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曾经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译杜拉克）在即将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旅程时思考的问题。根据他的判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流行，也不是任何别的，而是20世纪上半叶公司的兴起，还有20世纪下半叶大型牧养教会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德鲁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他早已被公认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虽然他已在2005年离世，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学习他的思想，无论政界、商界，还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人士。在将近96年的一生中，他宣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好的管理如何能够将团伙变成团队。

然而时至如今——2009年11月19日是德鲁克诞辰100周年——这位奥地利裔美籍学者的思想很难说已经得到学习者们准确的理解。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因素是，这位管理学家研究组织的初衷和归宿不仅仅是帮助各种组织生长为有持续活力的团队，而是搞清楚活力的源泉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1989年4月，《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专访德鲁克，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注意力为何在晚年的时候从公司转向了教会，德鲁克对此的回答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是因为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趣。”

一般知道德鲁克的读者，也许不会太在意信仰在德鲁克人生中的位置，而这却很可能是使得德鲁克不同于普通管理学家的关键所在。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自然环境一样，社会生态学家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这也许可以归入社会学家的范畴，但德鲁克还是更强调“生态”这个词，社会环境如何能够有持续健康的生机状态。

在德鲁克的眼中，仅仅定睛于社会本身是不够的，社会的生命活力不止于来自人自己的智慧和爱心，因为人自己也是被造物。这个看问题的立场显然来自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观，超出了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到一切的本源。

“正是在《旧约圣经》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而，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而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使物质表现灵魂。”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生态愿景：对美国状况的反思》（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中写道，这本书称得上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宣言。

对于这样的判断，不仅可能让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很多人感到诧异，对于年轻时的德鲁克也是意想不到的。

信心的飞跃

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的德鲁克，少年时就深受社会知识精英们的影响，律师和经济学者出身的父亲常常在每周一举行宴会，邀请经济学家、官员和律师讨论问题。

研究医学的母亲也在每周的另外一个晚上举行医学讨论会，同样是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当时还在世，是讨论会的主题之一，德鲁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领着见过这位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还有音乐晚会，德鲁克的祖母曾经是维也纳爱乐的钢琴独奏家。

这样的家庭，似乎并不需要信仰上的支持。事实上，德鲁克一家是路德宗的基督徒，但像很多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家一样，这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除了“圣诞节的一棵树和复活节的巴赫清歌剧”，就不剩什么了。

18岁那年，德鲁克厌倦了维也纳的学校生活，去德国汉堡的一家棉纺织外贸公司做了学徒，然而抄写发票的枯燥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趣。他真正的收获是在工作之余。

他每周都去听歌剧，那一段的生活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度过乏味的一生。他惊讶于自己耳朵听到的充满活力的《法斯塔夫》旋律竟然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 Verdi）在80岁的作品。

发现还不止于此。歌剧并不能完全填满像德鲁克这样公司小职员的空虚。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叫《恐惧与战兢》的小书，作者是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也常译为祈克果或齐克果），书名来自于《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信2章12节，内容是作者对《旧约圣经》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的理解。德鲁克承认，他彻底明白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但他在晚年时仍然兴奋地记得当年就有的改变。

“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社会之中的，”德鲁克在83岁时回忆，“但我同时也明白，远在1928年，我的生命不会完全——也不能完全——在社会之中，我的生命将不得不有一个超越社会的生存维度。”

这个新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带出对人世的绝望。

从30到40岁，德鲁克身处他所感叹的“深深绝望的年月”。他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极权权主义的渊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里预言希特勒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他也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关于两者越来越多公之于众的真相仍然远远超出了德鲁克的想象。

到了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几十年后被他列为《生态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个大题目，“为何（只关注）社会是不够的”。

德鲁克坦言，这篇文章源自他的绝望，他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确立希望。他在晚年时说自己能在年轻时遇上克尔凯郭尔对他的帮助，看起来是“偶然，却更是创造主对他的眷顾”。在很多有才能的人那里，这样的判断也许是一种迷信的表现，自己有本事是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怎么又出来了什么创造主的眷顾？

然而在德鲁克那里，他在此后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的争取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他对创造主——而非人和社会——的信靠。克尔凯郭尔给他展现的那个生存维度极具吸引力，以至于德鲁克专门学习丹麦语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思。

德鲁克写道：“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是认信，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为可能，在祂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都是有意义的。信仰是知识，认为人是被创造物——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不是中心——然而却是要负责任和自由的。人只有承认靠自己在根本上是孤独的，才能接受神的拯救，相信神总是与人同在的，甚至‘直到我们死亡的时刻。’”

化腐朽为神奇

至于信仰的实践，德鲁克提醒，不能与当今所谓的“神秘体验”混为一谈，不是修炼如何呼吸或沉浸在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就能实现的。“只有通过绝望，通过苦难，通过痛苦和无尽的磨练，才能达至信仰。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生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的清醒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信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绝望。”

比德鲁克早生差不多100年的克尔凯郭尔间接帮助建立了现代管理学的根基，但这样的间接作用可能也并非完全的意外。克尔凯郭尔生前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丹麦、德国和大部分欧洲，信仰组织国家化的现象很严重，克尔凯郭尔对此极为反对。然而，这个局面到今日似乎都没有完全的改变。

对德鲁克来说，能够移民美国而不是一直在欧洲生活下去是他能够直接对现代管理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关键前提，虽然当初他是因为撰写关于德国神学家和法学家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以及犹太人问题的文章而被迫离开纳粹德国。

在美国，人们信奉无论信仰组织还是商业组织都应避免国家滥用干涉的原则使得德鲁克可以亲眼目睹这两种组织更为充分发展的样子。信仰在德鲁克那里也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和个人生活上，而是进入更深广的社会生活之中。

1943年，因《经济人的终结》——丘吉尔曾经撰写书评并推荐给英军官兵——以及稍后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带来的影响力，33岁的德鲁克受邀在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考察。那时，人们的目光似乎还在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二次大战之中，德鲁克却正在进行他一生中最为后人所知的研究工作。

《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被作者自己称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把公司作为社会组织研究的书，通用汽车公司只是一个标本。

跟当时以及后来很多讨论公司的论述不同，《公司的概念》将公司还原到产生公司的特殊社会土壤中，奠定这个土壤根本的是德鲁克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看到的价值观，即，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都是服务于高于社会存在的上帝意志的工具，其中的人不是为了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恰恰相反，社会被上帝用来实现祂赋予人的使命。

对人的尊重贯穿了德鲁克大半生的言论。几十年后，92岁的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题为“他们不是雇员，他们是人”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任何组织而言，“伟大的关键在于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这里的开发潜能很可能被理解成仅仅为了组织的绩效而把人视为使用的工具。只有恢复对人的尊重，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释放出来。

德鲁克所谓的人，是他所信仰的创造主赋予的生命，人之所以有尊严有才能，是因为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形象不在于人的长相，而在于人的灵魂，正如德鲁克在《生态愿景》中所说，“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

进一步，为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就有尊严和才能了呢？德鲁克在他一生的著述中屡次提及基督信仰是自由社会能否长成的根基，比如，他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提醒：“自由根植在（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和圣保罗的书信中”。这本书被作者的很多朋友和批评家们认为是德鲁克最好的著作，也是作者认为自己写过的书中最有宏观视野的，因为这是德鲁克唯一一本全面描述他心目中的自由社会图景的书。

在基督信仰中，神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统治者，而是降卑为人重新获得圣洁永恒的生命而舍弃自己的牺牲者，在《圣经》中，神就是爱，是爱的源泉，神创造宇宙就是出于爱，而爱的意思乃是舍己。这就是人所以有尊严和才能的来历。

德鲁克所说“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实质上就是舍己牺牲的表现，组织的建立，不论是组织本身还是其中的带领人和成员，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为了帮助每个生命都能够彰显爱的才能，也就是德鲁克在他的那本社会生态学家宣言中申明的：“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

在德鲁克看来，从这样的维度看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仅不流于理想化，其实可以解决一个非常普遍的现实难题。

“根据统计学显示的规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一个组织唯一能够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成为杰出的途径是使得现有的人们产生更多的能力——即，通过对知识工人的管理产生更大的生产力。这个挑战，引用一句老话就是，‘让凡人做非凡之事。’”德鲁克在2002年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中写道。

如果仅仅看到这样的话，德鲁克为社会组织给出的成功之道跟很多被称为“大师”的管理专家和顾问们提出的没有多少不同，甚至，这样似乎能够点石成金的金玉良言听多了会让人感到茫然或麻木。

德鲁克给世界提供的却显然不仅是这些。他在18岁时开始的转变本身也许是他自己所经历最好的点石成金的见证。

求主怜悯，这些看法背后都是我们个人生命中极大的骄傲。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而我们是良善的普通人。但是，在主那里，一切的评断都不同于人，高于人。就如同那个痛哭流涕的税吏，钉在主耶稣旁边的强盗一样，他们和赖昌星一样，在主看来都为宝贵，因为他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

我们真的比过去的赖昌星好吗？在圣灵的光照下，我每每看到自己生命的本像，实在是诡诈、污秽。就像保罗说的，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这种忧伤的经历是基督徒的专享，因为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只有在真光的注视下，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配，因而救恩是多么的甜美。

就像一个牧者说，也许我们是普通人，没有那些显见的罪恶，我们自以为站在阿尔卑斯山顶，可以嘲笑那些在山下深坑里的人。但是对于头顶的星空，我们的距离一样是遥不可及。

感谢主，在赖昌星的生命中也行了奇妙的事，让我们真切看到神的怜悯和恩慈，也求神除去我们生命的骄傲。

　　你好，赖昌星弟兄

我们在写作时会忽然想不到一些事理。昨天，我在与高一飞教授商榷的文章里，提出了关于邓玉娇案的一种可能性：

……况且几个醉汉来到的本来就是一个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一方出钱，一方出卖肉体，那是这个最古老行业天经地义的规则。嫖客心中，妓院里哪里有强奸这回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来就不认为是犯罪，哪里会有对报警的担心和所谓“犯罪后不希望被发现的心理特征”？我要你提供“特殊服务”，你不干，无非是想多要钱。于是我拿出四千块，你还不知趣，于是就霸王硬上弓……高教授，难道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写到这里，我居然没有看到隐含着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假如被邓玉娇杀死的邓贵大以及受伤的黄德智的行为是强行与邓玉娇发生性关系，那么这里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邓玉娇案！因为首先发生的是一个强奸（未遂）案件，之所以未遂是因为实施强奸的人遭遇到强有力的反抗。邓玉娇的反抗乃是由一个先在的犯罪所引起的。这样，顺理成章的处理方式是，首先拘留或逮捕涉嫌强奸犯罪的黄德智，查清相关事实真相。如果预审结果表明，黄德智与邓贵大的确是因为试图强奸邓玉娇而遭遇反抗，那么检察院要提起的就应该是一起强奸案的公诉，而邓玉娇的行为究竟如何定性，则应有法院根据审理强奸案的结果加以确定。

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前面的一个案件消失了。单摆浮搁地来了个邓玉娇案。仿佛我们说抗战，前面没有日本侵华的行为，却毫无缘由地来了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巴东县公安局这案件办得实在是蹊跷。5月10日案发，直到29日经过巴东县纪委、监察局研究决定开除黄德智党籍后，县公安局才“因黄德智的不法侵害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已对其予以治安拘留。”。看起来，巴东县有关部门早已将最终认定强奸罪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正当防卫的任何可能性封杀殆尽了。

今天的《广州日报》记者发自巴东县的报道说，“据知情人介绍，对邓玉娇的精神病鉴定也有了结果，鉴定结论显示：邓玉娇具有心智障碍，但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是啊，这姑娘有“心智障碍”，错把好意当歹意。不知道这是什么机构作出的鉴定，多么奇妙的“心智障碍”，它足以让邓玉娇发生认知错误，却又不像精神病那样能够不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又让黄德智们得以解脱。一石三鸟，我们不得不佩服掌控者的高明。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要由法院作出最终判断啊。巴东县法院，巴东县人民法院，该你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牛市”或者“经济回暖”的说法开始甚嚣尘上。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是凯恩斯式的政府扩大支出的办法刺激经济，流动性正在全球泛滥，我们究竟会用多久的时间走出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快地走出？像罗斯福新政（New Deal）那样，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政策，真是良药吗？
历史的类比让人心存希望。然而走入历史的深处，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大众很少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第一任总统期间（1933年-1937年），经济产出在1937年一度达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出人意料的是1938年开始，美国经济又开始了新的、更深的衰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在我的研究中，这是唯一一例一次深度衰退紧接着一次。”
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1937年之前经济产出的增加是因为存货的大量增加：企业家们担心工资和物价上涨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加紧生产的速度，一旦这种担心消退，私人投资立刻衰退，人们才发现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建立在幻觉之上”。
罗斯福疑惑说，商人们究竟担心什么，他不是发誓要给美国人民带来“安全感”吗？总统夫人说，因为商人们都怕你，不知道你们下一步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你们”指的是罗斯福和他的新政伙伴们。他们大多是来自哈佛大学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律师和经济学家，其余的来自耶鲁、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他们相信不受控制的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是1929年大萧条开始的主要原因，而由政府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是出路。这是一群充满希望，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其中的Stuart Chase在他的《一种新政策》（A New Deal ）一书中说：在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中，“除了创造新天新地的激情之外，不需要更多的激励”。他发问说：“为什么让苏联独享重塑世界的快乐呢？”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已经罗列了随后这些知识分子们采取的各样举措，然而教科书里没有说到的是，这些举措有可能延长了大萧条。Jim Powell在他的《罗斯福的过失：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如何延长了大萧条》中数算了很多新政的错误。
对于罗斯福新政的遗产，依然有很多学术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激情的新政者改造社会的举措，破坏了市场价格信号，伤害了个体（包括企业）的经济自由，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比如最低工资制度使得企业主成本上升，减少雇工人数，因此罗斯福始终没有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1931年美国失业率是15.9%(大萧条之前是3%左右)，到1939年仍停留在17.2%；罗斯福为了实施凯恩斯式的政府扩大支出政策，大量推出政府工程，政府开支增加的结果是大量征税，1929年美国最高税率是24%，1935年则提高到79%，结果是大量政府开支挤出了私人投资。
有意思的是，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内，凯恩斯公开写信称赞罗斯福的新政，在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内，凯恩斯私下写信给他，提醒说，新政在政府大量举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提高私人投资者的积极性。凯恩斯说，商人们和政治家不同，认为商人比政治家不道德是“错误的”，如果让商人们在一种恐慌的环境下生存，市场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罗斯福需要平衡政府投入和私人投资的平衡。
罗斯福新政的3728项法令中，也有一些存留至今。在David Kennedy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一书中，作者认为罗斯福留下的最无争议的遗产就是设立美国证监会。证监会第一任主席约瑟夫·肯尼迪曾经是个贪婪的投资商人。他在1920年代曾经写信给他的合伙人说：“现在在市场上很好挣钱，我们得在他们通过法令（监管）市场之前干一票”。然而，这个道德不那么高尚的商人却在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后，把美国证监会变成国会眼中“政府最强的委员会”。肯尼迪的主要工作是改变了华尔街和政府中某些人垄断市场信息的行为，让上市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定期披露信息，使得原来为少部分人垄断牟利的市场信息，为全体投资者共享。这一成功也诠释了政府应当扮演的恰当角色。
罗斯福新政只是一段历史，而不是神话。这段历史还有很多不同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政府不是神，它绝不是全知全能的，市场经济的真正奥秘在于亿万个体的分散决策，这些未必有高尚情怀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他们的分散决策，结果远远胜过于某几个人的谋划；政府更不可能是全然公义的，它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这种利益诉求往往是政治性的，与企业家和市场绝不一样，因此它的经济效率是无法保证的。
这段历史对于雄心勃勃的政府实在是件尴尬的事情。新政者们的错误在于用政府管理经济的理想状态和市场经济的最糟糕状态相比较，但事实是政府刺激对于大萧条未必是灵丹妙药，甚至曾经引来了第二次衰退；建设“新天新地”的努力带来的却可能是又一场灾难。
当中国面对这次经济衰退的时候，很多政策都是当年新政者们采纳过的：农产品价格保护；设定最低工资；大量基础建设工程；地方政府出钱配套中央项目……此外很少有什么新意。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没有改变，最近火热又充斥着庄家交易的股市中，我们的约瑟夫·肯尼迪依然缺失，甚至1940年《哈佛商业评论》“中小公司缺少信贷支持”的呼声也和今天相仿。
如果人们指望中国经济真的能以目前的状况走出危机，这无疑是对历史和市场背后“看不见的手”的无视。1955年的《财富》杂志把大萧条持续那么长时间归结为“那个时代对经济学的无知”。今天，面对危机如果我们再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我们缺少的并不是经济学知识，而是对真理的敬畏。30年前，我们找到了真理，开始了改革。30年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怎么又开始健忘和悖逆了呢？
为《南方窗》所写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苦涩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浑身布满鱼鳞一样的伤痕，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后年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镳，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而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隐退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象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斯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Robert Conquest在研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著作Harvest of Sorrow中写道：“共青团员在地方积极分子中比例很高。1933年6月苏联某区中一个党支部都没有，75个农庄中只有14个党员，但是有16个团支部和157个团员。”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象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爱国主义传统当然要纪念，但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院。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你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多么希望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苦涩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浑身布满鱼鳞一样的伤痕，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后年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镳，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而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隐退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象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斯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Robert Conquest在研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著作Harvest of Sorrow中写道：“共青团员在地方积极分子中比例很高。1933年6月苏联某区中一个党支部都没有，75个农庄中只有14个党员，但是有16个团支部和157个团员。”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象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爱国主义传统当然要纪念，但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院。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你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多么希望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