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落幕的盛宴

好莱坞服装特展
V&A博物馆

伦敦的冬日总是阴沉而静默。气温在摄氏五度左右上下摇摆,就像一壶烧不开的水,哑着嗓子心中沸腾。蜿蜒曲折的小路在此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对于前来圣诞采购的旅游者来说,伦敦就是一座让人兴奋的巨大迷宫——这里总彰显着某种别扭的美,既来自于古老历史传承的骄傲与保守,又来自于工业带来的革命与反叛。我喜欢在这样的冬日,手里捧一杯Costa的速溶热巧克力,流连于哈罗德百货(Harrods)长形的橱窗之间,虽然哈罗德对我来说就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橱窗里肆无忌惮地展示着昂贵的首饰,奇妙的衣服,还有精巧的水晶鞋。我看到周围人们兴奋的双眼,其中充满不灭的热情。于是我学习伦敦人把衣领竖起,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去,融入人群之中。在这里,男人和女人们都穿着黑色衣服,剪裁耿直而讲究,一双细长坚硬的棕色皮鞋,没有过多的装饰,或许,伦敦口音的英语才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配饰。

让伦敦人引以为傲的还有城市里多得无以计数的博物馆. 它们自然与伦敦相连,又独立地自成一体.狄更斯笔下这座庞大黑色的雾都, 堆砌着哥特时代的神秘, 文艺复兴的理想, 巴洛克的辉煌, 洛可可的虚荣, 维多利亚的伪善, 现代艺术的觉醒与革命. 在其中, 设计的历史仿佛无所适从. 不, 英国人为它建立了一座崭新的宫殿–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至于这座博物馆的建立是否寄托了女王对亡夫的思念已不重要,至少,前来这里的人们没有想起过这件事. 设计, 作为一种争执不休的学科,一直徘徊在艺术和实用主义的边缘止步不能. 然而在V&A这座巨大的白色宫殿中, 设计被致以最高敬意, 以时间线的形式保存下来, 展示着人类生活可能被美化的最大梦想.

去年来V&A是为了瞻仰英国十九世纪工艺美术运动的先驱者们: 拉斯金,威廉莫利斯,伯恩琼斯以及拉斐尔前派所有的梦想家们. 他们给工业时代的英国带来了批评的力量, 也为现代英国的设计营造了圣诞节的气氛. 直到今天, 英国的设计依然存留着他们的影子–浓烈与单调混杂的色彩, 本土文化与异国情调的冲撞, 传统手工作坊与机器生产的讨价还价。他们宣告并展览着一个最英国的英国,尽管他们的灵感可能来源于蓝色的地中海,棕色的希腊手卷, 或是古老的东方。

我第二次走进V&A. 特别展览的的大厅人满为患. 这大概是今年V&A最为隆重的一次宴会, 主角不是英国人, 而是他们又爱又恨的美国同胞, 我们又爱又恨的美国兄弟. 正是这些美国人,让电影达到了极致. 从此往后, 好莱坞就变成了世界电影的公共坐标系. 对于好莱坞,我们顶礼膜拜, 我们俯首称臣, 我们对其轻蔑之至, 想尽一切反抗的方法. 然而好莱坞还在那里,通过黑白海报, 巨大银幕, 还有闪闪发光的戏服,永垂不朽. 我想我一生都不会逃离银幕所造出的的幻境, 即使我知道幕后片场是多么混乱肮脏, 即使我知道那些故事在白色的A4纸上显得多么脆弱.在结束文艺复兴的旅程之后, 好莱坞依然在向我招手微笑, 不急不缓地再次把我拉入一个深不可测的流动盛宴。

我把这次展览形容为盛宴, 是因为没有什么词语能够更加贴切地接近这些属于好莱坞的服装.那些服装穿在假人模型身上,被摆弄成它们在电影里的各种姿态,于是它们仿佛拥有了生命。服装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每天清晨, 我们搜索衣橱,寻找能够展现或隐藏自己本性的衣服.它们没有生命,是我们用生活赋予了它们生命。有时, 我们仅仅是为了展示一件衣服而将它穿出门,假如它是一件Mcqueen的奇特连衣裙, 或是来自萨维尔街裁缝铺顶级订制的白色衬衫。然而当服装出现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它们就不再仅仅是衣服与设计, 它们帮助角色的存在更加真实, 它们使幻境成为可能,它们成为了一个新的角色, 它们变成了电影里的全部。

银幕上出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正如这次精心编排的服装展会. 序幕由Travis Banton为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在电影Angel中设计的钉珠长礼服揭开. 这件1937年就价值8000美元(相当于今天10万美元)的天价礼服在追光灯下闪烁, 更像一件人工编织的大型珠宝. 这条长裙缀满金黄银白的小型钉珠, 间歇镶嵌绿色的宝石与棕色的貂绒,让人想起玛琳·黛德丽骄傲冷艳的面容。是她, 或是这条长裙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 在最初的好莱坞电影里摆出了女性优越的选择权, 不屑地强调女人不应轻易从属于任何一个男人。

可事实是, 谁也不会永久拥有这些梦幻服装。据说玛琳·黛德丽曾要求保留这条长裙, 派拉蒙拒绝了她的要求, 从此, 黛德丽与派拉蒙中断合作长达十年之久。这件轶事的真伪已不能分辨, 我们只相信眼前看到的这条长裙, 它该被命名为Angel,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这些昂贵繁杂的钉珠工艺,在好莱坞电影中炫耀着自己的羽毛,一个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价钱随着电影而曝光:它们是Samson and Delilah(《参松与达丽阿》,1949)中用真正的孔雀翎毛制成的华丽衣裙;是Cleopatra(《埃及艳后》,1963)中伊丽莎白·泰勒如毒蛇一般魅惑的绿色长裾;是The Bride wore Red(《新娘只穿红色》,1937)中琼·克劳馥炽热如火焰的红色战袍;或是The Last Emperor(《末代皇帝》,1987)中费时长达半年,绣满了龙与凤的中国宫廷……它们由各种颜色拼成,我们铭记这些衣服自身所呈现的壮丽奇景,仿佛一场巨大的百老汇演出,真实世界都不再重要。

其实真实世界太需要好莱坞这样庞大的造梦机器。通过银幕,好莱坞展现千万种别人的生活,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人们热衷于灰姑娘一夜之间嫁入曼哈顿豪宅的童话,同样也热衷于探寻欧洲和英国宫廷背后的秘密。宫廷的秘密无非显赫的尊严,隐藏的诱惑,奢华的假面与无止境的勾心斗角。然而好莱坞不断地讲述关于宫廷的一切,竭尽所有去重现,去反叛,去挑战宫廷生活的极致。也是在宫廷电影里,服装与艺术史重新达到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观众在暧昧的天鹅绒与伞状的裙摆之间触到的是真实中的虚假,好莱坞明星在勒紧束胸,戴上蓬松假发的瞬间找到是虚假中的真实。

镶嵌在画框里的皇室肖像正是曾经宫廷生活最好的记录者,那些宫廷画家不厌其烦地描绘了王宫贵族身上最细微之处,还有他们不经意流露的矫揉与真实。于是一切于电影重现:George Gower画里伊丽莎白一世标志性的圆柱形衣领,蝴蝶一般的锥形袖筒,纤细到极致的蜂腰;还有宫廷画家Elisabeth-Louise Vigee Lebrun笔下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内特恰好刚过手肘长度的柔软蕾丝,接近肤色的浅色塔绸和赤裸的雪白胸脯。穿着她们衣服的好莱坞明星们,只有抛弃自己的一切,投向她们的生活。她们需要一次次练习如何利用红色的羽毛扇传递情书,如何与自己的大臣保持亦情人亦仆人的关系,如何使自己的眼神看上去冷静不着痕迹。她们需要剥开这些君王的内心,让暂时安息的痛苦与矛盾再次折磨自己,她们才能真正穿上那些如假包换的戏服。然后在沉重的戏服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呼唤理解与同情的王者,孤独,骄傲,背负太多不言的秘密,正如《女王》里穿着Barbour外套的海伦·米伦,独身一人徘徊在皇家花园小径。

又有时,服装帮助角色进行的不是建构而是解构。此时,服装脱离电影本身,更多地附着在角色身上,代表了特定时刻的心理,社会和感情,成为角色的皮肤,成为最沉默的叙述者。我想我久久站在Fight Club(《搏击俱乐部》)的展示台前不能离去正因为此。爱德华·诺顿和布拉德·皮特的衣服摆在衣橱两侧:灰色,单调乏味的套装与血红,形式感极强的皮夹克,这是属于两个人的服饰,却又实实在在代表了一个人的所有权。观众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导演希望他们集中的地方。Michael Kaplan设计了诺顿和皮特的衣服,和大卫·芬奇共同完成了一场精妙的高智商游戏。就在这极端的灰色和红色之间,Tyler Durden游走白日与黑夜之间的嘶吼又在我耳边响起,不停回荡,撕心裂肺。

最初也许只是为了区分一个精神分裂者两条叙事线的服装设计,已化为电影的颜色。最不真实的人物,因为服装而获得最真实的细节。科恩兄弟电影中的人物也是由无数庞大的细节构建而成,充满极为强烈的时间感和存在感。展览展出了No Country for Old Man(《老无所依》)里贾维尔·巴登穿戴的普通水洗棉T恤,靛蓝色牛仔外套和德克萨斯州牛仔靴。他是一个邪恶的角色,他是局外人, 但不想让人们把他看成是一个移动的危险武器。他试图融入周围的环境之中,像蜘蛛一样躲在暗处,等待他的猎物。其实,不论是《搏击俱乐部》还是《老无所依》,其中的衣服本身既不显眼也不昂贵,他们只是一点点解构了衣服里的角色,解构了电影里的故事,既隐形又恳切地直抵人性,以致这些衣服里虽空无一物,却好像装下整个世界。是整场电影,快速地,在我脑中再次回放,所有颜色不能相交只能相融的整个世界。

于是,我们难以界定服装帮助角色说出了不可抵达的隐喻,还是为导演和故事本身披上了一层皇帝的新装。似乎每一个风格显著的伟大导演身后总有一位看不到的设计师。这些设计师对导演本人的脾性再了解不过。他们更像是为某一位导演度身量制私人衣装,此时大银幕上的明星,环境和服饰便深深烙上导演的个人印记,开辟某一时代的私人疆域。

希区柯克的电影几乎是好莱坞式顶极悬念的教学片——他的剪辑,声音和剧本永远值得观众玩味千年,他从来不靠感官刺激与低俗险情取胜,他的电影打到的是每一位中产阶级观众内心的隐痛与道德的瘙痒。Edith Head作为希区柯克的长年合作者,担纲了《后窗》,《捉贼计》,《迷魂记》,《群鸟》几部片子的设计。作为一位艺术家,希区柯克对自己影片里的服装设计有着特殊而苛刻的需求。他偏爱绿色, 他的理由是这些波长较短的单调色彩与存在感微弱的设计可以足够低调,不把观众的注意力由叙事引向别处。Judy Barton在《迷魂记》里穿的绿色裙装被摆成直接曝光的样子,单纯天真,没有一丝危险与混乱的痕迹。下一秒,当不可思议的意外与秘密接踵而来的时候,我们早已陷入希区柯克炮制的深不见底的巨井中。恰好,一位支着长柄黑伞的英国年轻绅士站在《群鸟》里那套灰绿色的套裙面前,他的挺拔冷静与Tippi Hedren的惊慌失措相互映射,照出内心与表面从不厌倦的交谈对话。那一幕,就是极好的电影。也许希区柯克偏爱这些优雅简洁的服装,正如他偏爱金发女郎的理由:她们正如干净的雪,最好地显露了血红的脚印。

电影是一个梦境。当交响诗般的结束乐章响起,全场嗅到的是告别的味道和旧梦的残恋。无论电影如何,序幕总会拉起,演员总要谢幕。然而服装,把这些谢幕的演员变成为icon,他们代表了一场春梦,一种感觉,一个别人,一个时代。收藏家们疯狂地,争先恐后地搜集赫本的黑色长裙,费雯丽的红色天鹅绒礼裙,沙朗·斯通的裸色高领毛衫,还有凯拉·奈特莉那条薄若蝉翼的绿色丝绸礼服。只有通过衣服,人们才能感受到明星身上炽热的温度,才能用永远和银幕上的角色共处一室。也许,他们在乎的只是《帝凡尼早餐》里夹着细长卷烟的赫丽,《飘》里的乱世佳人,《本能》里似隐若现的赤裸与《赎罪》里坚韧孤傲的眼神。也只有这样,明星才能永垂不朽,悬挂在电影史的黑色天空之上,永远给予我们的时代期盼,希望,垂怜与爱抚。

展览出口的最后两套服装是梦露在《七年之痒》里飘起的白色伞裙与朱迪·加兰德在《绿野仙踪》里烂漫美好的蓝色格纹洋裙。这就是好莱坞,这就是性感与天真并存的好莱坞——在制造一击便碎的美梦的同时,自我推翻并不断质疑着所有的美梦。如果一切只是一场盛宴,我希望这场盛宴,永不落幕。
2012年末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