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
给周耀辉的一封电子邮件
叶滢=文 2007年6月22日

（廖伟棠/摄影）

耀辉，

回北京已经两周，整理在香港一周的采访所得，听录音、选照片，可是心里惶惶然的，很多次电脑打开，开始写下的段落，转头就被自己delete掉，千头万绪，竟不知道如何下笔了。

那天傍晚，从九龙塘你住的浸会大学的吴多泰博士国际中心出来，我诧异于这地方与我所见九龙的市井烦嚣不同，低密度的房屋，稀少的行人，感觉到了伦敦近郊。你告诉我九龙塘以往其实多是英国人居住，连这里的街道也是英国的郡名。1920年代，香港政府开发九龙塘，将这里发展为低密度住宅区，吸引了不少中上层英国人居住。浸会大学的不远处，就可以看到解放军驻军的营房了，你说起自己早起锻炼的时，常常可以看到解放军在里面操练，从前，这里住的都是英国人。我们在九龙塘边走边聊，夜色中照出一面标语墙——“政治合格 军事过硬 作风优良 纪律严明 保障有力” 。以前这面墙也曾经有过标语么？你笑笑说，不记得了。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这是我奇怪的，1997年之后，你已经移居阿姆斯特丹，普通话却比大多数香港人好，你带我经过现在的CCC KEI WA PRIMARY SCHOOL，这里是你中学英华书院的旧址，那时候你就被要求学普通话了，但你在香港大学学的是英国语文比较文学，那时候，香港人还是以说一口地道的英式英文为荣，你平时看中文书也少，怎么会想到用中文写词呢？

“那个时候在香港政府新闻处工作，文件都是用英文写，中文写得很不好，就找来很多书看，张爱玲啊、白先勇啊……”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后开你商业电台的“突破时刻”做节目，也是这个时候，遇到黄耀明，他不久与刘以达组了“达明一派”，你开始给他们写词。我总以为你也是进念的一员，原来却不是的，那时候，达明和进念合作《石头记》，几乎是每一个版本的进念或者黄耀明前传要提到的事情。很多人记得你写的《爱在瘟疫蔓延时》，有人说意向是指艾滋，八十年代中后期，全世界都处在对艾滋恐慌中，道德和性的追问几乎成为不能承受之重。2003年，SARS肆虐，香港更是人心惶恐，你说，电台那时常常把这歌拿出来播，而你当时写这歌的起因却是马尔克斯的小说《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你受这英文书的启发，写出的句子却是“独舞疲倦，倦看苍生，也倦惧怕中葬身无情深渊”般末世的狂乱……我看的中文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你写的广东歌《爱在瘟疫蔓延时》，在不同的时间里，它们被拿来映照内心爱的恐慌，艾滋也罢，SARS也好，都是现世困扰，无论瘟疫以怎样的方式来，浪漫总是要随在运河中飘起的黄色旗帜驶入生命的深处。

你带我一路走，坐双层巴士从九龙塘往尖沙咀，此时已近晚上九点。我们坐在巴士二层，看沿路划过的街道。你一年中只有数周回香港，这次因为一个学术项目，要在香港多留几月。我常常觉得你仍是男大学生，衬衫仔裤，你的确也是学生，在阿姆斯特丹做青年文化研究。你说做研究和写词，好像是两个脑子在做切换。香港的道路狭窄，双层巴士灵活蜿蜒，又让我想起伦敦，这里却和你居住的阿姆斯特丹完全不一样，运河边的城市大家习惯骑自行车，香港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你说以前都不会骑自行车，到了荷兰，惟一一次骑车上路，遇到小车祸，以后也不敢骑车了。阿姆斯特丹的节奏是自行车式的，慢节奏的个人主义，你几乎已经习惯了。现在回香港，你几乎有些陌生感，大家都这么赶，慢下来会奇怪，“香港的价值观太单调了。”你去年写的那首《阿姆斯特丹》，真是逍遥者之歌，你说起2006年黄耀明去阿姆斯特丹旅行，和你见面倾谈，“我们当时谈了很多，他说以后应该多一些一个人的旅行。”想象你们在运河边说话的情形，往来二十余年，经过许多人，时移世易，你们却不肯被时间蚀刻，还是要飞往自由开阔处——“往事正消失，未来亦消失，趁换了天空趁一个人换个灵魂”。

巴士停在尖沙咀站，尖沙咀海岸对面的香港岛，灯火璀璨的不夜城，你指向对岸仍是由衷赞叹，“香港是多么美丽的城市”。我每每看到这城市夜景，仿若时光幻影，感觉不真实。你带我乘轮渡，船在还在摇荡，如同平坦的摇篮，我们都不说话了，船外是整个城市的夜晚，我们在她身外，渐渐被她吸纳入岸。你带我去中环，我知道你们常常喜欢在茶餐厅聚会聊天，整晚整晚，而最常去的就是威灵顿街上招牌闪耀的翠华。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茶餐厅里的客人还是满满当当，我们分别要的是自制金银鱼蛋粉和冬荫公片头珠软骨米线，米粉或者米线，盛满港式泰式各种混杂食材汤料，香港人希望能占有所有的好东西。他们会不会消化不良？你笑起来，这就是矛盾，香港周刊往往所谈的就是饮食男女，前半部分谈的是如何健身美容keep fit，后面跟着就是在哪里找美食餐厅，要吃又要减肥。大部分的周刊杂志几乎全是这些内容，“香港媒体就是虚假的多元化，你看《忽然一周》和《新地》、《壹周刊》有什么区别吗？”你说话间是无可奈何吧，这些和我们一样在茶餐厅匆忙饮完冻柠茶、西洋菜蜜或者奶茶的食客，也许下一站就是冲向中环的健身中心或者购物中心，城市的密度和速度，容不下片刻喘息。

从翠华出来，从威灵顿街往荷里活道，曲折蜿蜒的山上山下，在巷子深处看到大群猫咪，巷口是一个香港艺术家的家，他的名字记住的人不多，大家记得的是他养的猫和狗，“二犬十一咪”，从巷口进去就是“七一吧”，这间酒吧曾经听进念的黄婉玲提过。你很久没有回香港了，却还是遇到很多相熟的朋友，老板娘Grace过来和你打招呼，酒吧的墙上有插画、留言，大大咧咧的，墙角有吉他乐器，你说方才和你打招呼的那个头发半百的男人名叫龚志成 ，和彼得小话组“盒子”乐队已经多年，你还问我，“你听过方大同的音乐吗？”老实说，没有。我已经很久没有听香港流行曲，最近一两年才开始重听黄耀明。你说的那些名字——黑鸟，盒子……都是香港非主流乐队，他们离我的耳朵太远了。你说自己其实也是在流行乐的边上，八十年代的香港，主流和非主流还有相遇和融合的边界，那时候，达明一派或者Beyond的乐队就在这样的边界上，现在，非主流的音乐已经被排除在主流之外，他们也做小型演出，往往限于香港城内，外间大抵只听得到香港的劲歌金曲了。你比我的耳朵灵敏，在阿姆斯特丹，你还听过上海“冷酷仙境”的演出，“左小诅咒也很不错。”

中环有多少条我不知道的街道巷口？同去的摄影师廖伟棠说，在奥卑利街，一间开了不久的酒吧今晚还有一个聚会，已经过到了十一点了，和你一起往Pop Bites走，遇到了那个高个儿戴眼镜的黄志淙，你们告诉我，他是最早开始在香港的电台介绍西方流行乐的DJ， 在这里又见到了你的许多朋友，他们一路和你打招呼，你介绍的那个商业电台的女孩，也是填词的吗？她说你是她的前辈，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职业是词人，除了大家都知道的职业词人林夕，大多是半职业的。宋时柳三变给市井乐工青楼歌姬写迤逦艳美之词，为士大夫不耻，后来改名柳永才得进士。今日，词几乎是离商业最近的文字，词人可以被歌手和制作人要求几易其稿，流行曲同样也被精英排斥，你一边写词，一边念着文化研究的博士，是走在哪一边呢？你还是说，“我在他们的边上。” Pop Bites和兰桂坊上各色酒吧不同，墙上陈列着各种CD，旁边是耳机，听者自取，这地方让我想起巴黎的某个所在，你说这里的自由随性，倒是很纽约。然而，此刻，我们是在香港。

从九龙塘往尖沙咀，过海到中环，在翠华你信手写下“歌听Amsterdam，却相遇香港”，从七一吧到Pop Bites，那些一路和你打招呼的老友，于我都是陌生的面孔，他们开酒吧、做乐队、填词……在中环的某个僻静街道的酒馆里相遇寒暄。不远就是中环彻夜闪耀的霓虹兰桂坊无酒不欢的买醉人，一幕幕都在这城市的明亮聚光处。这个似乎可以无限延长的夜晚，我们从亮处走到暗处，从中环主路往山中小道，在这城市游荡。

你说下周将去上海逗留几天，不知你几时来北京？从香港回北京次日，和朋友去五道口的D-22看演出，那些年轻的朋克乐队在台上奋力挥发青春的力比多，北京的夜风凉爽，大家坐在户外喝燕京或青岛啤酒，等你来北京时，我们可以去鼓楼或者五道口，看北京的粗砺奔放。

到时再叙吧。

叶滢
2007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