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在北京做《跌荡一百年》的推广，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了专访，成了下面的文字。谢谢她。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写完了，现在安排9月23日在北京做一个首发，然后算是与上卷“合璧”了。

从发愿写激荡，到跌荡的完成，前后已经六年了。在后记中我说，“动笔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吴舒然同学背着小书包刚刚跨进小学的校门，到今天，完成《跌荡一百年》下卷，她已经要上初中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不动声色地更替着昨天和明天，它给我们的生命留下了花开、花谢、雨聚、雾散，它从不白白的来，也不白白的走。”

四本书加在一起有100多万字，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答案找到了吗？书面的标准答案似乎是有了，可是在现实中却远远没有达成共识。你看这几天国有企业对山西煤炭企业的收编，看山东钢铁对日照钢铁的强购，看中央企业在地产领域的疯狂，仍然是无语且无解。

我在跌荡的最后一章中写：

德国有谚语曰：“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沒有发生。”中国商业史的问题正好相反，事情总是在间隔一段时间后一再地重复发生，而人们却对之视而不见。百年以来，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从李鸿章和盛宣怀，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后来的国家治理者，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的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一代人身上的复制和轮回。

如果我们再放眼得遥远一点，在过去二千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寻租理论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曾论述说：“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近现代工业化之路，似乎是这段论述的最生动的注脚。

荒谬只有在人们不同意它的时候才有意义，人类正因善于反思而得以存在。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历史是我们亲手编裁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却再也脱不下来。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了当时的错误。而这正是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来共同地概括承受，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和绝然，我们或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抄这一段话，实在是有特别的焦虑与无奈。

在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受骗，而仅仅是在自欺欺人。

跌荡写得很不轻松，也许卖得也不如激荡。但，这样的下场对我来说，是应得的。

【】四个很平凡的人，我见过李云河和冯志来，后者是个老烟鬼，却写得一手好律诗。写他们的故事，常常会很心动，很哀伤，生命有时候会呈现为一种绝望之美。

单干专家

李云河――县委副书记、冯志来――畜牧场兽医、杨木水――蚕桑技术员、陈新宇――公社干部，四人均来自浙江。

这些名字之所以会出现在本部企业史上，是因为，在“大跃进”及其后的大饥荒时期，这些来自民间的草根人士冒死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他们因此被蔑称为“单干专家”，他们的生命饱受折磨。

此四人中，以李云河名气最大、行动最早，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这是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27岁的李云河时任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他是山东省惠民县人，少年从军，参加过渡江战役。他所在的永嘉县地少人多，粮食不能自足，早在1956年，他就在全县313个合作社里推行“包产到户”，同时，不断上书浙江省委和中央，希望推广这个做法。他在调查报告的开篇就表达了挑战权威的姿态，他写道，“很多同志多骂包产到户不好，有的地方已经骂臭了，我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有效的提高社内生产力的先进办法。”他还具体总结了包产到户的“六好”、“六高”、“八多”、“五少”和“两省”。1958年2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遭到撤职劳改的下场。

1960年之后，随着全国性大饥荒的爆发，人民公社的制度缺陷开始逼现，就当安徽和广西等省尝试“包产到户”的同时，在浙江则先后出现了三位民间的理论家。

1962年4月，温州瑞安县隆山畜牧场的兽医冯志来完成长篇论文《半社会主义论》，他写道，“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我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是唯一出路。这样做，完全是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应该得出结论，目前惟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包产到户的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商贩和小工业者的独立经营”。

文章完成后，冯志来孤身北上，住进北京前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将文稿分送给了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并在所附的信笺上抄录了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个月后，他又撰写更为尖锐的《怎么办？》，再次投书中共中央。不久，他被定性为“右派”，在武装警察的押送下，送回到老家金华义乌县乔亭村改造。很多年后，冯志来对《中国模范生》的作者胡宏伟说，当时他花1.4元钱偷偷买了100粒安眠药，藏在贴身的衣袋里，随时准备以死殉道。

几乎就在冯志来写《半社会主义论》的同时，宁波嵊县农技站的蚕桑技术员杨木水写出了《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万言书，文内列数了包产到户的十三个优越性。杨木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上过任何正规学校，他行文粗鄙不堪，章法颠三倒四，却句句直击弊病根源，在长文的最后，他写道，“抱歉得很，我的建议一定有很多毛病，明显的是文体糊涂文字错误，这不能怪我，由于我从来没有正式读什么书的原故”。

杨木水将文章寄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毛泽东主席。同时，还辗转寄了一份给嵊县老乡、经济学家马寅初。马接信后，不顾80岁高龄亲自南下与杨木水面谈，随后又在嵊县进行了长达7天的调查研究。由马寅初转呈，高层终于看到了这份万言书。1963年春，杨木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8年有期徒刑，后加重到死缓，罪状是“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狱中，杨木水的双脚被戴上36斤重的大铁镣。

相较上述数人，绍兴新昌县新溪公社的干部陈新宇的际遇同样悲惨。他出身地主家庭，政治身份本来就很差，1961年6月，陈新宇根据下放劳动时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和《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陈新宇将两篇文章分别抄寄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出于对自己地主家庭成分的天然警觉，他下定决心：从此疏远一切亲友，不谈恋爱，坚持独身，不株连他人。

随后的两年间，陈新宇接连给《人民日报》发去8封读者来信，辩论的话题都是包产到户。1962年6月前后，《人民日报》在内部刊物《读者来信》中几次刊发陈新宇的来信，还汇给他稿费25.5元。在这期间，陈新宇受到巨大压力，他在一份信中写道，“一年来我成了罪人，甄别至今未下结论。县区社三级对我进行过四次公开批判，多次充当反面典型，停职、审查，施加多种压力，我竟顽固如此，毫不为动。”1966年之后，陈新宇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前后揪斗120次，抄家7次，监禁32天。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中央点名批评了邓子恢、杜润生等全国性“代表人物”，也批判了地方上的一些“小人物”，这些基层的小人物，南北呼应，又都是在同一时间，采取了犯颜直谏的方式，提倡和鼓吹包产到户。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指的就是冯志来、陈新宇和行文粗鄙的杨木水。

李云河和“两个半单干理论家”都活着看到了包产到户在中国的盛行，1978年之后，正是这一制度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轰隆隆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2年，沉冤二十四年的李云河被平反，并出任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撰写专著《中国农村户学》，提出“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的经济发展思路，这几乎就是“温州模式”的萌芽之说。1998年7月7日，李云河去世。就在这个月，浙江省举办了“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改革42周年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李云河的遗孀捧着他的遗照与会，全场起立，无数人感动落泪。当年也曾因提倡包产到户而蒙难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哽咽说：“我本想在这里会见李云河同志，谁知竟不能如愿……我对这位包产到户先驱者逝世表示惋惜和哀悼！”

1975年，服刑12年的杨木水出狱，三年后摘掉“反革命”帽子，从此游走江湖，当起了草药郎中，他的专治支气管炎的草药秘方据称十分有效。2001年，杨木水病逝，其后半生寂寂无闻，几乎无人知晓这个孤儿的当年豪情事。

发誓终身不娶的陈新宇一直孑然一身。被劳改后的十多年中，他写过200多封“翻案信”。1982年获平反，从此隐居新昌，靠微薄的退休薪金度日。

被遣返回义乌的冯志来在1983年获平反，他被调入县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晚年结集出版文集《兴市边鼓集》。

四个“单干专家”性情各异，李云河严谨，冯志来激越，杨木水豪放，陈新宇温和，他们生于草莽，身份低卑，均无高深修养，却能在时代最艰困的时刻，虽千万人吾往矣，发出最清醒而勇敢的声音，所谓士者，大抵如是。此四人中，以兽医冯志来的古文功底最为深厚，赋得一手好律诗。他多有诗作送赠好友，其中一首曰：“大梦谁先觉，平生几相知；孤鸿悲落日，众鸟觅栖枝；风雪终有尽，落花恨无期；浩然浙江水，曲折顺时移。”【本周发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专栏】

本月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是，吴舒然同学的个子突然长过了她妈，于是，她现在的口头禅是，“上面的空气可好了。哈哈哈”。

很多事情是不可逆的，这是最典型的一件。

前天，她问我，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说，我是一个懦夫。

一个平凡的懦夫，一个写字的懦夫，即便有一天花环满身，也充其量是一个“伟大的懦夫”。

她现在还不理解这段话。她不知道，一个人要清醒地鄙视自己，是多么痛快的事情。

最近读过的几本好书：

王毅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梁文道的《常识》；

许小年的《自由与市场经济》；

《晏阳初传》；

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

刘小萌、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也写完了。半年多来，写得心情一直好不起来，所以，有一段时间，写写就停停，到外面去参加一些活动，透一口气，然后再回来继续写。

上面的空气真的很好吗？

【】

拆骨为烛（上）

―― 纪念顾准去世35周年

1949年7月24日，刚刚解放两个月的上海遭到三十年未遇的特大台风袭击，海堤被冲毁，黄浦江江水倒灌，市区受淹，连市政府大厦都水深过膝，大量档案、税票和凭证被水浸毁。在市政大厅里，一个34岁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带着一群人，用脸盆和木桶把水清倒出去，然后将浸湿的档案一份份地晾晒烘干。与所有身著黄土布军装的同事们不同，他穿着一条吊带裤，这在朴素而农民气质很重的共产党干部中非常的刺眼。

他叫顾准，是新上任的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

这是一个瘦高个的、带一副深度黑框眼镜的上海本地人，他出生在南市区顾家湾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开过一家棉花行。他十二岁就进了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当练习生，在这里一干就是十三年，成了一个娴熟的会计学专家，他编写的《银行会计》一书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并被之江大学、沪江大学聘为会计课教授。顾准于193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1940年他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过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财政厅厅长等职，上海解放后，他回家乡出任重要的财税局长一职。据当时的上海市民回忆，1949年前后，沪上最出名的共产党干部有三个人，除了陈毅市长之外，一个是公安局局长杨帆，还有一个就是顾准，原因是“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他们贴出来的治安和征税布告。”

顾准面临的局面是棘手的，上海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家工厂中只有三分之一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八成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业，既缺原料又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实业家们更是人心惶惶，骑墙观望，谁也不敢扩大再生产。工商矛盾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人甚至认为，应该象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发给当家做主的工人们。

顾准的工作重点是，恢复工业和尽可能多的征税。他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动。”在他的两年任期内，完成了三项很重要的、对全国工商业治理起到了试验性效果的工作。

第一项是重建征税制度。

自晚清到国民政府时期，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很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形成了恶性的循环。顾准实行的是“轻税重罚”办法，为了避免大的动荡，他基本上延续了国民政府的税制体系，同时则废除了一些民愤很大的苛捐杂税，譬如保卫团费、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费等等，取消了有重复征收性质的11项捐税，此外陆续颁布了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9种地方性税种的暂行办法。由于数年的通货膨胀，工厂的帐面资产与实际值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为合理征税带来了严重的困扰，10月，顾准公布了一项规定，允许私营企业按当时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从而改正帐面资本额，使之接近实际状况。这个办法一公布，受到实业界和会计界的欢迎。

为了保证税收的征缴，他借鉴苏联的经验，创造性地设计了财税专管员制度，用他自己的描述是“全市组织若干个分局，每一个区分局下按地段建立稽征组（后改称税务所），稽征组的每一个税务员专管若干个纳税户。”他对上海的纳税户进行了普查，共查出漏户2·1万个，实得工商纳税户10·78万个，全市设20个区税务局，建立96块专户管理区域。顾准设计的这种专管员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顾准在上海的征税工作很有成效。1949年5月到12月，全市的财政收入只有498万元，处于严重赤字状态，根据上级命令，上海必须在1950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过发行公债和征税的办法收上3000万元。顾准采取了严查重罚的手段，他回忆说，“这种逃税出发和公债征募同时进行，即使确有税法根据，也可以把逃税户弄得破产。于是，上海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工商联、协商会议等大提抗议，一方面也进行非法抵抗――这一两月中，我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吓信，以致公安局为保护我的安全起见，给我配备了两名警卫员。”

尽管遭到部分抵制，顾准的强制手段还是起到了效果，据《上海市财政税务志》记载，1950年全市的税收收入达到6416万元，比上年增加12·8倍，为舒缓全国财政的紧张作出了重大贡献。

顾准的第二项重要试验，是在中财委的统一指导下，重构了上海的产供销体系。

对私人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是一个既定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特征之一，那么，如何改造，从哪里切入，却是一个很有技术性的命题。根据时任中财委主任陈云的思路是，从流通入手，通过垄断生产资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的方式对制造业进行控制。从1949年10月起，中财委就着手建立三个全国性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性的纺织公司，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的供应与销售，二是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各地特产的产销，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其中以内地调剂为主的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和盐业，出口为主的有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此外设立一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资金和干部统一调度。

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业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自然就无法动弹，成了一块被压扁了的“夹心饼干”，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

在全国的生产资料源头被控制住后，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上海的带头效应当然最受关注，顾准很快行动起来，他成立国营的花纱布公司，私营纱厂不得再自购棉花，自销成品，所有产品均实行统购统销。为了与花纱布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国营的供销合作社，还把全市的私营运货车全部取缔，新组成了一个上海搬运公司，它成为交通运输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写道，“国营商业控制了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筑材料、粮食等项的私营零售业无法照旧继续下去，国营商业不得不扩大到零售商业范围中去，华东商业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组织了几个零售公司，交给上海市管理。以上趋势，还在急速发展，不久就扩大到建筑业范围中去了。”

顾准的第三项重要试验，是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它们将如何退出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事情。

顾准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51年冬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

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独创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外资企业相继离开中国。

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开埠以来，从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国大臣，从蒋介石政府到汪精卫政府及日本占领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管理者。

他们年轻，风华绝代，充满破坏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气，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所有的热情都是为了无比热爱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买。年轻的财税局长顾准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他每天奔波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不断地拟定各种各样的布告和公文，与大大小小的私营业主周旋协商，他在立信会计事务所时的老同事严松龄回忆说，“他还是那个瘦长个子，穿一套不合身的军服，桌上放一只大公事包，一罐香烟，说话态度极其谦和诚恳。”所有的市民和工商业者，对这样的革命家既敬又畏。

不过，事实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当时的新上海管理者中，还是有人对即将生成的新经济制度产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不是别人，竟就是顾准。这是一颗悲剧的种子。

顾准是一个忠诚的、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革命者，同时也是顶级、冷静的会计学专家。早在山东当财政厅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公营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让他头痛的正是他的专业所在，他说，“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他就对国营企业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产生了警惕性，这成为顾准反思国营企业制度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起点。

此外，他在上海采取的一些务实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质疑。譬如，他公布的“按人民币物价重估私营企业资产”的办法，尽管受到工商界的欢迎，但是却遭到了中央财政部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开辟了合法逃税的门路。这也成为顾准在两年后被免职的重要诱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顾准自述》中写道，“我对此没有作过什么申辩······如果不允许私营企业重估资本，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客观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现在还认为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它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必要技术措施，也没有开辟什么合法逃税的门路。”

顾准对“政策”与“技术”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项“技术”事实上都服务于、以及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他将长期地困顿于这种逻辑之中，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就当顾准为新建立的共和国日夜工作的时候，1952年2月，这个被很多人看好的青年高级干部突然被公开撤职。

【】

对价值规律的思考，让顾准和孙冶方超出同时代的所有人，他们因此成为了异端和受难者。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后，他们被并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拆骨为烛（中）

―― 纪念顾准去世35周年

顾准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被撤职的，事前毫无预兆。

从1951年12月开始，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它的起因有两个，一是中央对党内腐败的警惕，二是为了增加税收，支援朝鲜战事。

当时，过于激烈的运动气氛已经影响到了工商业的正常运作，华北地区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有4000家私营工商户歇业，影响到40万人生计，西南地区的月税收也减少了一半，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很多私营工厂停业观望，而震动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市委共收到检举材料24万件，200多名企业主被抓，发生48起自杀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紧急部署，决定在上海暂停发动五反运动，县以下的五反则推迟到春耕以后。

2月25日，主管全国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导工作，28日，顾准在电台里做广播讲话。29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对八个干部的处分决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顾准。对他的处理决定是，“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顾准对自己被突然撤职“感觉十分突然”，日后来看，他被免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的“依法征税”政策不被采纳，二是“不服用”。

在当财税局长期间，会计师出身的顾准一直试图建立依法征税的体制，他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用运动的方式来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税务通讯》中连续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论证和阐述。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被认为是保守的。43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关于顾准的纪念文章中说，“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服用”，顾准的办事能力和学养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却让人讨厌，据他的弟弟陈敏之回忆，有一位大区负责人曾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同时他则又说，“如果顾准再不听说，饭也不给他吃。”1959年，陈敏之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介绍说，“这是顾准的兄弟”，接着他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顾准被撤职后，连降数级，先是到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部当了办公室主任，接着调至新成立的建筑工业部当财务司司长，随即再下放到洛阳工程局当副局长，1955年，又被送进中央党校的普通班学习一年，随后被调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

据吴敬琏的回忆，在这期间，顾准“从早到晚都钻在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过去的三年里，他通读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苏联理论家们的计划经济理论、黑格尔以及凯恩斯的著作，此外还读完了《中古世界史》、《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浩大而孤独的阅读经验，让他变成了一个独立而尖锐的思想家。他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模式，渐渐形成了体系式的看法。在1955年12月的日记中，他如此评论“一五”计划：“工业建设，必需使用现代技术，迎头赶上。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输入的计划工作，输入的工业化方案，这不只是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这样的言论在当年无疑是大逆不道。就在这时，顾准开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与顾准达到了同样思想高度的另外一个学者，是他的江苏老乡孙冶方。这是一个192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1949年当过上海市军管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与顾准有过同事的经历。1954年赴京升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接着又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所长。正是在这一时期，两位老友又相聚在一起。

有一次，顾准翻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与孙冶方进行讨论，这段文字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更重要。”

对这段文字的再三推研，让两人的思想打开了一扇危险的窗口。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中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他们破天荒地认为“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

事实上，在1956年前后，已有不少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计划经济的运作规律，譬如孙冶方的堂兄、时任中财委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的薛暮桥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写了《经济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提出了困扰内心的四个問題：“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是否可容許小商品經濟甚至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存在，並有一些發展，然後慢慢改造它們？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采用什麼辦法來使消費品的生產能夠適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樣性的需要？第三，怎樣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保持國民經濟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應當首先用於什麼方面？”不过，当时的薛暮桥等人还不敢象顾、孙那样的思考，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一直把价值规律同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研究的，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消灭以后，价值规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只有顾准和孙冶方超出同时代的所有人，他们因此成为了异端，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后，他们被并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在《试论》一文中，顾准更是展现了让人仰止的道德勇气，他无比大胆地写道，“可以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作为一个会计学专家，顾准在文章中一再挑战经典理论。他写道，“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过；社会主义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明过。相反，他们确切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将没有货币，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他认为，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进的理念，“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需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巨大的生产企业，其具体核算单位还必须划小。”他象先知一样地对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计划经济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很多年后仍能抚摸到思想的灼热。

到1964年，随着“三年灾害”时期的结束，中国理论界又出现过一股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孙冶方和顾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受难者。

当时开头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张闻天（1900－1976，曾用名“洛甫”）， 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1930年代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建国之后，他曾出任驻苏联大使，后被罢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的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三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他日后回忆说，“我一直认为，在物价的计划管理体制下，价格往往背离价值，不利于调节各类产品的按比例发展，达到供求平衡。我主张必须对物价进行调整。”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鼓吹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订价。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陈伯达、康生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不但保护了顾准、张闻天等人，还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花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1963年底，孙冶方还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做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经济学家刘国光的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双方矛盾在《红旗》杂志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全面激化。

在这次会议上，杨坚白、张卓元撰写的《生产价格论》等两篇论文遭到点名批判，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十分紧张。被点名务必参会的孙冶方坐在一角，实在按捺不住，他站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操着一口浓烈的苏南口音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与孙冶方一起出门，杨悄声说，“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报名呢？”孙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10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因此成为建国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这个倔强的苏南人却不肯低头认罪。他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孙冶方的朋友们也纷纷遭殃，杨卓元、桂世镛等人被认定是“张、孙反党联盟”的“八大金刚”，一直受到他庇护的老右派顾准这次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他被隔离审查，挂牌批斗，然后同样送到周口店劳动改造。在日记中他很内疚地写道，“我更进一步猜测，孙冶方的问题是任用我这个右派分子而引起的，我这个人，到那里都要害人，这回又害了这个老朋友，觉得很对不起他。”顾准的爱妻汪璧为了替五个子女着想，提出与他离婚，在给顾准弟弟陈敏之的信中，她说，“只要顾准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立即复婚。”可惜，她与顾准都没有等到那一天。

发生在1964年的这场关于价值规律的思潮，是1978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反光返照”，它很轻易地被击溃了。而随后展开的批斗，事实上也成为即将拉开序幕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

【】

顾准用自己的苦难讲述了生命的坚硬、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他就被那个时代所抛弃了，他的生活凌乱而惨淡，他的身份卑贱而可鄙，他的声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厌恶而显得多余。但是最终，他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

拆骨为烛（下）

―― 纪念顾准去世35周年

1974年12月3日凌晨，顾准在昏暗和寂寞中去世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经常咳血，并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气管炎来治疗，当最终确诊为肺癌以后，已是无药可治的晚期。

从文革开始之后，顾准与中科院经济所的同事们被集体下放到干校劳改。那些日子，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他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破绿军鞋，整天奔忙在贫瘠坚硬的田地上，做着毫无效率可言的农活，据吴敬琏的回忆，在当时，顾准“痰中带血”，身体已经出现了恶化征兆。他瘦弱的身影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显得那么的无力和可笑，没有人知道，在这具已经被抛弃的躯体内正流淌着一股倔强而清醒的血液。

比他小10多岁的研究员吴敬琏，与顾准成了莫逆之交。吴敬琏的政治定性是“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而顾准显然看得更加的深远，吴敬琏日后回忆说，“顾准总是说，这不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对于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都已过去了一半的时候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需要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去观察。”

这时候的顾准，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顾准了，苦难让这个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的纯净，而思维的深度更是让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时代人，这位早年的会计学教授、上海市财税局长不再满足于所谓的“专业”，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顾准开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韩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史，进而上溯到希腊的城邦制度，他想要搞清楚人类在追求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种种抉择与思考方式。

这种富有穿透力和强大时空坐标感的钻研，让他的思考力变得愈加的尖利，他对诸多寻常事件的看法已信之拈来，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购得一本《天演论》，视为宝物，顾准拿来“粗读一过，颇多感触”，他的感触是，“（此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论，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并非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据悉在此。”自从《天演论》被翻译到中国后，从没有人以这样的角度来解构这部一直被奉若真理的作品，顾准却从中尖锐地看出了植根于国民精神深处的对专制的膜拜，他的思想如一把薄如素叶的手术刀，准确而干净，举手一试，万物颓然。

1971年8月，顾准以《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为题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进而说，“本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顾准是1972年夏天回到的北京的。他的妻子汪璧已经在四年前自杀，而子女们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他如一只丧家之犬，只好住在中科院的一间斗室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大量阅读与做笔记，为一本名叫《希腊城邦制度》的书做准备。

这是一个为抽屉而写的伟大作品，顾准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动力来自于天地间一个冥冥的召唤。他以数十万言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他的书中写道，“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这位早年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终于在历经劫波之后脱胎换骨，回归为一个理性、中庸、信奉渐进的经验主义者，在一个接一个的昏暗难眠的夜晚，他将毕生的愤怒铸成了一个个带血的汉字。顾准不知道的是，几乎就在他埋头工作的同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正在创作《反均衡论》（1971年）和《短缺经济学》（1980年），而写出过《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国人哈耶克正因他的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成为西方声名最隆的经济学家，他将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思想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彻底清算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顾准晚年一直对自杀的妻子念念不忘，他的同事骆耕漠曾回忆一个细节，“1973年前后，记得我刚补发了工资，我请顾准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回来时太阳落山了，他说，我们走条近路回去吧。其实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楼前，他眼睛望着楼上一个窗户，默默地停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过的地方凭吊，汪璧是在这里自杀的。”

1974年11月，医生在顾准的痰液培养结果中发现了癌细胞，顾准自知末日降临。当时，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他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 顾准在遗嘱中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传承。 十多天后，顾准去世，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这位日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1994年9月，《顾准文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顾准最终成了那个没有到达目的地的人。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被认为是一个“卸下肋骨点燃光明的烈士”。

他用自己的苦难讲述了生命的坚硬、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后，他就被那个时代所抛弃了，随后的22年里，他的生活凌乱而惨淡，他的身份卑贱而可鄙，他的声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厌恶而显得多余。但是最终，他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

亲爱的读者，谢谢你们在这个闷热而喧嚣的夏日，读完这篇冗长的文章，在今天，我们仅能以这样的方式纪念那位伟大的先行者和受难者。

5·12。总该写点什么。

过去一个月，做的两件事情与5·12有关。先是参加了“波士堂”节目对王石的访问，接着去了北川和方碑村。

在网上重看了波士堂的那期追问王石的节目。

那是自“捐款门”后，王石第一次在电视上说5·12。

在节目中，我问了他好多问题。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似乎平和下来的王石，他愿意为一年前的博客道歉，他似乎看上去很理性。万科在遵道镇建了一所学校，他说援建和捐款总数将超过一亿元，他似乎只想用行动来洗刷一切。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完。有些问题，企业家王石可以不想，我们却不能不想：

―― 为什么在重大灾难到来的时候，中国的有产阶层与无产阶层的理念冲突会那么大？

―― 为什么公众的愤怒总是会很容易地被引导成对财富的仇恨？

―― 为什么一直到今天，知识阶层仍然对川震所引发的社会性争论保持“失语”的状态？

如果说王石想通了，我却没有办法想通。

几天前，去了北川。站在山腰上看被摧毁的旧县城，内心真是无比的震撼和凄惨。

又去了方碑村，半年前参加何志毅教授的帮扶项目，捐助过一个家庭。这次去这家吃了中饭。

新房子建起来了，却家徒四壁。根据政府的政策，灾民如果建房子，可以得到1·8万元的补助，如果不建，就只能领2、3千元，于是，农民纷纷建房，于是新貌就出来了。可是，生产没有恢复，一幢房子要化7、8万元，建成后就马上背上了债务。我捐助的周家，建房子负债4万多，儿子刚刚上大学，一年学费一万元，食宿还要6千多，比我大两岁的男主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次去，答应替他支付未来四年的学费，也算绵尽薄力）。

方碑村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千元，村上没有任何工业，几乎全部的男劳力都靠外出做小工为业，按这样的情况，农民从地震中缓过神来，起码要六、七年。

走在方碑村的黄土上，又想起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费老说，“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把这段话改写一下，要复苏灾区经济，靠修大马路和建新房子是解决不了根本的，真正改变面貌，一定要发展村级企业。

而这方面，中部省份似乎没有任何的经验。这样想来，灾区要真正站起来，事情远远没有完。

无论在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反思和行动仍是那么的不足。

我们是一个在苦难中充满了喜乐感的民族，总是非常善于从废墟中总结经验和发现人性的光芒，然后，含着泪对着镜子，给自己掌声。

每年的此时此刻，太阳都将如约升起，初夏的空气中升腾起焦灼而骄傲的气息，城市里所有匆忙的人们都暂停脚步，纪念自己的青春。

九十年来，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都一起回望。

作为最普通的国之青年，算来，我已经度过了二十多个青年节。

第一次有资格过五四节的时候，仿佛沐浴一场成人礼，有特别的神圣感，那些遥远而高岸的名字象一面面旗帜在远方飘扬。在后来的很多年里，那是一次次神秘的眺望，它与理想、牺牲、国家利益等同在一起，成为生命中最激越的那一个时刻。

后来，我开始了解那一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熟悉每一个伟大名字的生命历程。我突然发现，他们也是矛盾的、焦虑的。他们也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更多的是中学生和小学生。就如同所有的青春都没有蓝图一样，那些绝然的行动背后飘荡着同样庞大的困惑，而这些困惑并没有在一场运动后烟消云散，反而，它们缠绕了这些人的一生，甚至直到今天仍是这个国家最迫切的成长命题。

再后来，我在广场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中国。我发觉，那一场学生运动其实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运动，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市，如果没有商人、军人和工人们的支持，它将不可能产生如此爆炸性的影响。

再再后来，我在中国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坐标。我看到，同样是在1919年的亚洲，另一个饱受屈辱的文明古国印度也发生了一场伟大的运动，一个叫甘地的律师发动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以一种更温和。却同样坚定的方式唤醒了自己的国家。

二十多年来，“五四”在我的心目中，反复重现、印证、颠覆和重构。而我的这种体验，可能发生在过去九十年中所有的中国青年身上。1919年的五月四日，就象一列灯火辉煌的火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若有所失的晕眩感，从彼往后，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悬念的使命。

此时此刻，我开始猜想，如果90年前的那个青年人回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慨。他会看到什么在进步？什么在停滞？什么在倒退？什么变得不可思议？什么变得面目全非？他会相信什么，还是一如往昔的怀疑一切？

我继而猜想，什么是青年？

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可笑。不过，就在今天，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青年是一个生理名词，还是心理名词？青年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还是指国家的某种气质？

几乎在所有国家的中心广场上，纪念碑的塑像都是由青年担当着主角，他们往往目光如火，纵身向前，呈现出呼啸呐喊的身姿。可是，这就是国家成长的全部内涵所在吗？如果说，青年将拯救我们的国家，那么，谁来拯救青年？

这个国家的青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是十分骄傲的，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类，虽远必诛。可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突然发觉自己成了东亚病夫，那种焦虑和狂躁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呼啸革命成了集体的选择。

觉醒是一个痛快而痛苦的过程，因为梦想不再，而觉醒的方式和道路却是模糊和多样化的，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之青年所面临的中国命题，与1919年相比，仍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相似性。

进步在于，九十年后，我们不再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我们更加相信建设的力量，开始学习理性和妥协。

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中，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的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乃至九十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的、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以纪念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失去愤怒、怀疑和前进的破坏力。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只会愤怒、怀疑和破坏，而不尝试着去学习妥协、相信和建设，那么，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九十年前的自己？

我想起四十年前的1969年，那是共和国最混乱和迷茫的时期，文攻武卫，举国狂噪。21岁的北京地下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相信未来》：“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十年后的1979年，另一个叫北岛的青年遥相呼应，写下“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这就是青年的力量。这就是正在进步的理性力量。

这是极端的九十年，这也是短促的九十年。

九十年中，每一场青春，最终都充满了挫败感。

在报纸上看到，广东省人大代表、网易CEO丁磊说“自己将养猪”，赶紧给他发短信确认，希望也能到时候分到一块冷猪肉，一分钟后就收到他的回复说。“放心，兄弟。”

几天后，果然在他自己的网易上看到具体的想法，譬如“已经筹集到几千万元，在浙江湖州买地，引进日本的神户猪种，用麦当劳式加盟的营销模式,将这个科学养猪模式推向全国各地,带动当地农民一起致富”云云。看上去，丁磊是动真格的了。

丁磊为什么要去养猪？振兴农业是一个道理，怕死是另外一个道理。

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要送你一个大缸。为什么？因为饮用水太不卫生了，一定要喝天然的泉水，而且在家里用大缸养几天。我说我用桶装水，也不安全吗？他说，桶装水来的时候是安全的，可是一倒进饮水机就不安全了。为了证明，他跑出去拿来一叠卫生检验部门的证明书，他还真的把桶装水和倒进饮水机的水拿去做了检验，果然有被污染的数据显示。

奶粉事件发生后，他发来唉声叹气的短信，我写了专栏文章，他挺我。这次突然说要养猪，听上去很可笑，其实是他的不安全感的总爆发。

我常常感慨，在中国生活，无论你多有钱或多没钱，富豪或穷人，有两种东西的消费倒是一视同仁的，一是食品，二是空气。都是同等质量的、别无选择的糟糕。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经济的道德败坏是最让人痛心的事情之一。

我在千岛湖买了一块地，种了数千棵杨梅树。几年前的初夏，岛上的杨梅第一次有收成。累累的果实挂在繁茂的树上，煞是喜人，摘下来吃一棵，酸酸甜甜的到了心里。不过在外形上，杨梅的个头比较小，也不是特别的紫。立即就有杨梅行家指点我一种“新技术”：福建一带的杨梅，都在喷洒一种农药，可以让杨梅早熟，而且个大发紫。问：会有负作用吗？答：绝对吃不死人，但绝对能卖出好价钱。

那种杨梅我尝过，个头比较大，紫得让人垂涎，不过就是不够甜，没有杨梅应有的新鲜味。说白了，那是一种“造假科技”。

关于这种农产品造假科技，我还收集到了很多：给陈大米抛光涂上工业油，能卖个新米的好价钱；荔枝保持看上去新鲜可以用硫酸泡一泡；往油条里掺入洗衣粉，可以少用面粉而使油条炸得肥大好看又好卖；猪饲料里掺上瘦肉精，猪可以长得快而且瘦肉多；在质次的沤黄米米粉中掺入有毒的甲醛次硫酸钠，可以做成洁白晶亮的“上等”米粉；用工业酒精兑上水，当白酒卖，简便又赚钱。在面粉里掺上廉价的滑石粉或大白粉，既增加了份量又使面粉雪白好看又好卖；给弥猴桃施“膨大剂”使其增大，价格翻番；用硫磺可以把陈年的白木耳熏得更白；用化学添加剂把劣质茶叶炒出顶级毛峰的效果来，经济效益陡增十几倍；撒泡尿把桃、杏泡上，个沉又漂亮，价钱自然就上去了······

据我的了解，这些“技术”正普遍地应用于很多的农产品集散地，往往是一个区域的农民集体参与到这种制假造劣的活动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做法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将对社会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伤害，但是，出于利益上的需要，每个人都将最起码的道德制约抛之脑后。某些基层政府甚至成为这种集团犯案的保护伞和牟利共犯。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伪劣产品制造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几乎所有的日常食品都曾经遭遇“毒事件”，从阜阳奶粉杀人事件到福建蟹喂食避孕药，再到“毒大米”、“有毒龙口粉丝”、“有毒四川泡菜”、“有毒广州白酒”，以及伪劣月饼、火腿、瓜子、盐、黄酒、酱油、方便面和蘑菇，不一而足。你几乎找不到一种没有被恶性染指过的“干净的食品”。

按我的经济学知识，原本对品牌还有点迷信。因为任何商品一旦进入到品牌经营的阶段，厂商就会自然的具备起质量上的责任，不敢轻易造次。这是教科书上写的很明明白白的。可是，去年的奶粉事件击碎了我的这个常识。原来，年销售额达到200亿元的大企业、已经被捧上了中国最优秀企业家“神坛”的人，还是会脸不红心不跳地造假，而且是高科技地造假。

那么，我们还是指望商业的进步吗？有时候在超市里逛，我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如果真还有一种食品没有被爆出丑闻，那么，下一个丑闻很可能就是它了。”这样的念头让人绝望。

所以，听到丁磊的新闻，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可笑，只是觉得可悲。

我跟丁磊一样的怕死，所以，如果丁磊去养猪，我只好去千岛湖种菜了。

知远出新书，替他写了一个序言。这是一个郁闷却让人依然可以期待的年代，至少我们已经开始在尝试着、重新整体地叙述这个国家，这是自五四之后曾经断裂过的传统。

【】“醒来”的国家和“醒来”的青年

“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这句话是V·S·奈保尔爵士说的。

奈保尔出生在特里尼达，自幼加入英国籍，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印度，后来，他写下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并因此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任何一个出生在印度或中国――这样的拥有地球上最悠长文明的东方国家的青年而言，对自己祖国的探寻往往是艰难而神秘的，这是一场缺乏定义感的旅程，你必须保持着一份不确定的乐观。

许知远出生在中国，6岁从江苏盐城迁到北京，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不过，在知识和精神的意义上，他一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流浪。这是一个以忧伤为标贴的青年人，在25岁那年，他成为了《经济观察报》的主笔，并以一系列的国际观察评论，成为年轻的“全球化一代”的代言者。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感性认知仅仅局限在文本上。尽管少年盛名，他却始终有着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挫败感。

有一年，《新周刊》的张海儿为许知远拍照，让他打着一把大伞站在书房里。洪晃看到后说，“对，那像是他干的事儿”。

也是从30岁那年起，许知远开始用脚行走中国，用眼睛观察中国，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晨雾暮雨中，他到达了众多的城市和乡村，从东北的漠河到西南的腾冲。作为他的朋友，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发生在他身躯内的那种变化。这本《醒来》是他对自己的祖国的一次宏大审视。它出版于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之际，正是这位国之青年在思想上的一次贡献。

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强烈的陌生感。

有时候，它只好被符号化，譬如大红灯笼、对襟青布衫、李小龙功夫、梅氏京剧或高高的紫禁城，而后来的年轻人是无法真正走进这些“古董”里去的。

这是一个很难被责备的事实。因为从1840年之后，中国的进步被强制性的纳入到了另外一个话语体系之中，甚至，我们使用了千年的货币白银，也被黄金和后来的英镑美元所替代了――中国和印度曾经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白银帝国，而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的金本位制则颠覆了国际贸易的秩序。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所有正在思考的命题，如民族、法治、经济、科学，乃至国家，都是近一百年间才形成的概念。在此之前，民族的意思是“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科学无非就是“天工开物”和“格物治知”，而所谓“家国天下”，则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当世界开始变得有边界，当国家权利开始需要制衡，当经济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思考则在一次次的革命与烈火中断续而进，缓慢、矛盾并充满了灾难感。

打破砸烂、推倒重来、激进无返、回归道统、相信宿命，你可以从李鸿章、梁启超、胡适、孙中山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身上，读出这些怪异的路径。

有时候，你会对进步的缓慢失去信心，有时候，你会坚信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而更多的时候，你仅仅是焦虑，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显然无法与这个古老国家的缓慢步伐所一致，所以，伟人有“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焦急，而最终才自嘲说，他所能改变的，无法是北京郊区的几个村庄而已。

许知远对现当代中国的追踪是从一八九四年夏天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那是一场让帝国蒙羞的惨痛记忆，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百年以降，在山东威海刘公岛上静静陈列着的被打捞上来的北洋船舰碎片，曾经是无数青年反省国家兴衰的起点――我至今记得十六年前当我到达那里时，心麻如木、欲语无声的心情，许知远也是如此，他从这里出发，途经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民国草创、五四运动、南京统一、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再到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百年中国的曲折演进，一路跌荡前行，似有无数悬念仍未揭开。

许知远在寻找复兴的答案。且不论其江山指点是否正在痛痒处，仅仅是他在文本构架上的抱负已是让人憧憬。自四百年前的明亡清兴之后，除了顾炎武、梁启超等极少数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丧失了对国家进步的整体叙述能力，我们一直无法用坚定的、富有独立精神的话语体系来构筑国家文本。许知远在本书中引用了《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一个观点，胡以为，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千百年来，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品质，一是守――独立于一切利益集团之外，以操守为立命之本，一是断――对国是有清醒理性的判断能力，在功能缺失了很多年后，我们正在恢复这样的传统。

《醒来》对于许知远来说，还不是一个终结式的作品，却是这个70年代的中国青年走出书斋的一次勇敢尝试。

我看见他，打着伞，象和尚一样地穿越这片生兹在兹、却难以表述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