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滢：为什么想到要翻唱以前的老歌呢？

黄耀明：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我觉得，你想跟他说你爱他，好像顾嘉辉，我不想有一天他不在了，我才想和他说我有多爱他，我觉得我想在我能够跟他通电话、跟他见面的时候，说我很爱你，这很重要，所以我说好吧，我们来做一个专辑，这个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跟那个年代的人说一声，我爱他们。最后，他甚至写了新歌给我。

我们能有一个对话很重要，一个我尊重的音乐家，跟喜欢他的乐手合作，很重要，做不同年代的歌也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就做的那个专辑，我一直都很享受，也想做Volume 2，我想做顾嘉辉的作品，有一天应该会再做。

叶滢： 但是那种感觉又不太一样。是翻唱，但是它的编排都蛮当代的，现在时的。

黄耀明：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专辑叫《明日之歌》，因为我们不是停留在昨天，我们想给他一个未来的，起码是我们认为用了比较属于未来的一个新的元素，所以叫做《明日之歌》。

周耀辉：我想，如果你是对一些文化，已经存在的事情，有一种尊重，有一种爱护，你再创作，那么最重要的是你要放一些你自己的一些创意在里面。有时候，人家说一些关于传统啊，关于以前的文化的事情，关于中国文化很大很大的事情。你想一次把它都表现出来，这可能不是最大的尊重，最大的尊重是你自己的一些创意在里面。

叶滢： 其实就是你从小喜欢什么东西，它一直跟着你，你把自己现在的理解又放到了这些东西里去了。

周耀辉：这个才是我们每一代的人的责任，包括是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也不是说弄得更好，可是就是我们要把它弄的不一样。

叶滢： 你用现在的态度重新来发现它，你在用你的表述来把这个东西重新表述出来。其实你喜欢的东西，可能就是从你妈妈那里传来的，或者说你妈妈喜欢的，然后你用你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就是往下传，可能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周耀辉：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想的太多。哈哈。

叶滢： 你是做文化研究的啊！

周耀辉：（笑）所以我还在念书，有时候想自己喜欢的东西，同时也在想，这样的一代人代表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

“我从来不想我的音乐是要分主流或者是潜流。我觉得，我永远都在一个边缘”

叶滢： 你前两个月你回去做《明明》的宣传，你有没有惊讶内地仍有那么多人知道你。

黄耀明：还好吧。我的意思是，唱了那么久应该有些人认识我。但是蛮开心的还是，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少唱到国语歌，很少在北京宣传。上海我就去的必较多，但是去北京也碰到了很多认识我的朋友，蛮开心的。

叶滢： 十年前，香港的明星去北京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人。但是现在，就是信息也好啊，两地的交流也好啊，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难了，那天我和林奕华说，其实香港的那个glamour已经在慢慢的消退了。大家不会像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对这个城市有很多想象，但是，这种变化就是在近十年，你想在要我回过头去再听那些怀旧的东西，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你还是在往前走，有新的东西进来。大家不会想你是不是从香港来。

黄耀明：无论你是在哪个地方，你的音乐够好的话，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会喜欢。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的，说不好的其实是我的国语，但是音乐是蛮不错的。还是要看音乐本身，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主观，如果你的能代表一种面貌，那么对外面的人来说，那么他们就会有对一个城市的感觉和记忆，好像，你从一个从伦敦来的艺术家，可能他去外面演出的机会就多一些，因为他说我是伦敦来的，当然最后还是看他的音乐。

叶滢：十几年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香港几乎是一个明星的城市，出来各种明星，大家对这个城市有那种想象是很正常的。现在的问题是，比如在采访香港导演的时候，大家几乎都在问，香港电影怎么这么不景气？

当然，对这个城市，我们都还有记忆在，而且是集体的记忆。

周耀辉：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卖记忆，我们有的是什么？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香港电影会出来王家卫，对一般人来说，怎么分类，他很另类啊。

叶滢： 他是商业和另类之间的一个形态。

黄耀明：很多人说他是香港上个时代留下的一个很新的东西，可以代表香港新的一种文化，但是香港的音乐没有。比方说吧，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一些肤浅的东西，一些表面的东西，这些全世界都会做。现在每个人、每个地方的pop标准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些所谓跨国的，一些大的entertainment的机构，他们都会做一样的marketing，那些明星全都是一样的，你看，每个女歌手都是碧昂丝那样的。

我们要做一些自己的特色。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现在香港人会找一些很好的内地音乐。

叶滢：找谁呢？

黄耀明：崔健啊。但是通常大家很保护自己的那个小小的一块，大部分传媒听不到外面的东西，他们也是继续听香港有的东西，提到大陆，那就觉得最好的就是崔健、罗大佑啊。就像你们提到香港，最好的就是梅艳芳。

叶滢：没有啊。

黄耀明：我说的是大陆的主流的人。

叶滢： 我觉得有个感觉挺有意思的，对于这个城市，我以前喜欢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发展不下去了。我重新开始找你的东西来来听的时候，我发现，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同类，觉得你还是在往前走。

周耀辉：这个情况，当然是时代，可能和科技有关系，因为你可以在网上去找黄耀明的专辑来听，很灵活，但是它却没有公共的部分。像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很可能就不能看到“黄耀明”的。

叶滢： 就像一种文化潜流，就是潜伏在主流底下的，它不是另类，不是说我们要和主流来点不一样的，它不是。主流是个可以被市场做出一个主流的样子来，但是它是在下面自己流动，这种感觉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在听，我旁边的朋友也在听，我们彼此之间有种心照不宣。

周耀辉：心照不宣当然有它自己的美丽，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公共的部分。它可能是有一种共通，但是还不是公共。

叶滢： 但是，“公共”需要有人来组织。如果要做成公共的事情的话就需要你去做一些组织工作啊，包括新的专辑《若水》在国内都是看不到的。
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双重的误读。有些北京人可能觉得香港是一个特别流行化的地方，会对它很漠视，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众文化的东西，没有什么个性。香港这边呢，他们看到大陆人就觉得是来shopping的，是消费者，他们看到大陆人就是那种过来以后就是买东西，买完就走，对这个城市也没有什么情感。在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两边都会有误解。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香港人有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害怕，包括一些做文化的人，对国内的东西有一种担心和抗拒？

黄耀明：我们不是，害怕的话就不会带一队人过去。没有，没有，我不害怕，如果我有害怕，那就是我害怕我们的表达很不同，可能觉得沟通上有困难。但是我不会怕，不会觉得这是大陆过来的人、新加坡过来的人、台湾过来的人我就怎样，有的时候，我反而会喜欢。其实我和香港的媒体对的太久了，也不是害怕，是很厌了，很累了。就是反而对一些很少进来的媒体谈一些，因为可能对这些没有很多机会谈吧。总之，没有害怕。

叶滢： 你在这个城市生活那么久，你因为工作的原因去做宣传，你接触到内地的城市、媒体、音乐人，你对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黄耀明：因为现在去内地，去的都是比较大的城市，虽然我不是一个很公众的人物在大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方便。很多地方也不能去，有很多人好像在观察。通常我多留一点的地方是在亚洲以外的地方。因为其实就算是在中国、台湾、在新加坡，我也是一个不同程度的公众人物啊，在香港最厉害了，所以没有机会接触一些不同的人。虽然我没有回去宣传，但是网路上面的东西，看到有一些MV，太多了现在。
两个地方还有一些差异，我们以为窦唯就是最后做摇滚的人，很多新的人没有听过。两地的交流还是不够的。但是我也有留意，比如说听说什么人，我也会找来听一下他的音乐，我也会留意的。这也许是因为我是做音乐的，所以对这方面知道的多一点。其实另外就是，我在想香港回归了，和中国是一个国家了啊。

周耀辉：我这两年在阿姆斯特丹都会看到中国的乐队去表演，但是为什么香港没有呢？在海外，还是能看到新的专辑，然后我就买了听了，现在上海那边有一个乐队叫“冷酷仙境”，我在阿姆斯特丹看到他们了，他们不是最主流的。

叶滢：这点很有意思，中国向海外输出的电影也好、音乐也好，其实大多是非主流的。包括你说你在鹿特丹看的那个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它其实在中国的主流文化的边上。

周耀辉：说道回归，香港也有关于商朝的文物的展览，文物的站看也很好。但是为什么没有什么当代的呢？

叶滢： 当代的国内的到香港的也少，当代香港的到内地的也少，当然除了电影以外，它基本上是商业的运作，会去宣传，音乐也好。最典型的就是香港的当代艺术，在国内的能见度很低，当然，当代艺术也许不是香港最突出的部分。比如说你的音乐，推广的也不多。

黄耀明：但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可能是type的问题， 也是我选择的问题，有些问题你是不能太勉强的，而且这个是我的性格。有些我不能改变的，我觉得没有关系。

叶滢： 就让大家自己去找？

黄耀明：可以这样说。我们也不会太去做海外的市场，欧洲美国啊。因为我觉得，有很大的语言的文化的差异在里面。所以，我要做的是在中国的地方做，我个人的性格的问题，我做事情比较慢，所以没有办法完成。

叶滢： 但是这两年做的演出也不少。

黄耀明：这两年也做一些内地的，但是推广不够，

叶滢： 其实让多些人知道你在做什么新东西也蛮好的，不是说要那么海量的做宣传，我觉得那个也不是你们的类型。

黄耀明：我也不介意。我们的音乐是很奇怪的，大众也可以去。但是在一个专辑里面有些是比较奇怪的，但是其他的也可以很容易的被理解。我从来不想我的音乐是要分主流或者是潜流。我觉得，我永远都在一个边缘，你说我的音乐怪的话，我也不是那么的怪，但是你说我的音乐主流的话，我也不是像他们的那么主流。我自己也不会把自己分的那么清楚，是另类还是主流。

“当你有一点幽默感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水深火热的境况，你也会突然有一种力，会比较‘轻’一点。”

叶滢：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歌词。像你们早期的《风月宝鉴》，写词的来源像《红楼梦》啊，或者是张爱玲里面出来的。很美，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像《小王子》啊，好像又特别的Peter Pan的，像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小飞侠的理想，你怎么选择这些歌词？

黄耀明：因为很多给我写歌词的都是认识我很久的，很好的朋友。好像我和周耀辉认识了差不多二十年，我们都很清楚大家的想法，对一些艺术的文学上的美感，美学，虽然不是我写的，但是我还是对文字有一些要求。可能是他们影响了我吧，但是到了最后，我是去要求他。无论是他（指周耀辉），还是林夕还是黄伟文。我不是send 一个email 给他们要他们给我写一只歌，因为除了工作上，我们平时也会有一些交往。我们有交流的，所以我们可以写出一些“可能”，虽然他们不是为我一个人写歌词，但是因为他们跟我比较熟，所以可以写出比较适合我的歌词。我不是每次都要他们改歌词，很多时候没有。大家认识很久了。

叶滢： 好像我接触到的，包括林奕华也好，你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轻，light ，感觉没有被生活束缚住，你们年纪其实比我大很多，但是就是看不到时间的侵蚀，我就不晓得是因为生活的经历还是因为你们特意想保持住这种东西。这个也是我来到香港以后也有的感触。这种类型的人，我不多见。就是搞音乐的人也不多见。

黄耀明：那你说大陆的搞音乐的是什么样子的？

叶滢： 有些对外部的要求很多，然后很heavy，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是北方人还是怎么样，很概念化。但是周耀辉的词，就很轻盈，就像浮在生活上面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黄耀明：我觉得是物以类聚，我们走在一起能够工作那么久是因为我们是一种人吧。他们给别人写的歌词没有像给我写的那些给你们留下的印象那么深刻，因为可能我们的音乐会……

叶滢： 化学反应？

黄耀明：因为我们认识也这么久了，有同一个价值观。我可能体现在我的音乐里面，他们体现在歌词里面，可能就配合的特别好。可能他们给其他人写的时候，他们的音乐不能承载他们的文字，承载的那么好。

叶滢：我奇怪的是，这不是一个人的现象。就像林奕华的戏，他也是一直在往前走的，他不是那种所谓的经典的，也不是现在的那种速食的，他是把一些元素拉到一个语境里面去。当然他也是当代的，但是是轻质的。这是我自己转了一圈以后感觉到的气质。
周耀辉：我想说的是，有一个原因起码就是，我们都不是太喜欢有一套东西给你，告诉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的，或者是提出一些提出解决的方法。你不要去说的那么清楚，你就用你的文字来表达出来，那么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轻的，讲道理一般就是重的。可是，我们做的都是和生活很有关系，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都是朋友，生活上我们都知道彼此的痛苦、苦难，但是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我们就想要找一种方法能够生活的好一点。

叶滢：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香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最繁荣的时候，其实它是挺混杂的，等时代的潮流慢慢过去之后，这种“轻”就慢慢浮现出来了。

黄耀明：其实也有人这样说，说我的歌“凄美”，凄凉是很深的，很intense的那种感觉，美是看上去的样子，表面上的，而“凄美”是凄凉里面是美，有种矛盾，这种矛盾令到它轻，还有就是我认为我们都会喜欢含蓄一点，有一点幽默感的，我觉得幽默感就是那种喜剧效果，当你有一点幽默感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水深火热的境况，你也会突然有一种力，会比较“轻”一点。我们讲什么严肃的话题，我们都给它一点含蓄，当你比较含蓄一点的时候，会比较light一点。我们一方面愤怒的时候，另一方面会比较幽默。我们悲观的时候，音乐出来的时候，就会做的很light，我们都喜欢一些矛盾的，奇怪的，比较幽幽的。

周耀辉：就像《每天爱你多一些》，对流行文化的爱情的一种批判，其实是一种批判，这个很沉重，但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有一点幽默。

黄耀明：暧昧、凄美可能都是这种quality的东西，里面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令到这些作品比较有趣。所以，以前听还是现在听，你都猜不透在讲什么，所以现在听也有兴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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