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纪事:民主的功夫茶

一些人把乌坎与安徽的小岗村作比,中国改革正是从这个村中的18个农民用生命作赌注开始的。倘若小岗村开启了农村的经济改革,乌坎是否意味着政治改革的开始?这种情绪因为广东省的特性、微妙的政治竞争、整个社会愈来愈浓烈的变革欲望,更为显著。这个粤东地区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变成了中国变革的象征……

许知远/文

到处都是祠堂、庙宇与戏台。村庄里的主要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财力丰厚、人丁兴旺家族的祠堂雄阔、矗立在大道旁,更多的隐身于小巷中。不过,内部的布局总是一样的,列祖列宗的牌位沿时间排列,像一棵不断分叉生长的树。

庙宇与祠堂一样,象征了这个村庄的多样性,天后娘娘、赵大元帅,观音菩萨、三山国王、关公、玉皇大帝……都被供奉。每一座庙对面总有一座戏台,在一些特殊日子,戏班会被邀请来唱戏、放上一场老粤剧电影。丧事也常在戏台旁操办,哀乐要一连放上七天。像东南沿海的很多地区一样,出生、婚礼、死亡、拜祭在这里都占据着特别重要的位置,你的生命不仅属于你自己,更受到家族与未知神明的影响。人生与戏梦也并非泾渭分明,它们彼此影响。

香火最旺的是华光庙,本地称它是“仙翁庙”。它是为了一名叫李东笠的地方官员而建,他是乾隆年间的翰林学士,出任过本地知县,在任内以为官清廉、善待百姓著称,最终得道成仙,成为了仙翁。当地人爱戴他,也相信他能保佑一方安宁。

不过,他的本尊看起来没那么庄严有力,只是个小小的黑脸木偶。这一点不影响当地人对他的崇敬,在文化革命最热烈的时候,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木雕的神像藏在家中。在窄小的华光庙对面,是本村最大的戏台,“盛世明镜”的黑匾高高的悬挂着,内部的横梁上彩绘着“三英战吕布”、“薛仁贵救主”这样的民间故事。全赖这些故事,一代与一代的中国百姓被娱乐与教化。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是生活在太平盛世,再碰上一位李东笠这样的清官,在传统中国政治中,再没比“仁慈的权力”更能赢得人们的景仰了。

“仙翁庙”前的广场与戏台,也是本村最重要的公共生活所在地。其中最为隆重的是每年的七夕迎神会,这是仙翁的生日,全村一连几天进入狂欢状态,大大小小的庙中偶像都被请出来,在游街之后被送入华光庙,簇拥在仙翁周围,像是众神大团聚。所有的戏台常彻夜演习,不仅有本地的潮剧、粤剧,还有从特意请来的越剧、黄梅戏班。在外做生意、务工的人也纷纷回乡。

2011年秋冬时,这戏台却上演了一幕截然不同剧目。更确切地说,自从这年9月21日以来,整个村庄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戏台。在那一天,上千名村民举着整齐印制的标语、横幅在戏台前集合,请出仙翁的令旗。他们走出村庄,沿公路一直走到市政府,声称要严惩腐败、恢复选举。他们抗议薛昌领导的村委会擅自出卖大量村中土地,村民没分享到任何利益,他也垄断着权力,常年未进行有效的选举。

薛昌个人也象征了中国基层权力的变迁与连续。自1970年起,他就成为了村里的领导人,他的权力从毛泽东时代顺利过渡到邓小平时代,在阶级斗争时代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在新时代转化成财富,贩卖集体土地是这种财富的来源。他以村委会的名义租售,却把收入装入了个人控制的小集体的腰包。他还以一种半黑社会的方式控制着村庄,倘若有人表示不满,他会以恐吓与收买的方式解决。多年的经营,也使他在更高级别的政府中构建了私人网络,村民都传说他的后台很硬,倘若不是个人太没文化,早就去镇上做官了。在有着金色圆顶的市政府大楼前,在长久的迟疑不决后,领导接待了村民,并承诺解决。

第二天,特种警察却进村了,要逮捕领头的肇事者,它旋即发展成一场暴力冲突,警察殴打村民,甚至是儿童,村民则进行反抗。

至此,这不过像是早已习以为常的抗争事件,在全中国,这样的抗议每天都在上演。它发生在汕尾地区似乎尤其平常,在这里,警察开枪射杀村民的事情也发生过。这粤东之地,长久以一种彪悍民风著称,当地人都会说“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这个村庄就属于陆丰市。也因此,这一冲突也很有可能延续固有的模式,在一时的义愤后,它将归于平静,愤怒被迫沉默。

但故事没有结束。被打伤村民的照片与录影带被整理与公布出来,它被上传到网络,印刷出来在村中展示,更大的愤怒也随之而来。村委会领导闻风而逃,整个村庄陷入了权力真空。更大的动员也随之而来,贪官逃跑了,被卖出的土地并未收回,他们只有向更高级政府讨回公道。两个月后,村民再度发起游行,前往市政府请愿。他们的诉求更清晰了:清算土地,落实公正选举——正是缺乏实质选举,才令薛昌变得这样不可一世。

更戏剧性的一幕也随之发生。村民没得到期望的答复,却被市政府视作某种“敌对势力”,有“有境外势力推波助澜”,两位重要的领导人林祖銮与杨色茂则成为了通缉犯,村民自发成立的临时理事会与妇女联合会,则被定性为非法组织。四个抗议活动中的活跃青年被抓走。

警察在村外的主要交通口设立关卡,检查来往人员的身份证,外村人已禁止进入村内,村民们还流传说,只要是乌坎人出去,警方会比照手里的照片与名单抓人。村外的道路上悬挂着“坚决严打黑恶势力,维护陆丰和谐稳定”的标语,地方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放着敦促犯罪分子自首的新闻,村中剩余的主要领导者都榜上有名。而在一个凌晨,人们还发现,防暴警察试图闯入村庄,全村的男女老少以摩托车头盔、手持竹棒与警方对峙。警察还两次阻止了村内从东海镇购买的粮油补给。断粮、断水的恐慌,四位扣押者在看守所内受虐与身亡的谣言令恐惧四处蔓延。

这没有瓦解斗志,却激发起一种空前的团结。村民们用树干与铁丝挡在村的各入口设置路障,自行组织巡逻队,进行反封锁。在长达11天的封村期间,仙翁戏台前每天都举行村民大会,人们坐在台上与台下,不分姓氏、不论贫富,都可以站上戏台,发表看法。村民们不仅是观众、也是演员。因为被捕者薛锦波的死讯,让这团结更带有了悲壮色彩。这位身材粗壮、脚踩摩托的大汉,是在运动中涌现出的领导者之一。这个故事不仅发生在现实的村庄,同样也发生在虚拟空间。来自北京、上海、到广州、长沙,从香港、台湾到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新闻记者不断涌来,甚至在封村之时,他们也以各种方式溜进来。他们住进了村民家,分享有限的食物,也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抗争。

村民也不是被动的被报道者,他们主动分享故事,设立了‘新闻中心’提供食宿和无线网络,还会在新闻中心门口贴上中英双语的告示。记者们似乎不仅报道,也变成了参与者,是这个新联盟的一部分。这个村庄似乎变成了某种前线,一桩令人鼓舞的道德剧,一群村民为了寻求正义、尊严与权利,与一个腐败、高压的地方政府进行对峙。

这个故事也发生在中国政治的微妙时刻。十八大召开,持续了十年的胡温时代结束了。十年来,中国的崛起速度令世界大吃一惊,但人们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却没有发生,政府大力强调维稳模式,强力压制民间的不满。

关于新一届领导人的种种推测四处蔓延,他们将怎样展开竞争,将会选择何种道路?重庆的薄熙来与广东的汪洋被视作这场权力与路线的角逐中的个性鲜明的两位。前者要复苏意识形态,创造一种高效的专制,启动民粹政治,被称作“重庆模式”;后者则普遍被视作更开明的象征,多年来,广东省就以灵活与创新著称,经济改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人们不禁期待它是否能把创新从经济领域引入政治与社会领域。比起重庆严密的社会管制,汪洋宣称要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如放宽社团登记,发育各类社会组织。

当广东副书记朱明国在12月底来到这个村庄时,它当真变成了一种新精神的象征。更高级政府容忍了地方的反抗精神,强调“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就像评论者所说,它提示了“一种新的、开明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模式”,即“同时实现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村民也表现出高度克制,始终依法维权,他们没让愤怒占据上风,主动拆除路障,恢复正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争取利益的同时,主动强调了民主选举的重要性。这桩再普通不过的因土地而起的纠纷,发展成一场自治的实验。

相比于令人忧虑的“重庆模式”,这个“乌坎模式”似乎更令人宽慰。一些人把乌坎与安徽的小岗村作比,中国改革正是从这个村中的18个农民用生命作赌注开始的。倘若小岗村开启了农村的经济改革,乌坎是否意味着政治改革的开始?这种情绪因为广东省的特性、微妙的政治竞争、整个社会愈来愈浓烈的变革欲望,更为显著。这个粤东地区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变成了中国变革的象征……

乌坎比我想象得要大得多,它不像个村庄,更像个小镇。贯穿村子的商业街上,有手机店、茶叶店、餐厅、水果铺,还有一个专门的集贸市场。乌坎学校涵盖着小学与中学部,还有一个宽阔的广场。它的码头停泊着密集的渔船,夕阳入海时有着醉人的美。一处破落的院子的石碑诉说着这个村子的繁华往日。在17世纪末时,这曾是广东的七大港口之一,名曰“乌坎总口”。这繁华到19世纪后半叶逐渐消失,它的避风港不能容纳大型的蒸汽船,新兴的汕头港取代了它。这也是个典型的移民村落,村中主要的47个姓氏也正是它的历史痕迹,最早的定居者足以追溯到明朝末年,乌坎人常自称四百年历史。村里随处可遇的俊俏男孩与女孩,似乎正是这多元移民的最佳产物。

也像所有乡村一样,乌坎身经20世纪的中国革命的动荡。中国农民先是被视作最保守的力量,然后又突然变成了革命的动力,他们世世代代的小农意识又被改造成人民公社精神,原本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又被收归国有,被迫参加种种阶级斗争、整风运动,在其中获得他们最初的政治意识。村庄的形态也是大胆而荒诞试验的产物,这个海边渔村曾狂热地学习过山西的大寨,到处围海造田。而在过去二十年中,它又着迷于地产项目,把原本水乡继续填平,以修造那些丑陋的度假村与厂房。乌坎有13000名村民,倘若不是这场抗争,大部分青年人都常年在珠三角一带打工,从事服装及海产生意,以往留守在村里的只有三四千名老人和念书的孩子,还有五、六百名从四川等地过来打渔的“新移民”。也像很多乡村一样,吸毒困扰着乌坎,它是精神空虚与突然到来的财富共同作用的结果。贫富差距同样触目惊心,有人住着养育孔雀的四层别墅,有的一家人仍挤在小巷的斗室、甚至铁皮屋里。

公共物品的缺乏显露在各处,自来水只有到半夜才短暂可用,道路坑洼,乱丢的垃圾。那些散落在村旁的工业区、厂房,与村子似乎毫无关系。

2012年的2月初,我第一次来到乌坎。乘坐长途车从广州出发,大约三个半小时,就来到陆丰的东海镇。再坐上20分钟的出租车,路过那个孤立而庞大的陆丰市政府、还有夜晚尤其闪亮的金莎贵族夜总会,就来到乌坎村。

集会、口号、死亡带来的悲伤,封村时的恐惧与激情,都暂时散去了。被砸坏的边防派出所也恢复正常,警车悠闲地停在门口。村口的环行岛旁的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再没能恢复过来,它不仅早已人去楼空、窗户破碎,大楼墙面被村民用浓墨写上“打倒贪官,还我土地”。

村委会的院子里总是聚集着村民,孩子们在里面追逐,这一切,在半年前不可想象。他们从未想过进院门,只希望这些干部们与自己的关系越少越好。

门口贴着春联:喜上眉梢小镇小村行自治,春归乌坎一人一票选明天。它出自杨色茂的手笔,这个自称喜欢崇拜孙中山、喜欢闲云野鹤生活的46岁的农民,在9月21日的游行中勇敢地站出来,成为了公认的领袖人物之一,在2月1日的第一次选举中,他当选为选举委员会的主任。

我在村中漫步,村庄却被笼罩在一种喜悦与兴奋中,人人似乎都有一种酝酿一场重大行动的使命感。我一家接一家喝功夫茶,看他们熟练的烫杯子,关公巡城式地倒茶。这是粤东地区的风俗,考验个人耐心与细致。

村民们乐于表达,每个人都愿意向你讲述,他们游行的路线,警察打人的一幕,他们对于薛锦波的印象,还有第一次投票的兴奋感。一些人领我去看他们被霸占的田地,另一些人拿出1953年的地契,除去蛀虫的洞,还有新政府的红色图章。但这图章真地保护过他们吗?像中国所有的乡村一样,对于土地的短暂拥有感在1956年后的集体化运动中就已被粉碎了,一切都属于人民公社,在不断地政治运动、全面性的社会控制下,申诉个人财产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危险的。根据他们过去几个月的经验,倘若不被看到与听到,他们就毫无希望。他们也一定对记者们心存某种感激。汕尾的市委书记曾劝告村民要相信政府,而不要那些烂报纸、烂网站,倘若“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能上树”。对村民来说,母猪真的上树了。

你感到人们礼貌,主动微笑,一种解除恐惧后的放松,一种自主性焕发后的自信。“乌坎人像是换了个模样”,一位常年在外地经商的本村人说,“他们见官低头走,现在都当没看见,就是见到市长也没什么。”

不过几个月,这个村庄已成为中国民主实验的重要案例,仙翁庙的戏台、旧电影院广场、乌坎学校已成为了某种历史遗迹。村内贴满了告示,提示人们如何报名,如何投票,还有候选人的名单,一场民主教育正在进行中。

乌坎村民的选择似乎再度确认了民主政治——至少是基层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它的成功与整个民主进程的迟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我们还在讨论全国人大代表的表决器应该加盖时,社会最底层的、文化水平最低的农民已经在注重民主的细节了。

2月11日上午,我去看村民代表与小组长的选举,这是三场重要选举中第二场。我听得到柔软、抒情,带着小镇式浪漫的曲调,“爱流淌在心间”、“相思在心头”这样的歌词。人们走进学校,找到自己所属的队列,领取选票。操场上排好了桌椅,7个村庄按顺序排开,有自己的发票处,写票箱,投票箱,一旁还有义务的代写员,以备不识字、书写不便的投票者。人们叽叽喳喳地交谈,孩子们四处奔跑,管理人员拿着喇叭重复投票规则,新闻记者到处走动。人人喜气洋洋,像是陷入恋爱,那些选票似乎让村民们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与生活的可能性。

对于张健城来说,这个村庄的一切都在衰败。他是个英俊、时髦的青年人,穿着红白相间的滑雪衫,语调平缓却口齿清晰、记忆力惊人。但和我在村中感受到的放松与欢快不同,他凝重与忧虑,让人不安。

12月9日,当他与薛锦波、洪锐潮在村外的人民餐厅吃饭时,涌进来的警察抓住了他们,当时他们正在热情憧憬,讨回土地后,他们将一起开办一家酒楼,还分配好各自的职位。他们三位在9月21日的游行后,因勇敢与热情而从村民中涌现出来,迅速彼此熟悉、认同。

26岁的张建城也是“乌坎热血青年团”的成员。“乌坎热血青年团”是QQ中的一个群组名称,它由一位网名“爱国者一号”的人发起,在群组里,人们讨论乌坎村的腐败、出卖土地、垄断权力。

自2009年6月21日起,这个群体也开始了一场挫折重重的上访路。从陆丰到广州,两年多来,他们足足上访了11次。在一次次挫败后,他们认定只有动员全村才可能有效。在实践中,他们也寻找到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你无法直接向所有村民寻求支持,但要能找到几十个中坚人物,他们要有相似的不满,最好还来自不同的姓氏宗族。这长期酝酿的情绪与新的动员逻辑在2011年9月21日收到了回报,两年前的5个人上访变成了如今5000人的游行。也是在这新的情绪与运动中,领导人物随之涌现。

张建城是其中之一,他与年龄相仿的洪锐潮、庄烈宏成为新生代力量,他们与更年长的薛锦波形成了一种亲密的战友关系,是这场动员的最有力的鼓舞者与组织者。这种新角色因为他们的集体被捕而最终确立。薛在监狱中的死亡更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道义上的崇高感。

比起大多数村民对收回土地与选举热情不同,记忆仍困扰着他,他回忆起审讯的过程,在监狱里的生活,边说边用钥匙划出监狱内的景象,他就睡在离厕所最近的地方。更多的是对薛锦波的想念。在这群青年中,他因果断与心思周全而成为天然的中心。他仍会梦到薛锦波,大声叫他“教授”——梦里的他兜里仍插着那两支钢笔。他说只要薛锦波的问题尚未得到处理,这事情就没法收场,他也说,一定要清查过去村委会的行为。他也仍被一种恐惧包围着,觉得这暂时的光明与自由随时可能被四周的黑暗再度吞噬。

薛锦波的身影四处可见。在电线杆、在房屋外墙上,在黑白复印的讣告上,他咧开嘴笑着,看起来充满信心,照片下印着“乌坎人民英雄全体哀悼”。

他的死亡凝聚了整个村庄,他的死因依然不明,尸体停放在冰柜中,像是乌坎悬而未决的命运的象征。他的长女,21岁的薛健婉,突然被推向了媒体的中心。她的家就在旧电影广场旁,一幢三层简陋的小楼,一层仍供奉着薛锦波的遗像,与广泛贴在村中的讣告照片不同,这张是放大的蓝色背景的标准像,头发一丝不苟,笑容过分标准。

我们走上二层客厅,薛健婉在,与她的母亲、弟弟,还有腼腆的男朋友都在。茶几上照旧是工夫茶,茶叶特别丰富,她喜欢把百日红、玫瑰、杭菊、绿茶混在一起喝。我不知如何开口?去问她听到父亲死讯时的感受吗?去问她这些日子的内心挣扎?还是问她对选举的看法?一切问题都显得过分侵略性,尤其联想到几天来,她已被一波又一波的记者重复的追问过,她是一个勉强的“明星”,被不断的消费。

不知道如何谈论现在,就回到过去吧。她讲起学生时代的故事,拿出她当时得意的画作,讲起她现在的工作,她是一名小学教师,调教起小孩子来可有一套。她说起来节奏欢快,男孩子气十足,旁人都笑起来。但不论怎么轻松,薛锦波都像是房间里沉默的大象,压在每个人心头。最终,没人能回避它。

在换上一壶茶时,薛健婉不经意地说,爸爸还在时,他也迁就大家,不喝铁观音,而换上这么一壶妈妈妹妹更喜欢的花茶,大家边喝边聊。她的表情黯淡下来,妈妈开始隐隐抽泣,一直沉默的弟弟也开口说话。

没人相信官方给出的“心源性猝死”的结论,他的身体一直很壮,唯一不舒服的是食道管引起的哮喘,孩子们都叫他“无敌铁金钢”。死亡仍如此清晰与具体,家里的电闸坏了,要不是隔壁叔叔帮忙,真不知该怎么弄。

他们仍处于风暴的中心。政府期望能尽快安葬尸体,愿意付出巨额补偿,村民则期望悬而未决的尸体增加谈判的砝码,让他们在土地问题上更有发言权。这家人夹在其中,健婉被迫承担起这个突然坍塌的家庭的家长角色,在彼此的冲突要求间做出个人决定。她因父亲的死获得了天然的道德威望,亲族老人已一个接一个劝她不要卷入村里事务,这既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也是他们政治生活的习惯性忧虑。

最初,我没能和林祖銮交谈,他太忙碌了。我喜欢看在人群的中的他。在乌坎学校的操场上,在小巷中,他总被别人包围着,他的助手们、记者们,尤其是在选举结束后,摄影机镜头与麦克风把他团团地围住,期望他说出某种警句。在很大程度上,他符合人们对一个乡村领袖的期待。当他讲话时,总拖长音,句子与句子间停顿很久,以至于当你以为他已经结束了谈话、准备问下一个问题时,他的下一句又开始了。你总能感觉到他与周围环境的疏离。他的面孔消瘦、威严,这与他多年的军人训练与内心孤独有关。

65岁的林祖銮像是早期共产主义塑造的最佳样本,正直、坚硬、纯真,耻于谈论金钱。他说不管毛泽东犯了多少错误,他仍崇敬他。他18岁参军,入伍后仅8个月便被发展为党员,他在著名的塔山英雄团服役,他的一些战友日后牺牲在老山。在部队他还手绣过《为人民服务》的全文。他一定自豪于自己的军旅生涯,谈起部队的轶事时,他活跃异常,有一种孩子气式的得意。文革期间复员后曾当过村委会副主任。1973年他被调到东海开发区当负责人,又在1983年转而下海经商,在东莞的虎门作服装生意。自1995年起,他就回村安享天年。他的3个儿子都在外闯荡,有着不错的事业,他丝毫不用为生计犯愁。16个年头里,他打太极、喝茶看报,与村民没太多往来,但人们觉得他慷慨、正直。

在9月22日与警察冲突后的恐惧与慌乱中,他的年龄、经验与性格让他成为了公认的领袖。他在9月23日进行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表现出他的镇定,他有能力把众人的情绪导向理性。在仙翁戏台上,他的鼓动性同样鲜明,当他控诉起薛昌的贪污时,嫉恶如仇,他的排比句多少受惠于毛时代的传统。在“盛世明镜”的牌匾下,他征服了此前不认识自己的所有村民,人们喊他“老总”。

他的言行很快就证明,他是多么值得这种信赖。在封村、被通缉时,在外工作的三个儿子都被安排回村做他的思想工作,“连儿子工作所在的东莞市公安局局长也被带到家来找我谈话,要求我放弃、投降。他告诉我说很危险,要我为乌坎人民着想。我说我正是为乌坎人民着想,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写了张纸条交给那名局长,麻烦他转交上一级领导,纸条上写着“我叫林祖銮,因涉嫌乌坎村民土地诉求违法,等我处理好问题后我就投案自首。”

对于政府、村民与媒体,他都是个可接受的形象,意味着稳定与克制。他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士绅形象,他们从外地罢官归来,要代表民情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也很有可能,在逐渐卷入事件时,他感到久违的激情。他的妻子,甚至整个村里人都看着他怎样逐渐熬成了“一根竹杆”。

在村中游荡时,张建兴常是我的同行者。他总穿着条松松垮垮的黑裤子,肩上斜挎的一个黑包里总有三、四个手机,脖间悬挂一台佳能600D相机。在选举现场、代表大会、竞选演讲会,他总是举着各式摄像机在拍摄。

摘去脸上故作神秘的墨镜,他与人寒暄时笑起来依旧一脸稚气。他是个新技术的熟练运用者,录像、拍照、剪片子、写博客、发微博,他一刻不停。所有记者都是率先找到他。

在外界看来,他不仅是乌坎对外的联络者,也象征着乌坎故事的新因素。乌坎的独特之处不在于选举,而是它蕴涵的丰富戏剧性,运用新技术的能力。

他是“乌坎热血青年团”的最年轻的中坚分子。他们依靠QQ缔造了一个集体行动的团体。他们也主动创造动员的叙事。是他与最初的同伴在2009年4月写作与散发了传单《给乌坎乡亲们的信之——我们不是亡村奴》,揭露了私卖土地、村委会贪污的情况。这打破了长久的沉默。

在《乌坎!乌坎!》这部纪录片中,张建兴与庄烈宏创造了一个悲情而豪迈的叙事,这一方美丽的乡土正被贪官败坏,无辜与勇敢的村民愤而反抗。它的配乐更不乏感伤,把反抗与青春联系到一起。这一情绪不仅打动了乌坎人,也触动中国社会的普遍情绪,他后来得知,光碟一开始只在乡间传阅,流传出去,甚至海口市都有人贩卖这些光碟,一张卖到20元。

他与林祖銮的配合更让这一切变得更有力量与戏剧性。他们像是传统的道德权威、组织能力与新技术带来舆论力量的崭新结合。他被迅速的催熟,压力来自眼花缭乱的信息、不断涌来的追问。所有外来者也感受得到,这个年轻人迅速成熟、也膨胀的自我意识——你被所有人需要的重要感。

对我们这些浮光掠影的外来者,该怎样理解这种情绪、这些人物?这是他们真实的自我?还是一种因聚光灯突然照来的表演?我们真的关心他们的命运,还是不过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这个故事。

我还从未在一个采访地,遇到这样多形形色色的人,新当选的村委委员,来自广州的志愿者,浙江的上访者,提供建议的北京学者,东京的纪录片导演,最多的是记者们,从法国的《解放报》到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

人们介绍自己,最新的人事变动,最近的流言。伴随着乌坎这场戏剧的延续,一些人已来过好几次,和一些村民建立了友谊,甚至还不由自主的卷入了日渐浮现的人事之争中。

其中情绪最热烈来自香港。“比我们强多了”,他们操着广氏普通话。我懂他们的意思,这个小村庄至少一人一票,而距离香港回归已经15年,他们还只能依靠1200名代表来选举特首。香港媒体对于乌坎的高度热忱的赞扬,像是对自身愤懑的排遣。最初,正是香港媒体的不懈努力,才使乌坎故事散播出去。

事件仍在进行,每个人到来的时间不一,理解的程度有深有浅,人人都好奇于这个根本问题,为什么乌坎成功了,它的经验可能被复制吗? 乌坎的胜利能够持续,并被传播吗,还只是一个孤立的案件。或只是上级政府恩准下的一次短暂尝试,最终要被整体制度的惯性吞没。民主在这个国家实在太稀缺了,人们不吝给予这个村庄过度的赞扬。

但在3月3日的夜晚,所有对未来的忧虑都暂时抛却一边。村委会的选举刚刚结束,如人所愿,深孚重望的几位人物当选新的村委干部。人人面带笑容,沉浸在这醺醺然的状态中,或许明天不知如何,至少此刻可以为自己喝彩。

我仍记得3月3日的选举日后,我和一群少年在码头的景象。海面黑而迷蒙,停泊的渔船上红、绿信号灯闪耀不停,偶尔有马达声由远而近的传来,又一条夜行船归来。对岸的矮山轮廓模糊,倒是有几分像是卧下的老虎。嘻闹后,他们开始唱歌,跟着手机传出的旋律,喇叭的音质不佳,常出现撕裂声。先是Beyond的《海阔天空》,然后是“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他们轻微的篡改了歌词,把“我的”改成了“乌坎”。最后,还有一首《敢问路在何方》,他们唱得最动情,这部电视剧风行时,他们还没出生。张建兴唱得最卖力,除去阶段性胜利的喜悦,也有一种难掩的迷惘与失落。他未能进入村委会,成为新领导集体的一员。他认定自身的重要性,却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发言权。他太年轻了,能赢得外来者的瞩目,是青年力量的象征,但对于具体事务,没人愿意把他认真看待。

第二天清晨,我见到林祖銮。他仍5点半起床,散步、喝茶。而今天,似乎特别放松。选举结束了,结果令人满意。这也像是一场漫长征程的阶段性胜利,这胜利既令人喜悦,也充满了嘲讽。他这个通缉犯,以绝对高票当选了村主任,所有人都信任他。

对他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我重点就是一定要把机制落实好,把下一届的人员挑选好,这是我最主要的责任,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会利用我的影响,我吸收外面的经验,把很多不好的制度给它纠正过来,比如宅基地,我会不用股用分配这种方式,就是按照一个人多少平固定下来,这点会做好的”。他还对村里的卫生与教育的改善雄心勃勃,认定这才是根本。

“怕听到电话,怕看到人,怕自己的门铃响……我现在可以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说不好也不行,说真话也不行,说假话更不行,里面错综复杂,我得处处注意,处处防备。”

2013年2月,我在电视屏幕看到林祖銮这简短的讲话时,吃了一惊。他依旧消瘦,气色比半年前我遇到时更好,口气却像是另一个人。

这段视频在网络世界广为流传,它似乎印证了乌坎实验的失败。如同一年前的过分乐观一样,过分的悲观似乎笼罩在这个村庄。长久来的疑惑变得更为清晰起来,倘若整个制度不改变,这场村级的政治实验能支持多久?或是它从来就没有人们期待的那种变革性,只不过是发生在一个特别的时刻,由媒体的情绪渲染所致?比起一年前,中国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已大为缩减。十八大召开完毕,“重庆模式”固然失败,曾被寄望的“乌坎模式”似乎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期待。

2012年8月,我第二次前往乌坎。一年一度的请神会正在进行。天后娘娘、关公到赵大元帅都被请到了仙翁庙,那个黑面长须的仙翁拥挤在其中,失去了显著性。夜晚的广场上,总有三台戏在同时上演,潮剧我一点也听不懂。

林祖銮没去听戏,觉得那“乱糟糟的”,事实上,他对村中盛行的很多风俗不已为然,尤其是这多年来的殡葬。“一个人平均要花15万,红白喜事要用上一个家庭的一半收入了,传统的东西,有些要保留,有些则不是”。他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穿着白色跨栏背心,发亮的银灰色西装裤卷起来,皮肤更显黝黑。他一支接一支的抽烟,讲起话来依旧迟缓。

这个曾深得信任的村委会已遭遇危机。权威已经瓦解,一年前,村民们从不迈进村委会的院子,而如今任何人都可以冲进村委会,指着村委的鼻子表达不满——既然你是我选出来的。

他的情绪仍镇定的,尚保持着某种尊严,没有人敢直接对着他表达不满,但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都知道,他再不是那个一诺百应的“林伯”。他正在处于自己最不喜欢位置,他夹在地方政府、村民、还有巨大社会关注之间。他昨晚去调解了一场打架,明天要接待又一批市领导。

最核心的仍是土地问题。他们曾许诺帮助村民讨回土地,但它比最初想象的复杂得多。它的产权是如此混乱,所牵扯的部门与利益群体又如此之多,一个村委会能起到作用实在太有限了。即使收回这些土地,又怎样转化成实质的收入?“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摆平”,他感慨说。

在那次拜访中,我明显得感到村中情绪的变化,蜜月期已经结束。张建城则陷于明显的沮丧。“早知会是如此我一定不参与,民主真的重要吗”,他说。昔日的众志成城也随即瓦解,倘若利益得不到即刻满足,拥护者立刻转变成反对者或嘲讽者。不久前,当一家公司捐献了两千多台微波炉后,它演变成一桩混乱,新的村委以为这是福利,不想却引发了无尽麻烦,长期不在村中的人都露面了,都在争要自己的那一份。人们以前对自己的村庄的命运无力,现在则都觉得有权参与其中。

我也见到了庄烈宏,他正准备辞去村委会的职位。在他简陋的新家里,他说起当前的问题,左右回避,而只有说起抗争年代,他的眼神才亮起来,并执意再次放映《乌坎!乌坎!》。“我真想再回到那个时候”,临别前他对说。

张建兴更是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甚至与昔日战友都生出摩擦。只有在在南海庄园的浴池中纵身一跃才感到他的畅快。

这些情绪令我不安,我却没有更强烈的感受。坦白说,乌坎故事始终没有激起真正的兴奋。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两个被人们大谈特谈的概念“农民”、“民主”。在我的智力成熟期,一个自以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会谈到“三农问题”,认定它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尽管城镇化的速度迅速,农民似乎仍牢牢地占据着这个国家的主题。它不仅具有规模的优势,农村人口仍牢牢占据着主流,它也具有道德上的说服力,尤其是当《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著作摆在你面前时,一种扑面的苦难感也意味着道德上的优越感。

这也充满讽刺性。在中国传统中,明明是那些读书人统治着国家,他们却不遗余力地浪漫化农民,认定他们是政治与道德的来源,他们的稳定意味着王朝稳定,他们的反叛则是王朝的更替。而在20世纪的中国,它又被视作革命的根源,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建立了一个革命联盟,为传统的农民起义赋予了方向与意义。革命在城市失败了,却在农村保持了活力。但一旦获取了政权,新国家又不遗余力地掠夺农村与农民。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还失去了基本的自由,户籍制度把他们牢牢地栓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种自己不希望耕种的作物。

对我而言,这都一切都是抽象之物。为了增加历史维度,我还特意前往海丰市。八十年前,彭湃正是在海陆丰地区开始他的革命试验的。他焚烧了地契、组织农会、清算地主、用潮汕口音宣讲马克思主义,还硬生生地在一个中国县城里建立了“红场”,以示对莫斯科共产革命的崇敬。彭湃的个人试验失败了,他的理念与手段却留了下来。如今的中国,仍是那场共产革命的产物。不过,这场革命没有给农民带来期待的解放,反而是前所未见的灾难与压迫。这是一场相似的起义吗?但村中的朋友,对这个联想一点不感兴趣。

乌坎的消息仍不时传来。离开村委会的庄烈宏开了茶叶店,张建兴则有一个集摄影、家居与监控设备的铺面,他那套在抗争中大放异彩的技术能力,也能帮他谋生活了。媒体对这个村庄的兴趣显著的消失了,当初因这一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记者与村民的共同体,也只剩下松散、脆弱的个人联系。我还记得在上一个冬日,张建兴、蔡义丰(他是人民餐厅的少东家,是抗争时的“外联部长”,为记者们提供无偿食宿)与我们在东直门吃火锅。除了回忆,我们没找到共同的话题。你也可以感到他们的焦灼,他们仍不停谈论乌坎的内部纷争,既像是在重新确认和我们的纽带,也像是在确认自我的价值。但是,他们村庄的故事,真的不再如他们想的那样重要了。

9月末,我又来到乌坎,闻得到一股浓重的幻灭感。一场多年未见的台风刚过,到处是残破景象,夜晚一片漆黑,供电仍未恢复。家家户户的功夫茶也不能泡了。

村民的情绪,要远比自然灾难的结果更糟。每个人都似乎陷入不满与孤立。村委会觉得自己陷入孤立、甚至彼此间也难建信任,他们的努力没得到村民的理解与支持,他们后悔参加当初的选举,也对明年再度选举兴味索然,村民又觉得他们选出来的班子无能,无法实现讨回土地的承诺。

“乌坎是没希望了”,这是最常见的抱怨,这个村庄从集体行动的象征,陷入了集体无能,人人都觉得不满,谁也不知该怎样改变。当我问起是否再会敲起铜锣时,人人都摇头。曾让乌坎大放异彩的“民主”概念都变得极度可疑——村民真的需要民主吗?

原文作为专栏分四周刊载于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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