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杂志《单向街》，拖了又拖，在我们即将淡忘时，却出版了。

我们希望他是书店精神的拓展——独立、单纯有趣味，不知能否做到。

不过，随着年龄日增，我发现原来坚持才是世界上最困难和NB的事。毕业将近10年，我和不同的同事们做过那么多夭折的项目，常常因为我的韧性的不足。太轻易的热爱与放弃，是一个人脆弱和浅薄的流露。倘若书店和这本双月杂志，能坚持50年，该是个多么让人骄傲的事。它经历过希望、幻灭、困境和复生，却仍保持了最初的憧憬和热忱。

我们说不上这个杂志形态到底是什么，像是Granta、今天或是Commentary，或许都不是。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寻找到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声音——它安静、从容、富有内在激情的描述我们这个迅速变化的社会，用多样性、怀疑精神，去取代单一的思维和情感。下面是第一期的介绍语，是在春天的病中所写，有个耸人听闻的题目。我们相信，第二期会更好。

最愚蠢的一代？

躺在草坪上，在诗歌、吉他声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坐在电脑屏幕前、兜里揣着iPOD的一代人会有区别吗？

在一个节奏缓慢、信息匮乏的年代成长的青年人，和在一个瞬息万变、世界每个角落都向眼前涌来的青年，会有不同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吗？　　
　　　　十多年来，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互联网改变世界的赞歌，太多对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溢美之词。政治领袖与商业巨头们都认定自己有必要去取悦Google和Facebook充满孩子气的创始人，而奋力让自己融入新时代的中年人，则本能地相信年轻一代掌握着更多的资讯，有着更开阔的世界观，更强大的反应能力，更独立的个性。　　
　　　　只有到了近代，“青年”才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一种想当然的变革力量。在传统社会里，一代代人的经验都差不多，那是个向后看的岁月，是一个“黄金时代永远已经过去”的岁月。但当近代世界兴起后，不断涌现出新的技术、新制度，戏剧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使每一代人生活的环境和上一代大不相通。而进步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未来总比现在更美好。　　
　　　　于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两重强烈的感受一直并存。一种是对青年与未来的盲目崇拜，另一种则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古老冲动。它们相互混合，此消彼长。　　
　　　　像是对于过去十多年的情绪的反动，现在人们开始谈论互联网的黑暗面了，既然这项技术被视作新一代人的塑造力量。 　　
　　　　“最愚蠢的一代”，马克·鲍尔莱恩的新书的题目耸人听闻。它的副标题同样引人争议，“数字时代如何使美国青年变得愚蠢并威胁我们的未来，或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下的人”。　　
　　　　在这位英文教授看来，信息时代的种种美好许诺不仅没实现，在网络上成长起的、被各种电子产品包围的一代人，不仅没有更聪明、更开放、更有见识，反而是无知、偏狭、盲目的自我中心。他们有高度的竞争感，却没有真正的创造力，更愿意在既有的框架内、按照社会规范实现自我。　　
　　　　你可以说马克·鲍尔莱恩的夸大其词，不错，每一代成年人，不都有冲动去贬低下一代吗？但是，这种夸大其词却有助于矫正我们日趋严重的技术迷恋症。对于商业世界来说，互联网的确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工作。昔日，洛克菲勒费尽心机，建立起一个全国市场，而现在，Google诞生之日，就拥有了一个全球性市场。也正因此原因，这些年轻人可以几年内，积累起前人一生才能积累起的财富。　
　　　　但是，在文化领域，这种进化论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成立。互联网能处理大量信息，这适用于那些浅显的、可复制的、群体性的文化产品，所以娱乐业在此刻攻城掠寨。但对于那些讲究独特的、暧昧的、深思的、充满想象力的文化产品，这扑面而来的信息，经常意味着对思想与想象空间的窒息，它不仅没有打开、释放我们，反而麻木我们的感受，消解我们宝贵的专注能力。　　
　　　　倘若我们不对此保持警惕，人类很可能掉入一个技术垄断的年代，在这个历史的新篇章里，效率、利益、经济进步是社会运转的核心。在很多方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来临。而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必然被这些特性深深的作用。　　
　　　　中国的环境与美国不同。由于中国社会曾深陷于政治权力与社会习俗的束缚，技术曾经被想当然的拯救力量。但是，希望很快幻灭。过多的信息并没使这些青年人更有判断力，他们经常是新的盲从者；丰富的全球文化并没随着宽带而来，反而是一种封闭的自恋意识的兴起…… 　　
　　　　探讨互联网对青年心理的影响，是《单向街》第一期的主题。我们邀请了从美国著名作家到中国年轻一代，来谈论他们对技术、对青春、青年文化的看法，文章的跨度如此之大，是我们想为读者提供尽量多的视角。我们希望你看到这种价值观的变迁。三十年前，当年轻人要表现自己的个性时，经常选择文学、艺术作为突破口，而现在则是商业。　　
　　　　我怀疑，我们的编辑们，刻意强调了互联网文化的阴暗面，因为我们都是谷登堡的孩子，我们钟情的是在昏黄的光线下，独自阅读的静谧、句子与句子的逻辑感、字里行间的意外。而对着电脑屏幕、不断被MSN对话框中断、从一个文本接到另一个文本的方式，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们有点抱歉，使用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但我们也希望这个标题，能激起你的头脑中的不安和躁动。　　
　　　　这本双月出版的杂志书，将刊登评论、游记、报道、访谈、摄影作品。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杂乱的组合，但此刻的中国不正是种种杂乱事件和价值观的冲突和实验吗？　　
　　　　当然，我们的态度也是坚定和一贯的，那就是用智力性、探索的姿态去理解中国社会。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的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而在方式上，我们强调的是非虚构类写作——如何把现实题材描绘得小说一样娓娓动听。此刻的中国，不正是一个巨大的戏剧舞台吗？真实的生活比种种虚构都更精彩，但是将现实移植到纸面，却需要某种坚信的努力和特别的技巧。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态度和探索方式。希望我们和你，和我们的国家，一起成长，并兴趣盎然地探索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内心。

一篇旧文。文中主人公已身陷囹圄。在我的印象中，他的乐观和对未来的信心似乎很少因现实的困境而改变。

但是这个国家可能比我们每个人想象的都更顽固和无情，表面上充满了变化的幻像，却可能在本质上毫无改变。

“那天晚上，我们酩酊大醉。”许志永这样回忆2001年7月13日的夜晚，“啤酒瓶在我们面整整排了两排。”此刻，我们坐在海淀区五道口的一家叫卡瓦小镇的酒吧里，喝着青岛啤酒，谈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

许志永34岁了，留着短簇的头发，单眼皮，眉毛不浓也不淡，面孔有点严肃，穿着蓝色的T恤衫，当他不开口时，你丝毫不觉得他又任何特殊之处。但是，一旦谈起了他所处理的那些案件，光芒就会突然从他的眼睛里闪现出来，他开始滔滔不绝、激情洋溢，你会不由自主的被他的单纯信念所鼓舞。

六年前许志永的兴奋和北京街头人们的兴奋不同。后者挥舞着红旗、砸碎酒瓶、在街头相互拥抱，被一种集体情绪所裹携——那是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大的情绪，它与中国在过去150年所遭受屈辱相关，也与1989年之后中国所陷入了孤立状态有关，与1993年的申奥失败有关，可能也与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被轰炸有关。中国总有那种被别人承认的迫切愿望，不管是举办奥运会，还是加入WTO，它们既与我们自身的利益和理想相关，更多少是向世界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国家对事务的态度，和每一个中国家庭的待客之道差不多——我们要让客人吃好喝好，自己的孩子吃残羹剩饭也没关系。或许它也是一种安全的释放方式，对体育活动、爱国情绪的欢呼是一项不受限制的公共表达。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太孤单、脆弱，我们的勇气总是通过群体来表现。刘德华所唱的“让世界知道我是中国人”，既是多么自豪，又是多么脆弱，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所流露出的是克制，而不是这种情感夸张，而且他也不需要隐藏在13亿人其中。让我们正视这个现实吧，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不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中国人多么出色，而是我们数量和规模上的庞大。

那天晚上，令许志永和他的朋友们鼓舞的是，2008年奥运会召开前的七年时间里，可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黄金年代。中国的变化经常如此，它因为外界的压力、而不是内在的需要而改变。

那年的许志永28岁，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他之前的道路，像是中国很多上进的小镇青年的轨迹。1973年出生于河南省民权县，1990年入兰州大学法律系，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许是社会底层的生活经验和家庭教养所致，他对于弱势群体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寻求公正变成了他血液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喜欢行侠仗义的工作”，他这样解释选择以法律为业的原因。他期待通过法律的程序，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兴起——公众通过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学习如何捍卫自身的权利。

2001年—2003年，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时刻。申办奥运会、加入WTO，两代领导人的权力交接，突然到来的Sars危机，这些并存的因素，都帮助中国社会获得了暂时性的气氛松动，社会似乎发现了一种舆论力量和公众情绪，可以对抗无处不在、强大无比的政治权力。

许志永的个人声望也在这股情绪中达到了第一个高峰。2003年，他和两位北大的同学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这个莫名其妙葬送性命的广州大学生成为了中国法治历史的里程碑，《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了，媒体和公众力量挑战长期的行政法规。这一年，他还代理孙大午案，这位时年49岁的河北农民企业家，是政府权力侵占个人财产和权利的典型牺牲者，这一案件同样激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中国太复杂了，我们经常很难分清楚什么是表面的变化，什么又是实质性的变革。新闻记者们经常被这样的词汇“新政”、“转折点”所陶醉，却可能发现其实它只是那条宽阔、深沉的河流上一朵浪花，既非流向的改变，也非流速的减弱。我们放弃了道义与尊严，以换取物质富足和框架内的自由。这种富足和自由很快就演变成没原则的放纵，一场典型的公众的狂欢——人们争夺路易·威登的皮包、澳门的轮盘赌、桑拿房夜总会、15分钟电视名人，而同情心、社会正义、道德操守、信任网络，则像是一次性纸巾一样被丢弃了。这种社会气氛让我想起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在1981年的感慨：“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是被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包围的现代生活的胜利。”

我经常惊异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相似之处，历史的情绪与洞察力可以轻易地从1981年的阿根廷转移到2007年的中国。“在完全缺乏道义——其表现是以产生巨额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投资——的情况下，美国、加拿大、苏联、西德、法国和奥地利等国提供大量贷款，输出复杂技术，用来建造河坝、核工厂、汽车制造厂……”胡利奥·科塔萨尔写道，“一个不同的、畸形的现实已经形成，它像是一座迅速安装、掩盖着基础的舞台一样耸立者。这是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蔑视一切思想和表现的自由的基础，是一个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主义语言的无耻和实用的基础。”科塔萨尔批评的是“阿根廷模式”，它在1970年代开始实行，物质繁荣和政治稳定是建立尊严与个人权利压制的基础上，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足球赛的被视作这种模式的成功象征。

碰到许志永时，我为自己的一直以来的消极态度感到汗颜，我们年初才认识，之前一些人不断将我们两个人搞混（我们名字的发音太相似了），我一直好奇他是谁。甚至在吃了两顿饭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他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维权律师。他会给我描述他在遭遇地方警察围攻的经历，也会突然动情地说起他的那些当事人的辛酸而残酷的经历。我们像是盛了一半水的杯子的不同角度的观察者。我看到了政治权力的强大、金钱的腐蚀作用、盲目的公众欲望的兴起，怀疑那些被媒体反复报道的“进步”只是“表象的进步”，它随时可能进一步，退半步，甚至退两步。而他看到的则是一连串进步，即使暂时的低落，都被他视作下一次进步的开端，他也对于自己所采取的手段：“中国的法治一直在创新，一直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法律职业本来应该是一个保守的职业，但在中国成了引领公民权利的一个‘创新’的职业。这是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吧。”

他对于中国公民权利在过去半年中取得一连串成就，显出极度的兴奋。重庆的钉子户、太湖的污染、厦门的化工厂事件，像是公共诉求的胜利，人们借助互联网、手机短信，将散落的个体力量集中起来，最后取得了意外的结果。他也清楚，这些胜利也与政治气氛的变化相关。

距离2001年7月13日那场醉酒已经6年了，他对最初的判断与期待毫不怀疑。一个事件、一群人、一场运动，许志永相信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发生的。在卡瓦小镇的谈话时，我是逐渐感觉到空气里飘荡的那种希望的气息。它让我想起了《出类拔萃之辈》的那一段话：“尽管气候严寒，他们不像平日那样怨天尤人了。他们觉得参与了创造历史。旧的人退出去了，新的人进来了，而新的人物似乎是很有前途的、令人振奋的。”

我一直深信，像所有社会的转型期一样，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艰苦的工作，这一代与未来几代人，要将我们的热忱与精力投入到一场构建一个值得生活的好社会的过程。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为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来取代消极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了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而这个看似矛盾重重的社会，也为这几代人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舞台。他们提供希望、朝气、具体的行动，而不是悲观无力和嘲弄的腔调。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1890年—1920年间，美国如何在两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一个相对幸福、公正的社会，或是1976—2006年间，西班牙如何从佛朗哥年代的压抑、封闭，变成了开放、自由、富有创造力新国家，人们也会那些曾经压抑在贪婪、放纵、残忍的表象下掩藏着多么爱、友善、积极、宽容、希望的人性光芒。

两碗黄酒之后，高信疆谈兴渐浓。他穿中式蓝色对襟褂，向后梳理的头发一丝不苟，其中黑、灰、白夹杂，架在鼻梁上的镜框足以遮住四分之一的脸，他的面色变红，皮肤微微沁出汗来。

他回忆起胡适与雷震，李敖和陈映真，在吃了一口黄瓜之后，还品评了古龙与金庸。谈起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夜，古龙将他从溢满冷水浴缸中强行拽出，他已喝了五瓶烈酒，浑身燥热，倘若任性睡去，就可能一别人间。

他声音浑厚，叫我把西红柿酱递过去时，大声称我“知远兄”。他还摔倒了在从客厅前往卫生间的地板上，然后摆摆手说没事，似乎对超过六十年历史的身躯毫不在意。

这是二零零七年的冬天，我们坐在北京市的西坝河南路的一间公寓里吃炸酱面。公寓位于二环与三环间，与商业中心尚有距离。窄窄的西坝河安静的流淌，小路上的那间医院令人想起了集体主义的年代。这种安静在此刻的北京分外难得，这座城市变得太快了。二十年前，清晨街道里都飘着豆浆与油条的香气，小巷的拐角还堆放着大白菜，但如今的浓重雾气中是一座接一座的钢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楼，亢奋却乏味。沃尔玛超市提供了海水一般充沛的货品，层出不穷的时尚杂志，无穷尽的网络资讯，是此刻生活的写照，一切似乎都被卷入了速度与数量的旋涡中。

大约十年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那时我还是一名浑浑噩噩大学二年级学生。他是和一连串人、报刊、事件的名字共同进入我的视野的——陈映真、白先勇、李昻、《中国时报》、乡土文学、美丽岛事件……我尚搞不清这些人的年龄、成就与关系，仅仅知道在一九七零与一九八零年代的台湾转型中，他们是不可忽略的知识分子名录中的一部分。

那时候，爱伦堡的回忆录《人•生活•岁月》也在同学中流传。除去他早年在巴黎浪荡岁月让我们心醉神迷外，我们也都喜欢书封上所提到的“解冻”两个字。我们还太年轻，体会不出当爱伦堡将这些青春记忆在一九六零年代的公之于众时，它引发起一代人内心多么强烈的骚乱。斯大林年代的流放、杀戮所激起的恐惧，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带来的单调，冻结与麻木了两代人的心灵。如今，他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直截了当的去揭露真相，是一种反抗方式，它升腾起人们摧毁这种制度的强烈欲望。而重新去探讨生活的意义、展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也是一种方式。既然专制体制带来的是恐惧、禁锢、麻木、单一、丑陋，让我们就努力让自己体验自由、敏感、欢乐、多元与美。

那一代苏联人的内心骚乱，在十年后又毫无障碍的传导到中国。当这本回忆录的节译本在七十年代传入中国民间时，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到了我这一代时，它仍动人，但阅读的狂喜已然不复存在，一九九七年的中国已和一九七七年的中国大不一样，那个彻底匮乏、压抑的年代已经消失。但是，它却没有彻底的过去。“解冻”这个词仍在心中泛起奇妙的涟漪——听到冰层的破裂的清脆，看到耀眼阳光下的消融，蕴涵着无限的希望与生命。

而高信疆和他所属的一串模糊的名字与事件，是另一种“解冻”的呈现，它比爱伦堡更让我感到亲切。蒋介石在一九七五年的死亡，暗示着戒严年代的末日。曾经生活在强烈政治阴影下的台湾社会的思想生活开始松动。倘若雷震、殷海光、李敖意味着黑暗之中一道亮光，是力量悬殊之中的个体的悲壮和勇气。那么到了一九七零年代末，分散的力量正在被汇集到一处，孤立的个人找到了组织，各种个人、团体主张与手段或许各不相同，他们是小说家、新闻记者、环保分子、政治活动家、艺术家，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敌人——政治专制。正是在这种对抗中，他们也展开出自身最光辉、最富创造性的时刻。

二

见到高信疆时，我已不再是十年前那个过分理想主义的大二学生，逐渐意识到倘若没有社会各方面的对应变革，理想主义的光芒也终会暗淡。那个被我理想化的台湾转型岁月，已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一个越来越让人不安的事实是，那一代的最初高贵的民主理想，正在堕入一个庸俗民粹主义的泥淖。

我也比从前更清楚的知道了，高信疆是谁。不管怎样，他主持《人间》副刊，仍像是媒体历史与知识分子历史上的某个奇迹，它曾经如此深入和广泛的影响了整个社会，它设定的议题，为日后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上的准备。

不过，在那个炸酱面的夜晚，我没太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再说，高信疆早在二十年前就离开了《中国时报》，他曾经短暂的执掌过香港的《明报》——这份报纸在八十年代的香港，就像是《中国时报》在台湾，它们都是各自社会的价值标准的制定者。而在之前的七年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北京。我听说他尝试过与不同的报纸、杂志合作，希望能将他昔日的经验移植到中国大陆，却都不了了之。对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一个统一的中文媒体世界，恐怕是挥之不去的渴望吧。台湾太小了，香港不仅太小，也过分特殊，只有大陆可能带来那种辽阔的魅力——超过十亿人，他们通过汉语联系到了一起。但是这个辽阔的大陆、巨大的人群，张开怀抱接纳了二流的台湾演员、过气的歌手、不入流的通俗小说，却没准备接纳真正的思考者和怀疑者。

不过，清风、明月、黄酒、炸酱面，却是谈论中国的一个恰当情境。“不能因为三百年的失败，就抹杀掉三千年的历史”，我忘记了谈到什么话题时，他说出这句话。他还提到了傅斯年的判断，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有七十年的稳定时期，它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的天下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中国到唐太宗的盛世，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兴起，期间不过经历了两三代人……

我不清楚傅斯年的论点出自何处，我的历史知识也不足以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但不知是黄酒还是别的原因，我内心洋溢起一种难言的兴奋。

我这一代人是在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怀疑中成长起来的。以至于习惯性的将现实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文化的基因，这其中也包括二十世纪可怕的专制和荒芜的精神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的否定刻薄而无情，仿佛这才意味着彻底决裂，而决裂才意味着新生。但是，这种刻薄却经常导致一种意外的结果——我们似乎变得更匮乏了、更单调了，内心更慌乱了。

随着年龄日增，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欲望，已慢慢在内心滋生。我逐渐觉得，总有些卓绝和美妙的特质，才让这个民族绵延至今，并曾创造出那样的灿烂精致。

那天夜晚，高信疆似乎照例大醉而归。朋友扶他离去时，像是扶着一个踉跄的老侠客。只可惜，他住的地方不富任何诗情——亚运村。

三

我计划再去拜访他，听他讲那些风云往事，再去追问傅斯年的那句话的来例。

但等到来年初时，他的北京电话打不通了，接着就是听说他在台北住院了，患的是大肠癌。我也听说陈映真也一直在住院。

一个时代似乎都在谢幕。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我第一次到台湾旅行。在九天的行程里，我不间断碰到象征意义的新闻事件——陈云林的访台、王永庆的葬礼、台湾沉寂多年的学生运动的复苏，当然也有《中国时报》产权的转让，以生产米果著称的食品公司旺旺集团成了它的新东家。我记得交易结束一周后，编辑部才进行了姗姗来迟的表态，发表社论《变动时代中 不变的媒体理念》。编辑们试图捍卫最后的自信与尊严，他们举出了《华尔街日报》与《洛杉矶时报》的例证——它们虽也所有权更迭，却仍保持着昔日的新闻品格。但比照其辉煌历史，最后的坚守中满是物是人非的感慨。

我不知高信疆听到这一消息时将作何感慨，他人生最辉煌的岁月都与这家报纸息息相关。而对于台湾和几代华语读者来说，这家报纸也从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一桩生意，而是一种精神、品格、价值观。

再接着，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他的实际年龄比他看上去的更年轻些，出生于一九四四年，不过六十五岁。他在四十岁之前，就完成了一生的主要功业。

一连几天，我都在回忆我们唯一一次见面的场景。或许也在暗暗比较我们这两代人之间的异同。他们那一代要反抗政治禁锢对个人自由、思想和审美带来的伤害，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敌人已不再如此明确，反抗力量也因此瓦解，但消费文化和扭曲的政治形态却塑造了一种新牢笼，将我们困于其中。不管台湾还是大陆，解冻时期所蕴涵的希望与理想，正在重演帕斯捷尔纳克的感叹：“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发生过多次。崇高的理想变成了粗俗的物质。因此希腊变成了罗马，因此俄罗斯启蒙运动变成了俄罗斯革命。”

不过，我们丢失掉的不仅是他们那一代的纯真和勇气。我更感到还有那股浓烈的情感，它深藏于一代代最优秀的中国人身上，让他们即使在悲观的时刻，仍有行动的勇气，而不仅仅是现实的俘虏。

一
是在马关条约的第五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感慨说：“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这是一八九五年的春天，伊藤博文正在说服对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赔偿两亿两白银。协议的内容令人屈辱，但谈判的气氛却是缓和的。李鸿章七十三岁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一直是中国最著名和最有权力的大臣，以洋务运动的领导人自居。伊藤博文比他年轻十八岁，是明治维新中的领导人物。两人互存好感，因为比起到来的西方人，中日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来已久。伊藤博文这一代仍浸润于中国文化传统，熟悉儒家的伦理和唐人的诗歌，日本皇室和大臣们之间经常使用汉字的书信来交流。即使中文与日文的发音不同，二人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交流想法。
他们十年前还在天津见过，伊藤博文专程去拜访这位北洋大臣，讨论两国变法的事宜。那时，两个国家至少在表面上还几乎处于同一条跑线上，都派遣留学生去西方，都购买德国的战舰。而且看起来，中国要更令人生畏些，它购买的战舰规模更大。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伊藤博文可以进入权力中央，而他在英国的同学严复归国后却郁郁不得志。
决定一八九四的中日战争，不是两国的财富，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日本可以迅速集结全国之力，而中国则先是反应迟缓，然后陷入一团慌乱，在战机不断延误之后，又决定拼死一战。战斗发生后，所有隐藏在巨大船舰背后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指挥的失利、炮弹不足、官兵士气堕落……
朝廷中的争吵从未结束过，一个国家的战争，被当作李鸿章的一个人的战争，他的政治反对者首要的意愿，是借此摧毁他的政治权威。而民间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普通的公众从未接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也从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山东烟台的农民们，为了一点点报酬领着日本士兵登陆。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头脑，则被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占据着。至于最高的当权者慈禧太后，她已不受控制的行使了三十年的权力，没人敢于挑战她的权威。而一八九四年正是她六十大寿，与日本的冲突的坏消息被瞒了再瞒，才最终进入她的耳中的，因为李鸿章担心因此坏了她的心情。
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力，是彻底的私有化。皇室在表面上拥有一切，而在剩下来的空间里，大臣们各自发展自己的私人力量。而这种权力结构，必然性的腐蚀掉整个社会，没人为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考虑，都是眼前利益的俘虏。
在伊藤博文看来，这位德高望重的李中堂，或许没办法集中一国之力战胜日本，却有能力将中国的土地和财富慷慨的给予日本。李鸿章在此刻享有了比他更大的权限，可以轻易的承诺和给予。在第一次会谈里，伊藤博文感慨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办，办事甚为棘手。”而他自己，倘若在会谈中失利，则可能随时被议院弹劾。

1970年冬天，唐德刚访问台湾，林语堂请他吃饭。

唐按时抵达酒店，店内喧哗嘈杂，他问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

“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总招待一脸茫然，大声反问道。

在唐德刚的所作的《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里，我读到这个插曲。历史如此健忘，不用一代人的功夫，曾经的声名显赫就变得无人问津，那些生动的情节，就变成了定式的僵化。

大约28年后，我在北大电教报告厅看到了唐德刚，他正在做一场关于胡适的演讲。我忘记了演说的内容，只记得一个70多岁的身材短小的老人，滑稽可爱，在台上手舞足蹈，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经常说“兄弟”。尤为难忘的是，他提到好几次“胡适对我说”。

走出报告厅后，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颤动。那是个初夏的下午，道路两旁的杨树枝叶茂盛，烈日下的马路上是斑驳的树影，阳光与阴影交错，仿佛是历史的明与暗。胡适？是那个27岁就名扬天下的胡适吗？他和他同处一室，握手、交谈、吃饭、骂娘……

那一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偌大的校园被装饰成一个游乐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被不断的提及。我们这些学生，也早已习惯将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名字、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办学原则挂在嘴边。老北大已经变成一个神话，新文化运动是神话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高潮部分。至于这神话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些神话中的人物是何种模样、又有着怎样的内心，甚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间内在的关系是什么，则没人清楚，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

我们住在燕园里，它是斯徒雷登的遗产，与沙滩红楼没有渊源，记忆被割裂了。入学的第一天，辅导老师带着我们参观28楼后面的铜雕，两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条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 ”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不过此刻，铜雕获得了新含义，调皮的学生给予它新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

真实的悲哀、历史的嘲弄在笑声中被掩盖了——将近一个世纪后，当初的期望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它们的含义也在口号声中抽象化了，你很难再去理解它们曾经的情绪与力量，它们如何让一代人热血沸腾，认定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要义。那些名字、那些理念、那些运动，既获得了不朽，也迅速腐朽了——它只是存在于历史中，与现实的我们难有关联。

吴虞是谁？那位曾被喻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沉睡在历史的烟尘里，他的故居被改装成了麻将馆。蔡元培是谁？人们似乎只记得他再造了北大，但至于怎么再造的，却是一团模糊，只记得了“兼容并包”这句口号。胡适又是谁？记得15年前读高中时，我以博学多闻在班里著称，一次逛书店时，同桌的女生指着一本书上面问我“胡适是谁”，“著名的反动文人”，我想也没想的说，在一本充满阶级斗争思想的文学史里，我读到过他的简介。而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我压根就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他的知识分子色彩总是让位于他的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很可惜，他似乎是脱离了党，变成了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吞噬他的一切。至于最著名的鲁迅，他肯定早就把我们的胃口倒坏了，课本里选了太多他的课文，他的头衔又太多太伟大，“话说三遍如烂草”，再没有比不断重复强调他的重要性，更容易摧毁一个作家的了。倘若我们此刻去北京的餐厅吃饭，恐怕除去鲁迅以外，所有人都要被更加衣冠楚楚的招待问上一句：“他是哪家公司的”。

在1998年初夏的那一瞬间，唐德刚似乎建立起这种联系。那个胡适离我并不远，他的余温仍在。短暂的恍惚感很快就过去了。整个大学时代，我经常向别人说起新文化运动，说起五四精神，却从未试图真正理解这一切，谈论它们更像是一种对此刻环境的否定，你看，那是个自由宽容、百家争鸣的年代，那也是个学生能够表现自己力量，改变国家命运的年代。我抒情化的理解这一切，夸张他们精神的纯粹性，似乎是对现实生活下意识的报复——这思想日渐沉闷与狭隘、知识分子日趋边缘化的年代啊。

一年前，我无意中阅读到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它写作于1914年11月，正是袁世凯复辟的高潮前夕。那也是中国社会一个价值混乱的时刻。1911年辛亥革命、共和制带来的希望，早已让位于一种巨大的失落。宋教仁被刺、国会解散，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正让历史到流。政治腐烂又导致了社会的衰败，道德系统迅速崩溃，大多数个人在这种转变中无所适从。外来压力又无时不在加强，伴随着欧洲卷入一战，日本加速了对中国的侵蚀，一种爱国情绪在中国社会兴起。正是此刻，陈独秀提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不应盲目卷入爱国的热忱中，被国家的需要吞噬个人，而应做出理性的判断——这个国家是否以保护其中的国民为目的，只有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才是值得爱与奋力支持的。读到这篇文章时，正是“爱国”再度成为时髦之时，新一代青年在MSN上加满红星的签名，大声辱骂着家乐福超市……个人消失了，只是汇集成一个集体，爱国的内涵也消失了，只变成了一种口号式的情绪。

接着，我又开始阅读胡适、鲁迅、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九十年前写就的文章，似乎正是为此刻中国而作。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国民性的弊端、对传统的态度、个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这些命题都曾被如此广泛的讨论过。白话文的发展仍不算成熟，这些夹在新旧世界间的人物使用的半白半文的修辞，经常重复、繁冗、急躁、简单化，但是他们的洞察力却经常是惊人的。倘若将华盛顿、杰斐迅、亚当斯、富兰克林视作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他们则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奠基一代。倘若将因德雷福斯案件而团聚在一起、突显力量的法国知识分子视作现代知识分子的缘起，那么他们在1919年的表现，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

好奇心引诱我去重读他们的作品，也试着了解那段历史。它随即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追寻。倘若要了解他们这一代人，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艰巨的转变，必须要了解比他们年长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一代的思想变化，再了解比更年长一代的曾国藩、张之洞、郑观应们的内心转变……正是这三代人，逐次目睹着中国从中央帝国的位置坠入了被瓜分的境地。第一代人相信，是我们的军事技术不行，第二代人则说只有改变政治制度才行，但到了第三代，在之前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开始认定是我们的文化出现了问题，必须重新洗刷一切，才能创造出新的国家与民族，他们必须开启人们长期被蒙蔽的头脑，让他们能独立思考，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是未来。

但倘若你不理解中国在这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你也难以理解他们。正是中央极权的崩溃，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才为知识分子创造出思想的自由，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正是因为近代出版业的繁荣，才是报纸、杂志成为公共舞台的中央，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正是学堂的大批出现，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学生，才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可能。

倘若将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刊视作文化拯救一代兴起的标志，那么1919年5月4日的街头行动，则标志这个阶段的终结。4年的蜜月时光后，那一小群才华横溢的人物聚集在《新青年》和北大周围的同舟共济的气氛，让位于分裂。通过文化来改造中国的设想，看起来太缓慢了，一些人想要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所以需要更严密的组织；仅仅对着一小群知识分子说话的魅力不够了，一些人想要寻找更广阔的听众。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挑战太急迫了，这些启蒙者们不能像他们18世纪的欧洲先辈那样，在沙龙了、在书籍里、在谈话中，从容优雅的讨论他们的观念，让这一切更清晰、更深入。他们被催促着要行动。

于是，在5月4日的激情和权力最巅峰的时刻，这场思想上的运动也耗尽了它的生命力，准备褪色与暗淡了。那些曾经的年轻人，热情地、投入地、也经常急躁地试图理解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世界，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常犯错误。也正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当初的思想与行动中，获取灵感和鼓舞，支持我们继续他们未竟 的事业，并为下一代留下新的遗产。

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那一代人，体验他们内心的冲突与转变、希望与失落、成就与局限，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这种探索，不仅将丰富我们对于中国的理解，也可能为我们此刻道路带来新的光亮。这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这本书一拖再拖，快四年了。这也是我第一本最像完整的书的书。

多亏了晓波和于威的建议和编辑，才成此模样。其中的很多判断，在经过四年时间的考验，显得更清晰和准确了。

这篇自序写于四年前，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感受，如今变得更明显了，我们的确在进入一个智力和情感上的小小的黑暗时期。

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共鸣。
——萨帕瓦利·拉达克里希南

如同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这本书也是一连串疑惑、焦虑与截稿日期的产物。唯一的不同是，这次蕴涵的情感更为复杂。一方面，我继续为长期的个人身份的认定而困惑，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言说自己“为何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我日益认识到，自我身份的寻求与我所生活的国家与时代息息相关。我个人的身份焦虑感与我的国家面临的境况纠缠在一起，它令我沮丧愤懑，更是力量的来源。做为人类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本书试图描述的年代跨越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年代，还有对未来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了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几个命题让我如此着迷，却束手无策。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的力到底来自于何方；历史背景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对应的那一代人；中国的国家性格到底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社会是以何种方式组织一起，又是如何运转的…… 这些没有结果的思考，潜移默化地赋予了我某种历史意识，燃烧起我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刻好奇心。
不无好笑的是，我对于中国的主要理解，主要来自于海外那一小群汉学家。史景迁与李文森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他们毫无东方学者的傲慢与狭隘。前者“像天使一样写作”，同样是在描绘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所呈现的不是破败与愤怒，而是一代代中国人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韧性与想象力；而后者则从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国家，他相信中国的经验也同样是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用犹太人对身份的敏感性理解中国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世界的挫折感。
这多少也代表了我的努力方向。我相信这种探讨恰逢其时，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的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在所有的章节里，我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伯格森的哲学某种信服，这个法国人在一个世纪前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我相信，这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最让人心醉的时刻，也正是这些震撼发生之时。

在一九九二年的总统选举中，比尔·克林顿提出了「傻瓜，这是经济问题」。

这句口号戏剧性的改变了选举结果，经验丰富、打赢了海湾战争、外交政策上大获全胜的乔治·布殊，充满遗憾的落选了。一次经济衰退正席卷美国，而这正是在布殊任内。

这像是全球政治的转捩点。那个外交行动、地缘政治主导的冷战年代过去了，人们不再担心冷战、核问题，就业、物价、储蓄、住宅，这些经济因素决定公垄情绪，也决定政治议程。克林顿战胜布殊的那一年，也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年份。被天安门事件中断的改革，以另一种方式重启。政治上的改革被终止，但经济上的改革要更为大胆。

比起八十年代涉及到政治、教育、军事、农村、经济的全方位变革，九十年代的中国倒是牢牢的回应了克林顿的口号。经济意识已深入政治人物与普通公垄，甚至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所有人都只是经济动物，只有经济增长能保持住，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继续拖延下去。

一方面，它成功了。中国的确正前所未有的沦为一个经济国家，政府官员们忙于招商引资、建工厂、卖地皮，而普通民垄，则让自己的整个身心被股票、房子、存款所佔据。它们达成了一致。但另一方面，政治的腐烂和社会的衰败，同时到来。

一个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在不断涌现的物质诱惑面前，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观察官员们在过去二十年的腐败程度的曲线，你会看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增长，以至于你听到一个局级官员上千万元的贪污，根本不会吃惊。垄断的政治权力，也造就了庞大的垄断经济实体，它们不依赖于创新和效率，它们让刚刚开始的自由市场相形失色。

社会的溃坏则更为触目惊心。一九八九年的悲剧性事件摧毁了人们对于政治的信念，也埋葬了纯真和社会正义。物质欲望暂时填补了精神真空，但也把我们带入一个「一切都是可以交换的」的年代。这种社会情绪中，有利可图的事务会以极高的效率完成，而和每个人不直接相关的公共事务，则会乏人问津。

在大学教育的领域，更能表现出这一特性。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学迅速的膨胀，经费迅速的增加，但主要的结果是，大学校园里增添了大量丑陋的楼房，教授们将大量精力用于争夺研究基金，至于大学的理念、研究的课题、学生们的未来，则像是一片没有利用价值的荒草地，被忽略了。

当一个社会中，连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都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变成了另一种权力和经济机构，那揦这个社会的思想混乱、气质的庸俗就可想而知了。大学的失败，也在某种意义上标志著一个国家未来的失败，它无法培育出所需要的创造力、激情、理想和信念。


彻底的经济思维，也妨碍了这个国家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只有我们强大了，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每当遇到令人不悦的国际摩擦时，很多人立刻会这揦想。

每当领导人出访时谈到双边关系时，一长串的投资、贸易数字总是被最先谈论的。即使面临国内问题时也同样如此，我们谈论两岸问题，总会说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有多高，提到西藏问题，则是中央对于拉萨的经济建设与援助的额度。倘若把这些外交措辞排列在一起，很容易给人这样一副印象----中国是一个小商小贩式的国家，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解决。

此刻的中国，面临著双重的转变。在国内，政治溃坏和社会矛盾都在加剧，但解决它的方式显然不能依靠经济手段，政府通过金钱来收买社会的方式，将会带来更剧烈的社会溃败。每个中国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多元价值观、自由表达、尊重个人权力、能催生美好的文学、艺术的社会中，而不仅仅是天天沉溺于物质生活又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

而面对中国不可避免的重新掘起的进程，中国也需要理解，物质财富并不总是能转化国家关系中的权力，而没有信念和价值观的政权，则只会以更快的速度衰落。它自身的重量，常常会压垮它。

眼前的金融危机，正给予中国政府新的藉口，使它既可以将过错推给全球市场，又可以延缓急需开始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重建。一切又都是经济问题了，刺激经济的言辞掩盖了这个国家更根本的困境与挑战。

一个外来者会将美国迟缓的计划和中国迅速行动作类比，从而得出中国政府更为高效的结论。但他们却常常忘记了，当没有一个官僚制度和社会系统来支持时，所有的良好政策与大胆行动都会迅速变形，以至于背道而驰。因为，它从不仅是个经济问题。

大概两年前，李翔兴冲冲的那着一本小说对我说，这才是他想过的人生。
一个法国人的作品，有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他时髦却毛病太多的妻子的故事。他们曾是多么迷人和引人羡慕的一对。前者在26岁就名满天下，是爵士时代的代言人，而后者是那个圈子最性感的姑娘。

我们认识五年了，只有很少的时刻，李翔才会明显的表现出他受困的雄心——他要通过写作来获得巨大的荣耀和尊敬。这多么像是巴尔扎克20岁的感慨，他在阁楼里说“战胜默默无闻的是件多么幸福事”，而死后别人形容他，拿破仑用剑无法征服的，他用笔征服了。

1982年出生的李翔，必定了解很多这样的历史插曲。也正因此，他和大多数同龄人迥然不同。这是个被互联网、15分钟名人、快速消费的年代，他却一心要做古登堡的孩子，而且想获得英雄式的成功。

他必不想我袒露这么多，或许我的理解是错误的。时至今日，他已做了五年记者，这是写作为志的年轻人最常选择的职业。他也是他这一代人中，很早就充分掌握了西方媒体叙述方式的记者。在他成长的岁月里，中国新闻界那僵化的语言已被唾弃，但至于中国本该的叙述风格是什么，我们尚未探索出来，于是英文媒体的节奏和句法，则成了两代人的准则。

在他刚刚出版的两本书《商业领袖访谈录》、《共和国六十年》中，他的叙述能力有了充分的展现。很多时刻，它们像是个英文报纸翻译而来。在李翔的案头上摆放着大David Haberlstam, Bob Woodward这些最杰出记者的作品。他经常翻阅它们，获得启发。

对于一个才过26岁的年轻记者，这两本书是值得关注的成果。但很可惜，这个时代经常赞扬给予愚蠢和投机，而不是孜孜不倦的努力。这个时代，不值得他过分用力的去获得它的认可。

但是，这两本书也理应代表着李翔学徒年代的告一段落。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出个很好的学生，可以惟妙惟肖的再现别人的声音，现在该是他寻找自己声音的时刻了。他要寻找适合他的题材，寻找到自己的独特的叙述节奏，最终写出只有他李翔才会写出的作品。

当然，这样的作品未必获得世俗的成功，也很难让他像周杰伦那样尽人皆知。但是，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要了解自己的局限性，也了解这时代的局限性。正因这些了解，他才会坚定不移动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在时代的洪流中左右摇摆。

“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一份报纸曾这样评价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

在英语世界，没人比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写出“更好看”的中国研究作品。

据说史景迁教授是在咖啡馆中撰写那些历史著作的，浸泡在历史灰尘中的人物都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事实上，他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出生于1936年的史景迁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枯燥的数字与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而是那些活生生的个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雄心与感伤，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也尽量超越地域所限，而将之置放于人类普遍的经验与情感中。他更看重历史的连续性，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

这篇对话发生于2004前，那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人人认定正是这位杰出人物把中国引入了正确的航道。如今，5年过去了，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却陷入了某种停滞，实验精神正让位于一种新的僵化，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卷土重来。此刻，重温这篇访问，或许能够提醒我们，中国发展本应有的轨迹。

1997年，您在一篇悼念邓小平的文章中将邓小平时代与晚清时代相比较，您为何这样做？

我认为在这两个时代都出现了中国的“洋务派”，他们在接触外界、在改革内部构架、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时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仍然认为，他（邓小平）的作用在于推动他周围的人，让他们更加灵活。

所以，这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延续？或者，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完成？

哦，从晚清到邓小平时代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的动乱，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再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现代化”这个词的意义，因此这个术语正处于争论之中。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完成了变化的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还有不同速度的发展需要完成，中国的构造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断裂。我在英国和美国居住多年，这两个国家也存在巨大的断裂，也还有很多发展没有完成。

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是惊人的，从它的整个外观面貌来看非常明显，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社会是如此难于组织……英国和美国仍然在寻求许多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问题的解答。

您在您的书中说过，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循环。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打破了这个循环？

我希望我的观点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确实说过中国有一个内部不断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其他国家更常见的现象是分裂或者与邻国融合。今天，中国内部经济的联系当然是在不断加强，中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以走。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恒定状态，而是处于一个重组构架的巩固阶段。它仍然在扩展、在实验、在探索阶段，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风险。它需要一个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领导层。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相似阶段吗？

我得深思熟虑地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会显得头脑简单。1905年到1920年之间有过这样的时候，中国人开放心胸，准备改变组织规则、改变行为准则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语言，从外国引入词语、不停地探索世界。那时，中国处于困境之中，人们充满实验精神，显示出愿意在某些方面抛弃过去的意愿——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不愿意过于简单地做出比较。如果你看看其它时期的中国，比如康熙时代，人们也同样显示出灵活性；我现在研究的晚明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质疑精神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开始与西方学者对话，开始接受一些科学的新观念，西方也开始从中国接受一些新想法。

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某些时段相比不是那么独特，但是它的独特性在于变化的规模。我认为今天变化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按照过去的速度，这样的变化可能需要整个宋王朝的时间才能完成。

您曾经写过关于康熙、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您认为邓小平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占据什么地位？

我非常肯定，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地位。作为一个外国人，评价他是件困难的事。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忠诚的中共党员，但与此同时，他坚信中国必须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束缚中摆脱出来。在毛泽东去世后他对当时情况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精明灵活的，包括在党内团结哪些人，如何巩固自己几度不牢固的地位。他的信念就是通过结束束缚来解放中国人的力量，包括缓慢地关闭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

这些信念大概是他在后期逐渐形成的。在1978、1979这两年里，中国人需要更新思想，党的领导人也必须考虑如何迎接这一新的挑战。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吉米·卡特访华，后来邓小平访美——我当时很惊讶，怎么别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阻止他这么做。他在党内团结支持自己的力量方面一定是非常有技巧的。

您会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传记吗？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有意思，但是可能很难得到邓小平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资料。我很难在他身上挖出更深的东西，只能通过他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而不是私人生活来了解他。关于他的个性我也只能凭猜测，除了他有很强的个性、很有政治技巧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曾经在华盛顿见过他一面，他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人，成百上千的人蜂拥而至，只为一睹尊颜。他毫无疑问是个强者。

那么，在过去300年中，邓小平处于怎样的地位？

在过去300年里，我所能想到的中国领袖包括康熙、雍正，然后就是一个大跳跃：曾国藩，他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邓小平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雍正和曾国藩还要长。

邓小平的经历是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的，他比戈尔巴乔夫要有力得多。

您是何时开始注意邓小平的？

开始的时候是在1966年，我注意到他曾经与周恩来等人留学法国。但是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党内的组织人物。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才开始注意到他，那时他是作为一个强硬人物引起我的注意的。他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是当时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偶尔有一些外国企业进驻，但是不像今天这种速度。

在后来那些年里，您对邓小平的看法是否随着改革的进程而改变？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知道，他的长寿起了一定作用——你活得越长，得到注意的机会就越多。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一个强硬人物，他对什么事情应该有什么限度是非常清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年份里，他已经不太出现在公众场合，也不太出来说话，但是他的政策依然继续。这体现出政策有自己的动力，即使领袖本人已经不再推行它们。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人们对邓小平的评价中，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遗漏了吗？

这很难说。他的外交政策、政治和经济政策、提拔年轻人的习惯……他对前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对越南的政策……这些都不是我所熟知的。如果有人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还有他在法国、在四川和广西的经历，他和周恩来的背景的相似之处要多于和毛泽东的相似之处。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是一个适时出现的适当人物。

在过去100年里，中国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我不太敢肯定是否是结构性的变化。中国与历史的割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将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割断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又是如此发达。真正可能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人的开放心态，他们准备接受如此之多的外来事物：外来文化、外来制度、实用主义、计算机世界、经济理论……诸如此类。

更有意思的是观察在某些领域是否会发生结构性变化，比如家庭关系、尊老的传统等等。

那么，在权力结构中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对我来说，似乎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加强，不过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领域。中国的长年动乱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使得中央政府必须非常小心地解决问题，避免灾祸和痛苦。如果家庭组织弱化了，那么必须有新的组织替代它留下的空白。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由政府来解决，而必须由各类组织参与，共同寻找出路。

今天的改革是否是在与邓小平时代非常不同的语境下进行的？假如邓小平依然在世，您认为他能否理解今日的变革？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好问题。我认为他大概会把握住主要的概念，今天的技术发展、能源问题等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善于把握中国的强国之道和弱点所在。至于他能否就此做什么，那是很难猜测的。

我被锁在了自己50年前的价值观中，邓小平则是一个非常善于与时俱进的人。我无法理解新技术，在中国的小县城中我看到很多网吧，但是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太过复杂、难以理解的系统，领导人们也需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与7年前邓小平去世之际所面临的挑战有何不同吗？

在我看来，人们在讨论问题方面更为坦率和开放了，束缚似乎更少了，行动更为自由了。外国人可以跳上飞机就来到中国，可惜你们仍不能随便来美国……

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您是否同意？

他的改革也延伸到了教育和军事领域。但是我认为，在一个曾经如此中央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改革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它必然伸向不同方向包括政治。它一定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影响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新一代对世界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会变化的。

(这篇对话是覃里雯和我共同完成的，是我们合作的一系列采访之一，还有小新，我们三个人一个TEAM。如今想起，那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