇帝的雄心的一部分,它要把贫穷、混乱的下层人隔离在辉煌的皇城外。由复杂的民族造就的奥匈帝国,必须依赖日益加强的官僚化与爱国情绪,才能把不同的人群联结在一起。而个体的价值微不足道,它是链条上毫无特色的一环,就像是堆砌长城上的一块砖。居住在布拉格的卡夫卡,虽身处于帝国边缘,一定感受到这迫近的压力。

居住在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卡夫卡,被中欧知识分子视作他们的英雄,他比任何人都洞察到20世纪的本质——人的非异化,个体退化为技术过程中的一个齿轮,他的精神沦为真空。现代极权主义,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纳粹,正是建立在这种异化之上的,而正在取胜的全球资本主义同样有其特征。于是,当哈维尔、米奇尼克等人物致力于重塑政治生活时,他们都是以个人尊严为起点。对他们来说,中欧的遭遇并不特殊,它是现代文明的放大镜。

对我来说,很少有人比卡夫卡更敏锐的洞察到中国的本质。中国的形象一变再变,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世界、伏尔泰心中的道德理想国,黑格尔的“停滞的历史”,毛泽东的红色海洋,然后又是历史上的最大规模的市场革命,中国恍若一条变色龙。但的确有些东西,在这无常的变化中保持着惊人的恒定。在农民战争与朝代更迭后,总又回到同一模式,不管共产主义革命多么波涛汹涌,市场能量多么惊人、技术变革多么不可逆转,中国似乎又再度回复到它的历史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它强大的官僚系统与个人价值的虚无。这个官僚系统总是占据着权力、资源与声望的中心,再没有其他社会力量,不管是商业组织、公民社团、大学、教会,都无力能分享它的丝毫权力。唯有采取屈从、妥协的方式,它们才可能勉强生存。这长期的社会结构,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它弥漫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空间里。它讲究的是秩序、迷恋权威、相互猜忌、冷漠、自我审察、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与之伴生的强烈的功利主义——生活中总有危险与动荡,所以埋头于眼前的、狭隘的个人利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人本身也毫无价值,他是国家机器的工具,也是伦理、日常生活的傀儡。卡夫卡幻想过长城更为坚固了,它有市场、资本主义、互联网技术、上天的火箭,但它对个人的藐视没有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也是世界的另一面镜子,一个没心没肺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最集中体现。

如何面对这一现实?这个被模糊的称作中欧的地区的知识分子的确给了此刻中国巨大的启发。这启发不仅来自于具体的政治策略与手段、或他们代表的政治主张——“新演进”、“七七宪章”、“非暴力”、“自我克制的革命”,更是来自于他们普遍的道德信念。他们都自觉的把政治困境与信仰真空联系到一起,把社会解决方案建立于个人尊严与责任。他们不仅在外在世界中寻找解决方案,更把目光投向身体内部。这正是此刻的中国最缺乏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忧虑与焦灼,仍是外部的、集体的,而非是内省的、个人的。而就像另一位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所说,“这是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具有一个更高意义的权力已经被一个空洞的传统权力、法律规定和官僚主义机构所取代,也就是说,被人类的机构所取代。人在努力争夺自由和秩序的过程中,被剥夺了所有的手段和所有的武器,除了由他内在空间提供的希望外就再没有任何希望”,倘若始终未能创造出这个内在的空间,我们断然难以接近渴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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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这指甲做得好漂亮,都没见过这种颜色”
      “红里透着黑,黑里夹着紫,紫里又有点蓝,在哪家美甲店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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