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缘

年轻时,总希望获得成功。 要一举成名天下知，要夜夜抱得美人归，要塑造历史的进程。

总觉得外界对自己的承认不够，总觉得终有一日要写出轰动所有人的作品，总在重复Thomas Brown的名言“雄心勃勃已为时过晚，历史的转变早已形成”。

一年来，我感觉得到内心轻微的变化。这一切到底有这么重要吗，它们真的对我构成致命的吸引吗？或许愈发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或许是剑桥的安静消磨了意志，或许是我少年义气的暂时退隐，我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个边缘人有什么不好。边缘令人保持敏感，保持好奇心，而中央常常意味着教条、自满。

我的一个考古学家的朋友，几年前在甘肃现场挖掘时，看到了重叠的墓葬，最下层是上万年前，中间是汉代，而上面则是现代世界。所有的命运，都叠加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残垣断瓦。我们在达尔文学院的酒吧里，谈起这些，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对我来说，酒吧里的喧闹突然消失了，一股悲哀从心头涌出。随着悲哀而出的是自由与解放，那些个人焦虑与烦恼是多么不值一提。

听起来，这像是《读者文摘》的庸俗人生感悟，或许也是这个听多了舒曼的傍晚的滥情。但的确一种越来越显著的情绪在我心中涌出。写作不是为了通向光荣，而是获得内心的镇定。我的表达，不是为了追寻别人的认可、不是它帮助了具体的什么人，而是因为它们符合我确信的准则。

原来我们的内心是需要准则的，原来这世界有些亘不变的道理的，原来真正的自由来自内心的，这些道理我才刚刚开始体会到。

许知远 @ 3:09:47 | Comment[30]

契诃夫与黑龙江

在国王学院对面的报亭里，买到最近一期的《纽约书评》。
因为这份杂志，对纽约倒有一股奇怪的乡愁，Strand书店里那浓浓的旧纸味道。日后，我会怎样想念这一年的剑桥生活呢？很有可能是BBC 3。那些我永远记不住名字的交响乐、协奏曲，还有夜晚九点的谈话节目。从犹太人的大屠杀到契诃夫的戏剧，他们什么都谈，他们还谈了整整一周的伊斯坦布尔。
从未认真读过契诃夫，倒是看到Simon Leys说，他的小说很有中国画的味道，less is more，可惜这成了新的cliche。不过，在东亚阅读室读周作人时，看到了一段契诃夫的日记，原来他还去黑龙江，值得抄录如下：
一八九O年流月二十九日，在木拉夫轮船上。
我的舱里流星纷飞——这是有光的甲虫，好象是电气的火光。白昼里野羊游泳过黑龙江。这里的苍蝇很大。我和一个契丹人同舱，名叫宋路理，他屡次告诉我，在契丹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头落地”。昨夜他吸衙片醉了，睡梦中只是讲话，使我不能睡觉。二十七日我在契丹瑷珲城附近地一走。我似乎渐渐的走进了一个怪异的世界里去了。轮船颠动，不好写字。
明天我将到伯力了。那契丹人现在起首吟他扇上所写的诗了。

许知远 @ 0:24:28 | Comment[2]

粗鄙的胜利

手上的这一本《染匠之手》，1968年版的旧书，黑色的封皮已脱落，内页均匀地泛黄。
奥登的随笔集，一个诗人的勉强之作。
　　当他需要金钱或是面对难以推辞的邀请时，他暂时放下分行的诗歌，写下这些连贯的段落。　　“攻击劣书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对品性不利，”他在第11页写道，“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真的糟糕，而仍去评论它……一个人不能不带炫耀地去评论一本坏书。”我坐在克莱尔堂的阳台上读到这句话，想为自己即将要写的文章寻找某种启发。
　 　我还记得八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电视上无穷尽的选秀节目，互联网空间的 谩骂和煽情，名为海德堡花园的楼盘，书店里积压的成功学，从《货币战争》到《明朝那些事儿》、《中国不高兴》的畅销，再到山寨手机的扩音器中放出的流行音乐、奥运会的开幕式与拙劣的大制作电影……“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一位朋友感慨说。我清楚她的意思。

　 　我们大多2000年前后从大学毕业，接着都成为新闻记者，算是半吊子的专家，不够深刻的知识分子。我们都相信人生具有某种意义，精神世界应该是丰富和开 阔的，而事物也有其标准。尽管对于这意义和标准，我们也说不太清楚，但我们都感受得到，眼前的社会正给人一种压倒性的印象，昔日的意义和标准都失效了，同 时一种更强大的标准到来了。

作为一本书，它 不需要精致的写作和富有逻辑的结论；作为一位歌手，她不需富有创造力，只要善于摹仿；作为一位导演，他只要画面惊人，不要引人思考；作为一家电视台和一份 报纸，只要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它可将所有的节目和版面都变成娱乐……只要获得了成功，没人在乎它的不择手段和臭名昭著。所有的界线也都模糊了。你 分不清文化和娱乐，高雅和粗劣，创造和摹仿，秩序和混乱，公共与私人，可爱与幼稚，它们的区别到底何在，或者这种区分是否还有意义。

　　这是每个时代都共有的问题，还是在此刻的中国尤其突显？

　　我记得那种批评的快感，我们列举了种种现象，然后为它们都加上了粗鄙的标签。在两杯咖啡之后，带着满足离去，似乎刚刚与一头怪兽搏斗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这些年来，尽管写过很多对当下文化的批评，但我觉得自己很难再超出前几年的描述与分析水准。我仍旧习惯排比与铺陈，将庞杂的现象罗列在一起，然后给予它 们一个整体性的结论。似乎也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我越来越习惯在写作中强调姿态和立场。是的，在这个时代敢于宣称“知识分子”和“精英” 立场的人实在太少了，以至于这姿态和立场本身就构成了某种内容。

　 　但是姿态也能吞噬很多。在此刻的社会，那种公然的愚蠢和丑陋太多了，它们不断重复地出现，你可以不断地表明对它们的批评态度。但是在批评背后，却一直使 用着同样的逻辑、甚至腔调。是的，你可以从芙蓉姐姐批评到小沈阳，从东莞的白宫谈论到北京的CCTV大火，你可以对各个热门话题进行理性的分析，你却经常 发现自己成为了批评对象的俘虏，“理性”变成了偏执，“冷静”退化成固执，而你批评的对象仍层出不穷，傲慢地我行我素。正如有人评论李敖，他一辈子和蒋氏 父子斗争，结果也被局限于这种斗争，他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终其一生，他的学识、思想与想象力被笼罩在斗士的阴影之下。

　 　抗争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但关键是你抗争的对象是否是强有力的，而你抗争的方式是否具有独特性。与中国传统的紧张感，曾造就鲁迅的锐利，但他又不仅仅是 锐利，他还用无穷诗意来面对绝望。那个传统强大、绵延，很多时刻仍富有无穷的诱惑，他成长于此，想摆脱它，又时常被它吸引，而且在孤独的时刻，它又总是能 够提供慰藉，他精心地延展开内心的恐惧、焦虑、依恋和绝望……那我试图抗争的是什么？庸俗的社会现实吗？我的方式又是什么？仅仅是为它们贴上庸俗的标签， 表明自己的立场吗？


　 　我从那座像是20世纪30年代厂房一样的图书馆里借到了的文选。当写作发生障碍时，我总是去寻找某种参照。面对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方面，帝国蒸 蒸日上，全英国都陶醉在富强的情绪中，认定钢铁和煤的产量，是国家的荣耀所致；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面临剧烈的变革，民主改革业已开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不仅改变了政治的面貌，也改变了文化的标准，人人都在谈论一切都是平等的，再没有美与丑、高与低之分。

　 　一些最保守的心灵，比如托马斯·卡莱尔，对这种新趋势嗤之以鼻，他认定只有恢复贵族传统才能保持文化的水准，而另一些最乐观的人士，比如约翰·斯图亚 特·密尔则相信，只要保持自由精神，价值观念上的混乱自然会在争论中寻找到一个新的秩序。而马修·阿诺德站立在这两者之间，他承认新的现实已经到来，混乱 不可避免，但也强调某种更高标准的指引作用，他将希望寄托在希腊与罗马文化中的追求完美的精神。

　 　不过，这一次他没给我太多的鼓舞。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只是由一些既有的元素组成。它 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你在深圳的山寨手机市场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的选拔现场，发现了某些相似吧；你在网络聊天室感受到的情绪，和你观察中国的城市建筑的感觉也颇有相同的吧……当今社会令我们很多人愈发感到压抑的最重要原因，不仅是来自于外在的政治或者经济压力，而是一种 越来越强大的既定思维和秩序，人们觉得除去加入它、迎合它以外，似乎找不到别的出路。

　 　而我似乎也在陷入相似的逻辑。每当在理解中国现实遭遇的困境时，我就求助于一位或是很多位思想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过去，大多早已死去。他们也构成一个 既有的秩序。历史经常重复自身，而人们也经常遭遇相似的困境，发出的忧虑和寻找的解决方案，也经常是共同的。谁能说马修·阿诺德的判断，不适合于这个时代 的社会？但是，我的思考也经常在这精彩引用的瞬间，戛然而止。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理解现实社会的某种捷径，却很少想象这捷径是否真的能顺畅地进入到现存庞杂的道路上。在我排列出的无穷捷径中，我却找不到那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了。

　　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每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道路，甚至放弃了去寻找的努力，那么这个社会最终就会充斥着陈词滥调，而人们在其中长久地生活，以至于失去了判断力与感受力，最终产生更多的陈词滥调。


　　我终究不能依靠阿诺德、奥登与奥威尔来面对我的现实。他们的精妙语言，有时还遮蔽了我的视线，放弃了自我发现的可能性。我需要耐心，需要更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需要重新在每一个现象之间寻找内在的脉络建立联系。

　 　此刻社会的粗鄙化与十多年前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有着内在的关联吧？九十年代初，也是个旧文化秩序死亡，而新文化秩序尚未降生的年代。空气中飘荡着 厌倦、无奈、不确定还有强烈的饥渴。想想那个时候的繁多文化现象与此刻是多么相似？那些身穿印有“别理我，烦着呢”T恤衫的青年，与今日网络上的草泥马 们，不无类似吧；商业化的浪潮，诱惑着作家们关心销售的数量而不是作品的质量，人们不谈理想了，只关注眼前的利益，生活似乎不存在着更高的意义……正是在 这种焦虑之下，一场“人文精神”的讨论展开了。

　　那是一次喧闹却失效的讨论，论辩的双方成为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姿态的俘虏。经历种种“伪崇高”的作家们，放弃了对真崇高的渴望；而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者们，很少有自己独特的理想，他们所渴望的仅仅是一种集体式的理想，真正的个人无足轻重。

　　但接下来的十多年中，我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滑落的呢？人们面对一个新的商业秩序的兴起，它试图将每个人都弱化为经济人，知识分子没能回应这场巨大的变化；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则又目睹了一场技术革命席卷全社会，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参与，也重塑了社会情绪。但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回应的能力，连一场热烈的争论都没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系统形成了，而且它看起来又是如此自由和喧嚣，牢固控制和无羁的状态，可以并行不悖，更多的时刻，人们乐在其中，人们也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参与者还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

　　该怎样将这些模糊的感受变成更清晰的言说呢？一场大雨刚刚过去，空气里有草和泥土的清香，我仍毫无头绪。

（本文选自刚刚出版的《单向街002》）

许知远 @ 5:33:14 | Comment[5]

90年代末的记忆

最近碰到一个朋友，谈起往事。我们大约都在90年代中期上大学，毕业后在院校或是媒体工作。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大多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昔日的雄心都像是过眼云烟。
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我很怀疑我们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不过，我们都对1998年前后的那股自由主义思潮心怀感激。刘军宁、朱学勤、钱理群、王小波、余杰，《方法》、《东方》 杂志，还有他们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们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这股潮流在2000年结束，但我们又卷入了互联网和国际化浪潮，技术与商业都在许诺一种新的解放、一种更多元的世界。我们被这种乐观情绪包围，深信自己必能顺流而上，自己和这个国家都抵达一个新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自认某种启蒙者，这启蒙或是通过思想、或是技术与商业。
但几年后，似乎一切都变了。我们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的价值观沦为边缘。政治力量没有退化，反而更强大；而众生喧嚣，谁要听你这自以为是的启蒙（况且，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到底了解什么，心中的憧憬到比实际的能力要大得多）。
这感慨充满了糟糕的自怜。但或许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都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发现自己原来没那么有才华，非常有可能，我们终身也不能实现自己当初的梦想。才华与未来都充满不确定，而该死的虚荣心还时时骚扰着你的内心，你又不能假装自己已然看透一切，超然的享受中年的中产阶级生活。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仍能像十年前，高谈自由与梦想吗，并愿意把这种信念继续实践吗？
没有经过折磨的理想，终究算不上理想，被现实压迫而熄灭的光芒，则不是真正的光芒。我真希望，我和那些昔日的伙伴，在二十年后相逢时，仍能高谈阔论，或许我们仍旧一无所有，也没有看到时代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但这又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准则，并按照这种准则在生活。

许知远 @ 7:51:09 | Comment[29]

致方军

但是，方军啊，任志强们这种愚蠢的“燃烧的激情”正是中国社会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原因之一。
他们太津津乐道于生存哲学，把生命弱化成单一的竞争与成功，狭隘了定义了成功。所谓李彦宏、冯军不也是如此吗？我从不怀疑他们的个人能力，但是他们的成功，经常是建立在对公众情绪的滥用之上，他们不给社会提供新的想象角度，只是强化旧的游戏规则。我们的失败，不是充满了这种能力非凡的投机者吗。他们建造大厦，却不追问这大厦的意义所在。
整个社会的探讨语境发生了问题，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用非经济语言来描述生活。我们在收获二十年来的恶果，一个去政治化的二十年，一个道德侏儒的二十年，一个逃避主义的二十年，一个只有权力与金钱语言的二十年，一个庸俗的快乐哲学的二十年，一个个人主义被简化成个人私利的二十年。
整个社会如何重新获得想象力，如何重新同时喊出北岛式的“我不相信”与食指的“相信未来”，变成了至关重要的挑战。但这也不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与幸运所在吗？在一个充满了愤懑、焦虑、仇恨、嘲讽的社会，重建信任、理想、温情、意义。它必定挫折重重，也很可能导向失败。
但是，为何用眼前的失败与否，来衡量这种努力。我们不正是掉在这种成功学式的语境里太久了。为了成功，每个个体，整个社会都丢掉了自己的内心。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衡量生活的其他标准，是因为内在世界的极度萎缩，我们才会如此着迷于一套房子、对自己的一份工作焦虑不已。
从2000年加入工作，正好十年。我们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奇妙变化。但如今看来，所有的激情或是幻灭，都是多么的表象。我们每个人，整个国家，都缺乏一种自我追问的精神，不愿承受自我分析的必然痛苦，所以总是成为外在狂热的俘虏。不管这种狂热是以民族精神还是创业、成功或是犬儒的面貌出现。
中国正处于另一个危险的前夜。谁也没有解决方案，任何单一的解决方案也必然是危险的。安慰人们说，未来还是美好的，一切终将光明，不仅是脆弱的一厢情愿，也是另一种逃避。谁说生活一定要富有激情，谁说你一定能赢得幸福，挣扎、痛苦、不安、悲剧难道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吗？能在不幸与黑暗中，保持愤怒的能力，保持对美好情感的向往，保持对正义的渴望，才是一个人最值得骄傲的时刻。
我记得你上次说，我善于鼓舞青年人。或许那是十年前，我那些浅薄的理想主义所致，所有人都喜欢简单的方案、喜欢cheerleader。但是，我还是更想做一个败兴者，一个有着深沉情感的质疑者。质疑不是提供另一种答案，却能拓展你对问题的了解，或许也能告诉你，这个问题或许并没有答案。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国家，必须要学会在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世界里生活，要主动承担选择错误的后果。或许，我也该丢掉自己那该死的、自以为是的“我们这一代”的说法，我的质疑，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与这一代无关，况且谁又是这一代？

许知远 @ 21:21:32 | Comment[25]

没见过这么能吹牛的

吃过了速冻饺子，读这一期《伦敦书评》。第一篇写霍尔多科夫斯基，俄国昔日的首富，正在狱中。
倘若把他和黄光裕放在一起，倒是个有趣的题材。中俄两国对待革命和富人的态度，颇为相似。
实在是无聊了，把最后一页的广告也读完了，照例是征友。一些风雅，Man seeks woman to read the Hobbit with，
一些赤裸裸，Great sex will not be only benefit to our friendship，一些书呆子，It is true. I have more than 200 books about post-revolutionary Russia，一些莫名的自信，I pride myself on being very well lubricated。
还有一则是我见过的最能吹牛的，一把年纪了(60岁了)能这样真不容易：Our love-making will be legendary and scholars will write about it in textbooks 700 pages thick. These books will be bound in leather and sit upon mahogany shelves in libraries filled with scent of rich cognac and may taxidermies. Perry Anderson will review them all favourably in this very magazine.
我觉得，是不应该把单向街店的黑板也改成这样的吹牛比赛，而且要验证成功率。可以请苏丝黄来做月度Review。

许知远 @ 8:46:20 | Comment[11]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一位我挚爱的作家Tony Judt正离去，他的身体从下到上逐渐瘫痪，死亡日益逼近，此刻正像是另一个霍金，只有两个手指可动，只等肺部的肌肉最后的萎缩。但大脑却获得了意外的动力。他发表在纽约书评的个人回忆，像是来人类历史的另一个传统，那是苏格拉底临死前从容的学习一曲长笛，或是阿基米德在城市沦陷后仍在进行的物理实验。
想起Dylan Thomas的一首诗，和Camus那本小册子The Rebel。希望三十年后，我仍能对人世种种充满愤怒。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by Dylan Thomas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Old age should burn and rave at close of d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Though wise man at their end know dark is right,
Because their words had forked no lightning they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Good men, the last wave by, crying how bright
They frail deeds might have danced in a green b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Wild men, who caught and sang the sun in flight,
And learn, too late, they grieved it on its way,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Grave men, near death, who see with blinding sight
Blind eyes could blaze likemeteors and be g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And you, my father, there on the sad height,
Curse, bless, me now with your fierce tears, I pray.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许知远 @ 9:08:48 | Comment[6]

张枣的诗

想起去年十月，在法兰克福碰到万夏，讲起张枣。他们一起去四川的一个县城参加一个山寨式“国际诗歌节”，县长大人是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如今要圆青春梦。张枣的身份是德国来的诗人。但一群诗人没有号召力，县里请来成都专业扮演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的话剧演员。上万乡民前来看伟人的身影，顺便也听听这群二十年前意气风发、群魔乱舞的诗人们的朗诵。
下台后，张枣被一群脸色红润、腰身粗硬的中年妇人围住，像二十年前一样，她们仍然熟记这首《镜中》。如今，“德国”来宾诗人在图宾根离去了。

《镜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涩。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许知远 @ 19:29:21 | Comment[2]

炒鸡蛋

炒鸡蛋的能力，日新月异。西红柿、青椒、黄瓜、白菜，冰箱里除去茄子，都试过和鸡蛋一起炒。
还没有尝试过肉类，那是个更复杂的挑战。
我好像已经把未来十年做菜的定额用完了。半年来，书没读几本，倒是常常把厨房弄得烟熏火燎。

许知远 @ 5:50:46 | Comment[21]

祖国的陌生人

是书籍引发书籍。我记得第一次阅读到《骑在铁公鸡上》时的快乐。
保罗·克鲁在中国的火车上度过了一年之久，从广州到哈尔滨，从上海到新疆……他观察、呼吸、品尝、发呆、焦躁，偶尔尝试交谈。

他写作的那个中国，我是如此熟悉，以至于闭上眼睛，就能闻到夜晚马路旁大排档上的烤肉的香气，看到那些有时无所适从、有时又安然自得的眼神，那些既不传统又不现代的愚蠢的建筑，和那特别的人际关系——一旦提到了共同的朋友，陌生人之间的冰冷突然转向极度的热忱。但我从未尝试去写过这活生生的现实。

收录在这本书里的篇章，大多完成于过去的三年中。它们是雄心和能力之间失衡的产物。每一章，我原本都想作为一本书来完成。二零零七年夏天从爱辉到腾冲的旅行，原本期望写成一本保罗·克鲁式的游记，却在途中失去耐心，四十天之后就草草收场，甚至结尾都没有稍微仔细描述腾冲著名的温泉大滚锅，它也是徐霞客惊人的旅行的最后一站。我更曾想完成一次对台湾的压缩式历史的诠释，所以在九天的旅行札记中，却想塞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悲喜剧，它显得繁冗。

耐心与观察能力的双重不足，让我经常选择用历史背景来填充现实描述的不足。其中一些旅行，像是一次次长途阅读体验，我头靠在长途大巴的玻璃窗上，翻阅一个世纪前的人们对此地的描述与想象。很多时刻，我也忍不住再度评论起来，丢掉了记录时该恪守的耐心。

这本书是杂糅的产物，游记、人物、评论，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题却仍旧算得上清晰，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深刻的断裂感。

人们习惯性地夸耀中国历史的漫长和延续性，却经常发现他的四周都是“崭新”的。人们很难看到一幢超过一百年的建筑，对二十年前的事都记忆不清。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像是无根之萍，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他们无法从传统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却也享有了没有历史束缚所带来的无边界的自由。这个国家有无数残忍与痛苦，却没有真正的悲剧；有四处泛滥的情感，却鲜有值得铭记的爱；人人功于计算，却没有一点长远的眼光；对未来的无限期待，不过是为了逃避眼前的无力之感……

我经常不知道，是该赞叹我们的勇敢无畏，还是哀叹我们的迟钝无知……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新书《祖国的陌生人》的序言）

许知远 @ 8:22:57 | Comment[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