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现状

一个中国人坐在地上守门，身旁有条大狗，那狗老想进屋去，每次它一接近门口，那人就伸出腿踢它一脚，那狗一声不吭地跳起来跑开，然后重新靠近门口。

——马尔罗

李翔 @ 10:32:29 | Comment[3]

紫金矿业和政府官员

李翔 @ 19:36:19 | Comment[2]

公开与透明

李翔 @ 22:21:18 | Comment[0]

李海鹏 专栏合集 的 序言

李海鹏的专栏合集，伊险峰写的序。这俩人我都认识，因此自觉不会有版权纠纷。贴过来同时推广李海鹏的文字。他身上有一种我喜欢的气质。

换个姿势做天才

BY 伊险峰（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

2007年年底，筹备《第一财经周刊》的时候，我邀请海鹏加盟——有那么几天他似乎动了一点心思，我还跑到他家里一趟去游说，当然最后依惯例，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邀请，作为折中方案，他答应给我开一个专栏，两年多下来，大概有五十余篇，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可能来自于这个专栏。

专栏名字开始叫“公司人”，写了大半年，有读者抗议，这专栏跟公司人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改名叫“涂鸦”，取了个很正式的英文名字“critique”。涂鸦，是我的主意，在我看来，这个行为对权威和制度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味道，与主流保持着很好的距离，更关键的是它很快活，很自由。

其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是有海鹏在写。海鹏为自己写的这些文章定位为“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他很谦逊地说：“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但我是一个编辑，我知道找到一个睿智、幽默的专栏作家可能并不会太难，但是找到一个能如此尊重并且理解汉语，还能优雅运用的人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请海鹏给《第一财经周刊》写专栏，可能是我在这本杂志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这是一个小概率的幸运事件。

就像有海鹏这个朋友，也应该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事件吧？我加入了豆瓣上的“李海鹏小组”，看到他那么受人喜爱，作为朋友，我免不了有的时候也要沾沾自喜一下。

认识海鹏，是在1994年世界杯的时候，有报纸约我们写球评，那个时候他大三，我已经毕业。此前知道这个人，是个“写诗的”——在海鹏经常以L大名之的辽宁大学，诗人就是这么被称呼的。这很显然不是一个很受尊重的称呼，再加上他的瘦和白透着的那股神经质的劲头，他应该不那么招人待见，当然这只是我的想像。

熟悉起来是在1996年，我们成天混在一起看欧洲杯。忘了是哪个人看好动漫产业的未来，海鹏、我还有浪打郎（本名是张恩超，现在是榕树下网站的总裁）决定一起做个动漫的脚本，主人公叫小派，是一个不那么喜欢被管理的蜡笔小新一样的小男孩，最后他飞了起来——我们满脑子都是各种卡通的画面，一个自由的、犀利的、有着幽默感的孩子在天上飞。

那个存在一台破电脑里的脚本再也找不到了。我想最后那个画面让我和海鹏都记忆深刻，应该是2001年吧，海鹏写《做天才》，这一次飞起来的是浪打郎，“只见在10月的天空下，一个名叫浪打郎同学的UFO长发飘飘，裤衩飘飘，在空气中游啊，游啊，高过了阳光刺破的云层，去到芳香幽深的所在，一个做天才者如此执著的飞行，世俗的上帝再也阻止不了了。小鸟贝阿特里齐啊，你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1998年的时候，我是他的编辑，基本上也是每周约一篇稿，那时候他已经展现了拖稿的天赋，我开始饱受他的折磨，经常逼到要做版的时候，他写一页传过来一页，有那么十几分钟的功夫写完，传完。

2000年底，我到北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海鹏、关军、浪打郎都到了北京。那两年可能是最好的一段时光了吧，每周踢一次球，吃饭扯淡，某一次他心血来潮还在朝阳公园蹦了一次极，一直到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没有约稿折磨，除了有一次我约他写了一篇《长日孤独的城市——沈阳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

好时光总会结束。那段时间先是浪打郎去了广州，然后关军也去了广州，我去了上海，海鹏一个人留在北京，他们仨都加盟了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对海鹏的改变很大，怎么说呢，他喜欢谈些大问题了，他说他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人的天性在这个阶段被激发出来。他转过身就变成了我们原来谁也想不到的“中国最好的记者”。几乎所有人认识的海鹏都是那个写着漂亮报道的人。

到了2008年底，他离开南方周末去了GQ，海鹏的前同事林楚方很沉痛地跟我说，这是新闻业的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我说，我看过海鹏在沈阳编过的杂志，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杂志之一——他是写报道的天才，换个神秘的姿势一样可以做天才。

直到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说吃饭，在一个火锅店里，他说他又辞职了，打算写小说了。他做什么我都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这个可能是他最该做的事，并且是他最爱做的那个天才。

写这个序，于我是件伤感的事。把这些结集之后，海鹏说再不要写专栏了——《第一财经周刊》上面也不再会有这么漂亮的涂鸦文字了。但再想，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大部分东西都会消逝掉的，但海鹏的这些文字会留下来就够了。

李翔 @ 14:30:24 | Comment[2]

为什么学历不重要而唐骏的学历很重要

李翔 @ 14:01:23 | Comment[5]

王利芬自述：从中央电视台到优米网

创办优米网之前，我在中央电视台待了十五年，中间实际上可以说我换了三个工作。

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到新华社去实习，新华社就靠写，那时候我写博士论文一天能写七千字，我说写对我来说太不是事了，我就觉得文字记者太没劲了，因为写东西太容易了。我大学博士论文是用电脑写成的，那时候我的电脑是北大第一台三八六电脑，现在还在我家里。买了电脑之后我要学打字，练五笔字型。光练五笔字型太没劲，那我就打个小说吧。那时候我是做文学评论专业的。写完了就把小说寄到最牛的文学杂志，《当代》，用笔名。竟然发表了。杂志编辑跟我说，你最好每天练习写作。

我到新华社实习两到三个月，跟着他们最牛的国内部记者，采访完之后就写，我就觉得写这玩意儿一点意思都没有，没什么挑战。我一看这有啥意思，我说我要到电视台去实习看看。1994年的时候，《东方时空》刚开始，一进去就感觉到整个氛围充满激情，而且我遇到了一个我不会的东西，机器一闪我就傻了。电视台不是靠写的，电视台靠画面，靠摄像实现你要表达的东西，你要跟摄像合作不来你就只能干着急，画面该有的没有，用天花乱坠的文字也补不回来，错过了新闻现场你就什么都没有。我说这个过瘾。我有写地本事和才能，先把它留着，先弄我不会的。这多过瘾，这太好了，我死都要上电视台工作。我就到了《东方时空》。是《东方时空》的魅力把我吸引过去了。进去之后马上开始做《焦点访谈》。那个时候我就确立了我的志向，我要做一个像法拉奇那样的记者。法拉奇是文字记者，但是她太令人敬佩了，她太有本事了。我去新闻调查做记者，新闻调查不就是提问吗，就像法拉奇采访一样。那个时候为民请命、反对腐败贪污，我们做了很多揭露性的报道。我做了五年的调查记者，那时候调查记者的工作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于强烈的正义感和舆论监督的想法。

我在新闻调查的时候曾经两次去朱镕基那儿，被朱镕基接见了一个小时。也不是去采访他，是跟选题有关。我做上海的政府机构改革，那个时候哪有记者敢做政府机构改革的，领导就把我就叫到人民大会堂去。一做这个选题就要找中宣部；最后还要到朱镕基办公室。我就开着那时台里给新闻调查记者配的红色小捷达车去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为民请命、很正义、很有良知，觉得工作特别有吸引力，把一些贪官污吏弄出来，特来劲。

后来时间长了之后，我发现有问题。那个时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还是以经济的改革开放为中心的国家。但我不懂经济，不懂经济，我就发现所有新闻调查记者的报道，都是凭着这样一种正义感：《焦点访谈》记者说，你看国家红头文件是这样的；采访对象说，是这样；记者说，那为什么你不是这么做的？我们惯用的就是这种手段。后来越长大，生活阅历越成熟，你就越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这样做有他的难处，背后是一个环境和一个制度，让他必须这样做，要不然他没办法弄。 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但我们就拿着国家的红头文件，这就是尚方宝剑，这样你就把人家搞了。如果说你有所判断的话，都是在道德层面判断。一套的节目，《新闻调查》也好、《东方时空》也好、《焦点访谈》也好，道德判断特别多。但是在除道德之外的其他层面，却没有更深地理解。尤其是在整个国家以经济开放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时代里，深层的运转逻辑我不清楚。

五年之后，我发现这个吸引力就在减退。1999年我去夏威夷陪读，我先生在那儿读书，正好怀孕生孩子，我实际上歇了一年。回来之后，正好当时央视的经济部主任找到我，想要我到那儿做《对话》的制片人。当时就是说跟的大企业老板，比如世界五百强的CEO对话。我就说这个可以，通过微观经济、一个一个的公司来理解这个国家。于是中央电视台对我的吸引力又开始了。等于一种吸引力消退的时候，另外一种吸引力开始了，我开始用经济频道这样一个平台来了解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

这跟我个人的想法的变化是相关的。在揭黑幕的过程里，你发现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你根本报不了的，稍稍遇到一点背景你就报不了。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很多片子根本播不出去，能播出去的东西，有的时候说老实话，根本不是我们最深恶痛绝的东西。当机制和体制不改变的时候，这样的案例会成千上万，穷极我一生我也弄不完。它会不停滋生，你弄完了一个东还有一个西出来，后天还有别的出来，你弄得完吗？所以我那时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开始觉得，如果你想对这个国家有用，不是揭露它的个别的黑暗，不是去把这些案例都弄出来，而是要做一些建设性的东西，我把好的给你看。这是一种方式。所以我做《对话》的时候，国外那些五百强公司的CEO走到镜头前，他待人处世的方式、思维方式都进来了。我说我要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

这个过程就是这么完成的。反正那时候我有好几个节目是没播出去的，那时候起早贪黑，到地窖里去，最后人家一个电话敷衍了你。我就说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我的青春也是很短暂的，我干吗不去做一点积极有价值的事情，同时能够理解这个国家是怎么运转的呢？我开始读周小川、吴敬链的文章，去了解中国各个体制的改革，财税的、外贸的、汇率的。我去捧起曼昆的《经济学》一页一页读。我本来也不学经济，我学文学评论，离得很远，根本不懂经济，所以我要开始学习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对话》能够迅速做出来，也跟我是学文学的有关。因为我能把经济搞得人文化，大家能够接受，其实这就解决了一个大众化的过程，所以《对话》做得很好。做好之后，我们赵台长就说，你能不能把《经济信息联播》创办了。

我说可以，你想想，做经济信息联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对整个经济运作都了解，每天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什么都要做，那就要特别懂。因为我是部主任，我要审片。我说太好了，是一个学习过程，而且要打造新闻直播线，我以前做的都是新闻专题，没做过直播线。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要让我重复，不如让我去死。做了三年半《对话》，一年多的《经济信息联播》、《第一时间》和《全球资讯榜》，打造了二套整个财经新闻直播线。我那时候经常就是一个电话打过去，说这个玩意儿我听不懂，你跟我说说，然后我才能审片。那个时候很多朋友帮我，不容易，自己在那儿折腾。然后完了我就开始厌倦了。

因为我那时候升成了主任，主任是一个不尴不尬的职务，上不靠天下不靠地。我底下是十几个制片，二十多个主编。我是喜欢一步到位的人，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能力能够直接表现在屏幕上，协调不是我的长项。但做中间的人要协调，协调上协调下。我一看这个节目根本不代表我的水平，我够天也够不着，够地也够不着，又不能一步到位跟主持人或者记者说什么，要不主编和制片人干吗去。所以我一看，这不行，那个时候我就暗暗申请出国留学。做《对话》的时候我留下很大的遗憾，因为我的教育经历非常完备，但就是没有一个海外留学的经历，我必须要把这个经历完成，因为如果没有留过学，你对很多人的认识是不到位的，看起来认识，实际上别人说的你不懂。 对别人文化的不懂，很多都不懂。当时我因为做《对话》跟很多海外人士接触，觉得还是有障碍，就是一种感觉。所以我就说我必须要留学，而且我一定要作为一个个体去西方，此前都是跟着领导人出去采访，从宾馆到出租车，从出租车到机场，一点意思都没有。当时台里说你不要走了，给你提拔，或者你就去三个月好了。我说三个月不行，别人告诉我三个月正是在国外最难受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下去。那我就去一年吧，不提拔就算了。所以当时就放弃了所谓的提拔，其实人家也没有说要承诺提拔你，意思是你要是待下来继续做贡献的话，提拔的机会大，你奋斗了这么久，马上出国就没了。

这一年在国外，那是接触了大量新东西，到美国各个大电视台去看，到布鲁金斯学会去看、到民主党的总部去看，在各个城市飞。那时的条件特别好，还配了一个助手。我回来写一了一本书叫《对话美国电视》，主要讲西方电视台是怎么起来的和怎么运作的。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挺想走的。

那个时候我要走，肯定就会做一个内容提供商。因为我的全部本事就是内容制作，我会直播，我会新闻专题，我会谈话节目，我除了娱乐节目没做过，都做过了。我在美国看了一个节目，特朗普的《学徒》，就想我要回来进行本土化。在本土化的过程里，我要制播分离。我对台里说就别再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官了，我就拿这个官换一个制播分离的制度，制播分离，分到央视风云，这也是一个国企的单位，但它比台里舒服多了，也要灵活。所以我就把《赢在中国》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做《赢在中国》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模仿《学徒》。因为上海电视台做了一档模仿《学徒》的节目，不是太成功。做《赢在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愿望是，我在国外看到一个网站，上面说，中国大学生找工作的过程非常艰难，很多人开始都找不到工作，2004年的时候，大学扩招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了，十万大学生在国展中心，人挤人去找工作。我当时想，几百万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居然还超男超女那么热闹，我就说这个国家很奇怪。在中国，很多大学生都是农村的孩子，能够上大学，那都是顶了天的大事，但最后大学一毕业等于失业。我就想，我得让这些年轻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生存，哪怕摆一个茶叶蛋摊，你也能够养活你自己，说不定还能雇个人。他们需要人去激励他们。于是我最后把励志和创业结合起来，做了《赢在中国》。当然，我借鉴了《赢在中国》的一些手法，但是灵魂一定是自己的，电视表达手法可以用它的。不过我承认，《学徒》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那就是，原来电视还可以这样做，还可以做这么好看，比电视剧还要好看。

《赢在中国》前前后后做了两年多，然后中间我说大家不能都讲致富，还要用央视这个平台来提倡一种文明水准，要有尊严，让人尊敬，还有软实力，抱着这种想法我就做了一个节目《我们》。

现在我出来创业，但其实我2005年从美国回来我就知道电视在衰落了，美国电视全部在衰落。然后我就开始关注新媒体，我必须找到新的东西吸引我，所以我找到了新的东西，就是现在做的优米网。总之，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生涯可以分三个五年，五年调查记者，五年<对话>和资讯，五年的《赢在中国》和《我们》。现在新的五年开始了，我必须走入新的新一轮。

让我来描述优米网，它就是一个立体交叉的平台，是和我的服务对象更好的交流的一个平台。未来我希望它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希望能够在中国未来的媒体发展里面，有自己一席之地，或者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多大多强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当然我们希望更大、更好、更强，但是它还在初创阶段，我仍是如履薄冰，还真不能说大话。本来我的起点就够高的了，大家的期望值特别高，我没有办法管理别人的期望值，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条路特别艰辛，没有人走过。本来任何一条创业的路都很艰辛，而我还硬是要把苹果跟梨搞在一起，长出一个新东西，就更会加艰辛，更加需要你小心翼翼。

（本文由王利芬女士口述，李翔整理，未经王利芬女士审阅）

李翔 @ 22:55:51 | Comment[3]

科尔奈的准则

最近听说过的和身边的一些事情，深让我明白保持自我之不易。
突然想起科尔奈的准则，或许可以为那些想要能够在混乱、充满诱惑、让人失去自我从而坠落的环境中，仍然清醒、坚定的个体，以一些参考。
科尔奈在1959年的匈牙利形成的决定：
1，我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2，我不会移民海外；
3，我将献身于学术研究，而不会从事与政治有关的职业。我不会毫无节制，也不会英勇无畏地从事反对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非法斗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为匈牙利的复兴做出贡献。
4，我会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
5，我会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我希望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能够融入西方的经济学研究。

后来，当匈牙利的改革派又向科尔奈伸出橄榄枝，这个机会让他有可能成为政府的顾问和智囊，成为人人羡慕的国师。但是科尔奈却说：我一想到自己必须按照当权者的暗示行事，我就胆战心惊、我不想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拙劣地拼凑出一份折衷的委员会建议。这些建议，最终将提交党中央的会议进行讨论。最理想的状况，它们得到中央的认可，并得以推行。

李翔 @ 11:44:02 | Comment[2]

谁拒绝了腾中重工？

　财新网的报道
“2009年10月，腾中重工与通用汽车签署收购悍马的协议。腾中重工原计划在2010年1月之前完成交易，但是，由于一直未获相关中国政府部门的批准，双方将交易期限延至2月底。

　　按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相关规定，交易金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需要得到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部门批准。腾中重工收购悍马的交易金额预计在1.5亿美元左右。

　　在2月24日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王超表示，没有收到腾中重工收购悍马的申请。

　　接近腾中重工的知情人士称，政府部门互相推诿是交易未能完成的主要原因。在2009年6月3日双方宣布达成收购悍马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腾中重工便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申请，但被回函通知这一收购不属于发改委审批范围。”

报道里看出的是，腾中重工并没有努力去寻求政府部门的批准啊？何来拒绝？发改委说不属于自己的范围，商务部没有收到申请，那是谁拒绝了腾中重工？还是它自己不想做了？还是对方施加压力不想卖了？

李翔 @ 9:20:01 | Comment[2]

《国王的人马》

《国王的人马》涉及一个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人的问题。如何区分善与恶。如果周围环境都是恶，你该如何自处。如果通过不太善的手段，在恶的环境中身居高位，然后再去行善，这是不是恶，或者说还能不能称之为善。善从恶中来，又如何区分善与恶？

想起很早之前，似乎是潘岳讲过的，共党体系内不乏年轻有为，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们想要做出改变，很是忧国忧民，但是他们想，我要爬到更高的位置，然后拥有更大的权力，然后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们开始顺从这个体系，适应这个体系的规则，最终身居高位，他们想要做出改变，却发现自己早已是其中的一部分，任何改变必先触动自身。

“善良。对，朴素单纯的善良。可善良是没法继承的。你得培养它，大夫，如果你要的话。而且你得在邪恶中创造善良。邪恶。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夫？善出自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别的东西能创造善良

你的祖爷爷从树上爬下来的时候，对善恶是非毫无概念，他知道的未必比树上的猫头鹰多。可是他从树上爬下来，他开始一边生活一边创造善良。他创造他打交道办事情所需要的一切，大夫。他创造出来的使人人赞叹为善的与正确的东西总跟不上他办事的需要。因此事情才有变化，大夫。因为大家认为正确的东西总满足不了办事情的打交道的需要。于是有一个人，一个家伙，他因为对是非善恶有看法，他就不干事了，他是个英雄。可是对一般人来说，也就是对社会来说，大夫，社会从来不会停止办事的。社会会想出一个新的是非善恶的观念。社会是决不会自杀的。至少不会故意自杀，不会采用那种方式。这是事实。不是吗？”

这是“头儿”的话。
小说的结尾“头儿”在州长任上被杀，儿子也先瘫痪，后死去，似乎标志着这种逻辑的破产。但是事实上呢？我想很多人不认为是这样。

李翔 @ 9:21:34 | Comment[4]

《1Q84》、《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

1，《1Q84》，村上春树新作的台湾版，译者赖明珠。村上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作家，虽然自己并没有多么喜欢他的作品。但是他的工作方式让我非常尊敬。孜孜不倦的写作，为此甚至要做体力上的长期准备。

《1Q84》一开头仍然是村上典型的波澜不惊的写法。都市里习惯于孤独的男女，各自日常而琐碎的中产阶级生活。等到青豆在宾馆里呈现初杀手面目之后，最初的悬念开始出现。村上在小说中真是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耐心。而且这种两条线齐头并进的结构，也决定了读者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两条线的交叉要一直到将近200页的时候才开始出现。随后一直碰撞，但从未真正交叉。

上册看到将完的时候，一直赞叹村上的巨大野心。也许这是一本新的乌托邦小说。村上在书中也有这样的话语，面目过于情绪的，代表着典型之恶的老大哥在现代社会里已经隐去，因为他过于明显，辨识率太高。以至于一露头人们就会加以警惕。但是取而代之的却是相对的“little people”，小人儿。无人注意，但却在暗中操纵一切。

不过在下册中，这种巨大的可能性却又全都隐去，又回到了典型的村上小说。爱情。中产生活。和都市传奇。以及村上式的魔幻。


2，《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
绝对值得一看的小说。作者朱诺.迪亚斯，按照出版商的介绍，是跟着托尼莫里森学写作的。小说的背景是多米尼加的独裁时期和独裁之后的混乱时期。面对独裁时人的无奈。略萨的小说《公羊的节日》其实写的就是这个体裁，也刚刚出了中文版。迪亚斯的书中也有对略萨的嘲讽。

3，《吴敬链传》
吴晓波老师的新书吴敬链传。不是个人的历史，而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
在吴敬链80岁生日的研讨会上拿到此书。当时从后往前翻了一些。假日才开始真正读。对照着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读，真是让人很感慨。我们的精英总是缺乏某种坦诚，因此我们也缺乏类似 思想的力量 这样的坦诚之作。可能是因为自身已经成为庞大体系中的一部分。
在下一代人看来，改革开放初期，精英之间的争论可能会让人觉得很无聊，大家总是对一些“常识”问题争论不休，而且每次争论背后都有巨大的利益流向。比如书中说的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些提法的争论。每次名词的变迁背后都是巨大的角力。每次角力都能影响中国往哪个方向走。这足够让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看得眼花缭乱，不知所以。

4，《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毫无疑问作者很懂写作。很会讲故事。叙事方法让人印象深刻。她试图清算 经济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对弗里德曼简直是恨到牙痒。这种立场却危险，让人心惊。而且作者夸张的写法也让人觉得有些难受。可能是我个人已经先入为主。

李翔 @ 11:50:19 | Commen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