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会图》与理想国

没有人不爱徽宗赵佶——尽管这宋朝第八位皇帝远远脱离了百姓心中大国之帝王的形象,总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文学艺术大家的名录上。大多数评价说徽宗昏庸无能,却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这种教科书般的定论给了人们一个约定俗成的思路,也把徽宗硬生生变成了一个史书里的符号。其实,在我看来,徽宗之于宋朝的文学艺术相当于洛伦佐·美蒂奇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然而伟大的艺术赞助人做到极致可以成为美蒂奇,却永远无法成为宋徽宗。

中国古代能书善画的皇帝不少,比如明武宗朱厚照比如康熙乾隆。帝王画往往中规中矩,大气有余,天赋不足。徽宗的画恰满溢着一个艺术家的天赋与心思:他的字挺拔优雅,气定神闲,是为“瘦金”;他的工笔纤细清净,雍容高贵,独用生漆点睛。更难得的是,徽宗还精通诗词,音律,园林花鸟,收藏鉴定。《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翰林画院自不必说,这些成就太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现在仍然苦心积虑地想从中还原从前大宋王朝的蛛丝马迹。但若说中国有贵族,也必从徽宗开始。

和西方不同,中国贵族生活脱胎于儒家君子之礼。于是,一国之君自然是天下最大的“君子”,从小要受四书五经六艺的教育。从此,文雅节制,彬彬有礼便成为历代传承的理想图景。古代的士大夫们从不缺少符号,他们用各种花朵植物表达自己的情操,他们擅长赋予本是质朴的东西某种出神入化的价值:白玉,木料还有茶。茶叶的出身并不高贵,我们的祖先喝茶的方式最初也很粗犷:他们将茶和盐,陈皮,葱等配料一同煎煮。一直到公元八世纪的唐朝,逢儒,道,佛同生共长,茶才慢慢进入了精英文化的领域——从选茶,茶器,水源谈起,陆羽的《茶经》第一次细分了茶的律则,如葡萄酒一般,茶从此有了三六九等之分,高低贵贱之别,讲究自此而起。

徽宗时,茶依然还是中国最流行的饮料,老百姓依然在日照当空时大碗喝茶用来解渴,只是对于文人雅士来说,茶代表着某种生活方式。茶,即茶道。徽宗爱茶,也完全把茶变为了一门独特的艺术——如同他笔下清雅纤细的芙蓉锦鸡,腊梅山禽,作为艺术而存在的茶,也带着徽宗敏感微妙的性格。或是,没有第二样艺术能够如茶一般如此接近徽宗。《大观茶论》不到三千字,处处柔情似水——以人的面容比喻茶相,细品茶叶茶尖犹如轻抚金玉玛瑙,尤其是写到七汤点茶法,行云流水如同欣赏一幅绝妙的山水画。、

其实,唐代盛行以盐煮茶,点茶法因徽宗而盛,所用器具也不再是陆羽留下的工具。点茶,是先将茶叶研成茶末,这些茶末用热水冲入后,再用竹制的茶筅拂击,在茶汤表面搅打出泡沫,为“点”。点茶不仅去掉了唐时茶中搁盐的习惯,也将茶带入了另一个美学境界。在这点茶冲汤的一来一回中,水与汽互相交融,变幻莫测,仿佛一花一世界,霎那便成永劫。徽宗捕捉到了这画面的每一处细节,这仿佛轻抚古琴“松石间意”般不可预测,不可言说,完全专注于自我的涅槃之中,眼前只是“疏星皎月,灿然而生”。他召集文人雅士赋诗饮酒,高谈阔论,斗茶弹琴,一挥而就《文会图》。

《文会图》现藏于台北故宫。画的题材应取自唐人文会图,描绘的是文人雅士品茗雅集的场景。画面右上方有徽宗题诗 “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左上角是徽宗的“天下一人”印和蔡京的题诗。据说若徽宗的印和蔡京的题诗同时出现,则画迹多半为真。就这幅画,还有学者为题诗在印记之上有所怀疑而争执不休。暂且不理会,因为艺术史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争执与颠覆的历史。

从来,艺术史的发展与演变都是自上而下完成,王公贵族的品味往往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品味。而徽宗的品味与文学艺术修养更是影响了整个王朝,甚至为整个中国古代的贵族生活建立了标准与偏好。虽然公元十二世纪的大宋处在绷紧了的弦上,蠢蠢欲动的内忧外患一触即发,画中却呈现一片桃花源之境:垂柳下设一大案,文士围坐一桌,羽扇纶巾,或盛盏或举茶,谈笑风生正浓;垂柳后是仲尼琴,香炉袅袅,琴囊才解,必有高士高山流水;大案前设茶床,童子正欲点茶,似乎还可以看到茶具正是徽宗推崇的“青黑色”,与白茶相互呼应,月光一般摇曳盏中。

依徽宗的修养,他绝不是热衷于斗茶中评比茶叶好坏贵贱,那都是身外之物。茶人必追求珍稀名茶,好茶人也以辨别茶与水的微妙区别为傲。若止步于此,也仅仅是“茶技”而已。如明代李日华所言,“天下有好弟子为庸师教坏,有好山水为俗子妆点坏,有好茶为凡手焙坏。真无可奈何耳。”茶叶就像璞玉或新砍伐的木料,只有透过艺术家的泡茶手法才能琢出“茶艺”的味道:不温不火,不卑不亢,正好真水无香。徽宗兴起的斗茶之风正在于此——茶所代表的,是美的形式,是贵族的生活方式,更是对生命的信仰。七汤点茶,茶面,茶汤与茶色不断变化,万物似乎都在其中周而复始,引人入胜绝不仅仅是最后那碗茶,而是冲茶的过程,那才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此时,主人和朋友谈笑之间,或间有古曲盘香陪伴,郁郁葱葱,世间劳碌奔波的众生在此时如得甘露,乃理想国度。

我不敢自诩为茶人。虽然也为不同茶种美妙奇特的喉韵着迷,却常常在饮茶时被升腾茶汤之上飘忽弥漫的雾气所分神,来不及品味茶叶本身的金贵。就在那一刹那,我也仿佛稍稍得了徽宗为之神往的美:飘忽不定的茶色,或浅或深;注汤时激起的水波泛泛,还有摇曳直上的“乳雾汹涌”,最绝的是这美景稍纵即逝,徒留你只紧抓一根香绫,而它飘飘然早已随风不知所踪。这也是中国的艺术之道。与西方艺术不同,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讲究融会贯通:书即诗,诗即琴,琴即画,画即茶。每一次抚琴作画沏茶时都充满了无尽的偶然性和可能性,徽宗最精于此道。如此看来,琴棋诗书画样样皆通也不为惊奇,它们本自同根生。那徽宗必是在雾气中看到了远山静水,云雾缭绕,或许他自己只愿是画卷一角中醉卧晚亭的山翁,沉醉不知所归,才写得下《大观茶论》那样美丽的词句。

徽宗有着诗人般单纯的心,他也有着作为帝王的梦想,他总是在那沉着洇黄的绢本底色上用心良苦地描绘着自己的理想国,那是《文会图》一样的雅士云集,《听琴图》一样的与世无争,《芙蓉锦鸡图》那样的雍容无奈,于是我总不忍看徽宗的词句,不忍听到“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不忍读到“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徽宗不加掩饰地在金兵掠走宋宫藏书时悲伤长叹,不加掩饰地在囚禁途中对臣子流下眼泪,他最终无法卧薪尝胆,客死他乡。徽宗终究做不了帝王,他的心一如茶汤般清彻透亮,掺不得一丝浑浊。世界过于嘈杂,过于庸碌,过于苍老,他永远在那里找不到自己心中的理想国,他只能将那个国度建于奔腾茶汤之上的飘渺雾气中,“中澹间洁,韵高致静”。在他看来,这里是最完美的所在,虽然那样的美捉摸不定,无法捕捉,不知通往何处。

徽宗贵白茶,于是直至今日,我依然钟爱白茶。白茶不以火气烘干,不炒不揉,只经过萎凋和干燥,“生晒”而成。白茶泡的时间特别长,往往第三泡才出味,汤色淡黄,气味幽香。虽出味,也绝不像金骏眉,冻顶乌龙,观音茶那般令人惊艳。有味无味就在一线间,此中的耐心与静心最重要。这大概是徽宗皇帝美学的极致,总是在淡雅纤弱中透出沁人心骨的高贵从容,在精心雕琢修饰之后,依然纯净若水——“须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澄,如玉之在璞,他无与伦也。”

白茶,要以禅心去品。徽宗的“理想国”,也需以禅心去解。忘掉是“我”在品茶,忘掉是“我”在观画,忘掉是“我”在赏乐,灵魂在艺术中得到安放,喜悦,然不觉身处何所。饮下一碗安吉白茶,温暖早春料峭里微寒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