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圣诞佳节，雅各·卡梅隆（James Cameron）的《阿凡达》（Avatar）登录影场正逢其时。就像这个节日季节本身一样，这部科幻巨制是资本主义过剩的鲁莽化身，而这种过剩被一种大家深切感受到的宗教信息所缠裹。它迅即轰动一时，似乎要终结过往一切的轰动一时，它简直成了《雅各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James）。

但，不是基督福音。《阿凡达》是卡梅隆泛神论的一个长篇辩解书——一种将上帝与自然等同的信仰，这种信仰呼唤人性与自然世界共融的宗教体验。

在卡梅隆的科幻小说宇宙中，这种共融代表着在潘多拉行星上过着田园诗般生活的一个外星种族——蓝皮肤、令人倾慕的苗条纳威人（Na’Vi），他们的生活被贪婪的人类入侵者所威胁。纳威人被电影的男主角——一个叛变的海军陆战队战士所拯救，但是他们也被他们对于“万物之母”爱娃（Eywa）的信仰所拯救，她被多样化地描述为能量网络和所有生物之总。

如果这种叙事弧线听起来比较熟悉，那是因为在近来的一代人中，泛神论已经成为好莱坞在宗教问题上的选择。它是当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与狼共舞时候所发现的真理。它是通过像《狮子王》（The Lion King）和《风中奇缘》（Pocahontas）这类迪斯尼卡通片编织出的玄学。它也是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绝地武士 (Jedi) 的信条，他们那种“包围我们，深入我们，并且把银河系捆绑为一体”的神秘力量。

好莱坞持续回归这些主题，因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对此反响良好。从狄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到艾克哈特·陶乐（Eckhart Tolle），你所在的当地书店“宗教和灵感”类书架上充满了那些推动泛神论信息的书。近来，皮尤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关于美国人如何将各种神学混合搭配的报道发现，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都相信树木和群山的“灵性力”，而这种认识恰恰和靛蓝色的纳威人的信念一致。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照例看到了它的到来。美国人关于全人类都是一个整体的信念，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写道，导致我们混淆了不同层次的创造物之间的差别。“不满足于发现世界只存在创造物和造物主，” 他揭示，民主人士“通过把上帝和宇宙万物浓缩为一个伟大的整体，以图扩张和简化自己的概念”。

如今，还有其它力量扩张着泛神论对美国人的吸引力。我们为丢弃于身后的东西感到失落，神化自然界就成了对我们这个超技术化社会不满的一种合理方式。同时，全球变暖的威胁也增添了对大自然的偶像崇拜，这是每一个成功宗教需要的属性——争战的精神、一套严格诫命、以及一个热门的世界末日启示。

同时，泛神论对一些人开启了一条通往神圣经历的道路，这些人对一神论宗教的刻板感觉不舒服——那些神奇做工的神和圣书，处女生子和死而复活。就像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的，视自然界为神有助于“把神带得离人类经验更近”，同时“除去了神当中可被认知的人格”。对任何为失去超验世界而痛苦却又不接受全能上帝插手人事的人，这是一个理想的组合。

实际上，它代表着一种甚至无神论者都能支持的宗教形式。理查德·道津斯（Richard Dawkins）把泛神论称为“一种性感的无神论”（他意在赞美。）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在结束《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一书的论辩时，对从沉浸于“世界纷杂的神秘性”之中而获得的神秘经验大加赞赏。经Dawkins允许，道津斯引用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关于宇宙之“美与崇高”的宗教敬畏的表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有宗教信仰的。”

问题是，大自然是否确实应得宗教性的回应。传统的有神论不得不与邪恶的问题摔跤：如果上帝是好的，为何他允许磨难和死亡？然而，大自然本身就是磨难和死亡，它的和谐需要暴力。它的“生命轮回”事实上是一个必死的循环。并且最亲密地遵守自然秩序的人类社会不是雅各·卡梅隆所乐于想象的闪光的伊甸园。在这些地方，生存本身趋向污秽、野蛮和短暂。

宗教存在的部分原因，恰恰是因为人类身处这些残酷的规律而感到不安。我们一半站在自然界中，另一半在其之外。我们是敏感于自我的野兽，有道德规范的食肉动物，渴望得到永生的必死动物。

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状况，如果没有向上摆脱的道路——或者没有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像圣诞故事中讲的——就是一个深为悲惨的状况。

泛神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解决办法：一种向下的退场，一种对我们悲剧性的自我敏感的放弃，一种与几千年前我们祖先就已经实现半逃脱的自然界的再结合。

但是除了尘归尘，土归土，大自然不能带我们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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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曾经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译杜拉克）在即将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旅程时思考的问题。根据他的判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流行，也不是任何别的，而是20世纪上半叶公司的兴起，还有20世纪下半叶大型牧养教会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德鲁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他早已被公认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虽然他已在2005年离世，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学习他的思想，无论政界、商界，还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人士。在将近96年的一生中，他宣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好的管理如何能够将团伙变成团队。

然而时至如今——2009年11月19日是德鲁克诞辰100周年——这位奥地利裔美籍学者的思想很难说已经得到学习者们准确的理解。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因素是，这位管理学家研究组织的初衷和归宿不仅仅是帮助各种组织生长为有持续活力的团队，而是搞清楚活力的源泉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1989年4月，《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专访德鲁克，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注意力为何在晚年的时候从公司转向了教会，德鲁克对此的回答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是因为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趣。”

一般知道德鲁克的读者，也许不会太在意信仰在德鲁克人生中的位置，而这却很可能是使得德鲁克不同于普通管理学家的关键所在。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自然环境一样，社会生态学家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这也许可以归入社会学家的范畴，但德鲁克还是更强调“生态”这个词，社会环境如何能够有持续健康的生机状态。

在德鲁克的眼中，仅仅定睛于社会本身是不够的，社会的生命活力不止于来自人自己的智慧和爱心，因为人自己也是被造物。这个看问题的立场显然来自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观，超出了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到一切的本源。

“正是在《旧约圣经》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而，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而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使物质表现灵魂。”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生态愿景：对美国状况的反思》（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中写道，这本书称得上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宣言。

对于这样的判断，不仅可能让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很多人感到诧异，对于年轻时的德鲁克也是意想不到的。

信心的飞跃

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的德鲁克，少年时就深受社会知识精英们的影响，律师和经济学者出身的父亲常常在每周一举行宴会，邀请经济学家、官员和律师讨论问题。

研究医学的母亲也在每周的另外一个晚上举行医学讨论会，同样是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当时还在世，是讨论会的主题之一，德鲁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领着见过这位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还有音乐晚会，德鲁克的祖母曾经是维也纳爱乐的钢琴独奏家。

这样的家庭，似乎并不需要信仰上的支持。事实上，德鲁克一家是路德宗的基督徒，但像很多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家一样，这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除了“圣诞节的一棵树和复活节的巴赫清歌剧”，就不剩什么了。

18岁那年，德鲁克厌倦了维也纳的学校生活，去德国汉堡的一家棉纺织外贸公司做了学徒，然而抄写发票的枯燥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趣。他真正的收获是在工作之余。

他每周都去听歌剧，那一段的生活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度过乏味的一生。他惊讶于自己耳朵听到的充满活力的《法斯塔夫》旋律竟然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 Verdi）在80岁的作品。

发现还不止于此。歌剧并不能完全填满像德鲁克这样公司小职员的空虚。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叫《恐惧与战兢》的小书，作者是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也常译为祈克果或齐克果），书名来自于《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信2章12节，内容是作者对《旧约圣经》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的理解。德鲁克承认，他彻底明白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但他在晚年时仍然兴奋地记得当年就有的改变。

“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社会之中的，”德鲁克在83岁时回忆，“但我同时也明白，远在1928年，我的生命不会完全——也不能完全——在社会之中，我的生命将不得不有一个超越社会的生存维度。”

这个新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带出对人世的绝望。

从30到40岁，德鲁克身处他所感叹的“深深绝望的年月”。他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极权权主义的渊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里预言希特勒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他也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关于两者越来越多公之于众的真相仍然远远超出了德鲁克的想象。

到了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几十年后被他列为《生态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个大题目，“为何（只关注）社会是不够的”。

德鲁克坦言，这篇文章源自他的绝望，他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确立希望。他在晚年时说自己能在年轻时遇上克尔凯郭尔对他的帮助，看起来是“偶然，却更是创造主对他的眷顾”。在很多有才能的人那里，这样的判断也许是一种迷信的表现，自己有本事是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怎么又出来了什么创造主的眷顾？

然而在德鲁克那里，他在此后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的争取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他对创造主——而非人和社会——的信靠。克尔凯郭尔给他展现的那个生存维度极具吸引力，以至于德鲁克专门学习丹麦语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思。

德鲁克写道：“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是认信，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为可能，在祂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都是有意义的。信仰是知识，认为人是被创造物——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不是中心——然而却是要负责任和自由的。人只有承认靠自己在根本上是孤独的，才能接受神的拯救，相信神总是与人同在的，甚至‘直到我们死亡的时刻。’”

化腐朽为神奇

至于信仰的实践，德鲁克提醒，不能与当今所谓的“神秘体验”混为一谈，不是修炼如何呼吸或沉浸在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就能实现的。“只有通过绝望，通过苦难，通过痛苦和无尽的磨练，才能达至信仰。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生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的清醒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信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绝望。”

比德鲁克早生差不多100年的克尔凯郭尔间接帮助建立了现代管理学的根基，但这样的间接作用可能也并非完全的意外。克尔凯郭尔生前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丹麦、德国和大部分欧洲，信仰组织国家化的现象很严重，克尔凯郭尔对此极为反对。然而，这个局面到今日似乎都没有完全的改变。

对德鲁克来说，能够移民美国而不是一直在欧洲生活下去是他能够直接对现代管理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关键前提，虽然当初他是因为撰写关于德国神学家和法学家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以及犹太人问题的文章而被迫离开纳粹德国。

在美国，人们信奉无论信仰组织还是商业组织都应避免国家滥用干涉的原则使得德鲁克可以亲眼目睹这两种组织更为充分发展的样子。信仰在德鲁克那里也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和个人生活上，而是进入更深广的社会生活之中。

1943年，因《经济人的终结》——丘吉尔曾经撰写书评并推荐给英军官兵——以及稍后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带来的影响力，33岁的德鲁克受邀在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考察。那时，人们的目光似乎还在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二次大战之中，德鲁克却正在进行他一生中最为后人所知的研究工作。

《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被作者自己称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把公司作为社会组织研究的书，通用汽车公司只是一个标本。

跟当时以及后来很多讨论公司的论述不同，《公司的概念》将公司还原到产生公司的特殊社会土壤中，奠定这个土壤根本的是德鲁克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看到的价值观，即，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都是服务于高于社会存在的上帝意志的工具，其中的人不是为了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恰恰相反，社会被上帝用来实现祂赋予人的使命。

对人的尊重贯穿了德鲁克大半生的言论。几十年后，92岁的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题为“他们不是雇员，他们是人”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任何组织而言，“伟大的关键在于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这里的开发潜能很可能被理解成仅仅为了组织的绩效而把人视为使用的工具。只有恢复对人的尊重，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释放出来。

德鲁克所谓的人，是他所信仰的创造主赋予的生命，人之所以有尊严有才能，是因为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形象不在于人的长相，而在于人的灵魂，正如德鲁克在《生态愿景》中所说，“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

进一步，为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就有尊严和才能了呢？德鲁克在他一生的著述中屡次提及基督信仰是自由社会能否长成的根基，比如，他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提醒：“自由根植在（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和圣保罗的书信中”。这本书被作者的很多朋友和批评家们认为是德鲁克最好的著作，也是作者认为自己写过的书中最有宏观视野的，因为这是德鲁克唯一一本全面描述他心目中的自由社会图景的书。

在基督信仰中，神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统治者，而是降卑为人重新获得圣洁永恒的生命而舍弃自己的牺牲者，在《圣经》中，神就是爱，是爱的源泉，神创造宇宙就是出于爱，而爱的意思乃是舍己。这就是人所以有尊严和才能的来历。

德鲁克所说“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实质上就是舍己牺牲的表现，组织的建立，不论是组织本身还是其中的带领人和成员，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为了帮助每个生命都能够彰显爱的才能，也就是德鲁克在他的那本社会生态学家宣言中申明的：“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

在德鲁克看来，从这样的维度看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仅不流于理想化，其实可以解决一个非常普遍的现实难题。

“根据统计学显示的规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一个组织唯一能够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成为杰出的途径是使得现有的人们产生更多的能力——即，通过对知识工人的管理产生更大的生产力。这个挑战，引用一句老话就是，‘让凡人做非凡之事。’”德鲁克在2002年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中写道。

如果仅仅看到这样的话，德鲁克为社会组织给出的成功之道跟很多被称为“大师”的管理专家和顾问们提出的没有多少不同，甚至，这样似乎能够点石成金的金玉良言听多了会让人感到茫然或麻木。

德鲁克给世界提供的却显然不仅是这些。他在18岁时开始的转变本身也许是他自己所经历最好的点石成金的见证。

求主怜悯，这些看法背后都是我们个人生命中极大的骄傲。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而我们是良善的普通人。但是，在主那里，一切的评断都不同于人，高于人。就如同那个痛哭流涕的税吏，钉在主耶稣旁边的强盗一样，他们和赖昌星一样，在主看来都为宝贵，因为他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

我们真的比过去的赖昌星好吗？在圣灵的光照下，我每每看到自己生命的本像，实在是诡诈、污秽。就像保罗说的，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这种忧伤的经历是基督徒的专享，因为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只有在真光的注视下，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配，因而救恩是多么的甜美。

就像一个牧者说，也许我们是普通人，没有那些显见的罪恶，我们自以为站在阿尔卑斯山顶，可以嘲笑那些在山下深坑里的人。但是对于头顶的星空，我们的距离一样是遥不可及。

感谢主，在赖昌星的生命中也行了奇妙的事，让我们真切看到神的怜悯和恩慈，也求神除去我们生命的骄傲。

　　你好，赖昌星弟兄

我们在写作时会忽然想不到一些事理。昨天，我在与高一飞教授商榷的文章里，提出了关于邓玉娇案的一种可能性：

……况且几个醉汉来到的本来就是一个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一方出钱，一方出卖肉体，那是这个最古老行业天经地义的规则。嫖客心中，妓院里哪里有强奸这回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来就不认为是犯罪，哪里会有对报警的担心和所谓“犯罪后不希望被发现的心理特征”？我要你提供“特殊服务”，你不干，无非是想多要钱。于是我拿出四千块，你还不知趣，于是就霸王硬上弓……高教授，难道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写到这里，我居然没有看到隐含着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假如被邓玉娇杀死的邓贵大以及受伤的黄德智的行为是强行与邓玉娇发生性关系，那么这里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邓玉娇案！因为首先发生的是一个强奸（未遂）案件，之所以未遂是因为实施强奸的人遭遇到强有力的反抗。邓玉娇的反抗乃是由一个先在的犯罪所引起的。这样，顺理成章的处理方式是，首先拘留或逮捕涉嫌强奸犯罪的黄德智，查清相关事实真相。如果预审结果表明，黄德智与邓贵大的确是因为试图强奸邓玉娇而遭遇反抗，那么检察院要提起的就应该是一起强奸案的公诉，而邓玉娇的行为究竟如何定性，则应有法院根据审理强奸案的结果加以确定。

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前面的一个案件消失了。单摆浮搁地来了个邓玉娇案。仿佛我们说抗战，前面没有日本侵华的行为，却毫无缘由地来了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巴东县公安局这案件办得实在是蹊跷。5月10日案发，直到29日经过巴东县纪委、监察局研究决定开除黄德智党籍后，县公安局才“因黄德智的不法侵害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已对其予以治安拘留。”。看起来，巴东县有关部门早已将最终认定强奸罪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正当防卫的任何可能性封杀殆尽了。

今天的《广州日报》记者发自巴东县的报道说，“据知情人介绍，对邓玉娇的精神病鉴定也有了结果，鉴定结论显示：邓玉娇具有心智障碍，但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是啊，这姑娘有“心智障碍”，错把好意当歹意。不知道这是什么机构作出的鉴定，多么奇妙的“心智障碍”，它足以让邓玉娇发生认知错误，却又不像精神病那样能够不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又让黄德智们得以解脱。一石三鸟，我们不得不佩服掌控者的高明。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要由法院作出最终判断啊。巴东县法院，巴东县人民法院，该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