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文

从袁世凯一直到蒋介石，中国实际上分成了两块，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中华民国的制度也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它的实质层面，就是它是一个军国体制。注意是军国，不是党国，老蒋在大陆的时候从来没有实现过党国，他的党是虚的，只有黄浦军人才是实的。一个简单的事情，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县党部书记长的工资跟县长差了十倍，县党部书记拿十个大洋，县长拿一百，这是现在想象不到的，我们现在县委书记和县长是一样的，但那个时候县委书记一点权力都没有。所以它不是党国体制，它是军国体制，所谓军国体制就是军人在政府里权力最大，说了算，民国实际上的体制就是军国体制。民国的制度还有一个表象的层面，就是民主政治。但是作为表象的民主政体也不见得没有起到作用，不是说它就仅仅是个招牌而已的，这个在民国时期很有意思。它之所以在民国时期不仅仅是个招牌，这些军人之所以还要尊重这个招牌，遵照这个表象的制度，就是因为进化论的影响，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个制度是来自于西方的，它本身还是有活力的，所以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比如说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教育自治，在民国时期基本上还是有的，它在国民党时期是有点问题，但是北洋时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比如说当时的名记者邵飘萍跟林白水，骂起政府来是肆无忌惮，而且是指名道姓的，我看了好多他们骂段祺瑞的文章，骂得很不堪，无所不用，但政府也没有办法。偶尔他们犯了法，报馆给封了，那也没什么，明天再换个胡同开就得了。到了国民党时期设了新闻检查官，北洋时期连新闻检察官都没有，当时五四的时候，好多报纸天天造政府的谣，政府无可奈何，什么招都没有。到了国民党时期设了新闻检查官，他说这个报纸不能登，要给删了，那报纸就删了，然后就开天窗，空一块，我们现在不敢这样做，但那时就是这样，开天窗就让它开天窗。国民党自己也办报纸，他们自己办了《中央日报》，没人看，办了也白办，还是民办报纸比较成功。民办报纸像《大公报》这样的，很牛，一出来就引导整个舆论，国民党就是不能把它接收了自己办，办不到。所以言论自由在北洋时期是相当充分的，国民党时期虽然打打折扣，但是还是有。

大学也是这样。北洋时期大学是政府进不来的，当时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立。国立大学有清华、北大，清华实际上是半个国立，它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的。私立大学有天津的南开、北京的朝阳、上海的复旦等，教会大学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还有协和医学院，中国西医的鼻祖。很多自己办大学，捐钱办大学的，没有人管。没有什么统一的管理，没人管是否授予博士学位，没人管毕业证的颁发，没有人管。但是如果要办好的大学的话，那就要往好的方向去比着办，所以后来军阀自己办大学，也都比着最好的学校去办。

比如说曹锟，他当时是一个比较差的军阀，搞贿选，自己买了个总统当，但是他在河北办河北大学的时候，也是老老实实地办。每次教授发工资，他让他的副官端着一盘子大洋，就二百大洋——当时教授工资比较高，那一块大洋币制含量就很高——他让副官端着盘子，盖着红布，一个腿下跪奉上去，确实有点礼贤下士的味道，绝不敢怠慢。他还经常来学校看看，说你们真辛苦，挣点钱真是不容易，赶紧，副官买西瓜去，从来不敢怠慢。唐继尧在云南办东陆大学，就是云南大学的前身，张学良在东北办东北大学，都是这样，教授治校，大学自治，他们都不管，因为他们知道想办好只能这样，否则就办不好。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政治很黑暗，军人政权，但是大学里头空气很自由。

所以，新文化运动就是从北大走出来的，蔡元培想干什么谁也管不了，也不可能管。清华校长不合教授和学生的意，来一个赶一个，一连赶了四个，就是“倒校长”，来一个倒一个，到了最后，梅贻琦去了，没人倒了。梅贻琦说我姓梅，没人想“倒霉”嘛，其实不是这样，他这个人真的有两下子，很优秀，很尊重教授，也很会运作，所以没人把他倒掉。这个状况在大学里头就可以把它办好，给它充分的自由，学术无量，没有充分的自由是办不好的，当时大学就是这样，教育部管不了。

到了国民党时期，教育部想说我们搞一个统一的教育大纲吧，结果大学说不行，抵制，所以没成。最后，好不容易费了好大劲，国民党总算是进去了，安了个训导，但训导处无职无权，只有点钱，都是些流氓学生、特务学生围着转，所以整个大学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直到1948年，胡适先生当北大校长的时候，倾向于共产党的学生罢课游行被抓了，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任命的校长，首先想到的一件事是保护学生，把学生给捞回来，他还真给捞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确实是思想文化非常的繁荣，包括作家，包括文学艺术，包括电影，我们的电影在民国时期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点，我们的大作家都是这个时候出来的，包括后来在建国以后被捧得很高的郭沫若这样的人，他也是民国时候出来的，他的主要成就是这个时期奠定的。

所以，这两个方面是并存的。为什么民国有这样光辉的一面？就是因为当政者尽管是军人，但他尊重这个制度的基本的原则和要求，所以局面就这样了，一直到最后。我们以前总说国民党是不允许“赤化”的，搞社会主义的都要被抓起来，但是大学里头开马列的课没有问题，教授吃这碗饭没问题，图书馆里头所有的马列主义的书籍都有，可以随便看，只是不让在社会上实践。国民党实际上已经有点一党专政的味道了，但他也尚且如此，出版社、报社、电台也允许私人在办，所以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的空间。

这个制度延续是延续了，但是一直没有人敢去挑战，没有人敢去把它推下去，当时对于这种制度还是很尊重。但是有一部分中国人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因为中国还是不能很快地变强。有些中国人很踏实，提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就产生了三代企业家，第一代郑观应他们，第二代张謇他们，第三代卢作孚他们，他们这一批人是要实业救国的。就是我们1949年以前的企业家，像点样的大企业家，他们是为了救国，他们不是为了发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很清楚的看到。挣钱只是他们的手段，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就是实业救国的实践者。还有就是教育，包括我们这些办学的大教育家，除了蔡元培，除了梅贻琦，除了张伯苓，还有陶行知、梁漱溟，都是搞教育救国的。

但这些人之外，还有些人说，这样不行，我们要更快点，这样太慢了，要更快地走，从制度层面进入思想层面，所以五四以后，就从制度进到了思想，从制度变革变成思想变革，其实制度变革还没走完。中国老是这样，中国开始是搞实业，搞器物，器物就是实业层面的，实业没搞完就搞制度，制度层面也没搞完，接着又搞思想，都是往前面推，总是想找一根神奇的魔棒。像之前搞器物，总是讲坚船炮利，器物这玩意不行就搞制度，制度完了以后还是不行，就又搞思想。

但是思想到了具体运用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句口号，就变成了一些具体的话语。因为搞思想的时候是要动员群众，而搞动员是不能靠思想的，而是要靠一些简单的口号，就像外国搞竞选一样，要有简单的口号，要是一大堆的念，念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理你。这个时候的口号主要就是“阶级”。“阶级”这个词在中国以前就有，它的意思就是台阶、官阶，民国时期好多都是指军衔，少校阶级、上校阶级，但是后来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手中就变成了一套话语。这一套阶级的话语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指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他的阶级理论的主干，其它的封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是消亡的。而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有一个共有的特点，就是跟大机器生产，跟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基本标准。但是到了中国以后就发生变化了，就跟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混在一起，就是贫富概念。

中国的贫富以及贫富对立是一个老概念，混在一起后，我们不再强调先进生产力了，而是强调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第二，我们强调反帝的内容，跟帝国主义、跟西方联系得最多的最反动，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是最反动的阶级；第三，阶级的革命动力、最革命的阶级大规模扩军。对于这个，我的分析的主要标本就是毛泽东的学说，他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有两个著作，一个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个叫做《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第一篇文章收在《毛选》第四卷里，但是经过改动，改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改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但是我这个是原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革命的阶级话语。当时毛写文章的时候，人们统计――其实是没有严格的统计――据说当时中国是有两百万产业工人，就是工厂里用大机器的工人有两百万人。这两百万人有人说还不到，但即使就算是两百万，那也太少了，当时我们人口有四亿多，四亿多的人口，工人才两百万，这太少了。于是就要扩充到城市苦力，就是那些扛包的、拉车的，说有三百万，再加上农业无产阶级，就是那些雇农，说有两千万。这样加起来还不够，毛就又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加在一起就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就差不多有两亿了，有一半人了，这样革命动力就很强大了。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话，这些人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跟先进生产力没有关系，谈不上革命性。

毛在这时候强调的两部分人很有意思，一个是游民，就是我们讲的流氓盗匪。毛对他们很欣赏，说他们一旦引导合法，很能勇敢奋斗。所以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就上山了，上山去找王佐和袁文才，而王佐和袁文才就是山大王。但毛对学生的估价很低，他认为学生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反动阶级，还有一部分人是中产阶级，但是很快会跑到敌人那边去，所以对学生，他很低估。

这样的话语一直被革命实践着，但是它实质上又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最革命的阶级，其实自从合法斗争被中止以后一直都没有革命性，以后也都是农民在革命，工人没有积极性，怎么动员也没有用。三十年代的时候，共产国际为了强调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强行中国共产党要一个工人阶级当书记，就是向忠发。向忠发那个人超级没用，超级腐败，后来一被捕就变成叛徒，就这么一个人。他被捕的时候是跟妓女在一块鬼混的，结果妓女都没有招，他就招了。所以工人没有积极性，因为当时工人也算是中产阶级，生活还挺好的，不可能有革命积极性，有革命积极性的都是一些边远地区的贫苦农民。雇农的革命积极性其实也不高，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地主兵团都是雇农组成的，他们跟地主的关系其实也挺密切的。但是学生不一样，学生的积极性一直很高，空前地高，而且虽然在革命工作中一直挨整，在红军时期杀的都是学生，成批地被杀，但是革命积极性依然不改。

这就很怪，这个东西完全不符合实际，却一直都被应用，而且应用以后还赢了，革命成功了。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阶级是切割社会的工具，想革命了，就把社会切割开，切割开才能有阶级斗争，不管它切割的准不准。实际上它切割得很不准，但也没有关系，因为阶级的划分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所以只要能切割开就行。实际上也不一定非要用阶级这个词，有很多词也可以用，比如说族群也可以，只要切开了就会有斗争，有斗争就会有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是作为革命对象的统治者，国民党人也用这个话语，他们也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豪绅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左派这么喊，主流蒋介石这一派也这么喊，都用一个话语。他们敢诉诸革命，敢发动革命，我们凭什么就不敢？那么这样一来，革命成功，革命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文/龚鹏程

中国是一个儒家型社会，所谓儒家型社会，不是光从理论上讲，光是理论、概念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一个社会改造成儒家型的社会，就能够让大家在伦理生活上都过一种儒家的生活的，不行，这里面必须有一些方法、办法。宋代其实也我们现在一样，也面临到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我们通常都说我们现代的社会跟古代的不一样，我们是巨大的变迁，是的，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宋代也是在变，中国的历史一直在变，所以当宋代相对于过去的历史时，也是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都有姓，我姓龚，然后有些人姓张，有的姓王，有的姓李，每个人都有姓，每个人都有祖先，有祖父、父亲，家族有来源。可是在孔子的时代，孔子的很多弟子都是没有姓。比如子路，他姓什么？姓季？“季”是小的意思，并不是姓。孟、仲、叔、季，这些都是排行。像那个孟姜女，她不是姓孟，她的名字是姜家的大女儿的意思。孔子因为是老二，所以是仲，叫仲尼，他的哥哥叫孟皮，所以这些孟、仲、叔、季是排行。子路是不知道他姓什么的，孔子的弟子里面很多是没有姓的。再比如仲弓，孔子说他的爸爸是一个出生很低贱的人，但是生出一个好儿子，就好比是一头牛生出一头小牛，头角峥嵘，可以拿来献天，就是说他的爸爸生了一个好仔，这就表示他的身份很低贱。因为孔子的弟子里面也有一些是有姓的，比如子张叫颛孙师，子贡叫做端木赐。一听他叫颛孙师，他叫端木赐，就知道这个人是贵族。孔子是第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在他之前只有贵族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个中外皆然。孔子是首先打破了这个阶段，欧洲是要到一千年以后才达到这个阶段，印度就更晚。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不仅贵族可以受教育，他的弟子里面还有很多平民。要注意，那个时候平民是没有的姓的，这个现在是完全不可想象。没有姓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祖先，平民是不可以祭祖的。有人就会觉得说，我们中国人都是祭祖的，怎么说不能祭祖呢？其实从来都是不能祭祖的。

荀子讲过，天子祭七代，就是七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士大夫是上士三庙，就是士大夫里面地位比较高级的是三庙，下面中士两庙、士一庙。一庙就是祭自己的爸爸，爸爸以上的二庙、两世祖都是不能祭的。天子可以祭七代，祭七代的意思就是其中一个是始祖，另外是最近的五代祖，中间有一庙是把超过五代的其他的始祖的都集中到那里去，叫祧庙。所以就是一个远祖，一个是最近的五代祖，然后加一个祧庙，总共七祖，天子七庙。其他的诸侯、士大夫就递减，到了士的这一阶层就只能祭爸爸。老百姓因为没有姓，都是平民，所以不能祭祖。我们现在都说百姓，在过去百姓指的就是贵族，因为只有贵族有姓。比如《尚书·尧典》里的“平章百姓”，那个“百姓”就是贵族，因为他有姓。而一般的平民因为没有姓，所以是叫黎明。这些黎明，荀子就说过，是“持手而食”，就是靠两只手劳动才能吃饭的人，所以没有庙，无庙，不能祭祖。

那么中国人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姓呢？是到春秋末期、战国时期，这个时候才有姓。因为这个时候贵族瓦解了。贵族瓦解就是原来我是贵族，贵族是有封地的，有权有封地，可是如果我一个人生了三个小孩，这三个小孩就会继承我的封地，我的封地就会分成三份。然后我的小孩他们每一个又生了三个小孩，这样我的封地又往下分，就分成了九份。然后他们又再往下分，分成二十七分，然后再分，这样慢慢地就没有了。所以在这样若干代以后，贵族也只是身份上还是个贵族，但是实际上跟一般平民是没有区别了，这就是贵族的瓦解。贵族的瓦解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因为和之前是不一样了。然后，国家又支持这种贵族和平民之间身份的转换，比如说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说不管你原来是不是贵族，只要打仗立了功，就可以做高官，由战功来决定，这样平民就崛起了。所以到了战国后期，平民崛起，贵族瓦解，贵族变成了平民，平民又起来变成了贵族，这个时候平民才有了姓，我们都有姓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在欧洲也是很晚才有姓，日本就更晚。后来不是说日本人有姓是怎么来的，住在田中的就叫田中，住在松下就叫松下，住在厕所边就叫御手洗。早期我们中国人取姓也是这样，住在陈地的就姓陈，做官做司马的就叫司马。

这个时候是开始有姓了，但是祭祖却还是没有开始。到了汉代以后，到了魏晋，中国的贵族社会还没有结束，平民都还不能祭祖。因为到魏晋，一直到唐代中叶，中国社会实际上还是一个贵族社会，这个叫世族门第。世族门第的社会有点像印度的种姓社会，就是要看出生，这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身份不一样，出生的姓氏不好——自从大家都有姓以后，就开始要分大姓和小姓了，大姓叫高门第，小姓叫寒门，社会上分出了九品中正，分九等，看你的姓在哪一等。所以有些人生下来为什么叫“王谢子弟”啊？“乌衣巷口夕阳斜”，王谢子弟生下来就是富贵的，一个三岁、五岁的小孩都可以封大官的，但其他老百姓是不行的。像我们现在坐在一起上课，当时是要先搞清楚你们之间的等级是不是一样，否则的话是不同座的，是不能在一起坐的。有一个人后来做了大官，叫到盖，这个姓也很特别，他已经在朝廷做了宰相了，但是那些世族却不理他，不跟他说话。他就很生气，就问他们为什么都不跟他说话，那些世族就说，因为你的祖父当年是倒粪的，所以你现在身上都还有一股余臭。那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这种世族门第社会靠的是什么呢？靠得是官衔、读书，靠经学礼法持家，靠的就是这个。当时他们有家谱，家谱就是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避免家族祖先的避讳用的，这就是礼法门风。礼法社会是高门第的只跟高门第的互相通婚，血统不能混乱的。这样的社会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又瓦解，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动。这种社会变动到宋代以后又不一样了。而中国人所有人都可以祭祖，其实是到了宋代以后才开始每个人都祭祖。到了这个时候，因为每个人都祭祖，所以祭祀的仪式——因为过去只有贵族可以祭祖，但现在每个人家都可以祭了，所以这个祭祀的仪式就要重新定，怎么祭，有什么方式步骤，这个规定一直到明朝才完善。

另外，中国的家庭结构是经历了几次大变化的。我们现在都说中国传统，中国传统好像就是一大块的，没有什么区别的，说我们中国传统就是大家庭，这是胡说八道，中国传统都是小家庭，哪里是大家庭？中国传统的核心家庭就是一夫一妻，带一个小孩。另外一种是直系家庭就是一夫一妻生了两个小孩，那另外一个小孩可能就会让他自己出去组织一个小家庭，然后另外的这个大儿子就跟爸妈一起住，以后就变成一个核心家庭带两个直系亲属，这就是直系家庭。这个是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是在秦汉时期、战国时期形成的。因为战国时期随着贵族的瓦解，大家庭也就瓦解了。再加上商鞅变法是鼓励分家，如果有两个小孩就鼓励分家，所以在西汉的时候基本都是小家庭的。但是小家庭有小家庭的困难，小家庭有小家庭的麻烦。小家庭带小孩，对小孩的教育和养护，成本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两个人要工作，又要带小孩，那个是很辛苦的，成本很高。现在有一些家庭要么请保姆，要么就是社会福利好交给社会，但那个时候就很困难。养小孩，养老人，这就造成了小家庭的负担很重，做不来，所以后来又开始鼓励大家庭。所以东汉开始家庭就扩大了，到了后来就形成了世族门阀。不过，到了唐代中叶以后，这个大家庭又瓦解，又变成了很多的小家庭、小家族，小家族后来就变成了社会基本的一个家庭形式。这样，那些儒者又想，我们原来儒学强调的那些亲人之间的亲戚的关系怎么来组织呢？所以这个时候才开始强调编族谱。

各位回家看你们的族谱就知道，我们的来源总是很远古的，来源于彭祖，来源于黄帝，来源于张良，都很远古。但是，我们所有的族谱，没有例外，我不相信有例外，就是族谱的形式怎么样，到底怎么编，这个是到了宋代才出现的，就是欧阳修和朱熹定出了两种编族谱的形式，我们所有的族谱都根据这两种形式来编写。之所以要编这些族谱，道理就跟范仲淹定范氏义庄的规则一样，要把同姓的宗族、有血缘宗亲关系的重新组织起来，把大大小小家族组织起来，然后族人之间还有聚会，而且族人之间可以通过儒家的亲亲之义去约束它，鼓励它，提升它。所以用这种方式，第一个是自己家的祭祖，第二个是把同姓的人聚集起来。像张载他们提倡的宗子法，就是聚族，让这个族聚起来，用这样的方式让社会上一批同姓的人知道，我们彼此之间还有一些伦理上互相的要求，互相的鼓励。

但是宗族不一定都很小，如果整个社会都构成了一个亲亲之义怎么办呢？怎么做呢？所以后来朱熹和他的一个朋友叫吕大忠，就定了一个乡约，乡民的约定。这个乡约有点像西方人上教堂，每个礼拜上教堂做一次礼拜，而这个乡约是每一个月聚两次或者三次。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是“约”，就像我们参加社团一样，社团有社团的条约、章程，大家就围绕这个章程。那么这里面也是一样，除了彼此之间经济上有困难，大家要互助，如果死伤、有灾难，大家要互相救济，除了这种互相的抚恤、互相的救济、互相的支援以外，更重要的是道义相砥。要互相之间劝勉，做好做坏，我们就互相约定，讨论哪些是好，哪些是坏，有些人要受处罚，有些人要奖励，后来这种乡约在中国的农村就推广得非常好。我们知道，王阳明在哲学上跟朱熹是不一样的，但是王阳明也一样推行乡约。王阳明之所以能有很好的事功，他在江西、广西平定民乱，靠的不是他的军队，而是靠他在各个地方推广乡约，效果非常好。

乡约是针对一般的乡民的，乡约以外还有各地方的读书人，所以在各地方就还有书院。书院的讲学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学校这样，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圈地养猪型的，就是砌一道墙出来，然后把人关进去，然后喂食，喂一些标准材料，就是教材。喂了一段时间以后，最后就有个标准化、数量化，然后就推向市场，看市场能不能接受，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模式。但中国民间的书院不是这种形态的，是利用这些书院作为一个民间的像发电机一样的存在，对这些地方进行一些知识的讲习，提供一些儒家的道义、劝化之类的。而且不是只在一个地方的，他会去跟农民讲，跟煮盐的这些人讲，跟一般的知识人讲。这样，儒学就能够在民间生根，这种就叫做儒学的社会实践。

在社会实践之外，还有司马光编的家礼。在过去，这些家礼都是世家大族他们要经学礼法传家的，但是现在这些世家大族没有了，那我们的自己家里也应该有些礼了，家里每天的食衣住行、起居，还有岁时年节。岁时年节就是元宵该怎么过，过年该怎么过，过年家里该是什么样的仪式、什么样的气氛，如何祭祖、如何对长辈、如何来相处，这就是岁时年节该怎么来处理。还有就是婚丧喜庆。岁时年节是我们对于时间的处理，婚丧喜庆是对我们一生的，人类学家把它称为通关仪式，就是我们一生中有几个重要的关口，怎么样来过这个关口，有一些仪式。比如小孩子出生会有个仪式，结婚会有个仪式，死亡会有个仪式，这个就是每个人在人生的这些重要阶段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这些在家礼里面都会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这个就叫做家礼。司马光就编过一本叫《书礼》，后来朱熹到了南宋时期，因为觉得时代不一样了，所以就做了一些调整，也编了一本，叫《文公家礼》。朱熹的这一本就一直延用到清朝，后来清朝又加以增删修订。台湾的民间在早期，每家基本都有一本《家礼大全》、《家礼通》之类的参考书，碰到这些事情就有所参考。

所以说，原来的中国的儒学并不是只有在政治上，或者在学校里面学，它在生活实践上也有一套方法，而这一套方法在我们今天仍然有参考的地方。像朱熹的那一套礼法，在今天也可以拿出来加以变通改造以后，在现代社会一样可以用的。比如说碰到死亡问题，就可以拿来看看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现在社会也还有一些其他的礼俗可以拿来改造，比如说我们的婚礼、生日。生日，现在都是弄一个蛋糕来，然后大家唱唱歌，也只有这样了。生日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仪式了，婚礼却是千奇百怪，而死亡就还是有点依照原来的。这些东西就是儒学在现代社会当中，它要考虑到社会的变动，取得一些新的介入社会的方式，从而在实际生活中实行，这个我觉得是目前儒学应该要考虑方式。这就是儒学实践的第二个方法，我把它称作是儒学的生活实践。

原来在谈儒学的时候，最早在谈的时候，就是在自由主义民主之路上，希望儒学能够开拓自由民主之路，这是儒学在现代政治领域中的一种实践和尝试。然后在八十年代，就谈到儒学跟经济的关系，这算是儒学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实践和尝试。那么现在是在社会领域，在生活领域，希望能够重新纳入我们的社会，把社会改造成一个能够拥有儒家生活伦理、态度、精神的一个样子，这大概就是儒家生活伦理几种不同的实践方式。（龚鹏程，著名学者，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本文是龚鹏程先生２００８年１１月2９日在十乐®举办的传习社讲座“儒家伦理的生活实践”实录的节选，文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