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佛祖在一号线》，非常有阅读快感，有点当年看王小波随笔的感觉，语言甚至更自由，写字的当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我希望自己善良，更希望自己聪明——隐约记得当年王小波有这样的话评论这两种美好的品质，这本书的作者李海鹏在文字间流露了这两样品质，甚至还有一些侠义心肠。书且是正当其时的好看。

这一天从看这本闲书开始，在“书虫”碰到了前两天推荐此书的小李同学，闲话几句，临走时，又看到书架旁的陈冠中老师，每次看陈老师，都是谦谦君子仪容修好，今天是到这里来听讲座，且自己买了票，问有什么好听的，”一个非洲人讲中国人在非洲的投资”，陈老师说罢，我几乎不过脑子的反应，这不是个小说的题材吗？

不止陈老师这么有好奇心，还看到一众听讲者背包过来，忽然重新发现北京的好处来——即使国贸桥地下的天然管道昨天给挖破了，东三环时时刻刻都能堵成一锅糊粥，任一条小路上都可以设置两条以上的隔离栏——北京还是充满了到处乱跑的人，即便大多数是为了营生，在人口基数如此大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比例为了好奇心和求知欲，决对人数也不小了。

临睡前，以为美好的一天就要结束了，被D的电话又叫出了门，凌晨零点，她的房间里乐声大作，生猛鲜活，行走歌唱，她做的是泛灵的音乐，光行水上，月亮与树都有声音，这么好听，音乐好听得都能看得见。

这么有福的一天，难道是因为昨晚看了《圣经》，今天上帝在对我微笑吗？

　　他无佳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一生追寻他的“洋葱”，神与爱的另一个名字，仆倒在找寻的途中。
　　
　　“因着他的爱，我的生活具体而困苦，我一辈子相信为我显示爱的洋葱，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意念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我无法适应欧洲的思想、欧洲的神学。当我孤独时，我甚至觉得了解我痛苦的洋葱在微笑，有如《圣经》故事中，洋葱走过以马忤斯旅人旁边时说‘嘿，我跟着你们。’
　　　　
　　晚上，做完工作，在葡萄园看星星闪烁，我有事也会兴起‘他究竟要带我到那里去’的念头，并为此感到害怕。’”
　　　　
　　《深河》中，大津的两封信让人难以释怀，这朴拙的人，在追寻神的路上，始终只是诚实的发问，而神在人间的机构却不能够给他答案，他流离在恒河的弃民中，以一己之力，送那些向往转世的人最后一程，却被人视同弃民。
　　　　
　　远藤周作的书，通往恒河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疑问和出发点，而答案却不竟然，只有一个始终不肯放弃寻找“洋葱”的笨拙而卑微的大津，从来不给自我欺骗以缓和，从里昂到以色列，再到瓦拉纳西，从天主教到佛教、印度教，神的存在，并非是某个偶像，远藤周作用他的方式说，耶稣一直在转世，转世的方式是显示在个人心中显示的“爱”。
　　　　
　　这个愚钝的大津，什么也不曾拥有，却是一个有福之人，即使在恒河边如弃民一般离去，他心中还有绝对的“相信”，有信念的人，是无畏的。
　　　　
　　　
　　

《1Q84》，从1984的老大哥时代来到小小人时代。小小人的声音借由一个作为失去知觉的媒介——“王”——传达统治着信众，因为“王”本身并无知觉，乱伦与强暴幼女似乎就似乎了伦理的意义。P说，你不觉得“王”就是网络，或者一代接一代不断更新的iPAD吗？！技术图腾本身并无道德判断与伦理，却可以轻易颠覆信众本身原有的社会规范。

今年，好几本书都在向《1984》致敬，陈冠中先生的《盛世》则是提前到了2013年的中国。

这么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老大哥与小小人并存的世界。

乌云慢慢合拢了，

穿透云层的金色光芒，

平原上的北方城市，

恍如高原之上，

在没有尽头的道路上，

不需要指引，

云的尽头就是去向。

白昼最长的一天，

乌云透露金色光芒。

夏至时，

把平原做高原想象，

云的尽头，

即是去向。

苏利文先生笔下的宋代夜晚——

“米芾最初在1081年于杭州见到苏东坡，他们常常彻夜长谈，身边堆满了成卷的纸盒成箱的酒，兴之所至，奋笔疾书，而一夜下来，作品无数，以至于磨墨的书童也忍不住困倦而打盹。”

相似的情景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也有提及，李陀甚至认为那些深夜的畅谈是激发文学灵感的重要途径。

在交流方式极为简少的年代，情感愈发激越浓稠，张晓刚新出版的书信集《失忆与记忆》，有他和周春芽叶永青毛旭辉等在八九十年代的通信，也可见这样的情感强度。

低物质的时代，是否更见情感的真挚？人的内在空间是有限的，如果被具体务实占据了，感性空间自然就少了吧。

昨日和胡恩威下午茶，他画了一份在湾仔、铜锣湾附近买书买唱片的私人地图给我们。进念杂志，又新出了一份，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在北京看到他们的演出。

2007年，也是这个时候去做香港专辑《记忆之城》，一晃已过三年。夜里在翠华，迎面碰到廖伟棠，当时他带我们穿街走巷，现在依然意气丰沛，海南鸡饭，再来一碗。

酒店外的香港海景，明明是恍恍今日白昼，却仿佛惚惚百年之前某日。

他相信，2000年之后才是“文学的繁荣”，从13岁到30岁的读者，不论在年龄层还是阅读类型上，都能找到对应的作者，从郭妮到安妮宝贝。

他相信，出版市场的扩大，在有了大量的为老百姓或者白领服务的书本之后，也会有文学价值更高的读物出现，比如眼下就要出版的一本800多页的农村题材小说。

他相信，市场的成熟会走向专业分工，各司其职，流动的不是系统，而是作者和新的出版物。

他还相信，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一代人来一代人走，血的痕迹淡漠了，在代际更替中，最后会走向民主。

他经营着一个一年码洋达达到2亿的图书公司，出版了从郭妮、饶雪漫、安妮宝贝到等人的畅销书，给女性们带来从粉色、蓝色、金色到灰色等不同阅读感受的类型阅读。

他头脑清晰、反应敏捷、表达准确而且雄心勃勃。

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

当然！

他的回答毫无犹豫，但甚少表情。

这是2010月5月9日与路金波谈话的一部分，类型化运营、专业化分工，以及一个即将成熟的商业运作系统是否能带来真正的“文学的繁荣”，而技术与商业带来的乐观情绪，是否能将未来引向开放和民主？

而他的谈话中，反复提到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