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丹青这篇书评过瘾,他与高手对谈,有蓝火扑哧扑哧地的冒

我觉得吧,陈丹青既缺乏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也没有坎坷丰富的人生阅历,他的文章像杂草一样疯长,缺乏节制和痛感,虚火倒是旺得很,要喝王老吉才行。但他的演讲、访谈就不一样了,这种即时性、口语化的文本,有火就着,尤其与高手对谈时,要是有蓝火扑哧扑哧地的冒出来才好咧。所以,对陈丹青新出的三本书,我是舍弃游记,直奔杂文演讲集(《草草集》)和访谈集(《谈话的泥沼》)。幸运的是,哇塞,这里头果然有一个“冒蓝火的陈丹青”哟。

原题:“冒蓝火”的陈丹青

作者:邝海炎

谈论陈丹青是危险的,因为他总拒绝别人对他的定义、分类与标签,说不准还会反击:“以前有个傻逼说我什么,他妈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种直接和尖锐让当事人难堪。但陈丹青的这种风格却是媒体和观众喜欢的,所以,他才会由学者、画家窜升为一系列更有话语权的身份——公共知识分子、文化明星、青年导师。

既然拒绝标签,那我们不妨从抽象回到具体,先说说陈丹青的长相。对,长相,陈丹青说鲁迅长得“看好”,曾这样描述:“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那陈丹青自己好看吗?我的第一印象是,陈丹青的眼睛像尼采,沉静却警觉,深邃却锐利,孤高却盯紧人生。也就是我以前形容的 “猫头鹰的直视”,这是陈丹青的影像定格,也是陈丹青的语言魅力之源。

对,“语言”,而不是“文字”。 有人不嫌肉麻地说陈丹青的文章“文字雅达,文风坦荡,文气奇崛”,弄得陈丹青自己挺难为情的。可不是吗?陈丹青几乎每本书里都有“他妈的”,怎么雅达了?说“文气奇崛”也怪怪的,倒是“文风坦荡”算靠谱。我觉得吧,陈丹青既缺乏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也没有坎坷丰富的人生阅历,他的文章像杂草一样疯长,缺乏节制和痛感,虚火倒是旺得很,要喝王老吉才行。但他的演讲、访谈就不一样了,这种即时性、口语化的文本,有火就着,尤其与高手对谈时,要是有蓝火扑哧扑哧地的冒出来才好咧。所以,对陈丹青新出的三本书,我是舍弃游记,直奔杂文演讲集(《草草集》)和访谈集(《谈话的泥沼》)。幸运的是,哇塞,这里头果然有一个“冒蓝火的陈丹青”哟。

一,猫头鹰的直视

何谓“猫头鹰的直视”?当屠格耶夫将《战争与和平》第一册介绍给福楼拜,福楼拜叹道:“啊,一流的画家”。陈丹青也说,他喜欢董其昌“不是出于知识教养,而是无知而素面相对”。这就叫“艺术直觉”,而将这种直觉用于人生观察,就是陈丹青的独门绝技。

首先,“猫头鹰的直视”意味着说话的直接和尖锐。比如,对于鲁迅后人的处境,陈丹青曾写道:“海婴笑道:绍兴城封我荣誉市民,赏一把钥匙,可是开得了哪扇门呢。我听了,当下开悟:对啊!南北五座鲁迅纪念馆全是国有产业,今时鲁迅走进绍兴故家百草园,可不许掀动泥砖捉蚯蚓,更别提将那长长的何首乌连根拔起了;海婴回到上海山阴路,又岂能开门进家上三楼,在他童年的房间睡午觉。”而在新书《草草集》里谈到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左转,他也灵心妙舌:“左翼给当时的信息不全是政治,而是道德。人可以拒绝政治概念,但道德攻势一来,扛不住了。多少大知识分子,有产有业的资本者,都声援左翼。他们反感当时的国民党,巴望改变。解放军打进上海,市民第二天发现满大街睡满官兵,感动啊,这出戏太漂亮,现在玩儿什么行为艺术,小儿科啊!”

其次,则是指惊人的移情能力,陈丹青在《多余的素材》里怀念配音演员邱绍峰,“是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还嘴、嘲骂、耍赖、调戏,在出于常态的语音发作中,是他的声调引我们作虚拟的自我作践、自我扩张,便是我们日常话语中的虚伪造作也因他而获至声调之美,我们假借邱岳峰语调的变态、狂态、丑态获得自我治疗,异化为‘外国人’,释放自己,在倾听中人我错置,想入非非。”在新书《谈话的泥沼》里,他解释为什么喜欢《花样年华》:“电影是给眼睛看的,和读文字中的情节不一样。你譬如小过道邻居巷里每天轧来轧去,打招呼,讲闲话,那种日常逼仄,文字不好写,写好了也不如镜头准确、感性。又譬如女主角进了男主角房间,门外邻居在,不便出去,于是坐床上熬一夜,打扮齐整,衣鬓不乱,两人碰也不碰,这种急煞人的尴尬纯洁,文字效果出不来。 ”

二,遭遇鲁迅、柏林

在中国作者里,陈丹青最喜欢鲁迅;在外国作者里,陈丹青似乎最喜欢英国思想史家伯林,这绝不是偶然的。陈丹青多次谈鲁迅的切入点都不是人云亦云的“文采”、“洞察力”,而是视觉影像,比如“鲁迅终生偏爱版画,尤其木刻。鲁迅的天性,鲁迅的文学笔调,这种笔调的黑白质地,从来是木刻性的,出于他天然的禀赋:简约,精炼,短小,在平面范围内追求纵深感。”“1904年,鲁迅痛感于围观行刑的镜头,以至弃医从文:此事非仅关乎道德,更触及影像传播的文化命题……海婴的热衷摄影,承续了父亲敏于观看、富于同情的天性。”而陈丹青喜欢伯林,显然不仅仅是被伯林的“口才”和“移情能力”折服吧?伯林一辈子经历过很多重大事件,可却没有一部类似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大部头著作,只有几篇演讲文章,所以,有学者挪揄:“英国王室封以伯林勋爵头衔。他的一位女友写信祝贺他说,这个勋位是为了奖励他‘对于谈话的贡献’,令他终生羞恼不已。”以表达对这个“生活在表层”的思想家的愤懑。可如果我们注意到,伯林发表《两种自由概念》等演讲在1950-80年代,正是广播电影电视兴起的年代,伯林“观看世界的方式”受大众媒体影响,就不得不考虑了。

美国传播学家沃尔特·翁认为,媒介对人的思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生口语时代,书写时代,次生口语时代。文字出现之前,人们用口语交流,口语文化的特点是——注重与他人的交往互动、顾及人情味和情境的共鸣。而文字的产生,则把认识对象分开,并由此确定“客观性”条件,使得人类可以用精细的、或多式少科学的抽象范畴来管理知识。到了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兴起的时候,移情的、参与的、贴近人生世界的口语就又回来了,只不过与“原生口语文化”相比,“次生口语文化”是经过书写文化洗礼的,因此已具有一定的理性内省特质。所以,伯林的“口才”和“移情能力”可以说是对“次生口语文化时代”的呼应,而陈丹青也经常做访谈演讲,他们“观看世界的方式”想必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共鸣吧?

三,汉语口语化与毛语歧途

不过,从西方历史总结出来的“原生口语时代-书写时代–次生口语时代”在中国却有着更复杂的演进。西哲黑格尔认为,汉语(尤其是古汉语)不适合思辨,中国学人钱钟书不服老黑对汉语的这种鄙夷,所以在白话文当道的20世纪下半叶还执意以古文写作《管锥编》等书。但有些中国学者则默认了老黑的批评,李劼就认为:“中国人所习惯的话语方式就是意象的心领神会的方式,而不是逻辑的推理或求证的方式。”“感性的直观,用可以触及的物象讲一个形而上道理。不是诉诸理性,而是诉诸经验。”“这种语言不拘理性的规范,只追求表述的自由畅达。因此,语义造型和语词隐喻成为主要的表述方式。这种句式是隐喻性的,而不是阐述性的。在句子的语法构成上不显示深层语义,因为在主谓语两两平等的平面结构后面没有深层结构,或者说逻辑发展。在语义上是平面的,没有层次的转换和变化,其他语义靠读者自己去领会。”“‘五四’白话文的语言革命就是一种建立逻辑话语和理性思维的努力,可惜这种努力并没有在后来白话文的发展中得以完成,相反,其努力的方向被不知不觉地引到了毛泽东的话语上。”

毛语“概念的含混、表述的直观、结构的单向,命题的先验,论证的随意” 使整个汉语的非逻辑非理性程序达到了巫术化的地步,这确实伤害了国人的思维,但你也不得不承认,毛语加速加深普及了现代白话文运动。换句话说,毛语横空出世除了大人物统一思想、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考量外,也有小人物渴望用口语表达生活经验的迫切需求。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在对1980年代以来知识界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以建立现代汉语的“逻辑结构”给予正面评价的同时,对那些修复汉语原有优点的努力也给予重视。学者申小龙认为,“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由于语词及其组合不受形态成分的制约,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快的随意堆迭、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汉语这种富有弹性的组织方略,为主体意识的驰骋、意象的组合提供了充分的余地。它放弃了西方形态语言视为生命之躯的关系框架,把受冷漠的形态框架制约的基本语粒或语块解放出来,使它们能动地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体现出强烈的立言造句的主体意识。”而要发挥汉语这一特长上,在现代汉语书写中引进口语,显然是一条不错的进路,在这方面,老舍、汪曾祺、王朔、李零等都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四,用口语说理反毛话语

与上述作家学者相比,陈丹青对口语文化的亲睐更有广度和深度。比如,陈丹青谈到西域壁画时说:“中东艺术似乎非得由西域道中的汉人过一道手,那妖媚繁华,那股中东的羊膻气这才去尽,干爽神秀,转成大汉气象。”用“羊膻气”形容中东胜过过一打西化概念。再比如说阿炳,“所谓‘灵魂’,‘颓废’,也是西方词语,说中国的人事与音乐,这类词不好用。阿炳的《二泉映月》,句句到心,可你说他是‘颓废’,是发自‘灵魂’,就不知所云,他只是兀自在那里‘苦’,苦得跟江南咸菜似的,碧森森暗沉沉……”这“苦得跟江南咸菜似的”形象直观,一语破的。而在新书《草草集》里,他念念不忘木心的临场戏谈“卡夫卡命苦,肺痨,爱焚稿,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还说:“眼下爱木心的青年写起他,十九理解成如何唯美、超然,我读了不舒服,太花枝招展了,是在讲年轻人自己的文学幻觉。木心的趣味,那种质直的,带咸味的、南货店式的,老辣皮实的一面,年轻人没反应”。这些对口语的引入和评论都是很精彩的。

而在《谈话的泥沼》里与王安忆对谈,两位高手围绕“故事”倾听、接话、反诘、乃至连环追咬,俨然有咏春拳的紧张和风采。陈丹青认为,现代小说是印刷术兴起后的结果,……小说葬送了“说故事”的传统,“逐渐把叙述从活生生的口语领域剥离了出来”。故事与小说的区别,不在“材料”,而在“语言”。“说书的盛世,村妇野夫能说会道,……故事传统的智慧、民间语言的泼辣,俯拾皆是。在古代中国,故事与小说从不打架,二者的语言是同源的,一体的。 例子实在太多。你比如西门庆潘金莲初见勾搭,如何对话: 不敢动问娘子青春? 小人虚度二十三年。 奴才痴长七岁。 大人将天比地! ——分明动问,却说‘不敢’,也确有几分‘不敢’之心;‘虚度’、‘痴长’,不但报过年龄,意思也巳递到,何其自然;一句‘将天比地’,则心思毕露,是自卑绝望,更是撩拨纵容——有什么不好吗?句句‘发乎情,止乎礼’,字面好看,说来好听。 我记得幼年时听周围大人说话,也是这样一进一退、一引一逗,多见言语的风流。 ”

我不知道当代作家里还有谁对口语有这么深刻尖锐的思考,如果说汪曾祺是用口语叙事反毛语,陈丹青则是用口语说理反毛语;如果说王小波丰富了现代汉语的理性说理能力,陈丹青则丰富了现代汉语的情境说理能力。陈丹青还记述过自己一次在台湾人开的店里买东西受歧视的事情,他当时是用“我-操-你-妈”冲老板娘怒吼, “可那么一瞬间,我瞪着她面无人色的脸忽然心里一闪发现被她的恐惧感动了,”“事后,我想起那年真的红卫兵一拥而进动手抄家,我的外婆也是这么坐在床上认真低头装出置身事外的那么一副可怜相”。这意象不只是红卫兵一代的反思,也是现代汉语告别毛语、寻找新口语的开始。正是这点“感动”,拉开了陈丹青与李零的距离,打个粗俗点的比喻,李零的文章尽管引入口语也很漂亮,但他只是毛语在当代中国的遗腹子,跟个驴粪蛋子似的,外面光(似乎是五四精神),里面却还是毛语斗争哲学那套。而陈丹青的口语表达则经历过愧疚和内省,比起李零来,就多了同情、怜悯,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更难得的是,陈丹青看了不少当代传播学的书,他能分清楚电影与文学是两种媒介,对电视剧和互联网也持开放态度,所以,在这个视频、网络、广播全面铺开的“次生口语时代”,陈丹青又是预流者。他像猫头鹰一样矗立,为现代汉语守夜,启发我们探寻现代汉语发展的方向与可能。

参考文献:

陈丹青:《纽约琐记》,《外国音乐在外国》,《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续边》,《荒废集》,《笑谈大先生》,《跟陈丹青聊天》,《草草集》,《谈话的泥沼》,《无知的游历》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

麦克卢汉:《古登堡星汉灿烂:印刷文明的诞生》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

罗伯特·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

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

李劼:《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五卷)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申小龙自选集》

  1.   老公:“老婆,床底的皮鞋呢?”
      老婆:“那双皮鞋太旧了,我给扔了。”
      老公着急的说:“扔哪了?旧的还能穿,能省就省,日子才能越过越好!我去捡回来!”
      老婆:“不用捡了,鞋里的钱我都拿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