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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画像II
无视文学倡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是卑琐的,也是无价值的| 邹波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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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8/24 夜班车间 夜班车间 肮脏的工厂 每一格藏有更多零件 直到在厕所里看到 月光照进来,一条洗手的水槽 邹波 @ 10:24:20 | Comment[3] 2010/8/23 骑行,从三水去花都的早晨 骑行,从三水去花都的早晨 Bling,bling,挣脱这轻佻的一切的序曲 Bling,bling,挣脱祠堂,这坟墓虽不恐怖 Bling,bling,是新的荒野里,是最新的荒野里, 当更近时,隆起一个亚运场馆——体校鬼魂一般的操练声 Bling,bling……街道像花影重重的花马奔过来 Bling,bling,冲破了黑暗 邹波 @ 11:47:25 | Comment[3] 2010/8/10 美术馆 美术馆 当我不恋爱时,不热爱时 把头按进这有饵的水 当一个人生活久了,在人类面前 但我不为所动,在一副画前 但如果 再加上,它的说明文字,广告册 于是我不为所动 看一个人在框子里死 直到看出,有一个画家,像另一个混蛋 并无杰作却足已吸引我,当我不热爱时 像编年史出现嚎叫——我的嘟囔 我把愚蠢堆积在身体表层,我的嘟囔 走出美术馆 在一天的挣扎中,通过使人平衡的 邹波 @ 9:05:45 | Comment[11] 2010/8/7 边境的小路 边境的小路 东正教堂并无变化,一只明显的木马 可就是在这里,我们的心 边境的 对岸取水的女人 一时是水,一时是平原,编织成边境 邹波 @ 17:50:12 | Comment[1] 2010/8/6 飞在南海上空 飞在南海上空 我浑身曾有混沌的力量 窗外的宇宙 你也在海上漂浮着 此刻我不能简洁地写,我不能深刻地想 乌鸦们,已飞去北方捏造的城市 邹波 @ 22:22:48 | Comment[3] 2010/8/6 它不像一个日子 它不像一个日子 你问我生日怎样度过 从夜露走向夜露 在沉睡的大巴里,无视光的变化 如果,精神导游者、该感谢的母亲们 如果,我与我的同时代人 于是,这是一段更漫长 在彼此抖动的刻度上行走,细碎地颤抖着 邹波 @ 21:47:19 | Comment[0] 2010/8/6 时钟的步子 时钟的步子 没有弹跳过一次 没有描绘也藏不住人与事 没有戏剧没有目的 没有在开口前颤抖过 没有生命 在时间的闺房之外 应从真实中退却, 邹波 @ 19:30:52 | Comment[0] 2010/8/5 八月五日夜晚 八月五日夜晚 这是多风的季节,如果 在近旁 而脚踝 当风在这里,交会 所确信的信仰,再虚幻 我不知道时间的起源 邹波 @ 22:30:17 | Comment[2] 2010/8/5 秋天 秋天 而今天,北京天气极好,大风,微云 我想起年轻时去首都 而今天,一种宁静,通过相似的火焰传来 邹波 @ 18:00:13 | Comment[2] 2010/7/16 三峡家书 三峡家书 家书(英文)作者=邹宏平(Phillip Tsou) 翻译整理、背景采访=邹波 (在网络搜索这套家书,发现那期《生活·长江家书》后来得到过亚洲杂志什么award of excellence,为我的同族台湾青年邹宏平高兴,那年长江上的回忆突然涌起,过夔门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很自然地热泪盈眶,如果没有那些唐诗,以及唐诗中所声称有的家书,几千年,中国某地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将仍是孤独、蒙昧,哪有五千年无所不在的给人安慰的自然史被写下,人随时复归野蛮,在不写诗的日子,在没有自发的责任所召唤的日子,在懈怠的日子……此刻这心脏内壁一般纤细柔弱的峡谷,这些压抑的心,又为每一只船打开了,从而顿时显得宏伟粗粝、苍莽,这些内河航运日记本身,则过度承载了一种世界意识,特将邹宏平这套家书贴在blog里。) 背景介绍: 一、船 维多利亚诸游船是文革之后,外资第二次在长江上进行的旅游冒险——第一次是林德布雷德公司的长江“远征计划”,在1980年代初,租下毛泽东曾乘坐的国宾轮“昆仑号”。林德布雷德公司以组织权贵去未知自然冒险闻名世界,并提供奢侈的生活,它的长江之旅通常由一个30多人的小团组成,通常上岸的时候,每个人撑着一把大黑伞,换乘充当中国灰狗的破烂的巴士,那时候中国的外表还停滞着,这些访问文革后的新新中国的“先驱旅游者”不乏美国前国务卿和总统胞弟以及哈根达斯蛋糕创始人之流,那时在中国旅行仍然像印第安纳•琼斯的冒险,但是“经营长江游船的一系列管理及服务配备上的复杂问题,特别是与当地机构合作的难度甚至险过三峡的险滩”,到80年代末,林德布雷德停止了长江上的航线,尽管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南极)的探险仍在继续。 1994年,做胶卷起家的美籍华人毕东江看到林德布雷德之后,长江上的中国旅游船残破不堪,设施陈旧,便在重庆创立维多利亚公司,与国营重庆长江轮船公司签订了“十年租船”协议,组建“维多利亚系”豪华游船队,这些船有的在重庆、武汉、江西制造,有的是长航集团的老船改造,此后这些船在中国经历了复杂的由托管到收购的过程。 毕东江重新找回了当年林德布雷德公司长江航线上工作过的美籍船员十几人,包括那些水上娱乐家、水上钢琴师。我采访到的80岁的美国人——来自新墨西哥的西班牙后裔——“老山羊”厄尼,就是这两代长江豪华游船的见证者之一。他曾在二战服役,之前他曾在横跨大西洋的伊丽莎白游轮上为梅丽尔•斯特里普伴奏,并曾为一个日本女人堕入情网。 维多利亚北斗号的樊船长是长航重庆公司的下岗船长,是一个目光机敏的中年人,甚至船已靠岸许久,他还会下意识地警觉秭归江面那些因江面变宽而造得越来越大的横渡的私人货船,之前开的是江渔号客轮,当年常常停泊在汉口13码头,我常常路过那里,看到那些破旧的客轮,都是三峡好人一般的远客。樊船长说,作为一个中国内河的船长,当长江的航事萧条,他已太老了,不能考海员了。“中国船长比美国船长要谦和得多,他们竟然在水手中生活,同吃同住。”老厄尼补充说。 内河游轮的小社会没有海轮那么复杂,航行周期没有海轮长,并有更多与岸上的沟通使这种旅行幽闭的魅惑减少了,老厄尼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浪漫孤独的气质,他更多地在尽一个百老汇风格的娱乐总监之能事——在三个晚上的旅行中,他利用这流动的酒店员工本身的英俊和美貌,发明了两个晚上的娱乐,让西方游客打发无聊的夜晚时光—— “涨水之后,这样空洞无事的时光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活动过后,船上的可读的生活仍然显得很单调,很多时候也并未看江水,一个卖风筝的武汉女孩,他们在欢迎会(有些内向的樊船长矜持而努力地模仿美国船长的风度主持)上吹嘘她来自风筝世家,其实并不是,她不属于船上的员工,受雇于一个个体老板,和其他人非常陌生,虽然总是抓壮丁去夜晚的舞会表演,其他女孩儿都来自四川;一个苏南来的画家长期驻船以工笔糊口,轻贱自身的作品,目光厌倦,时常在酒吧做出喝酒的姿势,却滴酒不沾,显得既自卑又骄傲;一个湖北医生,痛恨早晨必须起得最早,教老外太极,除非他们需要按摩和针灸,他就不再走出船舱,船舱的确诱惑人幽闭,我很少看见他的踪影,但靠岸宜昌的时候,却第一个开小差。 维多利亚公司似乎比林德布雷德更懂得与中国打交道,在经历了90年代原罪一般的扎根过程(低价收购国有船只、股权接管过程中与国有企业职工发生的纠纷、内河航行资格之争以及纳税等问题……),但在这中国资本急于变现的时代,如今一切都摆平了,美国国旗的星星安然包在圆顶,犹如网球手阿加西脾气变好之后的头巾,气氛安宁、单纯。 我在岸上采访了一个船陪何昌胜,他充满热情,甚至在船上开设了“现代中国讲座”,在讲座中的ppt里,他讲述他作为一个四川农民的奋斗史,他是我见过的最强烈想把现代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最有追求的导游,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工作,他认为历史学功底更深的Simon Winchester比Peter Hesseler对中国的思考更有历史感,更宽容——但对中国的好感也更明显——尽管当了爸爸的何昌胜仍以小费为生,在生活中有许多问题,是一个很累的年轻爸爸,往往需要在夏天的夜晚,靠在船舷,聆听老厄尼这样老派正统而又对中国没什么严肃看法的“老人的智慧”、“西方的智慧”,“这其中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让我想起《银色的旅程》这本书。 船泊丰都的时候,我访问的另一个船陪小伙子宁可,不如何昌盛对政治感兴趣,一将客人交给岸上的导游,他就在空酒吧里复习准备考研,今天露出水面的台阶是237级,客人们得爬上好一阵子,他更喜欢跑更无聊更漫长的长线,只有少数外国人会感兴趣,从武汉到上海——长江中下游那一段更加不言自明,更平淡,不如附近的杭州,也没什么可说的,那只是一段需要打发的空闲,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看书;同时,也是在这个酒吧,客房部和无餐厅的美女,无声地排练着晚上要演出的千手观音,“老山羊”厄尼的创意使她们更辛苦地义务劳动;而在船体外部,四个19岁的水手正悬吊在绳子上或者借着相邻的船只支撑身体,给船及时补漆,40多岁的轮机长刚刚带领这些看不见的男孩在岸上打过篮球,浑身汗臭,沥青一样往下淌,他们一上岸就会强迫自己去运动,船对于这些肌肉黝黑结实的永远生活在底层的人来说,是流动的机器监狱。 旅游业整体繁荣但不再奢侈,大量的内宾涌入,更少的小费,也因此实际上是被忍受,更嘈杂的气氛,麻将,那点模仿海轮的西式优雅没有了,尽管走的时候,小费箱大得可以堵住门……以及中国企业重新对美国船发起的反竞争——时时有更大更气派更多外国厨子的国内公司经营的改造船,在停靠码头时,像奥运开幕式的阵容一样欺近……当然,还有——大坝蓄水和移民之后,长江三峡那更有限的风景,掏空的生活,重写的导游词……这一切使这豪华的长江之旅显得更加像走过场。 二、作者 以下这些家信的作者邹宏平是比利时华侨,2006年应聘上船,毕东江老板也许看中了他多语言多文化的适应能力、年轻和人类学专业出身的对细节的注意和善解人意。但这些英文信写于2006年夏至2007年夏,表达了作者在船上的苦闷、寂寞和中国背景下,自我身份的焦虑。 三峡大坝从2006年夏末开始合闸蓄水——这时邹宏平第一次来中国大陆,干他第一份工作——在长江上——在美国维多利亚游轮上担任驻船代表。 这一职位是沟通中西的角色,也是这些“美国船”在中国内河保持“美国特征”的重要元素,一名中国船陪告诉我,“西方游客必须看到有一两个西方人在船上才觉得安心,尽管中国人的团队已经完全能够保证服务”。 就我观察,驻船代表更多的作用是他的象征意义,他们并不需要刻意地本地化,不需要学中文,一个地道的纽约人在船上仍以他地道的纽约形象讨好。邹宏平看起来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西方游客经常质疑他的身份,将他和挣取小费的中国船陪弄混。在这些信里我们将看到他几乎每次都得对顽固的游客仔细解释一番自己无根的身世,却又不愿多言。 邹宏平1976年生于非洲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父亲是台湾中央社驻非洲记者,母亲是驻欧洲的外交官。父亲与母亲在1970年代于台湾辅仁大学学习瑙鲁文时相识。父亲的家族于明末迁去台湾,母亲的家族于1947年从沈阳南下赴台。“母亲也算是外省人嫁了原住民……”——我们继续谈下去……作者就读人类学硕士期间写过一篇60页的论文,论台湾民族族群融合的活力,论陆续迁入的外省人对台湾社会政治的影响,作者当时认为,在台湾,国民党一直试图继续本地化,但从原住民来说,这种面向外省人的开放性到2001年民进党的上台就终结了。 其实一家人大部分时间浪迹天涯。习惯以世界为家的父母教导两个儿子:(1)思想一定要自由;(2)不要信教;(3)不要轻易对任何地方有归属感。 邹宏平是次子,在非洲长到9岁,非洲湿热的气候造成了他的中耳炎,有时抱怨自己的听力,他不喜欢中国饭馆的嘈杂,但颇沉湎于任何地方酒吧的气氛,城市中产的趣味,在世界范围有最大的共性。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今年8月中旬的上海,在上海比利时人最喜欢聚集的安亭路建国西路口——露天的棉花酒吧。 这是一种比利时啤酒促销期的最后一天,酒吧里泡沫丰富,每个人都像在漱口一样认真。天气闷热,数种有翅膀的小昆虫从树上落到酒杯里,空气到处都是断了的虫丝,黑色的车逐渐包围了酒吧,比利时人看他们的一场奥运足球赛,露肩的老板娘去每个桌陪酒,笑声清脆,每天打扮成渴望接触老外的小妞,但又忍不住露出久经沙场的泼辣,最后没有人想碰她了,转播来自网络,老是卡,这场比赛在上海举行,后来,比利时赢了新西兰,戴牛角的红魔们从银幕后面的汽车里直接走出来的,在酒吧里越来越多,纠缠不清,晃动的身影像丛林。 这个看来文弱的华人青年,有些自相矛盾地,在他宣称亲切的白人中反而显得有点不安,因为在这些家书里,他表达了他对布鲁塞尔的眷恋,比利时仍和他最表层最直接的情感关系,就像情人,那天夜晚他也说:“白人从不会主动和一个黄种人打招呼。”他本来说有一群老外朋友会一起来玩,和我喝酒,但是并没有。也许周围陌生的人群就是他所说的朋友。 这时他似乎感到某种压力——某个熟人正一边逼近却还一边对他视而不见,他实在忍不住,起身主动和他用法语寒暄——这白人比利时参赞像惊醒一样也认出了他,同时开始费劲地,在我们这些中国人堆里继续分辨熟悉的面孔。 那一瞬间真像考验人的定力的游戏,谁主动上前谁就输掉了自尊。“我们是无根的人,好处在于思想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有多个面孔,我们下意识地会模仿任何人,取悦别人,like a whore。”他神色晦暗地说——这情绪多少和他刚接的一个电话有关,似乎是法语,似乎在和老板争论,他目前在上海一家比利时外贸公司工作,“压力非常大,不能耽误了发货。” “讲中文我弱一些,我讲法语的时候,性格要强硬一些。”他说。 “为什么不在船上干了?” “看我的家书就知道。而且我想在上海做一些实务。在中国。”这口气就好像一个奥运选手——“体育不是事业。”但他在船上得到了爱情,她们有限的生活空间,选择也很少,而他显得很特别,又很平易,“她的上司和她有过节,而我能管他的上司。我像一个好心的领导。”她就是信中提到过的前台能干Chrstina Chen,家在湖北的老河口。女朋友是一个地道的湖北女孩,“她很少像我那样想太多,她觉得,中国的社会现实就是现实,可以很自然地接受。——她也许影响了我……不,我是学人类学的,我一直认为,任何国家的任何做法,放在文化之内,都有其合理性。” 这些关于长江的家信,我个人认为,并非最宽广最全面最深刻的视野,它甚至有些固定的成见如火锅底料没有化开,但起码代表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对事物正常的看法(包括正常的偏见)……以及作为局中人悲与喜的正常反应。反思事物也许是最困难最高雅的理解事物的方法,模仿次之,亲身经验——则是最痛苦的方法。 无论一个年轻人通过教育如何短期就获得世界的思想,获得了一个如何机智的“老灵魂”,现实一下又会把人变得年轻,并且“愚蠢”——那些世界意识,也必须让位于关于中国的务实的生存技巧,从他现在的外贸工作就可以看出。现实的确是弯路。 来中国之前,他一直在法国为一些非政府组织当政治说客(我GRE词汇表里的lobbyists),为了法国农民以及外来移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游说于左翼政党之中(之前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念政治学,他觉得自己没学到什么,但第一堂课就划分了他的肤色、种族、性别甚至党派——美国人如此重视他们两党的差异,在旗帜更鲜明的中国人看来难以理解——他自动地将自己划入弱者的阵营)。 他曾喜欢把他要游说的内容包装得很漂亮很得体很委婉——很难说这一点来自中国人的性格还是文化无根者的不自信——但他的法国上级认为这些中国思维里的繁文缛节毫无必要,他们似乎仍然更喜欢以欧洲人古老的直率去生磕那些政客。 ——译者 家书正文:
亲爱的家人、朋友(下略): 我正从维多利亚安娜号的办公室给你们写信,她正航行在长江上,我已有两周没给你们写信了,唯一的理由——适应船上的生活需要时间。 按航程,现在我本该处于4小时的睡眠——星期二晚是靠岸时间,一群菲律宾华裔(汉语只能讲福建方言,和台湾口音相近,讲一些英语)在午夜到达,精力充沛,我介绍游船信息,帮他们入住,占去大半个晚上。原谅我今天的信有点乏味,颠三倒四。这是我在安娜号上的第12天。 昨天在重庆,中午我走进解放碑附近一家饭馆,饭桌的喧闹盖过随身听里恩雅的歌声,菜单是为多人一起吃饭准备,我尴尬地点了一人的分量,有两个人陆续加入我的桌子,但吃得很快,5-10分钟,一碗面汤,可能完全是红辣椒油,一笼包子,他们的眼睛始终看着空气或碗,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若是在布鲁塞尔,我会和他们聊起天来,但重庆的生活是无语的,我们的目光从不相遇,在3000万人中,我想有多无名就有多无名。 当船停泊重庆,我在船的轮机声或者发电机的嗡嗡声中淋浴,我快习惯的那种地板或床垫的颠簸,没有了。安娜号有145间客房,可容300名乘客,每人花数百美元沿长江逆流而上,顺流而下;主甲板下还住着150名船员,他们的宿舍必须容纳4-8张床,每月挣50美元(作者注:实际上他们的月薪是450-500人民币,06年约50美金,可是小费好时可以拿到2000-3000元),笑容始终在脸上——那种欢乐始终洋溢在这些中国青年的身上,而我每天头枕古老的江水而眠,呼吸亿万人呼吸了千年的微风,这一切在年底将会消失大半。 三峡是我们游船的主题——带游客观赏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美丽峡谷、悬棺、白帝城的岛城,岸边的神女峰。我的工作是填满我们卖给他们的那个梦,用三峡自然美景和人工的耸人听闻的三峡大坝。在2003年以前,水位大约10-30米。2003年,峡谷水位达到100米的高度,到2009年,“泰坦巨人”三峡大坝最后一涨,象征着大河之心深陷的文明的终结。175米的水位,使这些山峰如我在浴缸水里突出的膝盖那样伸手可及。 每周二晚上大约6点,平均有100-250名游客会从重庆上船,岸边有11或13个码头(迪克说,在9月-10月间,由于水面变宽货运增加,码头会增到150多个,他是我的培训者和高级驻船代表),安娜号会向下水航行四天三晚,150名年轻美丽的船员为客人提供三餐和酒水,清洁他们的船舱和洗澡间,在晚上的无聊时光为他们解闷儿——第一夜:维多利亚安娜时装秀,第二夜:维多利亚安娜的夜总会风格的歌舞狂欢——船员在船的每一个角落对他们微笑,按摩他们,为他们照相,兜售中国油画和风筝,给他们做头发,扎针灸,对他们说晚安和早安,或“欢迎上船”,“一路顺风”,送他们上岸回家,风雨无阻。 每周五早晨,当上水的游客从湖北宜昌上岸,我们有空打盹或上岸吃个火锅(辛辣的中国干酪,加热融化在辛辣的红油汤里,可以煮任何生菜)。每天我对他们正式微笑30多次,需要动用多少肌肉?“欢迎上船”,“胃口好”,“秀在8点45开始”,“我喜欢您的衣服”,“你从悉尼,纽约,德国,意大利啥地方来”,Buena noche senorita(多美的晚上啊,小姐,西班牙语)。 我的抱怨听起来也许太愤世嫉俗了,其实我爱这个工作,每个人都很开心。我们的船陪Daniel Li:在船上工作10年;运营经理助理Samson Yang:10年;我们前舱的美人——时装秀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女孩儿Flora Chen(我昨天听说她成了Daniel Li的女朋友)看起来永远沉浸在舞蹈的幻觉里,她在大堂卖纪念品;Christina Chen(仍然单身)负责前台,尽管有千头万绪要处理,始终哼着歌。 这是我上岗的第二个班,此刻航向巫峡。回想我的首航——5天的上水航行不需要干任何工作,不用穿制服,像打发17小时时差调整的美好假期,一边观察迪克工作。 工作时我穿上POLO西装和白色长裤,没有条纹,没有帽子,没有水手服,我和一对加拿大长大的时髦的华人夫妇交谈,他们现居香港;一个法国父亲带着女儿——他们家族已有四代住在毛里求斯;一对家住澳大利亚马鲁巴的夫妇,悉尼东南部郊区,三月我在那里睡过一晚;一对坏脾气但性感的意大利年轻夫妇,抱怨红酒和土豆片;一位来自新奥尔良的金发女律师回忆飓风卡特林娜之后的城市重建(本城的爵士音乐家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捐赠的乐器!);一个长期独居萨尔瓦多城的父亲,他的妻子和儿子安东尼奥自从1970年代,就住在洛杉矶,描述了他的美国梦:“我妻子的家庭希望她今夏可以回家,但我告诉她在萨尔瓦多没有什么可看,可做。” 今天是我第二次上水航行,少见的事发生了:竟然没有一个游客!有时夜深人静,我会听法国歌手CALI(我在布鲁塞尔的“咖啡的颜色”音乐嘉年华发现的歌手),看看我那的小红本子——《欧洲社民党手册》附赠的一个小红色笔记本——上面记载着7月18日在“乡村后家园”餐厅楼台的橡树下,朋友给我留下来的祝福及签名;有时也忍不住想起我上半年每天骑车穿越的布鲁塞尔街道的名字——从“树林区”的Berkendael 路到地铁Maelbeek站旁边的香港办事处上班,我想家,想我心爱的布鲁塞尔。 永远爱你们的
上周我和游客一起上岸去丰都的移民村。这是一个小城市,76万人。离重庆200公里不到。在那我第一次接触到旅游业对当地人的损害:这是由30名50岁以上的美国人组成的旅行团,许多人碰巧都是牙医,大部分在美国都有不止一辆轿车或公寓。第一站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一家7口人住,底层用作小杂货铺,乱糟糟的,商品无序地摆在灰尘很厚的柜台,但当我们上楼,穿过卧室和客厅去阳台,比楼下可漂亮多了,显然他们依靠展示他们的家庭生活而生,受雇于经营豪华旅游的机构,而非靠卖爆竹、快餐面和洗衣粉。在阳台上,旅行团将70岁的老祖母围住,她背很驼,忙出忙进搬长条凳,小板凳给这些美国胖子,微笑着回答所有问题,许多牙医与缺牙齿的祖母合影,分享这家人由河边自耕农“升级”为新城的农民小店主的喜事。有一个扶轮社的纽约人开始分发“I NY”字样的别针和铅笔,给尚未宠坏的孩子们,但当我们临走,我回头看见老祖母脸上有很复杂的表情,有点累倒了一句话也不想说的架势,就好像在河边的田里忙了一天,看来每天这样做秀是她的重负,他们失去了土地,其实正经历艰难的转变——向城里的生活。或者说,沉重的虚荣。 昨天早晨,美丽的西陵峡晴空万里,阳光明媚。 这是这9个月里,船员们最后一次航行穿越三峡东段。今天开始游船暂时无法通过大坝,只能泊在上水一小时的地方,这也意味着,从今天开始大坝满负荷运行,长江水位开始上涨。船陪对游客说,到10月中旬,我们的游客将看到全新的美景——更小的峡。 我觉得很新鲜——今天早晨,我们在卫星电视的三频道的BBC新闻里看到中国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获金狮奖——一部关于三峡工程的有争议的影片——《三峡好人》。 中国人相信五行是生命的基本元素,用以维持人类生活秩序的和谐。现在,他们似乎开始改变水元素了。 无论如何,这仍然给我一种感觉,中国人也一样对可能降临的未来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今天是我在维多利亚安娜号上一个月纪念。为犒劳自己,我睡了很长时间,泡了澡,然后我感冒了,喉咙发炎,头仿佛沉入江水,我第一次长久注视着天花板。 过去的一个月,我像一个帕夏(奥斯曼土耳其在北非的总督)那样生活——借用法国城里人的俏皮话——我有一个标间,101房,在主甲板的尽头,服务员一天会来铺床2—3次,通常当我不在或出外巡视,只有一次她进来时我正穿着拳击短裤——清空垃圾框,收取我的洗衣袋,叠好我的毛巾,吻别晚安(那只是我的愿望……) 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我坐在皇朝餐厅(每一艘都有这个名字的餐厅)29张客人桌子旁边的一张员工桌旁,每一个航程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不同的颇有魅力的女招待,问我想喝点什么,是否想要一些汤或咖啡伴侣。 每天晚上,上床之前,我会打电话给前台的某一个女孩(是的,我知道她们每个人的名字:分别是Elaine,Melodie,Fiona,Lucy)。还有Leo 和 Jack,前台女超人Christiana,提醒她们为我叫早,并在黎明前将我当天要喝的青岛啤酒放在一台漂亮的等离子电视前面。 这听起来像永远停不下来的航行。但老板可是雇我们来这里工作的。 大部分早晨,我在5点半—6点起床,我们的高级驻船代表Dick——我的师傅和我恭迎6点起床的家伙,我们的微笑已经高度清醒,在早鸟云集的咖啡馆——4层甲板的“扬子俱乐部”酒吧。那是我最喜欢的时刻——三峡的晴朗早晨通常有雾中的日出,安静的江水和缓地在地下流淌。 然后是早饭,船陪Daniel和Gary ——这些名字都是中国人自己起的英文名字,不是姓氏和本名——和我们一起,对所有的游客致意——当他们进入一楼皇朝餐厅时。 大约8、9点,游客上岸观光,Dick 和我轮流跟随,不是去观光,而是确保有船员在场和他们聊天。午饭之后是下午的停工期,瞌睡,咖啡或下午茶,和游客闲聊,有时去健身房,或者猫在船舱里看碟。 晚上7点是晚餐,“好好享用”,“晚上好”或者我在门口说的其他俏皮话。晚饭一小时后,我们换上便装(虽然不能穿牛仔裤)参加安娜号上的表演。Dick 通常会唱他拿手的Frank Sinatra 的歌,我则埋头于法国绿茴香闷酒,到晚上10点,检查舞台上的灯,和酒吧最后的“台柱子”——一个烈性酒的酒鬼插科打诨一下,最后站在4层甲板酒吧门口向他们一一说晚安。 我65岁的导师和新同事的一天这样结束。我则还要巡视船上每个角落,包括同事在主甲板下的宿舍,通常我还要拜访那些驻船的艺术家和货郎,画家,女照相,风筝世家女,或者船医。一群女孩子男孩子,船的地下世界,睡觉的空间比我的小两至三倍,隔壁就是发动机舱,轮机组,但他们比HBO电影还有趣。 我晚上“抛锚”一般在11点20至12点之间,这时,夜班的前台女孩子在101房间旁边写下5点30,叫早的时间,然后祝我晚安。没有吻。
今天我再次试图整理我乱七八糟的想法,这样你们就能看出船上的生活是多么的不稳定——或者只是我个人的又一个不稳定期。 早晨6点竟没有一个游客在咖啡馆露脸。又到巫山了——三峡腹地的城市,城市完全建在山上了,建筑杂乱分布在两岸风景里,大部分新建筑用来安置原先住得离水更近的居民,河岸刚刚淹没。当太阳升起来,早晨的蓝混杂着一层轻薄的雾,遮挡城市的面孔。我站在第4层甲板,看见巫山的码头缓慢地醒来,它的衍生物,还有那些贩子恢复了活动。 自从大坝关闭开始涨水已10天。每天涨0.6—1米,从9月10日的135米到今天——快漫到143米了。上周我和运营经理助理Samson 到岸上散步,他比我小两个月,娶了船上的一个客房服务员,现在孩子都4岁了,由重庆的奶奶带。现在我们散步的路面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曾像两把麻辣火锅的大漏勺,在那旧城的街道中努力寻找现代踪迹。现在,反而是一切古老的又都不可恢复了。 远方的人与我们这些在水上生活的人有着不同的感受——过去10天,涨水的感觉其实挺可怕的,让人发疯,像眼看着水漫过指间,势不可挡,而且太快了。 上周我们接待了满员的250名游客,不幸都是老美,我想遇见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者荷兰人的渴望泡汤了。但这些美国人有不同的种族:印度人,华人第二代,夏威夷人,有一位女士来自百慕大。 在丰都饱受游客贬低的鬼城之旅——游客回船之前发生了一件趣事:一位嫁给纯种美国人的亚裔美国女人,40多岁,买了一个红漆小板凳,全世界的孩子都坐的那种——在这里是最常见的家具,有时游客将毫无意义的东西当个宝。当水果贩子递给那位女士一个新的小凳子,她发现贩子那还有一个粗糙破旧的同样的小板凳,她热切地想买旧凳子,问价,贩子不动声色地树起三个手指——30元。罕见的不公平的交易,那位太太最后加了10元才买下,施舍吗?她高兴而归,像一个小女孩得到了新的洋娃娃。 我从未感到这么好笑:这个小贩大概有30多岁,头发几乎花白,引来众小贩的围观,他反复抚摩着那个剩下的新板凳自语(多么像阿拉丁神灯的故事)——“这破玩意,根本承不起人,一点用也没有。她竟然不买我的水果!”他对着新鲜的大葡萄和多汁的黄梨叹息说。 星期六早晨,当所有的游客游览大坝回船,我遇见两个纽约人,他们怀疑我是否真的来自比利时。谈话不久就转向法国,这两个六十多岁的白发白人老家在法国,在纽约生活了40多年。他们纽约的新邻居是法国华裔,几乎不能说英文。我告诉他们,我的父母是中国台湾人,住在巴黎迪斯尼乐园附近,我其实讨厌继续跟随他们的华人在西方的话题……这男人曾在纽约的饭馆里当侍者,现在曼哈顿闹市区拥有三辆出租车。 在上一次上水航行中,我还和一个长得像中东人的家伙聊过,他来自美国加州,他也一上来就问我比利时的事。他是一位退休海军,曾在德国黑森州的威斯巴登的美军基地服役四年。他告诉我,他和比利时唯一的“联系”就是当年曾在欧洲爱上过一位漂亮的比利时女人——在法国的阿尔卑斯的峡谷滑雪时。我也曾在那里滑过一两次。 此刻船过巴东大桥,早晨6点半,这个男人就有兴致和我分享他一生据说唯一一次婚外情的故事。大概是10或者20年前,他记不得她的名字了,但是记得她多语言的智力和异国情调的芳香,“玷污了他生活里的那个星期”。 也是这次航行中,有一对夏威夷夫妇,50多岁的样子,告诉我他们的混血女儿嫁了一个荷兰篮球运动员。运动员在靠近法国边境的弗莱米西城打球,因此他们有很多时间去比利时。几年前,他们的女儿和篮球丈夫搬去了哥本哈根,我们的谈话转向森严的丹麦法律,关于族间通婚——有一条法律禁止或者过去禁止人们在21岁以下结婚,是为了防止包办婚姻,或者丹麦公民与非欧洲公民之间的婚姻。《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这个法令是基于一对住在瑞典马尔摩的丹麦-古巴夫妇的故事,该城与哥本哈根只有一桥之隔。 这天早晨,我的新朋友Rachel,中国名字“杨川梅”,在四层甲板的酒吧工作,向我透露了她与其他男性吧台服务生的勾心斗角,她最近才提升到酒吧柜台里面工作,以前是侍应。还告诉我她父母生活在重庆郊外,不常见面,我问她是否有兄弟姐妹,她说“我有一个哥哥,但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淹死的,所以我妈妈一直很怕我去游泳池。”她有客人们喜欢的性格。她渴望学英语,为此拼命地和客人接触,据说她在酒吧里是拿到最多小费的人。 也是这天早晨,我看着支离破碎的巫山风景,游客全在睡懒觉,太阳从安娜另一侧的山后面升起来。
昨夜当我们等新客人时,我第一次感到了幽闭恐惧,这真少见,我已在船上生活两个月了,在本季航行结束前还有大约6星期的航期,大概会在12月1日停航。我现在袤坪,它其实是秭归的港口,我在船上度过90%的时间,和同事一样,难怪大家都随时想逃离上岸,无论到哪停泊。 很重要的原因是船上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我们可以收看BBC世界新闻,我们可以收到过期杂志,报纸,有的是游客送给我们的,几星期前一个巴西游客给我一份九月号的《经济学家》,你可以看出我有多高兴!我仍然觉得在中国腹地的这条河流上航行使我和许多有趣的事情隔开了,感觉有点被抛弃。 在布鲁塞尔时我每天读报纸,《世界报》,《自由比利时》,《国际先驱论坛报》,有时还有《解放报》,最糟也是在地铁看免费的《地铁报》。新闻杂志不是我最常用的信息源,但我有时爱看《世界报》的周末版杂志——它那些真实的照片和深度报道。 在长江上,我能读的一切报纸是星期二和星期五出版的《中国日报》,我估计这份报纸是中国读的人最多的英文报纸,还有三份重庆和三峡地区的报纸。前者有大量的国际国内新闻,也有关于台湾的新闻,比如陈水扁的反动行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政府承诺所有西方记者都有自由报道权;三峡大坝和相关的移民项目,上海市长的腐败案——地方报纸传递中央政策,报道中央政策在当地被贯彻执行的信息,当然地方报纸有更多奇闻逸事和好人好事,比如一个农夫的女儿花三万元给父母买了新房子;还有英雄行为比如一个农夫的女儿每天给残疾的父母买肉吃,风雨无阻20年;以及本地的慈善活动,比如一个农夫的瞎子女儿得到了来自大连的捐款从而能够上学;国际新闻永远在第二或者第三版,超越不了国内和本地新闻,最后一版经常留给大陆港澳台的明星。 生活还要继续。我终于掌握了全部同事的名字,至少是在游客区域露面的那些同事:客房服务,餐厅,酒吧和前台。要记住他们的英文名字并非易事,有人甚至记不得自己的英文名字,他们还经常换名字,根据心情以及对某个名字的感觉。有个酒吧的家伙甚至同时有两个英文名字:Eason 和 Joe。有些航程会有其他船上的人调到安娜号上,或新的见习者调到客房部,为下一个航季做准备,但我很容易就发现餐厅来了个新女孩,而在三层甲板的豪华套间来了个新男孩帮忙,我设法和他们中的一些成为好朋友:比如餐厅中的Henry 和Roy,酒吧的Rachel,前台的Christiana 和Jack,Buddy——他的名字多可笑而不自知——客房部的Jacky 和Helen。有些夜晚,当我们泊在袤坪,我们去码头吃火锅——重庆火锅是非常辣的干酪汤,宜昌则是非常辣的炸鸡汤。还有啤酒。 大前天晚上,我邀一位德国导游一起吃火锅,上一次下水航行他在船上,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绅士,能讲完美的普通话,他呆在中国,或者起码是做与中国有关的工作长达25年,是个汉学博士,一个自由职业者,积极参与任何与中国有关的项目——尤金来自柏林,今年9月,他曾为Arte拍摄过一部西藏的记录片。谈话者还有Roy,Henry 以及其他几个人,Roy的老婆在楼上打麻将——小赌一把;我们像中国人那样抽烟:任何人在任何情况抽烟都要先递烟给别人;还谈到关于我们船公司10年没有给员工加工资,因此流动性很高,许多人跳槽到其他游船公司;关于前台的女同事和餐厅的女同事的纠纷;关于每个人的年龄,孩子有多大。 生活在继续,在江上。今晚我们将再次到达巫山,穿过两个峡谷,西陵峡不规则的山峦,巫峡每一个山峰都承载着一个故事,由本地传说变为全国传诵的故事。 明晚停丰都,游客游览鬼城的庙宇和宗教建筑,回来感觉复杂,有人觉得自己只是去了一个廉价的公园,有人觉得增加了关于儒释道三教的知识,关于生、死和死后的生活的解释。在今天本地报纸中我读到10月13日在袤坪和秭归之间的水域,有两艘货船相撞,一艘满载奶牛,所有的奶牛和七个船员溺水而死——《三峡晚报》10月21日的报道。
感恩节祝福!希望你们都好,感谢你们可爱的邮件!天涯若比邻。 多雨的秭归,松垮的瓦砾城市,或者算是以前叫秭归的地方的剩余。2003年过后,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模样的大城,宽阔的大街和高大的建筑,人口并不稠密,零星的几辆汽车,小货车,行驶在奢侈的街道和山上的坡路。许多人搬去了宜昌,那里有宽敞的新公寓,麦当劳,超市,高速公路和城市公园。 昨天下午,在灰蒙蒙的毛毛雨里,我散步至一些新城里的背街,其中还是有一些擦鞋的小贩,补袜子的,有卖新鲜水果或辣椒面,彩票或者香烟。男人和女人们坐在小板凳上打扑克,无论天气如何,躲在阳伞之下,当屋子背后两岸的青山被街道取代,他们在这里继续他们无动于衷的日常生活。 我还去了一个书店,各类书杂乱堆在书架。我可能在那耽搁了一两个小时,浏览历史小说,民间故事,旅行小册子还有政治小册子。有一本《百家姓》,我找到了我家族的历史,多数中国人知道自己家族、祖先和姓氏的故事,但我只从我叔爷爷那里打听到一点——一次在电话里,我10岁的时候,在台湾,一次学校作业,听了后我很兴奋,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了解到我爸爸这一支如何永久定居在台湾,一百多年前。书中这两页邹家的历史我不想多言,最有意义的发现是我们起源自山东省,世间所有老师的老师——孔子的故乡也是这里。公元前200-300年。今天在山东还有邹城。我和孔子没有一点相象。但我有小小的骄傲。有他十亿分之一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 我过去大部分岁月都在欧洲、非洲度过,有几年在美国,我的名字永远是同学里唯一的中国名字,甚至是唯一一个听起来像外国名字的——尽管后来在布鲁塞尔,我和爱尔兰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一起工作,每人的名字听来都有异国情调。只是今年很特别——我遇见了几个姓邹的,我在重庆常去的银行就在邹容路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虽然,时不时的,因我的文化背景,我对这个国家保留着我那外国人的无关感觉,我还是忍不住觉得自己一天天越来越像个中国人,至少这是一种极为亲近的感觉,而且和我童年在台湾的那段记忆混杂在一起(9-13岁)——我父母讲的母语,他们身上的文化决定论,还有血液,都使我觉得和中国人彼此相象。 上周六,在重庆,我花了整整一下午在解放碑附近游逛,之前我看了一场电影(三个月以来第一次!)。香港心理恐怖片——本来想看奥利弗•斯通的《世贸中心》,可惜变成中文配音了,因此就去看香港片。 在中国第四大城市最繁华地段看这部片子真恐怖。也许是女主角的幻觉和让人精神不安的行为作祟,我出来时看见满街面目可憎的人,非常疏远——三个月以来头一次,对陌生人群的恐惧,外国人的无关感,自我确认的心理混合在一起,像从梦中惊醒,我意识到我已经在文化上、社会身份上、心理上甚至肉体上,来到了中国。
昨天谈了太多心理问题。巫山也在下雨,码头有一个小贩子挑来了至少一吨又大又肥的橙子,凯娜号的船员在挑选最好的。我在中央六台看到很滑稽的东西:中国60年代的一部黑白电影,只有西班牙语字幕,我关掉伴音,开始读出声来,电影里的男女在小声抱怨。如果你草草记下这些字幕,那读起来真像一部中美洲的革命电影。 在我的船舱里堆着一些书,我一直准备读。目前在读两本:一本叫《大洪水之前》(Before the Deluge)——英文写的,是一本很好的人类学考察,关于三峡和两岸的城市居民的生活——当他们预感到长江即将蓄水时的反应;另一本是中文书,关于四川康巴藏民,今年三月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就一直向往去那。但我最后却是在笔记本电脑上玩游戏(谢谢爸妈和哥哥,我30岁的生日礼物!),边看中央5台的NBA实况——与比利时不同,中国竟然在公共频道中转播NBA! 我其他更多的时间是花在船上与同事们相处,了解船上的设施,还有我今年工作的第三艘船——维多利亚凯娜号的秉性…… 巫山也在下冷雨,游客今早去了大宁河,长江的一条支流,小三峡,小小三峡…… 还有9天,这个航季还有9天就结束了,在停航期,我将在中国的岸上开始新的生活。
八、靠近涪陵水域@北斗号@2007年5月2日 这段很难找时间写信。自从三月开航,我被调到另一艘船上已经两周了,离开了Dick和其他熟悉的同事,以前的船也交换去了另一个同事——一个在纽约有产业的人。 我是掌管游船的人——服务,组织物流,通知乘客有关注意事项:从“禁止在船舱吸烟”到“我们在四层甲板的酒吧隔壁提供按摩服务”……在不同的船上,这工作内容差别不大。 船上的人照例来自世界每个角落:应该见见Gloria Camarero夫人,一位57岁的秘鲁人,来自利马,3周环游中国。这是一个由18位头发灰白,手拿拐杖的,貌似西班牙人的,讲英语的精英人士组成的秘鲁旅行团,其中有一位退役的海军上将,他不停地夸奖船长干得好,他自然知道驾驶一艘船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位81岁的老先生,Señor Duharte,他如此喜欢我,以至与我在船上合了无数次影,他感谢我任何时候看到他颤颤巍巍在船上走,都会过来扶他一把。Gloria 其实本住在比利时, 他丈夫在1970年代曾在那里学习机械工程,也许现在是秘鲁很重要的一位工程师。这使我想起2000-2002年我在古老大学城鲁汶碰到的所有拉美人——拉美人全都学习机械工程和农业,或者是和我一样的人类学。 接下来见见Primeur先生和太太,他们的三个可爱的金发儿女,来自巴黎,现居苏州,自从去年8月。她曾在巴黎经营一家餐馆,他如今为一家大的美国制药公司担任商业经理。这些孩子看上去应该来自巴黎西郊“富人区”诺伊,前市长Nicolas Sarkozy(尼古拉斯•萨科奇)很有希望成为下任法国总统。我们昨夜的话题主要是谈他们的老大Nicolas告别纽约的法国学校来苏州的适应过程。我想起了我13岁那年离开台北去巴黎。 昨天是中国的劳动节。有很大的庆祝,至少从媒体来看。各种盛大的舞台表演,在偏远乡下的农民和海边工厂工人的鼻子跟前表演,演员和歌手参与这思想明确又精心安排的演出,歌曲赞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工人艰辛的劳动果实,是对社会的重要贡献。当然,对我这样一个台湾人来说,头脑里多少有着国民党的教育,我想起我母亲的家族——当年国民党军队被人民解放军从大陆驱逐到台湾——她们也去了台湾,我在中国大陆的电视上看这样的庆祝,真有时空错乱的恍惚。何况这还是一艘装载着169名美、法、英游客的美国船。 我忘不了来自北卡罗莱娜的Blowing Rock的那位绅士,他也是在北卡大学念的书。问我为什么到头来是在中国长江的游船上工作,怎么看今天的中国——用我“多层虹膜的有色眼镜”,我很高兴听见Boone, Asheville, Blowing Rock这些小城的名字,在北卡的山脉中,1997-1999年我曾在其中旅行过——看起来我去过了世界上太多地方,以至不能确切地记住日期。我花了三天才想起那些日期,什么时候去的蓝脉山,去阿巴拉契亚山脉,去东卡罗莱娜。 有时我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人。我在同一条船上,连接三个不同的世界,并且仍然相信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我虽然和所有人同吃同住同呼吸,乘一样的船和巴士,但还是一个经年的老问题困扰我:“我是谁?”我终究只是一个中国最长的河流上驻船代表,职责是娱乐我的游客。
我回到了安娜号,又见到了我最好的朋友迪克和我的女朋友Christiana Chen,进入我长江上航行的第六个月。 三峡大坝最近又对游船开闸了。自从五月初,我们一路通过船闸,经过我写过很多次的秭归,到宜昌,我们的游船到达了西陵峡更美的东段,在大坝更下游的地方。这里水位仍然没有超过110米,目测之下,还没有被淹没的村庄和转移的居民。 上周,船上来了一个新加坡记者和她的摄影师——“亚洲新闻频道”——对三峡游船和大坝建好后的新长江进行报道。她采访了游客,船员和岸上的移民,试图描述奢侈的游船生活和岸上移民的穷困。上周一,在丰都,我陪同他们去拍摄名山镇的老城——老城仍然有部分保存在南岸,但显得很孤独,自从1992年,新城就在北岸开始兴建,政府的移民计划也开始进行。目前老城仍有许多半空置的建筑,铺得很糟糕的街道和中低收入的家庭。地方政府大楼,商业区和更富裕的人已经转移到河对岸。以前热闹的,生气勃勃的民俗街,市场不复存在,水果贩和货郎、讲述鬼故事的说书人也没有了。丰都应该是一个充满了神秘鬼故事的地方,无论如何。工匠,手艺人,水果贩子……“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一些年长的人和同事描述,“在大洪水之前。” 以前我提到过一个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朋友,谈过田纳西峡谷在1930年被淹没的事,科恩兄弟的电影“啊,兄弟,你在哪里?”(O, brother, where are thou?)也是讲述这段往事,本周我又看了一次这部电影,现在我对这部电影有了新的认识——当他们谈论淹没的峡谷和新生活的时候——乔治•克鲁尼扮演的角色(后来他漂浮在水面上求生,洪水来临的时候)告诉观众整个工程将如何为人们提供电力,如何使他们的生活现代化,即使他们以前的生活并不需要用电……上周,我听一个游客问我们的船陪Daniel Li:为什么在夜晚经过的一些城市一片漆黑,或只有少量灯光。原来果然是一些移民——即便他们搬迁到新的现代城市,也仍然没有用电的习惯,也因为那需要钱。贪婪的开发商野心勃勃建造许多现代化的住宅楼,许多年轻人为城里讲究的生活和体面的工作所吸引,选择自动离开去别的城市,空余这些当地的新住宅,在夜晚一样与对岸同样荒凉的新城岸上……这些琐事看起来都和克鲁尼的老电影同一色调。 十、巫山@中驿号@2007年6月6日 现在我已习惯每月从一艘船调到另一艘船。此刻我在维多利亚中驿号上——一艘旧船,1999年造的,以前是邮船。这船要小很多,比崭新的安娜号要寒酸些,但有着一条老船能给你的特殊气息。到处都是所谓的“地雷”——那些踩过去就会立刻弹起来的小地方,因为钢板老化变形,但如你是首次登船,你还是感觉到温暖的欢迎气氛。 两天前,我在宜昌散步,这是我们下水航行的终点城市,上水的起点,这也是三峡已故水道的起点,进入三峡前最西边的城市,大部分船在进入长江的急流段之前要在这里停靠一下。日本人曾占领该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转移到了重庆,三峡一度成为两军之间的无人区。这个城市充满了历史遗迹,我还发现它是天主教在湖北省的重要教区。 当我在宜昌城中心闲逛,那巨大的建筑躲在现代的城市聚落之后,但还是引起我的注意。它是一座天主堂,周围紧挨的是灰色破旧的楼房,街道看起来更像小巷,我走到它的大门前,尽管我知道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国有几百年的传播历史,我还是觉得奇怪——看见西方文明深处的古老之物隐藏在现代中国的城市中心。我喜欢游览教堂,在巴黎,家附近无名的小教堂总让我宽慰——那突然降临的安静。 宜昌的天主堂有相同的氛围。里面没有一个人,我坐在最后一排的长椅上,看到各种宗教画,圣徒的肖像,看到翻译成中文的圣特蕾莎修女、圣保罗甚至念起来更含混不清的圣贡扎格的名字。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写着教堂历史的石板,1881年建立,没有写教派背景来自哪国哪会,1931年,由一位名叫 Noel Gubbels (中文名字:顾学德)的比利时主教翻新成钢筋水泥结构。当我走出教堂,在前门看见隔壁是另一幢中国仿造欧洲19世纪的廉价的建筑 ,“真彩酒吧”,但是霓虹灯和巨大广告牌更夺目,喜力啤酒,法国的Kronenbourg啤酒,这些广告语夹杂中文和法语,似乎是想制造地道的西方色彩。教堂门口和我打招呼的老妇人试图告诉我,在教堂结婚又便宜又好,她一旁有一个牌子,写的是非天主教徒在教堂举行婚礼的价位和规定。 回到船上,我在网上查到Noel Gubbels在1930年-1950年住在宜昌,1950年因心脏病在中国去世。 一些文献记载他在湖北地区出版了关于基督教在湖北起源1857-1870年的历史,另一本关于那些致力于使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皈依天主的传教士。真巧,坐在中国一个小城市的比利时主教生活和布道的天主堂,我想起我是在鲁文学习了两年,然后开始旅行至中国宜昌,一百多年前出生的他也一样,天主教的世界旅行可真远,不同的是,我还是一个中国血统的人。 最近经常思考中国社会。有三名法国游客和我们下水航行。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Patrice, 一个国际医药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和来看他的父母一起旅行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年,说来说去,回到了反复说过的老话题:中国社会对利润和金钱的无休止的追求。 Patrice 赞同说中国到处都在飞速发展,比如重庆,自从1997年成为直辖市,就开始了巨变,在中国能看到这样的变化真是激动人心。但这种转型最困扰人的是一切都向钱看了。有很多国内旅游公司都在卖我们游船的船票给国内游客,这个礼拜我发现,价格比我们卖给他们的提高了三倍。所以一队中国游客上船就大发雷霆,发现自己用更高的价钱却只买到了最低等的一层甲板的舱位。 我到中国快一年了,所有震撼我的都不再震撼我了。只是这种沉醉有点可怕。近来越来越多人投资资本市场,股票,证券和基金。中国很好的报纸《南方周末》(经常被外国媒体引用)为此写了长篇文章。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美国毕业的金融博士发现他的保姆也在投资金融市场。他们说当卖鸡蛋的和擦鞋的甚至按摩的盲人师傅都在投资股票,这只能说明股市里已经有了巨额资金可以玩弄。上海和北京目前的牛市这几个月一直乐观向上,自从去年底,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在给它加热。在我这样的一个旁观者(之前我的工作是观察富裕的欧洲社会的各种排外模式以及贫困问题)看来,这非常可怕。这种经济泡沫,所有人鼓励所有人不假思索地给经济打气,将不多的钱投入脆弱的经济,会对一个本来相对贫困的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再次,我看见中国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疏远它的过去,充满伤痕地活在它的现在,为金钱所蒙蔽,看不清自己和未来。
过去一周是2007年长江第二次洪峰。中国人自古将洪水和伤亡、家园毁灭联系起来。我似乎是在亲历中国的洪水,看到新闻里,几百万人受灾,此刻站在江边的惊涛骇浪前,拍击涤荡着礁石和我们的船。我能体会两岸的人做何感想。 六月,我们公司有些船只不得不改变航程,因为大坝对这些船完全禁行。但这不足以使我在这些信息和真实结果之间建立联系。这次因为有更多更大的水来自上游,我看到了真实的状况。上周星期二7月17日,重庆下了创记录的暴雨,雷电,135年以来;街上的人得趟过齐腰深的水。在嘉陵江上游的一个地方,人们困在被水和暴风雨包围的房子里,山上下来的洪水随时可能摧毁房屋。一周内,重庆地区42人死亡,两倍的人失踪。报纸上说,两个小女孩困在家里的窗户后面出不来,一个英勇的警察用自己的脚踝踢碎窗户将她们救出。几天以后,报纸上又说有一百万人不得不搬离长江两岸,也许将再也看不到他们的故园。 我们的游船每天航行,看到那些受灾地区是很触目惊心的事情。我们的船上是富有的西方游客,度暑假,看美景,天真地欣赏高山大河,与此同时,两岸家园被毁的家庭和房子,几乎荡然无存,山体滑坡和洪水,充斥长江沿岸。我能想象一个无家可归的家庭在一个摆渡点等待船只,一个很可怜的小码头,几个包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默默地看着我们的豪华游船经过。多讽刺。 十二、巫峡@玫瑰号@2007年7月27日 这几天我给游客们放映中国电影《三峡好人》。它出色地描绘了人们在等待大坝涨水的那段日子里(自2003年6月起)必须忍受的无聊生活。农民成了拆屋工,捶打着水泥建筑,几天前他们自己还住在里面。下层人民挤在一个很小的旅社房间里,看着唯一的窗户外的虚空,一边唱着流行歌曲,在即将淹没的码头上打牌,无动于衷。 深入这无聊的生活深处,电影里还出现了主角看到一个烂尾楼变成宇宙飞船上天的镜头,在半夜。导演贾樟柯表示这些场面表达了三峡无数代人的神话传统,就好像神女峰的传说一样。 这个烂尾楼形状奇怪像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或是一个一英镑的大标志,它现在还在那里,在奉节的江边,修到一半没了钱,或者根本没人买,它兀立在长江上,我一周见它两次,与三峡两岸其他建筑一样,它提醒我生活有多么荒诞。 十字型的UFO模样的楼,和去年的神话一起,表达了人们想逃离残酷现实的渴望。当我回首我在船上的生活,那看起来和岸上普通人的生活一样荒谬。整天都在船上,眼睁睁地看着不正常地被淹没的三峡,故做镇静地为游客提供服务,我们自己看到那些风景,用我们自己特有的空洞的眼神,相同的城市,相同的桥梁,每周经过两次,更矮,更浅,更近。 我逃避冗余的现实的方法就是钻进书本,在不同的船上,或者看盗版DVD,在重庆或者宜昌,每张1欧元。最近我每个沉闷的下午都沉溺在这些电影里,看来我是在逃避现实。在重庆,有一家所有的驻船代表(“外籍船员”)都会光顾的貌似普通的小商店,它有一个里屋,堆积着成吨的盗版DVD ,显然来自全球不止一个盗版市场。上周三,店主人甚至把钥匙直接给了我,让我慢慢挑,知道我想要那些稀罕物——比如没有中文字幕的法国片儿,装艺术腔的闷片儿,以及中国人很少看的得奖片儿,70年代80年代的老电影,等等,他保证以后会进更多的货。 最近我仍在观察我的船员,想知道他们在船上坚持工作的动机,一年有9个月,每周7天24小时都住在船上,和他们不会再见面的人打交道,扮笑脸,挣取小费,充满期待地对他们说再见。 昨晚我下去找热水,我看见在餐厅工作的女孩穿着睡衣站在船尾,飞快地在捏短信。太远了,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停了几秒,想到有多少岸上的生活,她都想及时跟上,当她在船上的时候——她在岸上可能有一个丈夫和一个孩子,在重庆有一套房子她想买,钱来自她每天服务的那张桌子,那对加州夫妇的小费里。 今天下午,我所在的玫瑰号停靠在公司另一艘更大设备更精良更新的维多利亚游船旁(凯蒂号,去年12月我在上面工作过一周),我正好在四层甲板的酒吧里喝茶,阅读一份四天前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我发现玫瑰号四层酒吧年轻的男招待Minsan正看着相邻的凯蒂号的四层酒吧出神——他在玫瑰号上可能都有两年了,一直在这最小,最差的船上干活(更少的小费,更少的游客,船舱没有阳台),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有多渴望去凯蒂号工作……是的,如果我是有心人,我可以拍到很多这样安静的画面,关于船员的,面部表情,眼神,剪影,告诉我每天琐碎的工作之下隐藏的生活。 邹波 @ 9:53:45 | Comme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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