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流，逆流

文=邹波

一

自重阳下沙（高粱下料），茅台厂34岁的酒师马崇刚隔一周上一周早班。

凌晨两点独自起身，离开城市，走13公里山路去厂里，“夜半不堵车”。

茅台职工上班这有名的13公里盘山路，继续顺着它—也即顺着赤水河向下一直可由赤水市进四川。在遵赤高速完工前，它仍是一条命脉小省道—S208（到习水镇之下是河边等级更低的习赤公路），自古是川盐、川粮（包括酿酒用的红高粱）逆赤水河入黔的通道，盐带来的繁荣又刺激本地茅台烧的产量。1840年前后，贵州全省的鸦片与茅台镇的酒开始繁荣，并顺流经此路（水陆联运）去四川。

2009年11月30日茅台高速（遵赤高速遵义白腊坎至茅台镇这段）通车以前，全部茅台酒、茅台镇全部小酒厂的酒、全部有关酒的工作与买卖，都须走这条又旧又颠簸的二、三级公路。

茅台之下，入川那段路更难走，也无类似茅台这样的大企业利益来加速高速路的完工。

茅台酒并非再由赤水河下游入川，而是回身去贵阳方向集散—茅台镇以下至二郎滩则都属贵州“白酒带”，为了保持水的清洁，不行船，再往下是岔角的煤矿，山色一下变得暗淡苍莽，贵州的“酒路子”也断在茅台往下70公里的地方。

之下的赤水才有了航运，以运煤船开始，继而有席水县的水泥船，然后到了赤水市地界开始有一些运竹子的船，运尿素的船，继续加深着赤水河的墨绿，去四川合江入黄色的长江，茅台之下，西北角最后一块贵州，因交通落后，除了趣味狭窄的“红色旅游”，经济却很少被谈论—尽管贵州的船2009年秋天曾因拖船方式（一拖四）与新近要求“一拖三”的四川海事部门互堵航道（四川与贵州的船，不久也将因三峡新的航运标准全面改造它们的船只）——生活却与四川更紧密——也因为水路成本低廉，目前四川省正与赤水这边合作筹措复兴这些长江支流水系的货运。

茅台这极高端酒的特殊销售网与黔北至川南地方上的饮酒需求并无直接关系——下游几个城市或古镇（赤水城、四川的九支镇、古蔺县、贵州的丙安、元厚、土城等镇）居民说，平日只喝十几元以内的本地散酒，接客最多会喝90元一瓶的郎酒等—再者，茅台需要的原料红高粱早已在本地种植，早已不再从四川运来。

赤水河过了茅台，跳过这“中断”到泸州，“酒路子”才又与水边的五粮液们浓香的气场接上。

二

上游这贵州茅台……它只是极贵，产量却也并非可乐那么大，即使在出酒的四月与下料的八月，此路倒也勉强能应付—只说2008年冰灾完全断路，不得不动用了军车。

茅台产量增加史大致如此：1951年政府接收诸私人酒厂成立国营厂，产量不到70吨，1978年年产1700多吨，1980年代，虽一心技术改造，但除了有限的机械化（限于抓斗、行车），技术并无飞跃，目标始终是周恩来1972年提出的“10000吨”，却远远无法达到，2001年股票上市前，年产也才4000-5000吨，此后每年保持新增1000吨-2000吨的制酒及配套生产能力，终于约在2003年产量过万吨（但周的“10000吨”目标此时却又已显得过低，并未过分庆祝），2008年，茅台酒产量已达2.3万吨。

跟老威士忌一样，茅台这极高端市场远未饱和，1998年金融风暴的挫折只因销售渠道过于陈旧（以本省的贸易公司为主），此后茅台开始在各地发展专卖经销商（甚至还未到需要大力做广告的阶段）—无非让全世界更多人知道。1998年后至今，即使多少面临税收以及现金流的压力，也可通过继续提价来消除压力，茅台酒的发展仍决定于自身产能。

2020年，茅台酒计划年产4万吨—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说，“等于要再造一个茅台厂。”同时，本地小酒厂数量，到2008年已有300多家。

早晨7、8点，盘山路经常堵车，以量为生的小酒厂的货车之外，所堵大部分却是私家小车，让人错觉是北京二环路早高峰的场面贴在贵州的崇山峻岭。

茅台集团工会王副主席回忆：因茅台厂股票上市那年赶上内部认购的禁令，集团一直想以变通方式补偿职工，2005年“发了一笔奖金”，许多人开上私家车。这类“上市补偿”还包括集团下面的技术服务公司（以保健酒等产品为主的低端产品），以及未来要搞的包装公司的收入，都对职工直接分红。但另一方面，厂是传统的厂，第三产业设施并不全，本来好容易有了职工幼儿园，但“竞争不过镇上的私立幼儿园。”王主席这一说，我不禁对这破旧的继续简化的镇子有点刮目相看，但为时已晚，它已开始消失。

职工有时在外看到别的更小的企业都造出了豪华的企业城，不免有些羡慕，但好的待遇又冲淡了这羡慕。

11月30日新的茅台高速通车前，这条老路像一只哑铃的手柄，多年也已连接着马崇刚这样的茅台职工的两种生活—也是他们在仁怀市作息的功能分区：作为让人羡慕的国企白领，住在高消费、不断开发新楼盘、车站附近夜夜笙歌的老城中枢；工作则来狭小而生活单调的茅台古镇，进入这武警站岗的“80年代”的厂里上班。

马崇刚一直未跟风去买车，他不爱开，自认性格软，凡事喜欢让，排队也会让到很久还是最后，“我若开车还不得老是让别人啊”；二是也许他更喜欢“坐在一条大船里勤勤恳恳不操心。”。他一直乘茅台班车。

在山路盘旋中，马崇刚重又闻到鼻子早该麻木的越来越近的漫天漫地浸润着崇山峻岭浸润着全身的酱香—离家的感觉渐又变成回家—“三点准时回到厂里”。

三

十二月初的赤水河。茅台河谷并无一丝风，不散的酒味……多年酿酒积累的微生物，使人忍不住想象：这一带全被一团活跃的蝌蚪般的群落簇拥，天上地下好不热闹。这一团与赤水河封闭循环的营养丰富的好空气，就是酿茅台酒需要的环境。

查阅1951年建厂到1980年代末的有关茅台的新闻，不时有科学拆解茅台奥秘的新发现的消息，茅台厂的老酒师连同社会上的研究所都争相对茅台酒进行“祛魅”的努力，解析它的芳香，并试图异地生产。

上世纪90年代价值观混乱前，中国社会信仰的是“科学唯理论”，科学加“拿来主义”，也用来对待自己文明的奥秘，使中国人甚至梦想着能无限复制自己的神器。

90年代以后，物性的神秘—几乎在“传统”、“国学”的口号下，重新回到了茅台这国粹身上：厂方口径开始拒绝各种解秘研究，自己的研究也可有可无了—神秘也就是“不可复制的能力”，成了知识产权本身。

当年，遵义的“珍酒”—它的国企资格几乎和茅台一样老—中国人自己异地复制茅台的“国家梦想”也早已破灭，安心地做成另一种更便宜的酒—2009年9月，茅台在高端白酒市场的对手五粮液收购了缺乏营销能力的衰落的珍酒，当时茅台也参加了竞拍，但并不积极—五粮液的领导说：并非再次想以珍酒与茅台竞争，茅台卖800左右一斤，珍酒卖300多一斤—尽管此举也是浓香型的五粮液进军茅台为主的酱香型白酒市场的开场动作之一。

此后 “是打假时代”—茅台集团知识产权保护处的刘主任表情复杂地说，他并没有继续五粮液的话题，谈竞争并非他分内之事—这是个酷似刑警队与律政先锋的精英团队（很多都是政法大学毕业的、真正的律师，有密如针脚的法律头脑，在外查案则更像没有执法权的私人侦探）—他们每年要接一百多起侵权以及假冒案，并随时向产品设计部门汇报最新的仿冒情况，以便产品设计部门及时更新防伪手段，防伪标志是一种公开信息，希望人人都能学会鉴别，当然也少不了又让造假者模仿，“但茅台酒自身另有独一无二的特征，这是做最后判断的依据，不能公开”，同时他们也拒绝透露所估茅台假酒数量，“数字虽然不大，说出来也让人觉得不祥……”。产品纵然精细（同为国粹，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中国的茅台酒是精细的，丝绸却是粗糙的，纺织业面临的是低端产品的高竞争风险、市场压力），但市场总难免粗野。

茅台酒的香与品质定了型，用各种标准、各种法律、各种神秘化如金文甲骨文以及四言的伪古典言辞与口诀，深刻地固定下来，连同这里的一切。

但在这浅白通俗的新时代，茅台集团又须对茅台酒更新解释—如同国家如今也得将自己功能化，解释为对老百姓有用的公共产品—尽管使用起来如此复杂、充满代价。

“须将这些修辞变得易懂”，并将这神器一般的酒的特点解释成消费者需要的各种功能，比如保健、不伤肝（茅台厂“涉酒职工”的年度体检报告，成为一种宣传的传统内容：老张在车间一天必须喝多少茅台，至今没有肝病），专卖店门头通宵的飞字就是这些内容……同时，2003年获得的绿色环保认证（包括对酒本身和对有机红高粱原料本身），也给茅台酒增加了“有机食品”的特征。这些“新特征”也通过经销商传播给特定的消费者。同时，“茅台”国酒身份的集体记忆仍然在，尚不需要广告来重建它，另一方面，目前对茅台的宣传，更多地还是通过公司软文的新闻报道来实现——对任何产品，这都是不能含糊的“新闻战”。

按达成共识的逻辑，本地气候与环境决定着酒固定的特性。如再无2008年初那样的冰灾，如水土资源按5年规划的重新合理配置，“室外平均温度随全球气候变化略有上升，气候总体是稳定的，对酿酒没有影响”—茅台集团环保处刘处长说。

也因至今无法说清这环境里究竟哪些关键因素决定着茅台酒微妙的香—那过去研究是几百种，如今发现是几千种，将来还不知道是多少种的芳香—环保也就必须囫囵“保留整个现场”，也因此，一谈到“环保”这个词—在此地，当然也囊括了整个社会面的清理，包括赤水河的水，空气和土地、人口与产业分布。

刘处长肯定的口气也让我想起2005年夏天，青藏铁路通车时，热棒的发明人、铁西北科学院丁靖康工程师安慰怕担责任的铁路农民工时，对冻土稳定性的肯定口吻：“冻土毕竟是地质年代形成的，不会轻易变。不会。” 当然，丁靖康工程师有科学家的口吻，刘处长的口气则更有些权威部门的口径感。

起码，这里今年的暖冬就是这样了，1934年大约也是这季候，中央红军中的老表向山下走到贵州西北角的茅台这个盆地，觉着像江西二三月的天，花儿可开可不开的日子，并无夜露伤人。夏天则炎热，车间里可达50度，汗水与红粮、蒸馏水和白沙酒混合在一起。酒味更浓了。

四

如今这夜半，等马崇刚这批早班酒工到了，脱鞋，换上工作服，站到车间地上，茅台厂15个制酒车间沿河亮起，三两声错乱的鸡鸣自河谷向下游方向传去，再远是河边低矮的冒蒸汽的小酒厂—那片更像老镇的地方—惺惺相惜的破落灯火呼应着茅台厂。禁航但是多么像一个渔港。

这呼应并无规律，起码与茅台厂固定的9个月生产期（自重阳红高粱熟了，赤水河变浑至次年4月出酒）不同—这许许多多酒厂可常年取酒，随要随产，生产周期也就在2个月左右，随产随卖，既无力仓储，也急于变现，有时行踪上也像打游击，无非随时准备继续向下游方向挪走—按文件公开的说法，不仅是“为茅台的固有品质保持现有的生产环境”，也是“为茅台的扩张让路”。

茅台镇以上100公里的赤水河流域，两岸宽20公里的范围，如今乃是茅台酒生产用水的专门保护范围。

赤水河茅台这段，虽然宣传里制造了一种美妙的原始森林里的一类水的印象，但客观来看，水质属二类，也即穿越过城镇、受过生活垃圾轻度污染，而且，污染不能再加剧了。

目前，仁怀市政与茅台集团，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污水处理厂，并互相连通，本地生活垃圾填埋的优化工程则放在规划二期。以前生活垃圾污染较严重的仁怀东门河，目前的水质也通过污水处理厂得到了控制，而非直接流入赤水河，它独自黝黑地流淌在中枢东边更深的峡谷里，要将脖子伸出悬崖才能勉强看见。

关于环保无非三种文本：茅台厂对政府以及当地生态的呼吁和要求；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包括茅台厂的环评任务；地方政府与茅台厂互相督促的搬迁规划执行方案。

在仁怀市环保局《2009年工作总结以及2010年工作要点》中，政府督促茅台自身技改，并减少改扩建中的粉尘污染，要求茅台在中枢城区东门河边的301酒糟循环车间加快搬至茅台镇下游。剩糟堆积在东门河边的仓库里，一直很像湿淋淋的煤场。剩糟是生产末端的剩余物，是有污染的。

同时，茅台也承诺将剩糟100%无害化后再循环，用作有机高粱的底肥，用以本厂低端产品的生产，据观察，也有部分茅台厂剩糟直接卖给小酒厂、烤一次出低端散酒的现象。

当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逻辑变得透明—当茅台酒的环保特征被纳入产品的价值体系（这也是环保事业从内心里为企业接受的关键），它就有了自己的动力。无论如何，茅台的环保态度已是自我公开的指标，它既获得了最大化的地方支持，自己也没有退路—

保护环境的前提是品牌诠释中强调水源环境的价值，然后确立“原产地保护”的资格，以此进一步树立品牌价值，并提升整个水源区白酒业的环境价值，带动其他酒厂品牌发展。

当我走在这难得的二类水质的河流边上，心想着其他穿过城市与工业区的河流，比如想到淮河下游那扔个石头子能崩起来的五劣水，它沿岸的河南癌症村，有的村既是爱滋村，又是癌症村，还有工厂环绕的太湖，环保工作者工作的艰险……

我本以为所有以某母亲河为生的酒，都能在这乱世保卫着这条河，但我查阅了许多类似的地缘案例，这样明确的“品牌—环境”的保护模式并不算普遍。例如中原某酒，以其依靠的河流命名，但近年一直在偷排记录的黑名单里，同时，在对自己的品牌诠释中，也并未提到河流水源的价值—环境与品牌的联系是断裂的。这种昭然若揭的“污水酒”就像皇帝的新装试探着市场真正的道德准则。

以茅台环保的名义，政府则把小酒厂的环评标准进一步提高到了比较苛刻的程度，并限制所产一定为酱香酒，关闭了一批酒厂，同时以更优惠的产业园政策，吸引合格的厂搬到下游或者山里的工业园。

本地其他酒厂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酿酒工业给仁怀地区提供就业岗位4.5万个，如果茅台集团按有约一万三千正式职工计算，则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其他酒厂解决了剩余的3.2万人就业，另有配套服务、餐饮业提供就业岗位1.3万人。这还不包括间接受益于整个白酒业的行业。这对仁怀市十分重要。

但毕竟茅台酒年产值已达100亿以上，就地方税入贡献来讲，几百家本地小酒厂加一起，也只是它的零头。在本地，它将继续走在它的资源顺境里：土地的供给—整个镇子给它（似乎和环保无关，而是和资源有关），作为生产用地，生活服务设施甚至更单调了，遵义至茅台这段高速终于也修好，茅台参与投资了几个亿；红粮的种植—目前25万亩政府行政命令之下的订单，统购，将来是100万亩；水，赤水河——茅台所需要的河段全部保护起来。詹姆斯 • 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里所说：实用主义者眼里，“自然资源”代替了“自然”，但正因为如此，他们通过占有资源，占有了全部生活。

“那年啥子五粮液想在茅台上游搞两个车间，被赶走了。”—一个茅台镇小酒厂的中年酒工操四川话对我讲。

五

若无酒，仁怀这个水土流失严重的赤水河中游城市便是穷地方。从前这里种玉米、水稻—水稻尤其辛苦，但总也比种高粱划算。

即使现在有了茅台的强力税入支撑，政府在专门谈到农业的一些新闻稿以及寻求外来技术合作的介绍，还是会片面地描述这里地皮的贫瘠，需要帮助。

赤水河谷，两边土壤为砂质，水土不好保持，清朝北京修宫殿，来了个常驻的太监，守在山里把楠木砍光，运到北京，后来，从大跃进到1960、1970年代，山上所有的树就都砍了，最近10年退耕还林，效果并不理想—若没有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竹子。

当然，砍伐仅限于靠近河流与公路的山，往里20公里，尤其是下游，却突然出现了植被丰富的原始森林，就像未被轰炸的自然。这些地方，就被开发成了旅游点：桫椤、丹霞、侏罗纪公园……只是因为交通问题，还只是本省和四川的人来得多。

河边的山中往往缺水，若有高山的泉水引到低地，就是珍贵的农业区，尤其遵义至茅台这段流域，岸边的山后面，会有些适合农耕的盆地，犹如五指间的蹼，缓和了这山间的贫瘠与险峻。

说得更大，若无酒，甚至贵州这农业大省的财富也大打折扣。但农业的高比重反过来客观上又保护着本地的河流、其他资源储备与生态环境，也为本地未来的发展蓄能。

坛厂镇在仁怀南边，挨着刚开通的茅台高速的一个稍后将开通的入口，隔着山那边才是赤水河，它是仁怀目前最大的有机糯高粱基地。

准确地说，茅台酒里的水不是赤水河的水，赤水河的水是用来蒸馏的，酒里的水是红粮自己的体液。

目前，在仁怀地区，有25万亩茅台的红粮基地—订单农业，但有较强的行政干预色彩。每年重阳，茅台直接从各镇粮食局收购红粮，而非从农户那里直接收购。

这也让我想起从赤水市那边下游上来时，碰到赤天化（赤水天然气化工集团的简称）纸业的销售经理陈廷清正在赤水河下游沿途收竹子—我本没想到茅台下游的贵州还藏着这样一个大企业—原来，我一路看见两岸所种的竹子，都是为赤天化20万吨竹纸浆项目种的。这与茅台的红粮基地也很像。

茅台和赤天化，都是老国企，赤天化最初是央企，有新中国成立后引进的七大天然气生产线中的一条，是尿素市场中的名牌企业，后来渐渐成为贵州省的国企，它也是上市公司。但它的资金与茅台相比还是相差很远。

且与茅台稳定的仍在漫长的上升期的高端酒市场不同—尿素市场日趋饱和，赤天化寻求转型，而茅台的未来仍是它自己本身。

赤天化从股市募集几十亿投入了竹纸浆的项目，这有点像赌博，而且，但凡有任何后续追加的资金，就得贷款了。

竹纸浆项目受到贵州政府扶持，并责成行政命令下放到基层，这一点与茅台的红粮项目也相同：无论红粮和竹子，都是“公司+政府+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与红高粱一样，竹种以及有机肥都由企业无偿提供，并于产前产中提供技术服务，农民的义务则是：产出的竹子卖给赤天化。

在赤水河下游川黔交界的赤水地区—作为两岸加速退耕还林的普通树木的替代品—竹子已漫山遍野，但也因前面说过的上下游的交通隔膜，赤天化的竹子还没有来得及向上游茅台这边普及—尽管竹子并非善于保持水土的植物，但生长周期短，能使山区植被短期貌似恢复。

竹林培育了7年，2008年，第一批竹子就算长好（第一批生产用竹也就是第二、三代竹子，围在竹妈妈周围的第一层、第二层才能开始采伐），但遇金融风暴，国际纸浆市场不景气（这种大宗原料加工品与茅台的市场行情不同），赤天化按兵不动，并未大规模投产。2009年，纸浆价格上涨，厂子想正式投产，欲大规模收竹子，但遇到一个难以逾越的瓶颈—山上的竹子因为公路不完善，没有办法及时运下来，基本仍处于停产状态。

基层政府被上级催急了也没法，我记得某镇政府周日的紧急会议的争论—我听见类似“要让农民清楚他们是欠企业的债的”，也有对赤天化纸业经理陈廷清的抱怨：“你们光用行政手段也不顶用，竹子运不下来还是运不下来，要么出钱修路，要么无偿送我们高空滑丝。”

关于滑丝他们讨论了很久，好象问题有点化解为技术问题，但滑丝的成本虽比修路低，农民还是不愿再多出钱去买它，厂里想赠送，却又在记账时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同时，滑丝运竹子经过别人的竹林时，难免会捅坏别人的竹子，即使给赔偿，这个思想工作也仍十分难做。

最后，乡干部说来说去还是钱，“要么你们啊……提高路边的收购价吧，最近也有些陌生人来造谣说你们企业压低市场价”，干部还说，提价最简单，好让农民把运费贴进去，农民也可以去雇如今很难找到的四川的流浪伐竹工，农民也可以自己出更多钱买滑丝并自己买通邻里障碍。否则竹子还是拿不到。

这些钱该由政府还是企业承担，争论不休，这基层的争论也毫无用处。但无论如何，也因纸浆还未投产，赤天化已缺乏后续资金，当初考察项目时完全没预料到。这也是一个新的投资无底洞—赤天化不但要在纸浆加工环节工业化，还要继续承担竹子种植与运输环节工业化的成本。他们目前没有这个钱，连经理每天下乡的差旅标准都只有20元。

我离开赤水河下游时，陈廷清仍一筹莫展的样子—只有当偶尔看到某个古镇渡口等了三天的船，终于能运走水边的十几吨竹子，看见这些轻盈而难以放倒的树，塌实地捆在船中，像缓慢的一壶箭，绕开今年反常的枯水的明礁（据赤水河航道处的廖主任讲：今年赤水河从10月就开始出现少见的低水位，许多运煤的船在更上面的岔角煤矿就塞到现在也走不了，有船老大怀疑是上游方向的支流T河上在建的某个水电站蓄水造成的，对此他们正在彻底摸排调查，但要查明并不容易，并且“说不好又得与电力部门扯皮了”，而这个支流，又刚好在茅台下游，与它无干，也因没有航路，赤水河航道处也与茅台镇河段无甚交道……），向四川边上的厂里前进，他才一时轻松，“等再攒满一批（2万吨），纸浆生产线好歹能运转上一个月再说，机器老闲着也会老化，有时甚至要空转一下”。

他曾是尿素车间的仪表员，也有很好的国企白领待遇，如今每天一副压力很大的推销员的模样，必须每天下乡逐家走访农户，说服他们努力砍竹子、运竹子，我也跟随他工作了一天，山路湿滑，农民难以劝说，偶尔遇见一个本家，或一个退休的老纪委书记，工作稍微还好做些—陈全无一个地方上的大企业代表姿态，显得很卑微，不停地递烟—当赤水本地引以为豪的赤天化开始二次创业，即使有政府的行政支持，它也得在民间从头开始——陈廷清沿赤水河逆流而上去收竹子、去辟“企业压低价格的谣言”时的愁容始终在我脑海里。

但我也记得，有时他会朝赤水上游茅台方向望去，“与其下游深山里种了这么多收不了”，他说，“还不如沿着赤水河上游一直种上去，虽无政府，也能发展大户搞合作社来解决规模问题，而且，靠着208，靠着河流一条线发展，要命的运输问题也能解决。”—尽管这只是个梦想，但我们分别时，他仍在逆流而上继续前进，只是比我们缓慢多了，每个地方都下车。这个微胖的年轻人，在脖子与衬衣领子之间总细心地垫着一张纸巾，在路上抓紧时间呕吐，然后去下一个古镇为了工作再与当地人喝一顿刺人的劣酒。他女儿正在赤水市的急诊室里发着甲流的烧，又平添了五分焦虑。

赤天化的危机让我重新想起茅台的红粮种植，2008年，仁怀红粮的收购也出现过危机，原因也还是价格低，农民不愿卖，政府通过过滤渠道、禁止本地高粱外卖、禁止卖给茅台集团之外的其他酒厂和外地来促使农民卖粮，还设了路卡—既不让外地红粮运进来，也不让本地红粮外销，但强制并不管用，价格还那么低，宁可放坏。

问题似乎仍然是：农民拿茅台的种子和肥料种好了高粱，也仍然难以限制农民按市场价格卖给更高的买家—大部分是本地其他酒厂。光让农民懂得“欠债”是无用的，农业毕竟有靠天吃饭的说辞。

后来茅台把价格提高了，政府也重新允许其他酒厂购买外地高粱。农民的积极性就上去了。2009年的收购很顺利，价格也相当好，不但有机高粱的保护价3.2元每斤（普通的东北高粱运到遵义才是1块多一斤），另加政府见单签字的9毛钱补贴，实际价格是4块1每斤——如今种高粱可比种水稻和玉米强多了。

5斤高粱出1斤酒。农民谈到这个就会稍微有点幼稚地说：“你看，卖800块一斤的茅台，粮食的成本也只有20块。”当然，这完全没有计算前期的有机农业投入，生产资料投入，更没有包括企业的其他生产运营成本。

茅台集团红粮基地办的蔡主任讲：“不会因收购价提高而提高茅台价格”，但准确的说应该是：“涨价不因红粮”。业内人士分析，茅台近期涨价只为转嫁巨额消费税的负担，但即便涨价，它仍然不愁卖。

同缺乏后续资金的赤天化相比，茅台的资金还是雄厚多了，也因茅台的产业链一直在健康循环，一旦它追加了投入，它在本地高粱农户的威望与信任感也重新得以延续。

赤天化纸业的农业之根使企业二次创业陷入落后的“农业速度”，茅台的产能则带动了本地农业。这就是单一经济的两种命运，顺则大顺，不顺则大不顺。

按一个农户种植三亩有机红高粱计，“广告上说每亩可以产400公斤，实际能产600-700斤”。他今年红粮收入8000元，除去人工投入，实际利润大概是5000吧。且红高粱并不难种，只用一次性施底肥，然后在重阳收获前，可以一直在外打工。而且高粱也不像竹子那么难运。

这里到处是“四在农家”的标语，是黔北流行的愿景。“川南民居工程”画出来的房子轮廓一直延伸到这贵州腹地。是政府为老百姓描绘的愿景—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不如说是—外头大风暴，浪子回家才是真。

这画出来的背景向四川则一直延伸到地震区，我记得，到绵竹那里多了些被撕裂的年画图案。它也是这一路除了赤水河，唯一连续的风景。

这时节坛厂满山油菜地，就好象是一个无限扩大的菜园子。低矮的丘陵，略有层次的梯田显然经过一些平整。

镇上没看见生产资料的商店之类。种子完全由茅台集团免费提供，高粱所使用的有机肥，由企业搞到批发的量和价，并为农户承担60%费用。

高粱完了之后是种油菜，地里，高粱割过的茬子和嫩绿的油菜混合着。

空旷的道路，路中有一些零星的车，有少年在抽打陀螺，一条农闲中无谓被轧死的狗，种猪厂大铁门那里挤满想逃出去的公猪——通向山坡上的红粮基地，那里有几千亩示范田，有紫外灯，和对害虫性引诱的口袋。但农民大都已掌握了并不难学的技术。

接近年底，坛厂镇上逗留的人都在烤火。南方人怕起冷来就是这样：不穿棉袄，却早早离不开火盆了。这里和茅台的盆地一样，虽是十二月份，却还是深秋的天气，站起来走路时，他们的手臂兜住外套的下角，手放在裤兜里，侧面看，略弓着背，连小学生都是这副绅士样子—贵州的乡绅们，茅台的“编外职工”。四处有清冷的爆竹声，在望着春节了。

冬天遍地的油菜，目前还只是提供本地人自己吃油，但农民认为，当高粱地的底肥是有机肥，那么续种的油菜也该自动变成有机油菜，只是这有机的认证又是一大笔钱，不像红粮有茅台代办了有机证，目前也并无什么需要油菜的大企业来办这个事。

我来时，今年的红粮已收过了。收完了。禁止本地红粮外销的卡子仍然在。当地农户告诉我：“全部卖给了茅台”。而其他酒厂，要么找关系寻求基地中的剩余，要么就从茅台集团购买种子，自己去基地之外的地区开拓自己的基地，更低端的酒厂，就还是用东北的便宜高粱去造发酵程度低的便宜酒。

六

朝茅台河湾的下游望去—赤水河边那些人民公社时期青黑色屋檐、窗台火钳滴着蒸馏水的老仓库和老粮仓，尚能租作方便流动的造沙小作坊，让人想起当年的“成义”—在1950年代茅台建厂的新闻里，“成义”酒坊也被描述为资本家中最注重茅台品质和生产伦理的，茅台主要继承发展了它的品质传统，规模较大的“成义”财团在其他领域的财路，使它并不一定要指望茅台挣钱，于是并不像当时其他酒厂那样不顾质量—这些民间的作坊看起来也更像茅台古镇本来的生活基础。

“搬也不难，”—河边这间最小最低矮的制酒车间工头说，“只需工人卷铺盖拿起横锨直锨便走，向下游沿岸去再寻场地，连木甑和蒸汽锅炉也不用带走。”但木甑和蒸汽锅炉的数量，正好也是课税的依据，尤其对手续不全的小作坊。

这也是我此次见到的最小的私人酒作坊，工人们口音还是那么含混，称这酒叫T酒。我没听太清，直到有一天在仁怀城里看到那个门市部的名字—真是“T”，真有“T”。

他们又继续告诉我，所制散酒倒也质量地道，以50元每斤卖给本地品牌酒厂，贴牌可以卖100元以上，有时拉到北方或南方去卖更高价钱，到经销商那里可以卖到200—300元一斤—而照业内人士的说法：100元一斤的酒才值得有一个牌子，但换句话说，“就开始值得假冒”。这无疑也是道德的价格分界线。

对散酒，另一个价格分界线是25元。25元以上的散酒（含25元），是红高粱脱粒后造沙酿成，发酵程度高些，以下，是红高粱磨成粉（碎沙，且可能是廉价的无法多次造沙的东北高粱，非本地糯高粱）直接烤成，发酵程度低，酒味小，有时要放香精；更可怕的绝对的“假酒”则是直接用酒精与水勾兑，刻度到38度就停—不止一个老实巴交的本地人给我比划过如何制假，说完又马上摆手说不会。

许多本地酒厂其实都要分解为多个这样的作坊（或叫制酒车间）来生产，尤其在这重新安置的动荡年代，本地的一些酒厂，以这种更灵活的外包生产的形式，应付低端市场激烈的量的竞争，也应付在茅台的“环保政策”下，生产用地随时来临的限制。

赤水河自茅台镇往下的三合镇，现已有一个新白酒工业园，鼓励本地其他酒厂搬迁，五年后，茅台镇酒厂云集的传说要转到下游去了，或远离赤水但更接近高山水源的山间产粮区（包括上文讲到的坛厂），尽管它们也许仍会继续模糊地号称“产自茅台镇”—“水毕竟也差不多”。

“茅台虽不能模仿，但它的模式可以参照。是理想。”一个规模不错的酒厂老板谦卑地说。只要有了资本，一个小厂的酒也能有仓储，并能争取囤积时间，就能延长发酵，就能出品更高端的陈酿。反之，越是没钱，就越是没地方存酒，也越想尽快出酒变现。酒不怕积压，只是没地方存放。当然，茅台深刻的国企背景、与地方政府的关联，也是一个小酒厂学不来的。

仁怀政府也在鼓励大些的酒厂继续兼并一些小厂，以实现本地其他酒厂的标准化，资源化，排污无害化——在标准化数字化之前，必然要有一个社会重构的过程。

“茅台镇产”这个地域概念正成为其他酒厂卖点，而非以前那苦心孤诣、成为外地人笑柄的对“茅台”这个词的“擦边球”命名法—茅台集团知识产权保护处的刘主任告诉我：“对茅台注册商标‘擦边球’仿造毕竟太拙劣，也给那些想要体面的酒本身抹黑，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增多，目前已越来越少，产值也很小，并非打假办很重要的打击对象了。”那些酷似茅台的酒名得以维持，但未来，随着本地这些酒厂的分散分布，“茅台镇产”这个概念的范围将不可避免地扩大、变模糊，并成为能共享的知识产权。

自茅台镇向赤水下游方向，自古可以酿酒的河段还有七十多公里长，尚有广阔的乡村可以圈地制酒、存酒—这段酿酒带的终点是赤水河二郎滩，就是四川古蔺的郎酒厂与贵州习水的习酒厂隔着悬崖对望的峡谷，像两只艨艟隔着一线水界永久对峙，赤水河在其下非常深的峡谷里奔流，重新像一条有点野性的青蟒翻起白沫。这河流就像人生那么有限，而人心总是夸大它。河边那些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却又反而不一定知道它的名字，尤其是下游枯水的河段。

如果站在这个地方—确切地说，站在那崖边小朝廷般的观景台眺望—你终于才发现了这条流量并不算大的河流的险峻。但此段赤水河，既无酒了，也尚不能通航，像个真空，空有某种莫名的情怀。

1990年代初，习酒厂前任厂长陈星国曾站在这里俯瞰赤水河，身后是他督造的直升飞机场，如今剩余一个夷平的高台。陈在资本颠峰期，试图由此一路建起“百里酒城”，逆流直逼茅台厂—一个急进的青年农民企业家，犹如一个小朝廷的国君—不久资金链断了，在参加被茅台集团收购的会议期间，据说受到酒店冷遇，“一时想不开就开枪自杀了……”。“枪”的谣言未经证实，就像其他金钱与权势带来的“非份”的礼物。

比起这类急于变现、急功近利的酒厂（包括迅速耗尽了赤水河边的山洞里的老窖的四川L酒），茅台对库存要珍惜多了，也聪明多了—历年积攒下的原浆勾兑一下至少存放五年再拿出来卖的酒，就能维持那个高价。每年有至少一半产量存为基酒，增加五年后的放量能力。

……除其他酒厂的搬迁，居民也要搬。到2009年，茅台镇常驻人口2.5万，专家测得，镇子只能容纳1万人生活，于是，按五年规划，5年里要分批搬走1.5万人，去中枢的“国酒新城”，当然，参照现代城市发展与乡镇消失的标准速度，这种过度还算平稳。

2008年初，茅台镇出现过居民生活用水的危机—镇区供水的颜色突呈淡蓝色，有白色沉淀—居民想去奥运会上访，检测知是“茅台自来水公司设备简陋，末稍水达不到饮用水质量安全标准；同时受汶川地震影响，赤水河上游支流盐津河库水震荡激烈，饮用水源水体污染严重”。

仁怀政府临时引来中枢城里的水来给茅台。但这种临时引水的做法仅仅是权宜之计，因仁怀整个都是缺水的地方。同时，城市人口在迅速增长，现有的水处理能力捉襟见肘。

不过这些历史与现实的“杂乱的背景”，按2009年9月开始执行的拆迁5年规划，越来越远离茅台镇茅台厂区——居民去上游方向的中枢，扩建城市的压力转移到中枢城区，这几天，中枢街头到处是雪灾时刺耳的小发电机的声音——中枢正在农网改造，迎接大未来，其他酒厂（至少是生产车间和仓储）则向下游方向迁徙。

七

如今，越靠近茅台厂，越有坚壁清野的气氛。

厂周围的街区渐无立足之地。贸然来的想投宿已很难，除集团内部常年客满的两酒店，其他私人旅馆如今人去楼空，晚上突然响起惊人的KTV的歌声，民宅门上写着“宅地已量”而非“拆”字。

一个镇被资源化之后，就没有了生活。我永远记得“KTV”老板顶替旅馆老板接待我投宿时那一脸的仓皇，仿佛我是罕见的、白天来抓小姐的警察。

厂区迂回的坡路越来越光滑，雨天脚底会沾上酒糟的腻子，走起来跌跌撞撞的，更使人有急于投靠的打算。

这深秋一般的街并无一丝落叶，路边无非高墙、铁丝网与窗子狭小、墙壁粗砺的仓库，写着“厂区”、“仓库重地”或“严禁”，偶尔出现个老背篓，告诉你眼前这条光溜的路，前两年是条热闹的米粉街，而这老背篓本身，则是最后一批混住在厂区的居民。

我与厂方朋友联系上，颇有投奔之感，也少不了被热情延入，再经一些武警关卡，厂里门禁，穿过一处苏州园林（让人想起季克良董事长的老家南通），进入西苑宾馆，难以攀登的木楼梯，旧宾馆的潮湿与金黄的锦绣般的灯火以及天鹅绒窗帘加在一起，立刻建立了传说中的国宴气氛—突然，在我周围，大厅里彻底亮起来，热闹起来，就像电影《虎口脱险》里的指挥与粉刷匠在黑暗中误闯德国军官的酒席——传说中的流水席出现在中午和晚上，无论你本来在厂里哪个角落干什么，所有的客人都会重新相遇在酒桌上—拼在一起吃茅酒—“在家的老总”会来逐一敬酒，受宠若惊又陌生的碰杯—酒有千种用途，酒厂也就有千种朋友—听见经销商谈新产品进市场的艰难，听外地领导酒过三巡后放下架子乱了辈分的话，有来学习打假经验的其他地方酒厂的保卫干事，其他地方的经济警察，听见茅台集团高学历的打假员谈论最近的“927”大案，讲述海关如今的松散，像一个上海的外企白领不断念叨“FOB、CIF”这样的外贸词语，讲述对手—那个北大高才生，如何高智商犯罪，主任一时兴起，调动在地区广播的厂办电视台，插播大案专题片，然后指着电视里那个制假的窝点说：“我始终不信这个小作坊能造出这许多假茅台……”——假酒的路线是由此走正北方向去重庆的口岸，沿途是比赤水沿岸更无名的小路。

有时酒醒，我才发现是好酒，才知酒的真谛是让人迅速清醒—记起我采访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先生时说的第一句话：“只有我这样不懂酒的人才明白好酒的好处。”

但这位齐耳白发之下藏着川端康成式的机智面孔的老人，似乎并不想在半小时里从酒的本质谈起，也似乎将我的意思理解为饮酒者的享受—我想我永远无法进入这真正懂酒者的深度交流了……后来季先生只谈最新的营销策略，正如他外面屋子摆满了王子酒白金酒那样的新产品而非茅台，茅台仍在深处—但他只对我讲那些手头最迫切要发言的事，这也让我想起在山东寿光碰到农业专家殷镜堂先生，他与我所谈，原来也都是晚上要讲课的内容。原来是在热身。

季克良是茅台厂历史上第一位大学生，完成了对茅台的定性工作，他对茅台的描述成为标准用语。他自己也重复使用这些标准用语。

“资源紧张吗？”

“不紧张。”

谈话逐渐变成了他重新专注于桌上黑体字的文书，直到我突兀地谈到“假货”问题，老人的脸上似乎掠过一丝不快，仿佛所珍爱之物被市场的野蛮刺痛了，说到此，名琴皆断弦。“很少，很少！”他冷冷地结束了采访。

……天再亮一点，听见军号，周末树下手持木棍三三两两用方言聊天的士兵起床了，我突然想到，如我在本地当兵，如何能听懂班长的训斥—透过旅馆窗户，首先看见对面的马鞍山上很稀薄的一些绿化，是这几年茅台出钱种下的共青林，还不如旁边“川南民居工程”勾画的楼群优美，也仍没有赤天化的陈廷清梦想从下游一路种过来的大片竹林。

更向下望，我才重新看见幽绿平静的赤水河，如茅台厂志在必得的杯中物—深绿色，细碎的涟漪难以辨别，它几乎既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在这没有风的河湾里。且不管下游枯水堵船，二郎过后不言酒，落差也够大，走煤船的河水也不会回流。

岸边透明的水，逐渐融入颜色浓重的河心。这就是干净吧。

我也确曾为之吸引，沿着赤水河散步，持久地听着错乱的有点醉醺醺的鸡鸣、闻着酱香，看着河水一点一点现出古镇黎明的倒影，古镇黎明的生活本身却在一点一点减少，我也不可避免地吹毛求疵地沿着茅台镇的河湾前进，看到些微生活垃圾，一两片，一些明显的取水管道，而非排水管，一两条死去的来自下游那半边镇子的排水溪，已被表决心一般地斩断在地表，显然没有流入赤水河，它们干涸的倒影里是一两个发型夸张的土生年轻人非职业的身影，他们的前途没有茅台厂的庇护，但很可能会与酒有关。

我也获准去看酒库，我看见一些军人在参观，问这问那，很好奇的样子。这些庞大的暗黄色土瓷坛能进空气，自己进一步发酵，三年由57度降到53度，但每年挥发3%以上，这类似威士忌在橡木桶里储存，每年要蒸发2%，外国人叫这“天使份额”。酒越放越贵。

但在酒库里，我并不像到达了事物的核心，除了那些写着一千种商业或非商业权力的牛皮封印。无非是权力储存在这里。历久弥森然，但当人类活生生的劳动从这些物件身上退去，它并非真正的世界中心。

这样被款待到第三天，这种气氛就开始让人不安，你开始理解以前听到的抱怨—这礼仪虽热情，不免有些刻板，每天重复，一种孤岛的感觉就会从这流水席中吃出来了，那古镇的枯燥又让人不想外出，只让人产生钻进事物温暖内核的念头……我一下能体会到马崇刚凌晨三点一头扎进车间的感觉。

八

今天到车间时，看着自己头一班留给自己的清洁地面，马崇刚心里和平常一样塌实。同一块场地，永远由同一个班组耕耘，还是自己靠得住。

今天已是另一周，他上晚班。

他们全都赤着脚，像用身体在耕酒，很难说是工人还是农民，脚放在车间的地面。

那逐渐由灼热变温暖的、已经被酒腻子浸透发酵了无数次的深褐色的地面，当高粱再次覆盖，就成了红色。

这也是外面的街道如此滑腻的根源，却与外面的街道和厂房的水泥外观完全不同，车间里完全像赤色的发酵着的田野。

眼下是红粮造沙的阶段，就是反复通过人力—类似制茶的揉制过程—对红粮颗粒进行揉制发酵，配合以反复蒸粮、窖藏，促使红高粱进行多次发酵。在红粮的上空，反复腾起初春田野上空的雾霭般的蒸汽。

9年前，农民马崇刚——少年时代酿过玉米酒的乡干部子弟——毕业于本地一个职高的酿酒专业，通过“社招”考试进入茅台厂当酒工—“社招”多么幸运，其他时候多半是厂里子女顶职，近年也有拆迁户子女优先许诺进厂。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珍惜这个工作，也不会换工作。“在我们这里，这已经是最好的工作了。”

9年后，他早已由普通工人升为班长，再升为一名酒师，还是张娃娃脸，单纯的劳动并无沧桑，“复杂的社会才使人老”—这是他手下的那个小班长所说的，班长自己家里也有一个酒厂，但他选择来茅台当一名酒工，而非继承父亲的买卖，按照规定，正式职工不得兼职，更不要说关于酒的兼职。“厂里的规章越来越严酷了，弄不好就开人。”

一个标准制酒车间的年产量在2000吨左右，从摊晾粮食这一环节立刻看出了制酒的产能对土地的需求有多么大—陈年基酒与三年新酒的窖藏则占去另一片土地。

当一堆粮食仔细摊平，它需要很大的空间，充分接触这里微生物活跃的环境，厂房完全是开放的，尽可能通风，当他们连车间中门都打开了，“这就是开始网罗微生物了”，在微凉的阴天，没有看见一只黑猫跑了进来，另一头的天窗里，飞入了一群杜鹃，“这里需要一个稻草人哟。”

这空间容得下两个班组并列生产，每个组占据一个百米跑道的面积，大概可并排跑12组人的样子。当远远看着对面墙边另一个班组生产，在同样的工序下，以同样的人数做同样的动作，就像看到彼此的克隆人在晃动。

但我并没有比较马崇刚的班组与对面的班组，而是将先前在下游河边的老粮仓里看到的那个小作坊与之进行比较：

就粮食堆积数量而言，那个小作坊的工作量大致与马的班组相当。但小作坊空间更小，房间有拐弯，摊晾粮食的时候无法摊得很均匀很充分，并且只有一个甑；马崇刚的场地则大多了，且有两个甑，因此马师傅他们的效率肯定要高起码一倍，加上小作坊的木头甑，蒸酒一次需要两个半小时，而马崇刚的不锈钢甑只用一个半小时就能蒸好。

同时，马崇刚的茅台班组已经最大限度地机械化了：通过行车和抓斗完成了红粮反复搬运的工作；而小作坊只能用一人推动一只独轮车来完成，效率更低，而且撒粮不均匀。

当然，我也记起季克良先生的话，“茅台酒的技术改进从不是抓产量，不是培训酒师如何更有效率，而是始终保持质量。”车间酒工的劳动，看来并未因茅台产能的增加而变化，他还是干他的，增加的是新车间，向赤水河的下游盖过去，自有领导们战略决策，自有茅台自己的“遵义会议”来应对高层各种风波，驱逐对手，驱逐本地其他的酒厂—向外向社会向大自然要资源，不是向内挖劳力。“工人的压力并没有加大。尤其没有产量的压力。”不能继续机械化的人工劳动，保证了酒的质量。

完成机械化最大化后，一个车间的产量从此也恒定下来。

马崇刚的班组有12个人，小作坊只有8人。

12人的茅台班组都很年轻，有的是大学毕业生，最小的19岁，最老的当属马崇刚本人—34岁，这12人中有一名女性，专门开行车操作抓斗，被称为“空姐”—12人配合劳动，并且有口诀和行话，有均匀的节奏，有力量，并且很流畅，看得出有步伐和动作的学问，最耗费体力的润粮环节时，他们的动作跟跳锅庄一样好看，并有马崇刚这样的酒师在旁监督。

整个过程，马崇刚说的比做的少，他自己做的时候如此忘我，也不知其他人是否在看他。

润粮这环节是青春饭，年纪大了就跳不动，前几年会经常有人找临时工来顶包，现在一发现就辞退。这是严重的操作事故，是罪。

再看小作坊里的8人年龄在40岁以上，最老的51，都是农民，其中也有一名女性，但她并不特殊，而仅仅是女人干男人的活，包括润粮，这里不要“空姐”，这里很多人是刚从外面打工失败回来的，互相之间没有行话和口令，只有玩笑话，有时听到对外面的“大风暴”的诉苦，工作缺乏节奏，断续，动作并不均匀，有时需工头突然进来大吼一声。

但有一点难得的共同让我惊奇，这些上了岁数的男人和女人，在润粮的时候，竟然和茅台车间里的小伙子一样有力，而且人手还少些，效果倒也不含糊，这看上去有点辛酸的锅庄，或他们只是为了谋生在强撑。

马崇刚说：“不求快，但每一个工序时机要准。精确保证了茅台的工艺火候。”—这显然是小作坊没有的准确。

当我们利用间隙对马崇刚班组拍照，常常听到提醒：“剩一分钟。”或者，“七点准时来看润粮。”而对车间地上处于不同造沙阶段的粮食堆，他们按照复杂的时间表迂回其间，犹如红军反复渡过赤水又回来，那回旋也从不错乱。

马崇刚承认：“我仍然无法做到身体的动作和品酒师的舌头一样准确—我是说，我还不能想出多少好酒就出多少。”—一个车间出酒的酱香度，也是对班组考核奖惩的重要指标，如酱香不够，则需要用茅台的基酒勾兑，“跟对了师傅，就能出好酒。”—这也需要运气。马酒师是这个班组的运气，再过几年，班组的班长和副班长也要出师，去别的车间当酒师，成为别人的运气。

但我想起季老所说：“传统的师徒制度会因师傅的个性影响酿酒的工业标准，要用现代管理来淡化。”另一方面，传统又在仪式中重生：去年厂里茅台节，公司一个高层与一名车间主任举行了授徒仪式，不过今年并没有延续，因为有这样的议论，“难道政工师也要带徒弟吗？”

终究，小作坊与茅台酒车间更根本的区别仍然是，茅台酒两个月造沙之后，还有数次烤酒，将持续到明年四月才真正出酒，而这个小作坊，两个月造完沙之后，就立刻出酒了，也因为它没有存储能力。

况且，像这样的小作坊没有门路弄到，也出不起价格购买本地有机红高粱，他们酿酒用的是东北高粱，用火车皮运到遵义转来的，价格才一块多，“这种高粱经不起造，造两下就粉了，与本地有机糯高粱完全不能比。”

每天深夜，造沙最后一轮工序，都是在最后一次摊晾（一天两班共八次）的红粮上悠闲地踢着糟，但如果不懂行的的经销商来参观，他们就会停止踢糟，免得让他们觉得脏（这就好象他们讳言假酒一样）。其实多么优雅，在这一工序，小作坊的农民与茅台厂的酒师步履倒是一样悠闲起来，天人合一的半开放的厂房似乎能看见十二月的星斗，就这样慢慢地走啊走，转弯的时候才像一个军人，这一片高粱红，似乎是他们踱出来的脚印……一边踢，一边想着心事，越踢脚越干净，粮食发酵得更快，也冷得更慢，就差一个姑娘并肩而行，也多么像索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所描述的：长征的初期，没有什么追兵，长征看起来更像是月下的散步……

人类不稳定的心，要套入一个这样要求稳定、恒久的工作不容易，但这看起来永恒而安宁的工作，不用操心、待遇又很好的工作，“只是体力活”—工作中，除了口诀，也有类似农耕时的土话，有重新变懵懂的心灵，有枯燥中的失落感，有惩罚与训诫，班组中，也有9年还只是一个普通酒工的人，但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粮食的动作始终稳定，精确。

通常，下晚班后，马崇刚会与大家一起去茅台镇唯一的河滨夜市宵夜，这条街—茅台镇唯一有着城市风格的片段……再次重现的“川南民居工程”勾勒的背景墙，你已置身这不真实的新农村之中，也不免想起夜夜笙歌、喧闹穿透劣质墙壁传得满街都是的中枢。这里像河边一只很薄的口琴，吹上一口就走。不过回中枢的高速刚刚开通了，宵夜可以更晚—这内热外冷的一桌人，周围是身份不明的本镇居民。

再见，S208，盐帮之路，盐的财富成就了酒，如今，酒的财富成就了现在的一切；如今，遵赤高速茅台镇以下路段仍未通车，向下游搬迁的其他酒厂暂时还必须依赖这条老路。

车间呆久了再出去，受过一天酱香强刺激的鼻子就变迟钝了，不再敏于整个镇子的酒味，也懒得看河湾的水色，我也不再想比较什么—种什么都辛苦，造什么都辛苦，有人在厂内忙，有人在厂外的荒野里谋生，顺流也罢、逆流也罢。

我一时想起下游遇见的收竹子的赤天化的陈廷清，虽然当时看起来有些落魄，他内心也有与茅台厂这些青年同样的国企职员的单纯和充满怀旧气息的荣誉感：“能进赤天化的，都是好青年……”

陈廷清仍自下游朝茅台方向缓慢前进，他永远赶不上我们回贵阳的步伐了，像一个一路插秧的人，说服沿途的人砍竹子、运竹子、种竹子，过了二郎滩向上，他也能持久地闻见酒香，但即使将来满山竹林与茅台酒的水、红粮基地相遇、重合，茅台酒也与这下游非白酒区来的陌生同乡无关。但他这心无旁骛的“商务旅行”乏味又真实，与茅台酒工的散步一样。

马师傅他们宵夜喝的是厂里给每个人发的茅台啤酒（茅台收购的一个遵义啤酒品牌），一年有好几件，喝不完的样子，啤酒就是啤酒，在我这不爱喝酒的人看来，始终是马尿直接臊着人心，它并不能如茅台使人清醒，而是准会一直喝到醉、难受、想呕吐、想踢后腿，然后，就会感到最动人的一丝凉意爬过背心。

今年这温暖的赤水河，它平静得再度看不清流向，啤酒则使我进一步停止了思索……我终于听到了一些最原始的谈话：关于酒，关于水，关于红粮，关于男人和女人，那个家中有酒厂的班长，又谈到“外面的世界”多复杂……这些年轻人有的已开车上班，自己买的或开小酒厂的父亲买的，有的有一个温顺美丽的本地女友，她看他的时候目光真实，尚无大城市里的女孩永不憔悴的假睫毛，已经如此依赖他。

等这些年轻人再老一些，他们还是会留在茅台厂，他们很可能去当门房，回到中枢城里，还是老白领，突然有人谈到公司艺术团中的女舞蹈家，快是昨日黄花的时候便会下来车间当文艺干事，帮他们排节目，“她比班组里的‘空姐’俏多了”。班组有时去怀仁的穷山沟捐助希望小学。

马崇刚微醺也并无牢骚，幸福的工作与生活似乎略显空洞，他只一个劲说自己是工作狂，工作狂，看得出他真想把这工作翻出花来，可他又不愿写一部身体与酿酒的书，那也许会是一部迅速被知识产权保卫处保密起来的“造沙宝典”，可他认为自己文化不够，写出来也不一定符合厂里标准，只能身体力行。

他说仍然没看清自己，但也不会换工作，他在他事业的顺境，工作纵然技巧精妙，业余也无非在中枢城的家里玩牌。

但突然，他又说看清了自己，攥起拳头说，“我想在某个点上有一种爆发力，弄清这酒真正的奥秘。”而这年头，穿凿式的解秘只会消除一个产品的神秘价值，消除这新的拜物教。对于一个已经“标准化”的酒师，这探索略显多余。

班组中，在高空开行车的唯一的“空姐”并没有来，“打麻将去了，她其实比我工龄还长呢”，那个大学生也并没有来，莫非有什么书呆子的心事，与众人疏离，我见他动作与力气也并不出众，只是似乎表情文弱一些，鼻梁有眼镜的痕迹，我也仍不知他的前途。

最近考公务员的热潮再度空前—大萧条的孩子们，总是从金饭碗开始寻求庇护，过后又免不了蹲在金饭碗里重新焦虑前途、自我和人生，是否该重新出去闯世界——他们有时有点骄傲，有时谈开了会承认自己的弱小，承认自己羽翼未丰。

今年，茅台集团因产能继续增加，又专门“社招”了1000名大学生—文凭和年轻成为酒工新的门槛，一些新来的大学生谈起此事总带有感激的口吻，所有大学生进入茅台集团，都先要在这里实习至少半年，再观后效决定是否调回去当秘书、宣传干事等。于是这事多少带有点公益色彩。

“班里这大学生肯干得很，哪有什么心事，最近总来找我，想在车间呆下去，不回去，想一直跟着我，大学生如今既实在、悟性又高，制酒车间里扎根的大学生越来越多。”—马崇刚肯定地说。

（印刷版见于《锦绣——国家商业地理文化读本》1月号）

书与画像·一本荷兰现代诗选

文=邹波

文字完全左对齐，向右延伸不太远就换行。连版权信息也排成诗，全球发行——甚至翻译者的名字也排成诗，一个名字一行——没有相提并论的名字，象分头孤独工作，完全不受出版社统管，因此名单排了很长，占据了一半页码，和诗行的数目相等——仿佛每一句都分头找一个人翻译。其实在诗里，每个字都是单独的，每个字都该单独找人翻译……

因此可以断定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在支持这项工作。诗的运动得到全球各种基金的支持，似乎是在洗钱。

在翻译者的名单上，有些名字看起来是孩子，他们翻译了阿赫贝尔特的《摇篮曲》：“黑夜柔软的闪电将你覆盖，美丽的几次闪回……”；翻译者多半是小人物，翻译者理应比作者更暗淡、更渺小，有些看起来像罪犯，有些看起来是熟悉荷兰语的导游，有些看起来是在贼船上突击学得荷兰语的偷渡客，有些是挑夫，他的脚和脚韵都是脏的。有些看起来像死者，但他们竭力翻译得有生气。

翻译者中有一个名字看起来像是一个生于台湾南部的乡下人，有农场的气味，他还干过摄影师、按摩院的杂役等工作；另一个名字是最长的华人名字——超过了名单里的一切外国名字——从末尾的两个字看来是一个女人，只有末尾的两个字是她的名，前面都是姓氏，各个前夫的姓氏累加上来，姓氏只增加，即使离了婚也不会减少，她命运多舛，多次婚姻创造了很长的复姓。

名单上有少数看来像别国的名人，因为名字既显赫又陌生，他们是名誉翻译家，只翻译这本书里最简单、最容易记忆的诗句，并将在以后的公开演讲中引用这些诗句，同时说是自己写的……一个政客显然翻译了勃雷特的《民主》的开头：“不是一个不同的现实，而是同样的现实不同……”；一个著名芭蕾舞演员翻译了冈波特的《后台》的结尾：“……他们站在两种生活之间，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一个董事局成员翻译了罗丹柯《星座》中的一句：“他们七个人坐在铅一样平缓的水塘四周……”

这是一本战后发行的荷兰诗集的台湾中文版，所以可以查一查在作者名单中有没有欧战阵亡者的后裔，也可以在翻译者名单中查查有没有抗日战争中的遗孤，查查有没有任何现代灾难生还者的名字，他们活着并且仍在读写——这还是一本你大学毕业之后多年才翻译成中文的荷兰现代诗集，所以也可以查一查，看有没有你认识的朋友，有没有曾经做过各种职业经历各种命运现在成为诗人、成为翻译家的同学、堂兄弟、青梅竹马的女人。

有些荷兰诗人自己参加了这本荷兰现代诗集中文版的翻译，作者的名字在翻译者的名单重现，他们是荷兰诗人中的汉学家，他们在写这些诗之前就精通汉语，在这个选集里他们只不过是提供了原本用汉语写成的诗，这一次他们终于可以将中文原作伪装成译文发表。中文版序言由荷兰汉学家柯雷撰写，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本书的雏形曾于1988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和当时任何一种外国文学作品一样立即销售一空。”但当我在2009年重提这事，我所接触过的大陆诗歌爱好者毫无道理地厌倦了它，认为它只属于八十年代——可是这阅读在中国大陆自1988年以后从未完成过——“现代性”尽管在中国宣称多年，在中国人主动自觉的思想里似乎永远是在刚刚开始，这就好象拒绝面对现实一样，为此我宁可放弃任何好古的激情——我也因此深夜去书中寻找正或反的依据，我在博尔赫斯的诗集《面前的月亮》的序言中发现他写道：“1905年，赫尔曼·巴尔断定说：具有现代性是唯一的责任。二十多年后，我自己也承担起这个完全多余的责任。”

这本诗集强调荷兰特征，这是困难的，特别是现代诗，现代诗渐渐只写人类的共性。编者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作品，从马斯曼（1899-1940）开始，“祖国”就渐渐很少被提到。确实如萨林斯所说的“本土化的现代性”，实现起来非常模糊——要么就是现代化运动屈从于民族意识，要么就是如阿姆斯特丹或巴黎的红灯区一样丧失了国家意识。但前者总是多数，它是我们如今在现代生活里时刻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禁锢的根源，后者是少数，多存于流亡者的头脑与流亡政党的纲领中。

马斯曼被认为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有影响的荷兰诗人”，他发起的诗歌流派是所谓的“宇宙表现主义”，可我认为宇宙的发动机更在宇宙之外，不过他还是立刻缩回到宇宙之内去写——他在《荷兰》这首诗中更是强调，这本诗集中所有有关宇宙的猜想都发生在荷兰——“天空伟大而灰暗，下方是辽阔的低地和水洼……之间就是我的故乡……让我的想象发出声响的空间……”——但无论如何，“祖国”、“故乡”甚至“理想”这样的意象在现代诗中是古老、罕见、并因过于崇高而被视为荒谬的。

崇高意象都从当代文学中剔除了，当代文学渐渐只有代表人类共性的小人物“反英雄”，这个时代的英雄形象以及一切“祖国的”，“民族的”、“正面的”、“有正义感的”、“正直的”意象将反而只在新闻报道、商业精英传记中出现——这些作品仍在沿用最古老的修辞手段和抒情方法——这等于在说繁殖金钱的行为是这个时代最正确最标榜在实践道德的行为，所以这也只是同一种古老的陈腐在别处借尸还魂了——金钱最接近宗教、最接近马克斯•韦伯式的禁欲。有一个做公益事业的朋友曾问我“为什么这个年头好的东西并不能卖钱”——我说“金钱才是唯一的好”——这种深信不疑的价值观，也使得我们全部的商业报道——尤其是人物报道都充斥着对传主的崇拜，这些抒情完全是广告一般的。那等于是在金钱、权利甚至是——你自己的虚荣，在他人的虚荣面前瑟瑟发抖。但我坚信，金钱可以驱逐简单的野蛮，却不能驱逐复杂的野蛮，它的智慧绝对有限，它除了那循环论证一般的——让人过于自信自己有一颗商业头脑之外，甚至也是人类更复杂的野蛮的一部分，再者，即使它是好的，我也不会去歌颂它（虽然这也许和多数人懒于去批评它一样消极），因为它已有自己的回报和享乐。它继续它的循环论证。

……由于是诗集，页码大部分是空白，可以写详细的心得。但不能在空白处画画，书里只有文字是合法的，连空白处也是文本格式，不兼容任何图形——正如马拉美所说：“白色承受着重要性……纸页参与了诗”。

任何诗集都会意外地厚——这本也不例外，如果你逐字读出声来，并且逐字听到；如果你在空白处抚摸到盲文；或是在翻页时停顿很长时间；或是中断之后回过头来找不着断点；或是迅速忘记你所读过的部分，你就可以读上很长时间——诗集是沙漏，需要反复颠倒放置。

我在一个会议中读这本书，我将依稀听到的会议见闻写在这本诗集的空白处。我发现会议上引起掌声或冷场的话（记者们的内心正直与犬儒的交织）早已写在书里。这些诗原本也写在另一些书的空白处——曾经在右边自由地被写下而不是居左。

To W.H

W.H——
紧缩后，武汉渡轮的名字

在我的精神史里
后来它还是
W.H.奥登——

一个天真的
英国农夫之子
严肃地拼自己
又以北欧神话的口吻
吹响这前缀
W.H——

我从未试图念你的全部
需将连串选择
像中国医生
念一个不相干的
W.H——

原野，时间在户外
废墟中成长，不为人知
或只是我的无知，在岁月空跑
然后我悄然省悟——

W.H——而你的形容词
那些有腿的注视
却使城市没有了街道，诗人
通过无限叛逆
与过度揶揄，使人类的愁容紧密排列
你来过中国，与依修伍德、卡帕，西班牙摄影队
只有你，未经采访授权

可是！没有什么
不能被诗
从外部刺探，是早晨的耳朵，而且
灵活以便一些病人
在异乡，查阅自己

有一天
因离开的手续
我反复出现在
以你命名的船上
W.H——

长江起了风
飞走三只麻雀
船写下潮湿的一撇
W.H——

诗歌，或故乡
最简洁的形式

2006年9月，2009年11月

注：W.H.Auden，我所知的真正的诗人，从不需要再用美来修饰他本质里的羽毛，他以诗为求知的工具一一探索20世纪的全部焦虑而非用重复写作的题材反复自我表现,因此其他诗人们，停止在意自己的美貌吧，停止那些酷酷的反反复复的抽泣

幸运日·雪

早晨重新飘雪的北方
那新有雪的
是新的荒原
秋天已被夷平

在纷扬的新雪中
我也愈发忘记了一切过去的景象
我明了这一切——
回忆的折磨，变为预言者的窃喜

走吧去领我的新日子
踩着今日浅薄的绵延，其下是
秋霜仍咀嚼着烂草地
我默默独享早晨短暂的天赋

我的幸运，像早晨的清醒
却并非可以去角力的、并非智力竞赛的荣誉
没人知道我有多开心，或者多悲伤，多么善于遗忘

我的幸运，像一夜变温和的自省——
可下雪的日子总使我高兴

北方的幸运日，像一个新工作
给人冷清的快乐，在脑海中
通过五号公路，到达第三十五层，在十一月第八天
我忘却了北方的陌生

是我的幸运日，却不一定是别人的
如今，人与人乐趣多不同
你曾艰难拒绝
和我步调一致
是啊我们
又不是一对雪中的士兵

所有人愉快的夏天我并不欢乐
如今，城市外表已缺乏明显的欢乐
踽踽的人群，在雪地里
我独自轻盈

也仅对我，是奇怪而矛盾的一天
白天阴沉却有温暖的路灯，如有低矮且明显的上帝
或新月，在冬天的白昼，渴望眷顾的幽会的眼睛
内热外冷的巢穴——这昏黄的甜蜜中并无一只飞鸟
灯光如此温暖却冷不防又下一阵冰冷的雹子
我因幸运仍叫它们雪花

很安静，风也没有声音，每一点风都被无声的雪吞噬
建筑变为多雪的森林，敞开零星的窗子，你好啊自然之友，或反射的礼貌
冬天市场永恒的零丁仍透过大雪清脆地传来

人们说，我的感觉并不真实——是啊雪中看来
他们个个正直，真实，像军衣垦荒的年代，尤其年轻女孩儿
亦步亦趋的老实劲儿……

我正确的日子
他人的受难日，人生无非如此交错
每一个雪地的错误扣击我的幸运
像天堂一样空阔、短促，没有别人的幸福，没有生死相托
这孤独并不嘹亮
并使下雪的城市更像真实的荒原

今天我独自明了一切——做了一切正确的判断在每个路口
一个个警觉机敏的消息穿过寒冷的城市像北方森林的响箭
每一趟明智的公共汽车轧过叶子的葬礼，街道永远只有那一幕
在结冰的路面与融雪的黑色路面之间
流着泪，这就是北京的冬天。秋天的叶子落不完。也永远在咀嚼中死去。并且
不停被雪埋葬。
我明了这一切，却无法做什么只能观察
默默独享早晨短暂的天赋

也许将饱览一天中全部死亡、掩埋和融化，如果我是幸运的
若我的幸运全是逃离死亡、掩埋和融化——于这观看中
也许能继续，在绝望的并无通途的公路
穿过一天中的崇山峻岭履险如夷

这天赋开始消失——
当我意识到——为了这幸运持续
许多卑微的捷径我将不再拒绝
所拒绝的我也不再蔑视
幸运日或我习惯了不幸
再度年轻而荒芜的城市继续清减我的理想
习惯将使我得到我想要的
最近那点幸福

当我过于明了这一切，近乎预言
像高楼里每个人，中午吃饱了，去窗边看雪
我的预言家，走到幸运日的悬崖边
若是能预感
这幸福感的消失，我将再次记起他们所说：
我的感觉并不真实

一天的残值——兴许是最自然的一天——我对幸福重新渴望：
下班路上我将一无所知，不再明了一切，不再是幸运的观察者
缩着脖子像一个无害的小偷，寻找人类温暖的夹缝
像把手伸向自己，触碰无底的自由
尤其是冬天，当人人正直

还有一些悔恨，这默默独享的早晨
我也本该，像其他人想着自己的事，像真的在创造
应沉浸在自身的错误中，最温和的自省
也夹杂嘲讽、怨恨——人世间，只有这错误最真实
并把错误的想象关在一个虚弱的躯体里，在北方无用的大雪的日子
只需重新回想着秋天的一切

(过去我从未如此自我揶揄地担忧：即使在破晓的时光里越来越奋力写出这些语句之后，还将有深渊般的“懒惰”横在面前：我变得更懒于解释自己，更懒得解释这些更难解释的自己——我自己的文字——其实是更加默默无闻,抵消着我的形体——看来那些被一个人写出的文字，倘若并不是对他自身虚假的修饰和辩白，它们就将只是更加深深埋葬他这虚荣之躯的更真实的土地……)

长安街的爱丽丝

年轻的流亡者

我仿佛
白白见过世面
却从未去巴黎
没有显赫的记忆

我仿佛
白白去过巴黎
只看见群星
超乎我的想象——

并未堕入无声的塞纳河
它们——这些音乐——行星绕着行星
或许撞碎在
贫民窟背后的铁轨沿线

火花绵延无尽
倾诉太多
要么依附太多

我们时代里
陪我的半神，明星
逐一死去

巴黎的墓碑，像巴黎
树立太早，太久，太正直，太温暖
使我孤单不已

我只有两个祖国，都不算古老
一个是我自己
一个是我的恶作剧

但我多渴望
古老与未来
不愿以我的全部
投身时代而死

其实我寻求
万火归一的一座城市
与细雨格格不入
与暴雨格格不入
与节日格格不入

对你的想象是一段序曲，在灵魂进入的地方
这没有神明的序曲是一个单独的灵魂，一朵云的徘徊
孩子透明的胸膛——那渴望回忆的——
月亮周围的云在发光

能居住、想象、容纳躯体
死后从未堕入无声的塞纳河
如果这夜空也是巴黎

我终于在陶然亭划动这只白鹅

我终于
在陶然亭公园
划动这只白鹅

秋天的阴影越来越浓，柳树包围的池塘
我平稳前进，穿过桥洞，检阅

岸边拥吻的情侣
其实内心已沉静

因我屡次经过这岸边
静止的情侣和孤独的裸露
没有两样，在生长结束的季节

乃公园召唤出
每个人心中的隐士，家庭也解散于苗圃
这些纯粹的人，从此是一个个谜

当暮色渐浓，水比岸更少
白鹅显露船的老态
我屈从这只鹅
暗淡的形体

情侣们，屈从长椅
这一动不动的舒适感……
像冬天的房子

我在陶然亭公园
继续划动这只白鹅
到夜晚

开阔的失眠夜
向内的外部世界
石头与人身份不明
隐士中的隐士

白鹅
这永动机，心脏般
停在黑色湖心

我一动不动地
想起吻的深邃
和爱的不朽

我的故乡是一条无情的河

她的桨空划着，穿透我胸膛
她继续索要，继续索要，向我们无情的记忆

早晨的准备

体温计，眼前晃一晃
粗略接受
季节的迂回

夏天仍然在床
没别的意思，没什么要防备——
对床上的异己

但必在早晨
使某些事物触手可及
我想起

早餐的简陋，毫无神秘可言
敲碎一个鸡蛋，然后
抓住这金色、垂危的茧

新闻钻入静止的耳朵
像岁月之蛇，仍为梦的细长所限
学会了人的琐碎，又去暗示人

没有复调，只有积累的声响
使我忍不住想预言，径直去察看
其他人的变化

麻雀在一个冷水坑里颤抖，自由无人照看
等这雨停了，秋天就来临
岁月之蛇继续行在未干的台阶

A广场——
业已存在的背景——并非只有一个上班族，一个骗子或一个失业者
时间还继续屠杀着慢跑者，骑车人和情侣
这细雨也使人平静地看着自己的不幸和卑鄙

6点55，分针
坚挺在左边
另一条无可遮蔽的大街，尚有拂晓可爱的感伤

这么早啊命运——这么早，流浪音乐家
也同样陷入角力，在你潮湿的弦上拉着
等周身的寒冷，渐渐来自季节——

有人在屋子里握紧一切
有人在户外任时光泼洒
有人的死被当成他的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