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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3/26 方碑村试验 “从47岁的何少秀新家二楼看出去，村子后面是大片正怒放的油菜花，前面，则是整齐划一的一到两层的新房”－－《华西都市报》记者从方碑村发回的新闻，特别喜欢，就转在这里。 有兴趣参加这个项目的，可联系寇全军老师kouquanjun41@126.com。 【】 灾后永久性住房重建，北川、青川、绵竹、汶川等等，普遍的模式是：政府补助一部分、受灾村民自筹（包括贷款和向亲戚朋友借）一部分。可仍有部分村民尤其是那些特困家庭，就因这两项加起来还差那么一两万元，而难以建起自己的房屋。这成了地震灾区面临的棘手问题。难道就没有第三种渠道了吗？ 安县黄土镇方碑村，村民目前正享受着来自第三种渠道的幸福和快乐：几个教授，在这里发起并实施着崭新模式：一个城市家庭，无息借1万到2万给村民；受助的受灾家庭，按借款协议的规定，在几年内分期还清该笔借款。依靠这种模式，218户村民已搬进了新居。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模式是对重建资金来源的一种补充。教授们将这个行动称为“一帮一”计划。而我们，更愿意称之为“方碑村试验”。 A 教授们的村庄 教授来到村子 一起奔波此事的还有南开的白长虹教授，北大的王立彦教授、张红霞教授、王其文教授、张俊妮教授以及上海交大的颜世富教授。这些教授们的村庄很平凡，很渺小，改变也很缓慢，但它们真是这个国家的美好事物之一。——摘自吴晓波《教授们的村庄》） 方碑村，并非想象中那么遥远和偏僻。越野车从安县县城出发十分钟，穿越安昌河，方碑村就出现在眼前。 23日中午时分，从47岁的何少秀新家二楼看出去，村子后面是大片正怒放的油菜花，前面，则是整齐划一的一到两层的新房。方碑村，已难以让外人看出地震造成的惨烈，它更像是一个城市居民小区的建设工地，但这个“工地”，目前已有218户村民住进了新房。 何少秀的家，楼上楼下一共130平方米。“修这房子，花了9.7万。贷的5万，利息5厘83。这两万不要利息，五年还清，是北大教授的钱，都转到房子上了。”41岁的李秀芬，也无息借到了1.5万：“是北大寇教授拿给我们的钱。” 方碑村的所有村民，都知道北大教授何志毅和助手寇全军。教授们的帮助，让218户地震中失去家园的村民，在1月22日同时搬进了新家。 其实，何志毅是原北京大学教授，现在是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秘书长。但村民们还是称呼他为“北大教授”，有时甚至干脆直呼“北大”。 何志毅去年5月20日第一次到四川灾区，去了北川、什邡好多极重灾区。但他当时的想法是：找一个还“没有受到媒体关注”的盲点地区。于是在绵阳干部的推荐下，到了安县黄土镇方碑村。 方碑村房屋毁坏的情况，令何志毅们大吃一惊。全村435户人家、1462人，房屋毁灭性倒塌率达到95％。所幸由于地震时村民正在田里劳动，所以死亡人数不多，只有13人。 到了村里，在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中，已经有村民下田插秧了。“他们在痛失家园后迅速地播种希望。” 村民的下田插秧，教授们解读为一种不屈的精神、顽强的自救行为，并深深被感动；方碑村震后的惨状，让在返程车里的何志毅很难过，热泪滚落。 现在，李付军还清楚地记得何教授们第一次来村里的很多细节：“是去年5月23日，大热天。他们十来个人一起，一家一家看。”“何教授前后来了很多次。第一次他走的时候，留了一帮人下来，帮我们抢救废墟里的粮食、搭棚子，持续了一个多月。”李付军后来才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摸底、调查，他们有更大的梦想或者说理论上的幻想。 让村民有自尊 “我恳请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我演讲的受众、我的书和文章的读者，恳请你们参加‘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的方碑村试点……有人说，农民借了钱不会还，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如果有人不还，我可以替他还，但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摘自何志毅《恳请信》） 按照何志毅的安排，志愿者入户访谈、填写了375份问卷，获得了如下基础数据：435户户均200平方米，需要重建住房面积约8.7万平方米；全部重建即使按每平方米450元的造价，也约需4000万元。 数额惊人，似乎重建计划很难实施。但何志毅想到了韩国推行的“一社一村”模式，也想起了“尤努斯计划”。他又有了信心：以每户建造200平方米房屋、造价9万元来计算，如果政府补贴3万元、银行10年期贷款3万元，企业支持2万元、企业员工们支持1万元，受灾地区一户农民家庭重建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模式，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他打个了比喻：政府是阳光、企业是电光、个人是烛光。按“光电烛”计划的构想，他决定发动城里的家庭、企业，以方碑村为试点，“一帮一”帮助村民重建永久性住房，就是让一个城市家庭或者一个企业、对口无息借1-2万元钱给一个灾区家庭。“是借，不是捐赠。”他强调，“村民在未来3-10年还清这笔无息借款。这笔1-2万元的无息借款，可以解决80%以上村民重建资金缺口。” 为什么是借款而不是捐款？何教授解释：虽然村民受了灾，但他们都是有自尊的人。调查也显示，村民更能接受“借”、而非“给”。对捐助者来说，这样做也可减免施舍心理，使双方心态更平和。 主意定了，何志毅开始利用《北大商业评论》及网站、搜狐财经频道等平台，开辟“方碑村灾后重建”专区，详细介绍该计划，并发表了自己那封言辞恳切的《恳请信》。 教授的激情背后，是绝对的理性甚至科 学：解决了资金来源，那么，村民是否有能力还清？ 有信心3年还清 都能还。说的是5年还清，但大家都有信心3年就还完。人家来支援我们，我们没理由不还。——方碑村村支书李付军 为让计划更为周全、并打消一些借出人的顾虑，教授们设置了一系列的借款条件，并制定了格式化的《四川安县方碑村灾后重建借款协议》。 33岁的李付军觉得，自己做方碑村的书记，很幸运，“压力没其他村子大。因为有北大教授。” “这种方式很好，让我们修得更快、更好。老百姓赞不绝口，很感谢。”李付军认为，这块资金帮助很大，“差一两万，不说修不起，至少修不起这么快，（去年能）过冬的也没这么多。”李付军说，国家补助是死的，只这么多；信用社贷款，也有额度限制。“北大的钱，简直太好了，缓解了经济发展压力，村民可以用自己剩下的钱，做点小生意，生活恢复到以前，更有可能。” 李付军比其他村民要多懂一些：“这些钱，来自我们从没去过的城市，来自从不认识的陌生人，北京、深圳、上海、福建。何教授只是中间人，但缺了这个中间人，就不会有这些钱。” 李付军目前已代表村民收到142万借款，之外还有青岛阳光百货的7万无偿捐赠，用以修建村委会办公室。 “何教授原来说要给我们借一千万，后 来金融危机了，钱不好借，就降到了四百万。”说到这里，李付军表情更加诚恳：“我们理解，城里人也要吃饭。”他从紧锁的办公桌里拿出一叠小小的银行往来凭证，“目前，又陆续打款来了。”“程序是这样的，钱打到村委会后，我们上报北大，北大同意后，我们再将钱具体给某户村民。手续很严格的。” 谈起还款，他很有信心：“都能还。说的是5年还清，但大家都有信心3年就还完。“他详细叙述了还款和致富计划：第一，山上六百亩林地，养土鸡、生土鸡蛋；第二，种150亩玫瑰花；第三，种1000亩大棚蔬菜；两百亩河滩地，养鱼；村里几个组，梨子、枇杷，一个组种不同的水果。”“还有，绵阳一个饲料厂，给我们提供种猪和技术，老百姓只养。口头协议差不多了，只等老寇过来签。” 推广需政府支持 何教授们在方碑村的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给出的一份“汶川答卷”，它充分体现了知识者的良知、能力与远见，我很为它叫好。——摘自吴晓波《教授们的村庄》） 老寇，就是《北大商业评论》总经理寇全军、何志毅的助手。 寇全军是震后第四天上午抵达北川中学的，在连续3昼夜的废墟救援后，和其他志愿者来到九洲体育馆服务。在这里，他迎来了何志毅一行。 24日，电话里回忆起当时九洲体育馆的情形，老寇还是有些激动。“汇聚了数万人，但管理有序，群众食宿得到妥善解决。”安慰和放心之余，他脑子里突然一闪念：“人口相对集中的大地方，政府能照顾到，那些偏远地区呢？” 就这么一闪念，他和何教授，就与方碑村结下了情缘。 我们很关心这样的话题：方碑村试验，是否值得在整个地震重灾区复制推广？因为北川、青川大部分特困家庭，急需社会资 金重建永久性住房。而教授们，是否会在其他灾区复制这种试验？ 寇志军对此持肯定态度：“地震袭击的差不多都是老少边穷地区，社会各方的支持特别是社会资金的支持尤为重要，是最主要的支持。”他调侃了一下：今年流行一句话“不差钱”，这句话在灾区重建的困难户中，应该改为“也差钱”。 他承认：在其他地方复制推广也在教授们的考虑之中，但需要一定的条件才有理想效果，譬如，需要政府的支持，“如果由政府、援建省市、民间组织三方联动，那么这样一个灾后重建的范本就会更加完备，在实践中的操作会更成功。”何志毅说，目前到达方碑村账户上的资金，还有1/3没有筹够。他和教授们正在想方设法奔走呼吁，期望剩下的借款在5月1日前到位。 何志毅坦言：方碑村试验，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是筹款的进度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B 出借人故事：寻找雷坚 “方碑村试验”，其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出借人。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为什么愿意无息借钱给受灾群众？不担心村民还不上吗？……这一系列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方碑村试验”能否成功、能否在四川其他地震灾区复制、推广——而我们在极重灾区北川、青川等地的调查得知，很多的特困群众，太需要这样的输血和造血“试验”了。 要找到这些出借人，原本非常容易：他们每个人，都和方碑村村民签署了《灾后重建借款协议》，上面详细记录了各自的地址和联系电话。遗憾的是，我们23日到达方碑村时，所有的《协议》都已送到《北大商业评论》去审核、还没返回。 李付军又找出一大叠收到借款的小纸条：银行往来凭证，上面记录了金额、付款人名字，以及汇出、汇入银行。“这是深圳的，这是北京的，这两万来自上海。”“有没有四川的？”我们拿过来仔细看，发现一张是从绵阳某银行营业部汇出的，3万元，付款人是雷坚。 23日下午16时，我们紧急从方碑村赶回绵阳市区。来到某行绵阳分行，虽然一再解释和说明，但银行方面还是坚持：不透露客户的个人资料，“这是规定，请理解。” 当晚，我们通过一种特殊手段，继续查找“雷坚”资料，结果是：整个绵阳，没人叫“雷坚”。 24日上午9时，一个消息传来：全省仅有一个人叫雷坚，住在成都市成华区天祥街某号某栋某单元。我们立刻从绵阳出发往成都赶。中午时分，终于找到雷坚。他是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员工：“我们向地震灾区捐过款，但没这么大数额。这3万元，肯定不是我借出的。” 线索又断了。暂时没找到雷坚，但我们找到了方碑村。从此，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将永远走不出我们的视线。 吴晓波 @ 8:45:31 | Comment[3] 2009/3/24 费孝通 知远说我这篇文章写的好，大抵是因为他和我都坚信费孝通在29岁时写下的这段话：“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与激烈的五四精神相比，这是一个同样值得继承的传统。
【】江村经济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1910－2005年）诞辰九十九岁大寿，也是《江村经济》发表70周年，请允许我用这篇文字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问题专家。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一书，日后它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孤岛”上海一百公里的江苏省吴县。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就在四年前的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就是结出来的成果。
苏南的吴县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后，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试验点。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费孝通的这种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发芽的。
开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购进了先进的缫丝机，办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它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村里还成立了民间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社，费孝通的姐姐、毕业于东京高等蚕茧学校制丝科的费达生正是这一事业的重要倡导者。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费孝通好奇不已。他把开弦弓村当成是“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而他最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这样的：“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1938年春，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就是第二年出版的《江村经济》――这本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它被看成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二十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做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三十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说，“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帐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写道，“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几年里，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以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村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很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
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胆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二十一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县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 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予以传播，后来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遭受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我曾在1997年访问过费老，面对后辈小生，他不厌其烦，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日后，每当谈论农村问题，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自问，“费老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当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吴晓波 @ 9:50:52 | Comment[7] 2009/3/23 惊雷 前天，深夜从重庆飞回，杭州上空有惊雷，飞机盘旋震荡，吓死半舱人。在读魏斐德的《讲述中国历史》，顺手写了一首诗，很久不写这样的东西了，手痒技疏。所谓五载， 是从04年算起，写企业史已经化去了那么多的大好时间，人生苦短，其实投掷到哪里都是一样。
《空中遇惊雷》
面壁五载学屠龙，批鳞剥筋杀英雄；
江南又闻惊雷声，天公遣谁御东风。
吴晓波 @ 7:47:50 | Comment[3] 2009/3/17 教授们的村庄 【】用这篇文章纪念即将到来的汶川地震一周年。时间会证明眼泪和诺言的重量。我其实很想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多少部级和省级干部去过汶川，
【】教授们的村庄
这是一个太喧嚣和浮躁的年代，很多宝贵的感情都成了快餐式的消费品，人们很难持久地聚焦和执着于一项工作――哪怕我们也明明知道它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如果说，“5·12”地震是中国人留在2008年的一道伤口的话，我们希望看到它重新恢复生机，而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工作，不是靠一时的眼泪、激动，甚至靠一笔两笔慈善捐款就能够完成的。
说一个教授们的村庄。 元宵节那天，我收到寄自四川安县黄土镇方碑村的一个邮件，打开来，是一份红色的聘书。这也许是我收到的最特殊、也最让我骄傲的证书：方碑村的村民委员会聘请我为荣誉村民。
让我得到这份荣誉的，是我的师友――原北京大学教授、今年转到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当副院长的何志毅教授。
安县方碑村地属绵阳市，在去年的“5·12”大地震中，全村95％的房屋毁灭性倒塌，13人死亡，190名学生无处上课。在灾后，何教授将近十次赶赴方碑村，在那里前后调研数月，拿出了一份 “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到今年的1月22日，由这个计划援建的首批永久性农房举行了交付仪式。在过去的大半年里，跟何志毅教授一起奔波此事的还有，南开大学的白长虹教授、北京大学的王立彦教授、张红霞教授、王其文教授、张俊妮教授以及上海交大的颜世富教授。
何志毅等人的“一帮一”重建计划不是一个简单的慈善捐款活动，它是一个经过仔细设计的、带有强烈学术特征的方案。它的核心内容是，发动一个城市家庭以1万至2万元的无息借款，帮助一户受灾家庭重建倒塌的房屋，受助家庭在5年内逐年还清这笔借款。出借人、借款人需签订借款协议，而方碑村的村委会则作为第三方担保。根据协议，借款农民必须承诺专款专用于灾后房屋重建，在借款时自愿将自家的宅基地土地使用证和新建房屋房产证抵押给村委会，如果不能按时还款，愿意把自家的可耕田地全部上交村委会管理，直到还清借款。此外，村民之间还制订了“五户联保”的约定。
何教授设计的这个协议，跟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搞乡村银行的制度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五户联保”约定直接来自于尤努斯的启发，乡村银行就是让穷人结成五人小组进行贷款，利用一层层的信任——邻里亲朋的信任、银行对穷人的信任——提高还贷率。“一帮一”重建计划不仅仅是简单的扶贫，而是立足于重造农民的生产自救能力，建立城市借贷者与乡村承借者的经济契约关系，并通过建立乡村信用的方式来维持其可行性。他在方碑村调研时发现，虽然村民受了灾，但他们都是有自尊的人，他们更能接受“借”，而非“给”。何教授对我说，“那些愿意借款的城里人大概都不会想要把钱拿回去，所以，五年后，农民还回的钱将成为方碑村的共同建设基金。”这真是一个很天才的想法。
记得在大地震发生后的一周多时间里，中国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失语状态，我在5月16日的博客中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两天的博客。怎么写都好象是错的。政治家，无论你怎么评论他，他总在地震一小时后就飞去了灾区；军人，在用手挖土；企业家，捐出千万亿元。连平时未必入眼的艺人们也能连夜排出一两场晚会或写出几首温暖人心的歌曲。文人，能干什么呢？批评地震局似乎太早，顿悟无常，太矫情，反思，也不合时宜。百无一用是书生，真的是乱世中的真理。“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每每是此等的尴尬···感觉彻底的无力感。”我想，在那段时间，与我一样深感无力的人一定不少。在博客中，我还写了灾后有可能去做的事情，“捐钱，几千一万，尽力而已。有能力，打算灾后认养孤儿。再有能力，帮助建设一个倒塌的小学。”
我的想法还是十分的粗浅，何志毅显然比我看得更远，也更有实践的勇气和效率。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他一向以行动力出名，这一次的方碑村重建也完全有赖于他的奔忙与鼓动，譬如我这样的朋友以及很多企业界人士纷纷都成了计划的支持者。他还在自己主编的《北大商业评论》杂志中刊登了一份恳请信，信中说，“我恳请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我演讲的受众、我的书和文章的读者，恳请你们参加“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的方碑村试点···我恳请你们，还因为他们是中国最基层的人群，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祖先都是农民，我们只是先进城了一步；还因为，中国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仍未改变，其实我们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亏欠着农村人。有人说，农民借了钱不会还，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如果有人不还，我可以替他还，但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到我写这篇专栏的时候，已经有170多个人成为了方碑村重建计划的借款者，受益农民215户。
何教授们在方碑村的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给出的一份“汶川答卷”，它充分体现了知识者的良知、能力与远见，我很为它叫好。事实上，它来自于一个传统，由此向前了望，我们看到，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进行过一次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试验，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晏阳初教授在河北定县搞过一个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为主题的实验区，而在最近的1993年,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以一己之力，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展开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民办小额贷款扶贫项目，迄今，这个项目还在执行中。
这些教授们的村庄很平凡，很渺小，改变也很缓慢，但它们真是这个国家少有的美好事物之一。
吴晓波 @ 10:55:35 | Comment[6] 2009/3/16 你这个东西跑什么跑 春天到了，天下经济无话可说，花样江南正好读书。
最近看到的最有趣的段子是两个。
一是启功先生，书法大家，旗人风格，从来温和如玉。每每有人拿了他的字轴请他鉴定，如果是假冒的，他就说，这个人写的比我好。
二是西南联大往事，日本人飞机来轰炸，教授和学生们乱逃，教庄子的刘文典和沈从文一起逃，刘边跑边骂，我跑是为了活下来教庄子，学生跑是为了活下来学庄子，你这个东西跑什么跑。沈骂不过他，远遁之。数十年后，谁人知道刘文典，教庄子的事也交给于丹干了。刘沈如在地下被小鬼追，不知道谁给谁让路了。
近读有趣的书有：
魏斐德的《特工王》，写戴笠，写法比史景迁老实，材料却更充分。
罗平汉的书，几乎都可一读，史料扎实，非比寻常，再登层楼，吐纳浩气，可成大家。
《国家历史》杂志很不错。
再读《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无言。
电子版的《墓碑》。
写书很累的时候，空下来想想启功，想想沈从文，就很菀尔。你这个东西，跑什么跑。
吴晓波 @ 16:53:17 | Comment[4] 2009/3/10 经济复苏的七种可能性 江南放晴，最好的季节开始了。前日去西湖边，很嫩的柳牙已经冒出来了，风能把人的心情吹得很松很松。在孤山脚下又发现了新修复的苏曼殊的墓，那个名气很大的字写得很娟秀的早夭的民国和尚。离他不远的地方埋着写暗香浮动的林和靖。
经济却还是大雾当前。复苏的确有很多种可能性，现在的路径也许并不最值得期待的。下面是发在FT中文网的专栏
【】经济复苏的七种可能性
近日在各地的企业行走，人人的眼睛都盯着北京的“两会”。说到经济复苏，业界的声音分两派，一是有戏，一是没戏。我是“有戏派”。我从来以为，那些预言中国会死的人，肯定比中国要死得早，这不是诅咒，是历史的观察而已。
那么，怎么一个“有戏”法，大家分析，又有很多条路径。
声音最洪亮，也最受欢迎的观点是两个，一是减税，二是垄断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此，我当然是举手举脚的同意。但是，可能被执行的概率很低，原因很简单，一是中央税收在锐减，据央行2月份公布的数据，2008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较上年降低12.9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收支相抵，发生赤字1110.1亿元。赤字出现了，刚性开支本来就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大幅度的减税，没了可能性，其实在去年的10月份，财政部就明确表态把这个门给关死了。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也几乎没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主义全面返潮的今天，独独要中国加快市场化变革，几乎是一个笑话，无论是“四万亿”还是最近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一个办法是持续降息。2008年的利息波动是让人吃惊的，上半年“百日五升”，下半年“百日五降”，这可以被记入金融史册，或者在商学院当教案研究。时至今天，在需求缺乏的情况下，降息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另外，利息再往下降，国营商业银行的利差会越来越小，压在帐本下的隐性亏损就会浮到台面上，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降息的办法也可能被放弃。
再就是放松信贷和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据温家宝总理在最近一次的网民对话中透露，去年11月份,新增信贷大约4400亿,12月份7700亿,2008年1月份16200亿。二月份的信贷规模估计在9000亿元到1万亿元之间。钱放出去，用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去造“铁公鸡”了――铁路、公路和基础产业。未来半年的问题是，路建好了，电、钢铁、汽车生产出来了，如果消费没有起来怎么办？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起点。
消费怎么才能起来？一般来说，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刚性消费，比如要吃饭、要穿衣服，二是信心恢复，大胆化钱，三是结构性开支，比如要结婚，就可能要买房子，有了房子就会买彩电冰箱和窗帘。所以，不少人――包括我――就指望地产能够复苏。不过，关于地产的复苏，有人急有人不急，最急的当然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级政府，因为过去十年里，它们的财政收入有将近一半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7月份起，各地就不断出台刺激性购房政策，不过，从效果看，似乎到今天还没有呈现出来。如果地产不起来，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会加大，1993年以来执行的分税制可能会遭到挑战。我们已经观察到了这一态势，比如，省级政府要求发行地方债券的声音陡大，再比如，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的核准权限要求下放，又比如，中央企业在各省市的地方分公司的所得税被要求在地方部分缴纳等等。
如果上述的几条道路都起不了作用，那么，复苏的可能性还存在吗？
悲观的人说，会出现滞胀，就是商品供应很足很足，但是消费乏力，同时因为货币大量投放造成流动性过剩而伴随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当然是最糟糕的情况。
另外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温和性通货膨胀。就是有效供应实际上减少了，消费也在观望，货币投放过度造成流动性过剩，这样就会出现通货膨胀。钱一多就会乱流，最容易就是流进股市，率先造成资本市场的热度回升，这个景象我们好象已经看到了。接着，再适度降一到两次息，舆论随之大起，呼吁大家“一定要跑赢CPI”。于是，对货币贬值的恐惧发酵成了消费力，银行里的存款将会被“震出来”。当老百姓捧着钱站到马路上，想要“跑赢CPI”的时候，大家可能去的地方就只有两个，一是股市，二是楼市。于是，经济“奇迹”般地复苏了，于是，中国率先走出了经济大萧条，于是，新的泡沫周期开始了。
这很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在2009年“率先复苏”的路径。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期待“通货膨胀”――其实跟我有同样心理的人并不少见，在刚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就看到一个数据，2009年预计出现的CPI为4％，这基本上就是对温和式通货膨胀的一个期待。
当信心失效的时候，“恐惧”会成为生产力。 吴晓波 @ 9:42:08 | Comment[3] 2009/2/17 三个大官商 【】今天发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题目是《中国官商模式的演进》。
在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官僚资本的演进史是一个很敏感而有趣的课题。这一资本集团往往与国有垄断资本有着天然的制度性互联，因此也是当今中国最需要警惕的一股力量。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否遏制这股力量的崛起与公开化，将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考察过去一百多年里的企业史，也许会得出一些对今天有些警示的结论。
在近现代的百年企业史上，出现了三个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怀，三是孔宋家族。他们的身份都是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在这期间上下其手，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官股私股交错在一起，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的重要性也是日渐持重。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的时间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更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他们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往往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官僚资本的累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经济景气的高涨或暴跌，都是它进行扩张的机会点，它似乎只与动荡有关，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抗战八年期间。
第四，资产的增加呈金融化趋向。胡、盛的财富大多以实业的型态呈现，特别是盛宣怀――包括稍晚于他的周学熙等人，在办实业上很有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增量。而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他们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从存量的社会资产――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产还是国际援助――中进行切割，因此，他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更小，正当性也更差，民愤也更大。
通过胡、盛及孔宋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不是在减弱，而是在逐渐的加重，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
后人研究胡、盛以及孔宋这些“大怪物”（这是傅斯年对宋子文的“尊称”），不仅仅好奇于他们到底弄到了多少钱，而更在于他们是一些怎样的“制度性产物”。
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官商人物的批判往往趋向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发现，事实上，在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思想家们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彻底的恶”，中国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的基督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恶意”来描述恶行为背后的、可理解的动机。因此阿伦特认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对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须建筑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上。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为――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本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19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所以，当过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的经济学家何廉曾哀叹，孔宋下台，官僚资本“未伤毫末”。
在某种意义上，对官商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
吴晓波 @ 11:33:54 | Comment[4] 2009/2/14 情人节 看着这个女孩一头乱发地卷在被窝里，忍不住又要去亲她的额头。
从小到大，她从来不肯让我亲她的脸颊。
这个丢三拉四的家伙，每次睡觉前，却会把头上乱七八糟的零件一一拔下，然后十分整齐地分别放好。这点很象我，平时东西乱放，而写作的材料却是从来各就其位。她妈妈说，一看就都是处女座的。
她已经长到一米五七了，晚饭后，挽着我的臂子在花园里散步，那神情已是大女孩子。前日去日本，最兴奋的是汽车路过小新的家“春日都”， 我常常跟她开玩笑，人家林黛玉13岁就写葬花词了，“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你还在迷恋蜡笔小新。我还拿出顾城13岁写的诗歌读给她听，瞧人家13岁。她淡淡说，那是人家。
寒假，她给我最大的意外是，居然能够自己谱曲。词是她和同学写的，曲子则是她自己谱的，她坐在那里弹钢琴，听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我当然大惊。
给她买了appletouch，不到半天就会用了，我看了只好羡慕不已。她一脸悲哀地看着我说，你不是潮人了。
她至今不看我的任何一本书。每次我逼着写作文背宋词，她总是很痛苦。我只好很同情地对她说，谁让你爸爸是写字的，如果是厨师，就一定逼着你学炒菜了。她说，如果你是开游戏房的就好了。
所以，女儿是父亲最后的情人。
这个博客，写在情人节，留着，她以后或许会看到。
吴晓波 @ 15:14:24 | Comment[13] 2009/2/10 与遗忘对抗 【】贴一个与张翼的对话，关于《跌荡一百年》，发在《中国经营报》上的。“对于中国企业史来说，我一定留下了不少的错误，但对于个人生命来说，我不希望留下遗憾。” 【】《中国经营报》：一部《跌荡一百年》，将1870年至1977年这百多年间“企业史”全景描摹，你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应该说这是你写作本书的基本初衷与立意。写作《跌荡一百年》，你的角色定位是什么？讲叙者、旁观者抑或发现者？ 吴晓波 @ 10:24:06 | Comment[1] 2009/2/6 你指望潘石屹代表谁的利益？ 【】今天发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贴这里。
据公告，全国两会――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将分别于一个月后的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可以预见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将成为最重要的关注焦点。在这篇专栏中想讨论的话题是，我们愿意看到怎样的议政景象？
不久前 ，北京市人大代表、地产业的著名人士潘石屹提出了他的三个提案，“建议降低商业物业出租税；、建议北京市取消‘双限房’、让土地交易市场更加透明化。”媒体报道的标题是，《潘石屹人大提案被批“代表自己利益”》。到了网上，跟贴无数，砖石俱下，
我看着标题就想笑。在这篇专栏里试问一声：你指望潘石屹代表谁的利益？
这样的问号在上一年的全国两会上已经冒出来过了。
那次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玖龙纸业董事长、被胡润评上过“中国首富”的张茵提出了三个提案，分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年至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于是，她被指为“代表的是所处阶层的利益”。 当《新京报》的记者问张茵，“有人说你代表的是你所处阶层的利益，你认同吗？”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觉得我不代表任何一个人的利益。”
这样的对答实在太诡异。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张茵“不代表任何一个人的利益”，那么是谁投票选她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的？是其他动物吗？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张茵乃至潘石屹，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说话呢？
这里要简单说一下什么是“代议制”。一个国家的大事很多，人民群众每个都有一张嘴，七嘴八舌一说话，道理就会被唾沫淹没，所以，需要通过选举的方式――且不管是怎样的选举程序，选出一些代表来，表达各自的意见。那些选出来的人，来自东南西北，长得千奇百怪，理念迥异，肤色各等，各自代表了选举他们的人，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最后达成的共识，不是看谁的声音响，而是谁的得票多。根据现行大学课本上的表述是，“代议制度的产生发展反映了社会分工日益专门化和国家事务日益复杂化的客观需要······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型的代议制，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是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
所以说，每一个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人，大前提上，都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而小前提上，他们则必须代表那些投给了他们选票的那部分人民群众，这些群众基本上都可以被称为“利益集团”，比如工人是一个利益集团，农民也是，公务员也是，蒙古民族也是，当然，企业家也是。
我国的人大和政协选举制度很有自己的特色，它特别强调多阶层人群的均衡参与，所以在选票分配上考虑更是细致，让很多弱势群体、少数民族群体都得以参议国是。
因而，如果有人说，我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他只说了半句可说可不说的真理，接下来必须问，你代表了哪一部分的人民群众？如果他说，我代表了全部的人民群众，那么，他就有点太“托大”了――除非全部的人民群众都选了他。
说到了这里，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无论张茵或潘石屹，他们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说话，是他们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本份，或可以说是他们的责任所在。而其本人，更不应该羞于此事。只有他们清楚是谁选了他们进议堂，他们才能够提出更专业、更有建议性的意见，而我们这些听众，才明白他们到底要说些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说这些。
至于他们所提议案能否被更广大的利益集团所认同，并最终以法律的方式确定下来，则需要议堂之上的辩论与表决。这是代议制度出现的本意。
你很难想象几千个人聚在一起，都是代表着一个利益集团在说话的，想想吧，除了大合唱，那个景象一定很奇怪。
我真的很希望，人大代表潘石屹先生，政协委员张茵女士，能够好好的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把心里话说出来，把自己的政见表述清楚。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阶层，他们的诉求只有利于自己。譬如，潘石屹和张茵的那几个议案，都是公共利益表达的一部分。
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一段很有启发性的话，他认为，“一个不正常的公民社会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而“两会”制度正是为了让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够形成鲜明的利益群体，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制度的态度与解读。因此，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切割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路，现在应该被彻底地抛弃了。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够代表自己，以及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大声说话的时候――中国成熟了。 吴晓波 @ 12:54:47 | Commen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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