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贫穷,然而性感

到达几天之后,我学会了问人们:你来自东德,还是西德?22年过去,墙倒塌了,德国统一了,但生活没办法一笔勾销。往日隔绝的,不只是地理——1989年东德人跨越柏林墙之后,一脸茫然,他们的地图里没有西柏林,墙这边的街道对他们是那么陌生。远不止如此,冷战留在人们心上烙下的印记,需要几代人的生活,才能真正弥平。

花白卷发、眼神在镜片后一直闪烁的乌苏拉,在一个大风天带我们游览柏林。对于这座城市,她有讲不完的故事。15世纪开始,柏林先后成为勃兰登堡公国、普鲁士的首都。从壮美的勃兰登堡门进城,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古代人可笔直通向国王的城堡。拿破仑在欧洲四处征战称雄,占领柏林时,掳走了门上的胜利女神和四架马车。几年后,拿破仑战败,法国才把胜利女神还给柏林。

柏林地下是砂石,不像萨克森或者黑森林地区富饶多矿。普鲁士虽然强盛一时,但那时的世界终归是罗马的,伦敦的,巴黎的。柏林的世纪是20世纪。魏玛共和国曾把这里变成最繁荣、自由的城市,很快,希特勒把它变成自己的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战争最终也结束于对柏林的轰炸。然后冷战开始,铁幕拉下,就在城市中央。它复杂深重的命运,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之后,余音未绝。

1961年,东德筑起柏林墙,勃兰登堡门一带变成无人区,黄草丛生,野兔肆虐。现在勃兰登堡门是柏林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有人穿着旧军装与游人合影赚钱,有人在这里抗议示威——这次是工会,柏油马路上用砖砌出一条长长的路痕,那是柏林墙原来所在的地方。游人跨越其上,以示欢快而廉价的庆祝。

乌苏拉讲话时不停地神经质地把衣襟拉直,带有浓重口音的英文,常常让人难以辨识,但“墙倒塌”,一定是重要的时间点。我们谈到《柏林苍穹下》,那个长着翅膀的男人,在柏林的上空,悲伤地看着这座城市。像很多城市一样,柏林的各个角落都藏着故事,但它很幸运,这些故事都没有被忘记。二战死难者纪念碑,有犹太人纪念馆,有二战时被害的同性恋纪念碑,有柏林墙纪念馆……柏林可能是纪念碑(馆)最多的城市,每一个灾难都要被一再提醒,为了不要再次发生。

我问:“乌苏拉,你来自东德还是西德?”她反问:“你猜呢?”

我说:“西德。”她很惊讶:“你猜对了,可是为什么?别人常常猜我是东德人,因为我对东德了解很多。”我说:“有一次你提到,现在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了。”

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了,这句话中骄傲拥有的语气触动了我。在一个极权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这种理所当然的骄傲——城市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却只能是市民社会、民主体制的基础。

东德人和西德人的这种不同,处处皆见。二十多年时,有东德少年出国,遇到几个西德的同龄人,最令他吃惊而羡慕的是对方的自信。经历了两德时期的老人总结为:在西德,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我是一个自由人,我可以做任何事,直到有人告诉我说不能做;可是在东德,人们从小被教育,你什么都不能做,直到有人允许你去做。

使人民恐惧,这是极权社会最重要的统治工具。让恐惧从小灌入,在心里扎根。德国统一之后,德累斯顿公共电视台被西德人接管。编辑彼得回忆说,当时,上司走进会议室,气势颇强。她讲了一番话,等待大家的回应——作为西德人,她习惯了辩论和质疑,但是会场一片沉默,没有人说话,“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服从”。

离开柏林市区,经过很多方方正正、毫无特色的苏俄式建筑,来到斯塔西监狱博物馆,约亨·沙德勒(Jochen Scheidler)在门口等待着我们。

这座红砖建筑曾是东德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斯塔西,就是东德安全局。1968年,苏联和华约成员国的坦克开进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年轻的东德物理系大学生沙德勒和一些朋友上街散发传单,呼吁人们反对联军的行为。传单上写着:“公民们——同志们,联军的坦克只是为敌人服务。想想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名声吧。我们要求事实的真相。没有人愚蠢到只考虑自己。”他被投入这家监狱,监禁一年半之后,才被送到法庭审判,判刑两年半。

沙德勒花白短发,面膛晒得很红,皱纹纵横,两脚外八字叉开,站得笔直,斯文、健壮,十分有尊严。看不出这是一个曾经剥夺他自由的地方,他谦逊地微笑着,按照安排得当的路线,一一展示昔日政权的罪恶、犯人的痛苦,只有很少的时候,愤怒使音调变高了。

我们走过监狱的花园,在这里住了一年半,沙德勒当时却不知道这个花园的存在。他们不能去花园散步,也看不到——牢房要么没有窗户,要么窗户是不透明的。一个残酷的玩笑是,唯一一个曾经享受过这个花园的犯人是监狱长,两德统一之后,他被送到了这座监狱。

这里关押的都是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政治犯,他们认罪之后,才会被移交法庭,判刑转入别的监狱。不认罪,就要继续在这里承受酷刑、孤独,和“不知何时结束”的绝望。而认罪,是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生命,向政权妥协,可是,日子总算会有个头儿。

犯人可能被关入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酷刑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是容一人站立、却又不能直立的凹壁,沙德勒要我们想象一下,在这里站上一天会怎么样。应该想象的有很多,在二楼的单人牢房,仅容一张单人床,一个马桶。守卫随时会到门口的窥视孔巡查,白天不可以躺在床上,必须坐着,却又无事可做。他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半,在讯问中,秘密警察说,如果你想见你父亲,就得认罪;你想知道你女朋友怎么样了吗?她根本不关心你……

彻底的孤独,与所爱的人、世界隔绝,和酷刑相比,到底哪一个更难以忍受?

沙德勒出狱之后,物理研究的路自然断了,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人。他困惑,愤怒,“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觉得胃痛,”直到今天,他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理想,只是它被坏人利用了。

德国统一之后,这座监狱成为博物馆,一些之前的犯人被邀请、培训成为导游,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人们当时发生了什么。沙德勒也是其中之一。

最后,沙德勒带我们到监狱后面一间简陋的水泥空房,这是当时他们放风的地方,头顶铁丝网之上的天空,是他们无法抵达的自由世界。监狱生活的记忆就压在他的胃上,“现在好多了,因为我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那段历史。”沙德勒的英文发音有点含混,这段结语却清晰有力,显然精心准备,已经讲了很多次,却仍然直通肺腑:“如果你觉得这座监狱很可怕,43年前,我就在这里。我们必须保卫民主和民主体制,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不止是为了民主,也是为了生活。”

很难想象一直重复讲述自己所经受的痛苦是什么感觉,博物馆尽量不让这些幸存者讲得太多,还安排了心理医生帮他们咨询。可是仍然有人在导览的途中突然崩溃,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很多东德人想要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两德统一后,东德的领导人并没有被清算,没有高官被惩罚,没有一个斯塔西成员向政治犯道歉——前监狱长还声称这是最好的监狱。电影《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窃听人员纯属虚构,现实对于沙德勒来说仅仅是:没有获得应有的公正,一生却已经在折磨和黯淡中过去。但他仍然选择了面对和反击。

“你们在网络上能搜索到我的名字,我年轻的时候演过布莱希特的话剧。”我们告别时,沙德勒说。

可是,“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到底是谁?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无论乌苏拉是否有意如此,这句话还有别的含义。

“这不是统一,是吞并。”来自东德的小说家舒尔茨说,他用两手并列,五指交错,来表示统一与融合,用右手包住左手,来表示他对于两德统一的观点:是西德吃掉了东德。

舒尔茨生于1962年的德累斯顿,东德疆土。柏林墙倒塌时,他在莱比锡。1989年欧洲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意味着冷战有了结果:极权体制溃败于民主体制,社会主义输给资本主义。这二者常常被划等号,但是很多东德人认为,这是不同的。

1989年,莱比锡以及其他东德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东德人民呼吁改革,他们已经厌倦了独裁者。可是和其他东欧国家不同,东德人没有机会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他们有一个富有的亲兄弟——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幸运之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之间货货相易的经济体系解体之后,东德工业已接近崩溃,如果可以买便宜质量又好的西德产品,谁要买又贵又糙的东德货?更不用提东德政府已经欠下了大量债务,经济和政治的破产在即。1990年8月23日,东德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决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1990年10月3日起依据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0年,舒尔茨和朋友们在莱比锡创办了一份报纸。国家正在改变,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参与到新国家的建设当中来,个人的文学梦想并不重要。他们自己采访、编辑,印刷,发行,舒尔茨还曾到菜市场门口去卖报纸。“我们想建立的新国家,是一个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国家。”舒尔茨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只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当政,社会主义理想才变成专制体制,它应该有新的可能。

当时许多东德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德累斯顿当地报纸《萨克森日报》政治版的主编乌韦·彼得说,那一年真是最好的时光,老大哥没有了,有钱的兄弟还没有来。他们有了梦寐以求的新闻自由。他们讨论,如何在新的国家里,留住东德的优点。“什么样的优点?”我问。他说:“比如说,社会主义体制里人和人之间比较平等,也比较喜欢互相帮助,西德人就比较冷。”一个例子是:东德的女性往往都有一份工作,而在西德,女性在结婚后就要谨守传统,相夫教子。

可是一切都来得太快了。西德政府慷慨地将东西马克的兑换比率定为1:1或2:1,而当时自由市场上的比率为10:1和20:1。舒尔茨记得,当时商店里所有的商品都卖空了,社会主义的人们没能抵制得了物质的诱惑。

商业经济随着民主制度来临了,手工作坊式的报社终究无法应对资金雄厚的西德媒体集团。舒尔茨离开了莱比锡,搬到柏林,开始写小说。他的积蓄只够生活一年,他计划一年之后,如果写作不能维生,就去开出租车。一年之后,他的小说集出版,受到评论界的好评,还获得了很多奖项。作为德国统一后最重要的小说家,君特·格拉斯称他为“我们新时代的叙事者”。

尽管在一个以恐惧威压为统治手段的制度里,很难谈到真正的平等,可是进入另一个以财富来区别人们的社会,“人人平等”的理想再次复活了。

“统一意味着你从这边拿些东西,从那边拿些东西,但是,东德什么都没剩下。”的确,对于西德人来说,生活并没有改变,可是对于东德人来说,一切都变了,自己必须也改变,去适应这个新的国家,可是过去发生的一切,真的一文不值吗?那些一生笃信的理想,还有青春,都只是笑话吗?

舒尔茨已经成为德国政府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使得西德成为比较好的政府。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他说的是:社会主义唯一的成就是使资本主义在竞争中接受了自己的理论,这很讽刺。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更甚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包括西德。可是竞争的消失,使得情形坏了,舒尔茨说,现在德国贫富差距变大,看电影、去餐馆吃饭,对他的很多朋友来说,成为了奢侈的活动,“还有,你总不能把水拿来做生意吧?水是公共产品,不应该私有!”

我们坐在舒尔茨家附近的咖啡馆。这里是普伦茨劳贝格区,属于东柏林。他说:“我还是希望住在原来东德的地方。”除此之外,统一之后,很多人离开东德,房租变得很便宜,艺术家和移民们蜂拥而至。其结果是,许多年后,这里到处是咖啡馆、世界各地风味的餐馆、店铺,充满活力,可是也有点时髦了。

柏林咖啡馆很多,人们喜欢坐在户外闲谈,晒太阳。街区都有大树浓荫,空气纯净,每一样颜色都很浓。我想着人们悠闲的生活,干净的空气和食物,这几乎是我所见最好的社会制度了,或许还想起了自己的国家,听着舒尔茨的批评,忍不住问:“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社会制度,完美的社会。”他说:“对啊,所以我们每天都得斗争,为了民主和平等。”

我开始热衷于寻找东德人的面孔,有点犹疑和哀伤,又是亲切的,和西德人的浑然自信比起来,这种复杂更令人触动。而经历过苦难的坚定,更强壮。

乌莉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六月的新克尔恩街区文化节,乌莉和朋友们在一所废弃的监狱表演了一出现代舞,来表达当人们被囚禁时的感受。平时,乌莉在小学教小孩子跳现代舞,借舞蹈来表达自己。尤其是在移民子弟学校,“这些小孩子的身体是非常紧张的,”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他们有太多东西要适应,语言,文化,这让他们很不自信,尤其是女孩子,可是当经过一些舞蹈练习,身体打开的时候,她看到孩子们眼睛突然亮了,那一刹那的光彩,让她很有成就感。

乌莉动作夸张,表情也比常人放大,薄薄的嘴唇涂得鲜红,和绿色外套形成戏剧性的冲突。每年都有很多艺术家来到柏林,这里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房租比别的大城市便宜,生活丰富多元,什么样的怪人都有,可是过一段时间,沮丧总会到来,永远有更年轻、更拼命的艺术家来到这里,房租一天天涨起来,难道要永远做免费的艺术吗?乌莉也在担心这个,可是,她摇摇头,管它呢,以后再说,至少现在,柏林是天堂。

新克尔恩原属东德,同样因为便宜,是移民和艺术家的聚居地,也是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乌莉说,虽然同居于此,实现着两个层面的多样性,但是移民和艺术家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移民日出而作,日落而西,辛勤作息,而艺术家昼伏夜出,怎么能让两种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呢?也许乌莉的工作,是一种这样的努力。

可是,为什么她会对这些移民小孩的神情这样敏感?她说:“因为我来自东德,我知道那种在边缘的感觉。”10岁时,乌莉随父母迁移到西德,虽然讲同一种语言,却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她必须察言观色,重新学习一套规则。“我在两种社会制度里都生活过,这一点对我很重要。我很庆幸没有继续生活在一个极权国家,否则我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可是我也不喜欢物质主义,用金钱来评判一个人是不对的。所以我要利用在两种体制里的好处,我用现在享有的言论自由,去批评这个体制的缺点,让它改进;我用东德人的边缘经验,来帮助移民。”

对于周三晚上的欧洲城市来说,人多得不寻常。珍宝公园的草坪上,人们或坐或站,三五成群,照例是人手一瓶啤酒。很多人站在一边,仰头看着一部线条与色块变幻、不知所云的短片,那是一部当代艺术作品。酒水摊和烧烤摊前面,挤满了人,德国人秩序井然的神话没有上演。

这是《扎根柏林》(Based in Berlin)当代艺术展的开幕之夜。参展艺术家来自四海,但他们现在都住在柏林。柏林市长沃维莱特出席了开幕式,展览想要表达的是,这是柏林,是当代艺术的世界中心,对年轻艺术家敞开胸怀的城市。跟所有地方一样,多半的作品不明所以。至少有两件作品,是以一堆破烂砖石为主要内容;有一幅在墙上贴满了放大的1块、2块的欧元硬币,还有几件,是以柏林夜店场景为内容的视频。德国记者丽贝卡总结说,看样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柏林很穷,夜店很重要。

在公园里,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开心,而原本该是夜晚主角的艺术展室里,观者寥寥。丽贝卡提着啤酒瓶说:“我觉得艺术展不重要,大家只是太爱柏林,太骄傲于自己是个柏林人了!”

“二战”之前,柏林曾经是德国的商业中心、媒体和出版中心、金融中心……随着战争爆发、战后柏林的被分割,产业都搬离这个不安全的城市,银行搬到法兰克福,媒体和出版公司搬到汉堡,工业搬到慕尼黑、斯图加特。在东德的封锁下,西柏林的日常物资都需要盟军空运,更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很长时间以来,为了能维持西柏林的存在,德国联邦政府十分善待西柏林,包括财政拨款,让人们无需工作也能生活,而城中男性也无须像其他西德男性一样服兵役。

直到今天,在德国所有联邦省份和城市中,柏林是最穷的地方之一。也有人说,柏林人已经习惯了被供养,他们太懒了。

19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发表演说时慷慨说道:“我是一个柏林人。”他想要表达的是,美国将会站在西柏林、西德人这一边,抗击共产主义阵营。被东德围困的西柏林人,需要得到同盟。

而冷战结束之后,“柏林人”在生长出新的含义。

柏林被称作最不像德国的城市。如果发生了日本海啸一样的重大灾难,德国人会像日本人一样秩序井然吗?丽贝卡说,德国其他地方也许会,我想柏林人不会,因为其他地方只有一种人,可是柏林,什么样的人都有。

丽贝卡是德韩混血儿,尽管出生在德国,但是黑发、黄色皮肤、个子矮小的她,从小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你是哪个国家来的?”她说:“我是德国人。”对方问:“那你爸是哪儿来的?”她说:“我爸也是德国人。”对方问:“那你爷爷是从哪儿来的?”一直追踪到亚洲族裔才肯点头罢休。有时候,对方会强调重点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生性幽默的她回答:“我从我妈肚子里来的。”

尽管对于希特勒的种族政策有很多反思,但是德国人并没有完全走出种族优越感。移民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白人天生地觉得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对于其他肤色的人,如果你说你是德国人,他们会怀疑地看着你,“可是如果你说自己是柏林人,所有人就都理解了。”丽贝卡说。

历史上,柏林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17世纪,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公开邀请被法国驱赶的胡格诺派教徒来到柏林,填补“三十年战争”造成的人口空虚。到威廉一世去世时,定居的胡格诺派教徒占到柏林总人口的20%,柏林成了一个移民城市。

而冷战结束之后,便宜的房租吸引艺术家和移民来到这里,让柏林真正变成了国际化的都市,一个当代艺术的中心。这也改变了柏林愁云惨雾的沉重形象。

这一切也跟柏林市长沃维莱特有关。2001年,他在竞选时公开宣布:“我是同性恋。”也是他,给出了柏林的新描述:贫穷,然而性感。柏林的夜店越来越有名,邻近国家的年轻人,会在周末、假期来到柏林,租一套公寓,尽情享乐。沃维莱特四处推广柏林的新形象,市政府支持各种关于艺术、多元文化的活动。6月的每个周末都闲不下来,世界狂欢节、同性恋游行、街区48小时艺术节……柏林像一个永不结束的派对。

很多人批评沃维莱特四处作秀,但也有很多人喜欢他。德国记者玛雅说,过去,德国人出国总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德国人,因为战争的历史,也因为德国人既有的固执、僵硬形象,可是沃维莱特改变了这一形象,德国人也可以很酷,很幽默,为什么不呢?

“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可是总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维兰德·施佩克,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负责人、泰迪熊奖创办人说。

施佩克生在德国西南部,1960年代末,少年的他发现自己对男性有好感,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欧洲的政治运动才刚刚开始,也不认识其他的同性恋。20岁时,他知道了一个男同性恋组织。他去参加活动,却把对方吓了一跳。组织内都是比较年长的人,忙着跟世界解释,男同性恋不都是娘娘腔,也可以是阳刚的男人。可是作为新的一代,施佩克是个火焰男孩,浑身色彩缤纷,红色头发,蓝色指甲。他也并不是想装扮成女孩,可是他很清楚,他不想变成传统的男性形象。

如果说作为同性恋本身就意味着活在边缘,那么施佩克选择了一条更窄的路。他希望自己是雌雄同体。他不喜欢落入一切陈规,包括旧有的性别观念。

施佩克离开家乡,来到柏林。当时是西方社会运动的梦幻时期,不同领域的浪潮并进。连同性恋组织都有共产主义、女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各种流派,互不服气,吵个不停。施佩克抱着很大的期望加入,结果却非常失望。他自认左翼,但他不喜欢结党,不喜欢教条。他和同样失望的一些朋友们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反对男性霸权。“我们觉得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同性恋,问题在于这是个男权社会。我们是男人,我们应该去统治女人,但我们不想,我们还要阻止其他男人这么干。如果每个人都平等了,男同性恋也就没有问题了。”

吊诡之处在于,男人总是喜欢自以为是的发言,嗓门又大,施佩克和他的朋友们不想这么做。他们要学习倾听和理解。可是如果不说,怎么推广自己的理念呢?没有推广,又怎么促成改变呢?

所以这个运动没有成功,但是有很多认同这一理念的男同性恋因此找到他们。而不屈服于陈规的思考方式,也贯穿了施佩克的人生。

1970年代末,施佩克拍了一部电影《柏林墙之东》,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之后,他加入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那时,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都已经有了酷儿电影节,1987年,这些电影节的负责人在柏林聚集。他们在同志书店开了一次会议,结论是:同志社区内的亚文化固然重要,可是如果在柏林电影节这样的层级举办同性恋电影节,意义非同寻常。

第一年的泰迪熊奖,很少人知道,只有一些知识分子、同志组织者来参加。第二、三年,人渐渐多起来,派对成为最受欢迎的部分。“这很重要,因为酷儿喜欢派对,异性恋也喜欢派对。”他们选择有名的地点,邀请明星,同时派对开放给所有人,“以前异性恋觉得是被排除在外的,现在我们不排除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来。我们要带着社区走出去。”

今天泰迪熊奖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著名奖项,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就从这里成名。而2011年6月,30万同性恋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在更早一周的同性恋嘉年华中,男女同性恋在街头跳舞、喝醉。同性恋在柏林还是个问题吗?还是边缘人吗?看着他们,施佩克心情复杂。

今天在柏林街头的同性恋们,他们没有经过抗争、运动,自由似乎与生俱来,但他们真的明白自由的意义吗?没有经过痛苦经验的淬炼,如果没有努力争取,自由还会可贵吗?

四年前,施佩克去波兰华沙帮助筹办酷儿电影节。波兰社会还相当保守,大街上有很多人抗议,政府撤回了国有电影院。可是这时嘉宾也请来了,又完全没有钱,要怎么办?“这种事情的发生,会把你一下子踢回三、四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在德国经历的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可是现在,在柏林,你看到很多被宠坏的同性恋,他们不做任何政治努力,好像一切权利都是理所当然。”

这些年,施佩克冬天筹备、进行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夏天去各地帮忙举办酷儿电影节。他知道自己的形象、名气可以帮助那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华沙,圣彼得堡,萨拉热窝,西西里……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提醒他,权利不是从天而降,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失去,必须要为之奋斗。

而某种程度上,他追求“在边缘”的感觉,他想要有反省的生活。在社会结构的运动中,很多人从边缘进入主流,困难消失了,生活变得庸常。同性获得结婚权之后,家庭变得和异性恋一样了。但施佩克不想这样,他在世界各地工作,和朋友、伴侣建立新型的家庭,承受着不确定性带来的危险,也享受不确定性带来的美好。

不止是为了民主,也是为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