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罗伯特·希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今天,三位经济学家 —— Eugene F. Fama, Lars Peter Hansen 和 Robert J. Shiller —— 因对理解资产价格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约一年以前,很可能是席勒教授最近一次来北京,我在耶鲁大学同学会举办的一个演讲中听到他的演讲,第二天中午,他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同意接受访问。这可能是我们疲惫的会议室第一次接待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我赶紧拜托一位莫名其妙的同事去楼下京客隆买几瓶矿泉水,摆出一点点职业范儿。以下是刊登在去年12月出的《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上的采访节选。那时欧债危机正在低谷,美联储刚刚公布了QE3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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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直推崇金融作为世界上的正能量,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人们通常认为金融是买卖股票赚钱。我认为金融的本质是帮助人们达到目标去融资。

人类做的许多事情都是需要很多人协同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达成的,怎么样提供条件在我看来就是金融。

金融能帮助人们实现个人理想,应该是件好事情,当然我们也要防止滥用金融工具的发生。

过去十年来你对金融的看法改变了吗?

从我的新书《金融与好的社会》中能看出,现在我对金融的道德目的更感兴趣。金融历来有“向钱看”的恶名,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人们对金融有一种“愤怒感”,我认为金融是为目的服务的,Finance的拉丁字根就有“目的”的意思。

你对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怎么看?

贫富悬殊的扩大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个存在着“赢家通吃”效应的互联网经济中,我们必须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政治家们几乎没意愿处理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应该为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恶化做好计划,而且现在就付诸实施。

比如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收入分布的极限,如果贫富悬殊越过了这个边界我们就让富人多缴税,当然也可以有一个减税的边界。我发现如果我们事先宣布这个目标,在政治上就会被大家接受。

我们不应该等到一个新的富有阶层完全稳固他们的地位后再想办法,应该提前解决这个问题。

你会设一个怎样的界限呢?

我作过一个研究。如果美国在1970年代就设定了某种贫富悬殊的界限,今天的最高税率可能会比法国总统奥朗德的75%还要高。

人们认为法国的新税率体现了某种法国人的愚蠢。可是我认为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这么做。

金融危机让中国人对自己的经济模式更自信了,你怎么看?

中国的模式与美国不同,储蓄和政府投资占中国经济比重都相当高,这种乐于滞后消费的观念和对政府决策智慧的信任是美国人没有的。美国有及时行乐和一厢情愿的偏见。

罗姆尼在竞选中总是说选民想听的,说自己不愿意为阻止全球变暖多花一分钱,因为这个现象并不存在,幸好他没有当选。

中国的经济还有可以完善的地方,但是现在看来还可以持续许多年。

你预见了互联网和美国房地产两个泡沫,当迪拜记者问你阿联酋和迪拜房地产市场的时候,你却没有下判断,为什么?

我本能认为迪拜有房地产泡沫,但是我不愿意不礼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像个生意人一样加入了大合唱中,不过我记得我还是指出了“可能存在泡沫”。

我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虚伪、一厢情愿更有把握,所以我就坚决站出来表明我的观点。

中国的房价上涨也很快。中国的经济增速高于利率,如果你假设这个情况不变,所有资产的当前值都应该是无穷大。

这时,你就必须下一个判断,中国经济什么时候会停止高速增长。这很难,虽然我们知道最终这种增长会停止。

今天市场上是否仍然有一种非理性恐惧?

在美国和欧洲,我们正在一个临界点上,人们感觉资本主义无法支持足够的需求,长时间内失业率会高企,这个感觉正在成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

政府财政刺激是走出这个局面的一个办法,希望满足公众意愿的政治家们在这方面的意愿不足。

大众不理解凯恩斯所说的“节俭的悖论”,当所有人都省钱的时候,情况只会变得更糟。政治家们应该清楚,但是不少人还是不能理解这个道理。

QE3特别运用了不设上限的资产回购承诺,是为了打破自我应验的诅咒?

算是一个尝试,它尤其针对极为萧条的房地产市场。我认为伯南克在他的位置上已经极尽所能,但是可能还是不够。

你认为美国经济在再平衡路上走了多远?

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在增加,但我认为可以同时增加税收和政府开支,而不影响债务总量。

这样可以刺激经济,并通过扩大分母来降低债务占GDP的比例,达到杠杆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