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晋永的故事（《财经》）

再转一个故事，财经杂志报道的。

王冉的点评：【观点·@王冉（易凯资本CEO）】中国30年改革开放让禹晋永这种人有机会冒出头来，也是不得已的事，败火过度就可能会腹泻，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荒谬。但是，如果下一个30年中这样的人在中国还有赚到钱的可能，那么中国的改革就很难说是成功的。

老榕的观点：我对最近这2件事情关注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有一种幽灵弥漫在中国创业者当中：适当的坑蒙拐骗（当然我认为，适当的包装不在此例，如张朝阳那样）是可以接受的，私下里他们会说，你看那谁，那谁谁，一样很成功。这不仅让投资人头大：他们为了考察诚信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也对脚踏实地的创业者不公。

起底禹晋永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16期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02日 共有 13 条点评

禹晋永的十年“成功史”，恰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成长对应。在这个由土地与资本构成的产业中，依靠“空手道”于银行、地方政府之间辗转腾挪的，远非禹晋永一人

《财经》记者 张鹭 实习记者 王培成 特约作者 张明

　　在被媒体曝光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后，中国世代投资控股集团主席禹晋永先以“谣言”笼统回应，继而发表律师声明，将媒体报道斥为失实，声称或对几家媒体与个人提出5000万元的高额索赔。

　　这位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在他的校友唐骏身处“学历门”漩涡时，曾高调公开声援，未料“给唐总补了一枪”并引火烧身。

　　自2000年左右从故乡四川来到北京，此后十年的“成功”史上，利用媒体进行包装，并将知名度转换为“生产力”，禹晋永一直如鱼得水。但这一次，局面已然失控，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终成“人肉搜索”的把柄。

　　“禹晋永事件”已超乎学历、经历、捐赠、头衔等方面的造假，“不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了，他已经涉嫌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认为。2010年7月23日，吴丹红以公民身份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报案，目前尚未获公安部门立案。

　　据《财经》记者在北京、梁山、天津、重庆调查，除文首两桩丑闻，在被黄光裕解雇后，禹晋永还涉嫌在天津、重庆等地以空壳公司洽谈政府重大工程项目，最后均因无力消化而流产，前期的巨大投入最后被当地政府埋单。

　　而在这张画饼不断膨胀的过程中，未经核实的媒体报道、急功近利的地产商人以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心态，皆是其生存土壤。

　　以禹晋永为镜，映照出的是房地产行业的混乱一面，此道“高手”亦远不止他一个人。

　　绵阳旧事

　　据禹晋永提供给梁山县工商局的履历表：生于1963年4月12日的禹晋永，15岁即进入武汉军区服役；1982年转业进入绵阳市公安局任干警；1990年起任绵阳市粮食局科长；1993年在四川省绵阳市土地开发建设总公司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1995年出任四川永嘉房地产投资开发集团董事长、总裁；1999年起，他任职台湾凯胜工业集团（下称台湾凯胜）的董事长助理、总裁。

　　但据绵阳市粮食局一名老员工介绍，禹父为任职绵阳县粮食局退休干部，禹本人于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该局工作。1992年前后行政区划调整，他到了绵阳市涪城区粮食分局，但一直是普通干部。

　　关于其“公安局干警”经历，绵阳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人员在检索了所有的数据库后回复《财经》记者，里面没有找到禹晋永或禹晋勇的名字。

　　上述粮食局老员工说，在粮食局工作时，禹晋永的“口碑就不好，不实在，喜欢吹牛，做事也不踏实”。上世纪90年代他离开粮食系统后，同事们便再无其消息。

　　禹晋永离开粮食局直至北上京城闯荡前的这段经历，无处查证。不过，这段经历并未给他带来财富。据其自称，2000年他攥着姐姐给的4000元钱，抵京当夜，“就睡在职工宿舍的大门口，那天晚上北京下大雪，这一刻我永远都记得。”

　　2000年或2001年，禹晋永来到台湾凯胜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创纪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创纪）应聘分管销售的高管职务。其在北京创纪的前同事介绍，当时企业在液晶领域的发展需要资金，“说话很大”的禹及时出现，承诺能帮公司找到资金。

　　但资金并未随着禹晋永的就任而来。这名前同事回忆，“他动不动就申请谈项目的经费，每次都是数万，而这些项目一听就不着边。”后来该公司财务经理偶然发现一份禹不服判决的司法上诉材料，“我们这才知道，他在四川有官司在身。”

　　梁山“第一桶金”

　　2001年年底，在禹晋永的建议下，台湾凯胜的老板成立北京凯爱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凯爱）。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人代表为北京创纪总经理彭丽新，股份则由彭丽新和财务王颖两人代持，出资额分别为700万元和300万元，禹晋永出任CEO。

　　但接下来一个月内，经两次股权转让后，这1000万元注册资本的股权结构变为：禹晋永占51％、王颖占30％，彭丽新占19％，法人代表也变为禹晋永。知情员工透露，这并非正常变更，禹晋永并未实际出资，只“因为账目和公章都是禹晋永把持着”。

　　北京凯爱成立不久，禹离开北京创纪。到2004年，禹晋永先后以“凯爱”之名成立了凯爱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凯爱置业）等系列公司。此外，他还在山东省梁山县建立了山东凯爱置业有限公司梁山开发分公司、梁山凯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这些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东，除禹晋永外，还有其兄禹晋川及其妻舅赵红卫等，但纳税额、对外投资额、销售收入均是零，惟一可堪查证的“投资”是出资100万元购买了位于丰台区六里桥莲馨嘉园的一套房产用做办公室。

　　大多数“凯爱系”公司因未参加年检而被吊销，仅存凯爱置业（后更名为凯爱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2003年注册成立的凯爱置业，不到一年后，注册资本从50万元骤增至12494万元，新增的1.2亿余元是位于梁山县杨营镇薛阁村以东、公明路以南的一块1500亩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但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归属已被证伪。

　　2002年年底，禹晋永以北京凯爱名义派人来到梁山，与当地洽谈兴建高科技工业园项目。据禹晋永的对外招标公告，这个项目号称投资10亿元，包括兴建信息数码港、五星级多功能大酒店、Shopping-Mall、高尔夫球场。但一位当地干部说，“奇怪的是，这么有实力，禹晋永公司的人居然在镇上待了几个月，吃住都由管委会负责。”

　　由于投资一直没到位，土地并未完成转让。梁山县国土局梁山经济开发区分局地籍管理科闫成告知《财经》记者，这块地当时已获批准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但因其投资一直未到位，最后并未给禹晋永。

　　但在凯爱置业的工商资料中，由北京中润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产转移专项报告》显示，该地块的使用权已为禹晋永所有，其依据为梁山经济开发区 “梁经开字【2004】字第002号”文件，以及梁山经济开发区土地管理分局签发的“梁国用【2004】字第007号土地使用证”。

　　而据闫成出示的土地证书签收簿，上述土地使用证的权益人为丁淑玲，与禹晋永及凯爱置业无关，“他所谓的土地使用证涉嫌造假。”

　　另据公开报道，上列会计师事务所查证在2003年和2004年并未出具上述《财产转移专项报告》。这意味着，凯爱置业用于增资的验资报告亦涉嫌造假。

　　“凯爱网”牛皮

　　2000年抵京不久，禹晋永报名参加了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三班。据其同学回忆，这个项目为期两年，课程设在北京大学校园内，授课者包括美国和北大的教师，学员每个月须交一份论文，共需缴学费和手续费等十几万元。

　　虽有知情人透露，“其英文词汇量不到50个，连doctor都不会拼写”，但这个两年修得的博士学位，仍使得他以“中国地产界仅有的三位博士之一”之名频频亮相媒体，并公开自称具有清华、北大、人大、中央财大等知名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MBA导师，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理事长等头衔。

　　2004年，禹晋永推出凯爱中国网。一位参与创建者称，网站内容多为剽窃，且拖欠员工工资，“让我们各自承包网站的一个板块，销售网站看电影的点卡。”这名员工四个月仅有千余元工资，一怒之下将禹告上法庭。

　　在禹晋永对媒体的自我描述里，这一年他的财富“已经超越了因借壳上市成为中国首富的黄光裕”。这笔巨额财富来自2004年“8·31”土地大限前，通过凯爱置业斥资50亿元收购、控股25家房地产企业，储备近600万平方米土地；此后通过其在美国内华达州设立的美国凯爱世界网络有限公司（KI WORLD NETWORK CORP）反向收购凯爱置业，将土地资产装入网络公司。2005年底，凯爱中国网被出售并被保荐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但据凯爱置业工商资料，2004年的对外投资为零。纳斯达克官网的上市公司名单里，更没有“KI WORLD NETWORK CORP”这家公司。

　　美国内华达州州务卿Ross Miller个人官网资料显示，该公司于2004年1月11日注册于该州雷诺市，注册资本为50万美元，董事长、董事长秘书、出纳均为禹晋永，在禹声称“被出售”前半年的2005年3月，即已被注销。

　　“借名”黄光裕

　　早在2004年中，黄光裕借壳上市成为内地首富之后，禹晋永谋得机会与其会面。其间自称“留美经历”“双博士学位”“1000多万平方米项目经验”以及“十几家国外基金支撑”，这些言辞打动了新晋首富，一位北京国美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国美置业）离职高管告诉《财经》记者，“黄光裕听了半截，拍板说，你要什么条件？”

　　当年12月，国美置业注册成立，禹晋永出任总经理，待遇为年薪40万元、净利润4％的提成外加每年50 万元的费用报销额度。彼时黄光裕初尝资本杠杆甜头，热衷于将实业与资本联动，他曾对房地产业务部下称，“我做房地产还要投钱的话，还要你们有什么用？”为避免专业人士陷入传统思维的窠臼，黄刻意聘用专业背景不明显的高管。

　　公司成立初期，禹晋永“资产权益化、权益资本化”的“资本地产”理论曾一度让同事感到炫目，但不久，其便显露出对房地产基本业务知识的匮乏。 “连容积率都不懂，拿下地后，七天就要开工，五个月交楼。他不知道，拿地后不算规划设计，光前期报批就得至少半年。”上述国美置业离职高管回忆，被质疑后，禹晋永回应说“你们就是目光短浅”。

　　这期间很大一部分时间禹晋永用来接受媒体采访，“地产界的资本玩家”“中国资本地产理论原创者”“知本家”等头衔纷至沓来。

　　禹晋永的主要任务是找地，“看得多，谈成的少。”这位高管回忆，“像很多地产商一样，黄光裕当时见地就拿，拿到后拖着不付全款，只交少量土地出让金。反正政府对开发商囤地打击也不严，何况他跟相关部门的关系也很好。”

　　2005年4月，国美置业以4100万元保证金、8.05亿元拍得北京市丰台区西南四环地块，用于开发“国美商都”项目。禹晋永延续了在梁山、凯爱网的“高科技”包装路径，力主将项目包装成“世界电子电器高科技体验中心”。

　　但其所谓的“高科技”概念并未得到认真讨论，在此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另一位以顾问身份与会，号称某“中国地产营销教父”的嫡传弟子。“我们当时给丰台项目的定价是14000元/平方米，但此人提出每平方米要卖3万元，而且1平方米都不卖，要作价100多个亿装入上市公司，再翻四五十倍卖给股民。”这个思路得到黄光裕的认同。但这个号称投资38亿元的项目，定位几经调整，一直未完成销售，沉淀了国美不少资金。

　　不过上述高管认为，责任并不能由禹晋永一人承担，“在资本地产理论上，他俩可谓相互影响，何况禹晋永的权力其实很有限，拍板都是黄光裕做的。”

　　2005年8月前后，有员工举报禹晋永存在安插亲友、业务能力低下等问题，随后9月间，禹晋永被黄光裕以“泄露公司发展计划”之名辞退。

　　天津再试水

　　“国美置地”的失落收场，并不妨碍禹晋永携“黄光裕地产搭档”之名再战江湖。

　　赋闲近一年之后，2006年7月，禹晋永在香港成立中国世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世代），号称注册资本10亿元、背后有13家海外基金支持。但该公司真实的注册资本仅1万港元，大股东史维学出资8500港元，禹晋永出资1500港元。

　　两年后，禹晋永另成立中国世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仅两字之别，注册资本也是1万港元，其中禹晋永出资8500港元，赵红卫、禹爱丽、禹晋川各出资500港元。

　　离开国美后，不再限于在媒体上对自我形象进行包装，禹晋永更热衷于寻机与各级政府官员合影，其中不乏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建设部部长、重庆湖北两省市主要领导等。高调悬挂于其个人网站，这为他在地方接洽项目陡增“形象分”。

　　2005年起，他开始与天津市静海县接触，并初步达成开发约4000亩的世代新城项目。2008年1月，此地块在天津市土地交易中心挂牌交易，起拍价为6.68亿元，竞买保证金为3亿元。项目要求建设投资15亿元的酒店、投资7亿元的国际会展中心和投资4亿元的高档写字楼。

　　但禹晋永所在的公司并没按时交纳保证金并摘牌，最终该项目地块流拍。此后，静海县政府发布通知废止与禹晋永签署的合作框架性协议，双方在2008年8月前后正式“分手”。

　　曾参与该项目谈判的静海县政府人士对《财经》记者称，禹晋永想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获得土地开发权，最终项目流产，给静海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该地块挂牌前，静海县政府承诺2008年1月30日前全部完成拆迁。为此该县政府于2007年年底下发通知，要求在2008年位于该地块的砖瓦厂停产、儿童乐园拆迁，配合项目正常开工。最后，国有背景的砖瓦厂1000多名职工全部被买断工龄，平均补偿为7万余元。

　　当地知情人士估算，静海县在这个项目上直接损失至少超过1亿元，且都由政府埋单。

　　重庆“乌有楼”

　　天津试水同期，2008年间，禹晋永高调宣布投资440亿元在重庆大渡口区建胜镇做整体开发，其中核心区是号称385米高的七星级酒店。如今，这里的农田山坡间楼宇参差不齐，仍是一片城郊结合部景象。

　　之前2006年6月，大渡口区将钓鱼嘴半岛列入开发计划，先后有多地投资商表达投资意愿。一年后，该项目为禹晋永获知，2007年8月他主动拜访了区政府领导，意图将钓鱼嘴半岛分东西两岸分别开发。其中，他最属意的是土地一级开发权。

　　当年11月，禹晋永向大渡口区提出规划设计方案，大致是以两栋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超七星级酒店为核心的国际化中央休闲商务区（CRBD）。

　　CRBD曾被作为开发首选方案。“但这个项目的前期投资在100亿元以上。”该区政府工作人员说，禹晋永当时称，100亿元的资金并不算大，中国世代成立一年多来，参与、控制开发的项目有16个，自己开发和联合开发项目有1300万平方米。

　　2008年7月，禹晋永与大渡口区区长签订《钓鱼嘴半岛项目开发意向协议》。不过大渡口区分管宣传的人士当时却发现，他们力主推出的“CRBD”，被禹晋永主动约集的媒体报道成“超七星酒店”，这让他们压力很大，“实际上这时候规划方案并未最终敲定。”

　　该人士解释，意向协议的前提是禹晋永必须先与重庆地产集团达成协议，在重庆大渡口区注册公司，先投入至少10亿元资金。直到现在，禹晋永在当地并未注册公司，遑论投资。

　　“他这样先入为主的发布消息，让外界误以为他们已经得到了开发权。”这位区政府人士说，当时重庆方面并不同意中国世代在没有真金白银投入的情况下拥有土地一级开发权。而没有一级开发权，禹晋永显然不能通过银行渠道取得资金。

　　2009年3月底，禹晋永最后一次与重庆方面协谈此项目，此后再无下文。

　　“房地产本身并不具有产业特征，只能算个行当，而开发商只能算是集合商。因为土地是租来的，向国家付土地出让金；房子是建筑公司做的；设计是由设计公司来做的。将别人的东西集合起来，仅此而已。”禹晋永曾向媒体分析。

　　利用项目用地获得银行授信，再通过销售回款实现滚动开发，为房地产开发惯用手段。禹晋永试图以空壳公司组合银行资金与政府批文等资源坐享暴利，亦为诸多地产商人“成功史”的前半段。

　　上述前国美置业高管感叹，禹晋永的十年“地产史”，恰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成长对应。在这个由土地与资本构成的产业中，依靠“空手道”于银行、地方政府之间辗转腾挪的，远非禹晋永一人。

　　而还有更多拥有海外背景、高学历头衔或挂靠名校的单位身份，且现今仍活跃于业界的地产达人的发迹路径，不过是禹晋永的升级版。“不同的是，他们成功后，都低调下来了。”

　　本刊记者李微敖、实习生陈宁、唐文竹、Max Stevenson对本文亦有贡献

方军 @ 20:59:23 | Comment[0]

《新世纪周刊》电信隐形人

晚上走回的路上手机看这篇，太长了。回来又看到有人挑剔这个报道的一些基本事实，无所谓了，我当故事看，编造的故事哪有现实精彩。转一下，抱歉最近转太多，不过实在看这些故事太精彩了。之前金山的故事很精彩，一财周刊比较可惜，有了智联招聘的好故事，但讲得一般。今天书店又看到麦基的《故事》一书，家里那本找不到了，预备再买一本仔细研读一下。

电信隐形人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0期 出版日期2010年07月26日

凭借张春江、李华与李向东等的多重关系，能量超群的“隐形人”张锐，掌握着进入“电信帝国”大门的密码

《新世纪》周刊 记者 赵何娟 于宁

　　每年数千亿元的设备采购及IT采购、数十亿元的广告招标，以及同样数额惊人、包罗万象的电信增值服务和各类工程采购，使得中国的几大国有电信运营商犹如传说中的黄金国度。上至西门子、爱立信等跨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下至以承包建筑工程为生的包工头，都渴望迈进“帝国”的门槛，成为中国国有电信公司的设备或服务供应商。

　　但是，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才知道打开大门的密码。张锐正是其中之一。

　　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移动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落马，这位在中国移动内部从总部到地方游走自如，并玩转各大电信国企的“电信达人”可能至今仍是电信圈里的“隐形人”——只有业内很高层的小圈子才知悉其名，公众更熟悉的或许是其“当代艺术品收藏家”的身份。

　　多位接近中移动的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证实，2009年12月被调查的张春江，目前初步认定涉及经济问题，涉贿金额在千万元以上。张涉嫌受贿，事发两条线：一是与曾任前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秘书的宋世存之间因房产交易而发生资金往来（详见本刊2010年第6期“张春江案由来”）；另一条线，则直接指向北京瑞致通信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锐。

　　张锐出生于北京，1962年生人，毕业于北京一所重点实验中学重点班，高考前半年放弃高考，选择流浪体验生活，后任育英学校团委书记，曾因参加野外生存训练出名，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经商，结识时任大连电信管理局副局长的张春江。张锐的第一桶金，即从交换机代理而来。

　　一位接近中移动高层的电信业人士透露，涉案者还包括张锐之妻——阳光加信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蕊宁。张锐夫妇因卷入张春江案，已于今年春节前后被相关机构带走配合调查。阳光加信2004年因击败多家知名广告公司，成为网通集团全国总代理而在广告界声名鹊起，其时，担任网通集团总经理的正是张春江。

　　2010年6月25日，中国移动四川分公司（下称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被带走调查。多位消息人士指出，李华系由张锐牵出——张锐曾出资帮助李华购买房产。但李华的经济问题仍主要在设备采购，李华落马后，四川移动曾分管采购的副总也被叫去问话。

　　在此之前的3月，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中移动无线音乐基地负责人李向东突然携款潜逃。其时，审计署正在对中移动的SP（电信增值服务提供商）展开审计。本刊记者在四川多方调查发现，张锐旗下公司不仅在四川移动承接了大量业务，其关系网还与四川无线音乐基地的主要SP——成都娱音科技有限公司有着复杂的交集。

　　一人牵出三案，“隐形人”张锐在中国移动及电信业引发的这场大震荡在加速扩散。一位电信业内资深人士称，张锐出事之后，多家跨国电信公司的中国区高管纷纷出国避风。随着张春江、李华和李向东的相继落马，中国移动在各地展开了一场人事大调整，江西移动负责人简勤接任李华已在内部公示、集团计划部总经理董昕出任河南移动“一把手”也已基本确定。除此之外，中国移动还启动了对内部管理和财务制度的重新梳理。7月初，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相继在内部展开反腐倡廉系列会议。

　　张锐与涉案三移动中高层分别如何发生交易？张锐之后还有多少人涉案？张锐的巨大能量从何而来？这些疑问，伴随着上述三人转入司法程序可能部分得到解答，但不是全部。在庞大的“电信垄断帝国”阴影之下，左右和操纵着大小交易的“隐形人”，张锐不会是最后一个。

“中间人”

张锐被抓后，很多跨国公司负责中国市场的人都躲到国外去暂避风头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2号看台对面，有一座特殊的建筑，表面由巨大的现代钢结构组成，里面则是雕梁画栋的古徽式建筑——六米高的挑梁立于中庭，周围有四柱，柱上是用传统雕刻技法雕出的“雀立”，属镇宅之宝；厅堂正上方的天井称“四水归堂”，意为财源广进。钢结构内里的徽派建筑，据说是一座有200 年历史的老宅，不远千里，从江西婺源整运而来。创意者的大胆和奢华由此可见一斑。

　　这里是有璟阁，著名的徽派餐厅，曾入选北京都会十大顶级时尚餐厅，是京城高官、外国使节和各界名流们流连之地。它的主人，就是近年来频频以“当代艺术品收藏家”身份高调出席各种活动的张锐。他购买的艺术品大部份放在碧水庄园的别墅中，自称有近千件，去过的人称布置得有如古根海姆博物馆。

　　很少有人知道，张锐起步于大连，发家于电信。电信才是他苦心经营的主业。

　　张锐的人生颇富传奇，曾用过张睿、张皓铭等多个名字，从小便不愿受约束。他原本在北京一所重点实验中学的重点班就读，同学评价其相貌英俊，聪明、执拗、有个性。在离高考还差半年时，张锐放弃考试，选择去底层闯荡，体验生活。

　　张锐后来当过老师和北京育英学校的团委书记，上世纪90年代初，在当时席卷全国的下海经商潮中下了海，创办了自己的通讯公司，主要推销小交换机，后来还在大连做起了服装生意。在大连，张锐遇见了他的“命中贵人”张春江。

　　张春江长张锐4岁，1982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年少得志，与张锐结交时已官至大连邮电管理局副局长，不久，1993年8月又升任辽宁省邮电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时年不到35岁。后从邮电部移动通信局局长一路升迁，1999年12月成为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部里最年轻的一位副部长。

　　知情人士称，在张春江的一路升迁中，张锐始终与他保持良好关系。而中国电信市场这十余年的迅速发展和膨胀，更为张锐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1998年，中国启动电信改革，中国惟一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被拆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四大电信运营商陆续成立。其后，又经过两轮重组，分分合合，始成目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足鼎立的局面。

　　从1992年至今，中国的固定电话用户从1000万增长到11亿，移动电话用户从一片空白增至8亿。为满足市场需要，中国的电信部门和后来的电信运营商大规模扩充网络，张开了对电信设备和相关服务的巨大胃口。

　　外国的电信设备厂商都看到了机会，纷纷来中国淘金。他们也很快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关系非常重要。”从诺基亚、爱立信、到西门子、北电…… 各大跨国公司各出奇招，有的找到前国民党将军之女出任中国区主管市场的副总裁；有的则招来深谙中国国情的销售奇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爱立信中国区某前副总裁。直到现在，很多电信业人士提起此人仍大为叹服。“爱立信为中国电信系统培养了800个MBA，此人即始作俑者。”一家跨国电信公司的销售经理称，跨国公司普遍有比较严格的纪律约束和财务约束，但读MBA的费用可以以“培训费”的形式方便、合法地入账。

　　据业内人士介绍，前些年电信公司快速发展之时，每个省的设备采购量少则20亿元，多则近百亿元。中国移动每年的采购支出大约是其收入的四分之一，2009年对外投资超过1000亿元，招标金额也近千亿元。中国移动的多位落马管理层都与设备采购有关，如湖北移动今年4月审判的原副总经理林东华就涉嫌收受供货单位巨额贿赂；在此之前的2002年，原湖北移动副总经理华仙军与妻子罗梅被捕，同样是收受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贿赂。

　　今年年初，中国移动党组成员、人事部总经理施万中被调查。多位知情人士称，施万中在担任安徽移动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西门子通讯业务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过程中，西门子通过一家境外公司，向一家安徽咨询公司支付了高达500万美元的“咨询费”，而这家安徽公司的注册人为施万中的妻子，实际控制人为施万中。据本刊记者了解，施万中案已基本审结，最快将于本月底在河南省鹤壁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同样受制于海外监管约束和“做关系”的需要，很多跨国公司也同时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即找代理或聘请咨询或顾问来做“中间人”。张锐成立的诸多公司既有电信设备、软件的销售业务，同时也做咨询和顾问。名为咨询，其实就是做第三方代理和通过咨询费转移支付，这是通信行业里最通用的规则，尤其是在外企运作中。如西门子等都在直销之外通过“中间人”进行操作。当时活跃于市场的“中间人”，颇多为电信企业高管或者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扶持的“自己人”。

　　“张锐就担任过多家外国公司的‘中间人’。”一位接近张锐的人士透露，张锐最早涉入电信行业代理和销售的，正是当时所有移动通信设备中需求增长最快的交换机。张锐被抓后，很多跨国公司负责中国市场的人都躲到国外去暂避风头。

淘金之旅

“电信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很大，分得一小杯羹就很大了”

　　张锐的角色不止于“中间人”这么简单。如影随形，张春江的每一步升迁几乎都伴随着张锐事业的新的扩张。

　　1995年1月，张春江离开大连，调任邮电部移动通信局局长、电信总局副局长、办公厅主任。也在这一年的7月，张锐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华脉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脉电子），继续电信淘金之旅。张春江正是在背后支持他的关键人物。

　　华脉电子成立于1995年7月，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张锐之妻杨旭霞（后改名为杨蕊宁）出资80万元，张锐、姬蓉各60万。这位姬蓉，即为张春江当时的妻子，后出国读书，2000年2月才将股权转让给两个自然人郝露华和柳少宁。

　　华脉电子在张锐早年生意中扮演重要角色，后来又入股了两家公司。1996年6月，张锐用华脉电子与香港金威消防保安系统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一家业务颇为独特的公司——北京华脉金威电子消防系统有限公司（下称华脉金威），提供极早期延误探测报警系统。

　　这家并不起眼的公司主要客户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业务遍及全国。“我们给大空间和机房做报警系统，以前给电信局也做过很多。” 该公司的一位员工称。该公司在网站上介绍其工程业绩时，罗列了近百家地方电信局及电信公司、机房大楼的名单，从省电信公司到市区分局、乃至变电所都有所涉及，覆盖十几个省，其中以辽宁各地的业务最为醒目，此外还包括四川移动通信公司、广东省全球通移动大楼等。

　　不过，本刊记者在该公司的办公所在地——北京数码大厦B座905——只看到几名员工。

　　“以前我也想象不到，做电信公司机房的空调系统、报警系统就能挣这么多钱，但实际上电信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很大，分得一小杯羹就很大了。”一位电信设备供应商称。

　　1997年，张锐旗下第一家电信公司——北京思瑞德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下称思瑞德）成立，初始注册资本150万元，地点在北洼路4号华澳公寓。张锐任法人代表，股东有三个，华脉电子仍在其中，出资45万元；四川银海科技有限公司出资45万元；四川人李心泽作为自然人出资60万元。

　　思瑞德的主营业务是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及项目集成等，此后经营范围中还特意增加了“销售通讯设备及本公司开发的产品”。

　　这是有据可查的张锐与四川发生关系的最早记录，李心泽也是后来张锐染指四川移动多项电信增值业务和数据业务、包括四川无线音乐基地增值业务的最核心成员。

　　就在思瑞德成立的第二年，1998年，张春江升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局长，张锐旗下的另一家重要公司——北京瑞致通信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瑞致通信）成立，成立之后经营范围扩大到通信产品及计算机软硬件销售。

　　这家公司的投资人还是张锐和杨旭霞夫妇，分别占51%和49%的股份，注册资金100万元，后增至400万元，与华脉金威同址办公，但没有挂牌。

　　2001年瑞致通信又投资了阳光加信科技公司（下称阳光加信科技），2007年底以720万元卖给了北纬通信（002148.SZ）。

　　阳光加信科技之所以被收购，在于其拥有的“牌照”很有“价值”。收购公告指出，阳光加信科技是一家经营资质和业务种类齐全、面向全国手机用户提供服务的全网移动增值服务提供商。

　　公告称，由于移动增值服务的行业特性，移动增值服务提供商向用户提供移动增值服务时，其经营资质、提供服务的客户群体（不同运营商的手机用户）、服务的地区和业务产品，“需要经过信息产业部、各地通信管理局和各级运营商的逐级审批，从申请到业务上线需要严格的审批手续。特别是目前在实行市场准入的情况下，申请新增受到严格控制，开展增值服务必须的资质和业务产品都成为稀缺资源。”

网通“宽天下”

张氏夫妇的阳光加信广告在业内名声鹊起，始自2004年夺得中国网通的全国代理业务

　　2001年，一个新的机遇正在来临。完成了第一步政企分离改革的电信系统，开始进一步深化改革，重点是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和更加市场化。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电信市场竞争（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正在债务深渊中挣扎的网通的问题），第二次电信重组也在悄悄酝酿。

　　各大电信运营商由此加大了形象广告和各地推广活动的投入。一大批依附于各级电信公司的广告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张锐夫妇看到了广告领域正在展开的机会，2001年5月适时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北京阳光加信广告有限公司（下称阳光加信广告）。

　　张锐的妻子杨旭霞从1988年就开始从事广告业务，先在北京工商广告公司任职，1992年创办了北京华艺广告公司，客户之一即为中国电信，其他还包括中国邮政、摩托罗拉。“当时做中国电信的业务很多，网通还未涉及。”曾在华艺任职的一位内部人士称。

　　阳光加信广告的规模非华艺可比。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杨旭霞占66.5%，同年7月增至1000万元，9月又增至1500万元。公司成立第一年，即有1473万元收入入账，据悉当时有中国移动、三洋手机等客户。2001年底，数位在4A广告公司任职的专业人士加盟，公司业务发展很快，2002年收入5640万。

　　2002年，阳光加信广告还在辽宁成立了分公司，当时分公司的两大主要客户是辽宁移动和辽宁网通，而辽宁电信、辽宁联通的业务也有所涉及。

　　然而，阳光加信广告在业内名声鹊起，始自2004年夺得中国网通的全国代理业务。其时，第二轮电信重组已经完成，中国电信北方十省与“小网通” （即由田溯宁执掌的原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和吉通合并，成立“大网通”——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下称中国网通）。2003年5月，张春江调任网通总经理。

　　大型电信企业的广告通常由4A公司代理，对于公司资质、资金和技术实力都有严格要求。当时还有六家同行参与招标，“我们是通过三轮竞标，还上了总裁办公会才拿到网通项目。”一位阳光加信的高管对本刊记者坚称公司是凭借实力夺标。就在招标前，阳光加信广告在2003年6月才完成了最后一次增资，注册资金增至2000万元。

　　2003年春节前，阳光加信接到中国网通新品牌形象推广的业务，当时公司号称在电信行业有近十年的专业服务经验。2004年网通推出了“中国网，宽天下”的系列广告，在业内颇有影响。当时，网通大事不断，广告投放密度很大。2004年7月，中国网通成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固定通信服务合作伙伴；2004年11月网通在香港上市，其间阳光加信都是其主要的广告代理商。

　　业内一般估算广告投放占电信公司年收入的1%-2%。2003年、2004年间网通的营业额在600亿元左右，2005年和2006年则超过 850亿元。以此推算，网通每年的广告投放应在数亿元乃至十数亿元之间。广告公司的收入则来自媒介代理费和创意费，投入少、产出高，阳光加信由此获得了不菲收入。“接了网通项目后，我们就几乎不做其他电信公司的广告了。”前述阳光加信高管称。

　　在网通之前，阳光加信广告自称其代表性的广告案例还包括：中国移动全球漫游、中国移动信号全面覆盖、普天三洋SCP-550手机“妙趣眼”等。

　　截至2007年，阳光加信广告已在上海、辽宁、长春成立了分公司。一位省级移动广告商前主管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尽管集团和省公司的广告投放有区别，集团体量更大，但在2002年左右，他所在的省级移动广告投放量就达到了6000多万元，之后每年上涨，现在已至少2亿，“一家省级电信公司就可以养活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并且活得很好。”

　　据这位通讯广告资深人士介绍，业内也不乏电信公司负责人入股广告公司、广告制作公司的情况。有些广告公司会另外成立制作公司，其中50%的股份赠送给电信公司的领导或家属。因为制作公司跟广告公司并没有股权关联，即使要查也很难查出移动公司高管的问题。“现在大家都避讳直接给红包，请领导去旅游、送LV皮包、送珠宝等等都太不上档次了。”

　　阳光加信广告在本土广告公司中的业绩，使其赢得了奥美的合作机会。2007年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各占50%股份。此时杨旭霞已经更名为杨蕊宁，继续担任法人代表。

入川“三人组”

张锐、李心泽、谭春陵为核心形成的这个利益“三人组”，涉及业务林林总总，从IT服务、销售代理、咨询顾问到广告代理，无所不包，主要都围绕着四川移动的外延业务展开

　　2003年张春江上任网通党组书记兼总经理后，张锐一方面将妻子杨旭霞推上前台，拿下网通全国广告总代理；另一方面，却在京城改以“当代艺术品收藏家”的身份四处活动；同时，又与李心泽各出25万元成立了北京威信泰克技术有限公司，将原来公司的电信业务重心下移，转入四川。

　　2003年“SARS”期间，张锐和其中学校友黄燎原开始探讨合作画廊，收藏当代艺术品。他另取名张皓铭，并自称为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第一人，因此还接受过杨澜的访问。

　　熟悉电信采购的人们知道，涉及这一领域的关卡很多，必须环环“畅通”。涉及到具体单子上，地方更有决定权。以中移动的电信设备采购为例，最初主要由各省分公司决策，后为了统一网络设备和压低采购价格，开始对大的电信设备实行集团招标。但即使这样，集团也要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技术方案来确定品牌和价格，而采购数量仍由地方来报，甚至价格也可因选择技术和服务的差异而出现很大浮动。

　　据一位电信业内资深人士介绍，电信业务各种灰色“交易”根据业务种类不同，操作方法有很大区别。比如，电信设备采购因合同金额巨大，加之海外监管严格，电信设备制造商通常都比较谨慎，一般都是集团对集团直销，但有时会通过聘请“顾问”或咨询公司来“做关系”及“走账”；IT服务则多用代理模式，通过与国有电信运营商有特殊关系的代理商来抢单；最混乱的则是广告代理和增值服务领域，由电信公司领导的代理人或其亲友参股或直接控股相关公司的做法，主要出现在这里。

　　四川移动提升为中移动的全国无线音乐基地后，衍生出了大量围绕着无线音乐的增值业务提供商。这些增值服务商虽然数量庞杂，但真正掌握核心业务的公司并不多。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与四川移动数家核心增值服务商的股东中，有几个名字交叉出现、频率极高，即：张锐、李心泽、谭春陵等。

　　以此三人为核心的小团队几乎涉及了四川所有核心增值服务和代理领域。

　　2005年，在位于成都市区的中心地带，张锐出资100万元左右购入一处建筑面积211平方米的房产，作为北京威信泰克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办公室。

　　成都分公司负责人余激扬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北京威信泰克公司在全国都有业务，但最核心的业务在四川，四川移动是其最大客户，四川电信也是其多年的客户。他同时否认该公司与李华案有关，称目前公司仍在正常运转。

　　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威信泰克2004年10月增资到500万元，张锐和李心泽以非专利技术分别增资225万元。根据北京市伯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谓“非专利技术”是由张锐、李心泽研制和开发的一套移动运营商数据业务分析系统。

　　这套系统主要用于给四川移动数据业务部提供数据分析，“通过业务分析、客户行为分析系统已经得到的一些关键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为企业描述客户的价值取向、消费心理以及企业盈利增长的可能模式，以便为企业决策定制更好的营销策略。”

　　张锐、李心泽提供的可研报告假定该系统从第一年到第五年的销售收入分别为600万元、1200万元、2000万元、2600万元和3000万元，同时销售收入中的技术分成率和贴现率分别为11%和7%，由此测算出无形资产评估值为451.03万元。

　　类似以技术作价的操作在张锐旗下公司多次出现。2009年1月和5月，北京思瑞德公司两度增资，注册资金从150万元增至3000万元，其中，新增的2000万元也是“知识产权”——张锐900万元，李心泽1100万元。此次变更后，李心泽以1650万出资控股，张锐出资金额为1350万元。

　　根据北京中金浩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思瑞德新增的知识产权为“电信运营商新业务运营能力综合评估系统技术”，评估为2000万的依据也是对该技术产品未来收益预测——2010年收入1700万元、净利735万元；2011年2210万元；2014年4860万元。

　　这一技术也在北京威信泰克出现。在北京威信泰克公司成都分公司办公室内，即挂有该技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登记证书。余激扬透露，该公司与北京思瑞德其实是同一拨人马，使用相同的核心技术，之所以要成立北京威信泰克主要是为了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一系统的主要作用是面向四川移动，提供数据支撑服务。

　　而今，位于北京花园路6号北京应物会议中心B座435号的北京威信泰克已不复昔日风光，大门紧闭，门上贴了三张邮寄单，其中有一张是给张锐的。看上去公司已好几个月无人光顾。物业管理部的人士称，他们主要不在这里办公。

　　北京威信泰克成都分公司的地址还登记有另外一家公司——四川合泽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最初是通讯设备信息咨询，2006年增加了机电设备、通讯设备销售。

　　四川合泽公司原名为四川优赛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金100万元。初始投资人分别为李心泽39万元，谭春陵36万元，张锐 20万元，余激扬5万元。法人代表为谭春陵。2009年8月，谭春陵的个人股份陆续转给谭嘉，三个月后谭嘉又将股份转让给一个名叫石磊的人。

　　谭春陵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原为四川电视台编导，后下海经商，与之相关的公司繁杂。早在2002年12月，北京阳光加信广告成立的第二年，也是张春江上任网通总经理前夕，谭春陵即在成都成立了成都山石广告有限公司，2003年更名为四川长河广告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为谭春陵和李心泽，分别占股30 万和20万。

　　接近谭春陵的人透露，该广告公司的客户不仅有四川移动，还包括其他电信运营商，非电信企业单子有时也接。2007年12月，谭春陵又注册成立了一家时代长河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主要为一些项目招标做担保服务和企业管理服务。从2009年2月到2009年10月间，这家公司在短短八个月中股权变更了五次，最后谭春陵的股份基本转给谭嘉。

　　上述人士还透露，谭春陵等人还成立了一家埃哲森公司，主要负责咨询服务，作系统设计与服务，公司取名自国际著名咨询企业埃森哲变造而来。

　　不过，谭春陵最为核心的阵地，还在于四川音乐基地的独家数字音乐支撑平台公司——成都娱音科技公司（下称成都娱音）。成都娱音成立于2005年 12月，当时四川音乐基地正在筹备，最初创始人为赵文和刘俊萍。2007年1月，就在四川无线音乐基地正式开始对外“营业”之时，谭春陵和李心泽悄然买下了这家公司，其中谭春陵占股92%，任董事长、李心泽占股8%任监事。

　　至此，以张锐、李心泽、谭春陵为核心形成的这个利益“三人组”，涉及业务林林总总，从IT服务、销售代理、咨询顾问到广告代理，无所不包，主要都围绕着四川移动的外延业务展开。

　　其中，成都娱音公司主要控制了无线音乐基地的内容整合运营；威信泰克成都分公司负责四川移动的数据支撑平台，主要与移动数据部打交道，同时还负责监控SP的接入数据；四川合泽公司主要负责渠道，四川移动项目新品投放，比如可乐机、手机支付均由合泽公司开发；埃哲森公司则主要负责咨询服务，作系统设计与服务。以长河广告公司为核心的广告公司则重点承接电信广告业务。

SP之上的SP

在很多SP公司被整顿得失去了生存空间时，张锐已将旗下公司升级为SP之上的SP

　　在电信行业，增值服务已经成为三大电信运营商近年增长最快的业务领域，围绕增值服务衍生的诸多业务支持也成为诸多企业争抢的对象。伴随着中国手机用户的迅猛增加和互联网的崛起，从2001年开始，以提供移动无线增值服务为生的SP队伍在全国遍地开花，先是短信业务一枝独秀，之后以四川移动为代表的无线音乐基地异军突起，屡屡创造了收入增长的奇迹。

　　张锐夫妇也是SP业务最早的一批弄潮儿。2001年6月成立的阳光加信科技即致力于为企业及个人移动用户提供种类丰富的无线内容及应用服务。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最初在广东提供网路接入服务，取得短信业务全网SP资格，随后相应在北京、四川、辽宁、河南等数个无线业务大省设立了分公司并提供接入服务。

　　然而，SP竞争十分激烈，到2005年，中国的SP数量已超过4000家。且因黄色短信和短信诈骗泛滥，导致政府多次强令运营商整顿，很多SP生存日趋艰难。

　　中国移动在整顿过程中决定改变在SP领域放权地方诸侯自行发展的模式，专门成立卓望公司，统一规范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规划，同时推出新的基地模式，由各省移动通过竞争成为某一单项增值服务的提供商。

　　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李华和时任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李向东的推动下，四川移动入选中国移动的无线音乐基地。

　　在中国移动的“基地”战略下，四川移动的中央音乐平台被打造成音乐集成平台，其前台是12530.COM音乐门户网站，为客户提供包括音乐搜索、彩铃定制、音乐下载、音乐资讯等多种与音乐相关服务。用户通过手机就能获得最新的音乐、排行榜歌曲。

　　据本刊记者了解，四川移动在音乐基地具体运营中主要采取外包模式。在内容上，四川移动与四大唱片公司包括滚石移动公司直接合作，其他则委托SP公司集成内容，在技术支撑上也主要由SP公司负责。很多有背景有实力的SP公司因此转型成为CP集成公司。

　　无论是SP还是CP，其能否进入中移动网络平台的关键，都系于四川移动数据部和音乐运营基地主管一身。在围绕着无线音乐形成的巨大利益链条中，SP因提供业务的技术含量不高、业务性质单一，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竞争十分激烈。

　　张锐并非等闲之辈，在很多SP公司在被整顿中抱怨失去了生存空间时，张锐已将旗下公司升级为SP之上的SP。前述北京威信泰克公司和思瑞德所共同掌握的“移动运营商新运营能力综合评价系统”正是通过四川移动数据部掌握的流量等数据，对SP进行行为分析和评估。

　　不过，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网站显示，北京威信泰克技术有限公司的行业资质仅为丙级，是最低级别。根据规定，丙级资质的公司仅可承担1000万元以下的通信业务网络、1000万元以下的电信支撑网络和500万元以下的电信基础网络系统集成专业工程项目。

　　但有张锐和“三人组”其它成员手眼通天的关系做后盾，北京威信泰克在四川移动游走自如，成都分公司成为北京威信泰克的主要收入来源，从2005 年开始，北京威信泰克每年营业收入都在数千万元以上，2005年4426万元，到2007年已年收入7249万元，净利2712万元。

　　多位电信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因卷入张锐一案，于今年6月25日被带走调查，直接原因是张锐曾出资助其购买一处房产。而直接向李华汇报的无线音乐基地负责人李向东则在得知审计署对SP展开审计时立刻逃之夭夭。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向东担任四川移动数据部负责人的十年时间里，有多位亲朋从其分管的移动数据领域获得业务，相关关联公司主要分布在李向东的工作地四川及其老家江苏，也有的注册在北京。以成都音信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音信互动）为例，参股人俞卫中与李向东关系紧密，系李之同乡和大学同学。（参见本刊2010年第15期“李向东地下王国”）

　　至于此前外界猜测颇多的成都娱音看来与李向东并无直接关系。从工商资料和多位消息人士提供情况看，成都娱音虽然从李向东治下的无线音乐基地获益良多，其实际控制者恐另有其人。

娱音命运

成都娱音最终能否上市，重演神州泰岳奇迹？

　　成都娱音的前台人物是谭春陵。事实上，如果不是李华和李向东案发，成都娱音的上市工作已如箭在弦。

　　2005年底成都娱音成立之时，注册资本金100万，只是四川移动的一家普通客户，业务和营收能力都属一般。2007年1月被谭春陵和李心泽买下之后，成都娱音获得了四川省通信管理局颁发的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许可（不含固网电话信息服务），企业开始正式与四川移动数据部和无线音乐基地深度合作。

　　知情人士透露，最初，成都娱音的主要工作是为彩铃音乐转换文件格式，工作非常繁杂，一首歌要转换成几个格式。之后，随着中移动集团对于SP越收越紧，成都娱音以其“资源”优势，也逐渐完成了从SP向CP运营商角色的转换。“当时死了一大批SP，有本事的都转CP了。”一位当地业内资深人士称。

　　本刊记者获得的成都娱音内部材料显示，2007年谭春陵入主不久，成都娱音即成为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独家内容支撑公司——依托于中国移动无线音乐之城服务，推动发行正版数字音乐；服务范畴涉及无线音乐内容版权审核、产品设计和营销、运营支撑、无线音乐品牌建设、市场和用户分析等。

　　2009年，创业板开闸，一大批中小企业上市后股价飙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飞信业务支撑平台神州泰岳（300002.SZ）——2009年 10月底上市开盘价即100元，今年4月竟达到237元的最高价。2009年下半年，在神州泰岳上市后，成都娱音也开始筹备上市。

　　2009年12月，成都娱音开始股份制改造，新引入了12个投资人和邦德世纪国际广告（北京）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增至4100万元；第二轮引资，又增扩500万股，以每股9元多引入了北京弘毅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金石投资公司，其余自然人股东包括：杨超、谭春陵、赵海丽、李红、李宬、邹宙琳、姜宇、杨峣、姜再军、余峰、刘江、朱麾、王辉、黄玲、李凌、王学芬等16人。最终，杨超和谭春陵分别以37.8775%和37.1274%位列第一、第二大股东，邦德世纪国际广告（北京）有限公司持股4.7463%，北京弘毅泰达持股5.4688%，金石投资2.3777%，王学芬 1.6644%，李红1.834%，赵海丽、李宬、邹宙琳等其他11位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从0.2666%到1.9013%不等。

　　第二轮融资之后，成都娱音已聘请了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准备按计划在2010年全面启动创业板上市计划。根据成都娱音提交的股份制改造申请报告，娱音公司“在数字音乐领域具有领导地位，拥有中国最大的正版数字音乐库”。

　　但直到第二轮引资完成之前，成都娱音显示的公司地址一直在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正街5号，本刊记者走访发现，这里是上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一个拆迁小区，住的大多是拆迁户，小区管理者也向本刊记者透露，从来没有听说一家叫做娱音的公司在此处租住。成都娱音设立的成都分公司，在成都市中心拥有一处办公地址，大概可容纳二三十人，由成都娱音的一名股东杨峣负责。

　　通过对四川无线音乐基地的“独家”支撑，大多数内容供应商要与四川移动音乐基地合作，都需要经过成都娱音的审核。截至2009年12月，成都娱音在无线音乐基地已经完成了400多家CP的引入和管理，100万项音乐产品的引入、制作、上线及引入150万项左右内容的版权审核。

　　事实上，无线音乐基地业务的迅速膨胀亦出乎当事人的预料，一位曾被引荐过来看项目的投资者称，公司最初答应给40％股份，后来业务增长太快，许诺让出的投资额度就一减再减。

　　成都娱音2007年公司评为高新技术企业，2008年营业收入为5182万元，实现利润1945万余元。原本预计2009年全年销售收入为 7500万，实现税前利润4500万元，收入增幅145%。前述接近交易的人士透露，截至2009年9月，成都娱音的实际收入已达8000万元，利润 5000万元。2010年收入预计1亿元，利润6000万。

　　参与成都娱音投资一家机构的内部人士表示，选择投资成都娱音是基于其良好的财务状况。李向东案发后，成都娱音公司的高层曾向投资人出具一份承诺函，承诺与四川移动李向东等领导个人问题无关。在新改制的娱音股份公司里，著名音乐人李泉和华兴资本CEO包凡都是其独立董事。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信证券担任成都娱音上市的保荐商，其直投部门金石投资公司参与投资。这与此前备受争议的神州泰岳创业板上市有相似之处。

　　巧合的是，在神州泰岳登陆创业板前，宋世存曾谋求入股，引起证券监管方面注意，也直接导致了其后张春江的案发。宋世存和张及张的前妻姬蓉均为大学同学，三人交往甚密。后姬蓉出国读书，与张春江离异。而张再婚购置房产时，得到了宋世存的“金援”。

　　邦德广告负责人王峰告诉本刊记者，向成都娱音“真金白银地投了1000多万。”现在，四川无线音乐基地的震荡让他备感郁闷。目前成都娱音与四川移动虽仍有合作，但多项业务都被基本叫停，今年收入1亿目标恐难实现。作为四川无线音乐基地最重要的SP，成都娱音最终能否上市，重演神州泰岳上演的奇迹，仍有待于张春江、张锐、李华及李向东案的最终结论。

方军 @ 22:10:49 | Comment[1]

转：这个伪道士李一，我认识

最近的怪事真多，神仙鬼怪，网文一篇转帖。我没核实，但相对于各类杂志中对他的报道，相对于众多企业家对他的膜拜，我倾向于这篇网文。想起了张海的故事。

这个伪道士李一，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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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无意间看到【XX人物周刊】一篇关于重庆缙云山绍龙观李一的报道，耐着性子读完以后大惊失色，这上面说的就是我所了解认识的那个李军吗？作为一本如此有名的正规刊物也会刊发如此严重失实的文章吗？百度搜索之后发现，如此类似的文章还多得很，居然还牵涉进诸多名人，细读之下真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就把我所认识了解的李军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其真伪自去分辨。

李一原名李军不假，但他三岁入道和他父亲是道士我就不懂了。他老爷子明明是重钢的退休工人，挺本分的一个老爷子。至于李军，因为排名老二，所以大家都叫他李二娃，读初中那会儿在重庆石桥铺街头每天打架斗殴倒也小有些名气，现在很多石桥铺的老街坊都还记得。后来大约读高中的时候他逃学跟一群来石桥铺街头摆摊卖艺的河北人走了，据说是去学绝世武功---都是武侠片害的呀。

几年后李军学了些胸口碎大石之类的绝世武功回到重庆来了，当时正是九十年代初,全国一片气功热中，李军改名李一，请人东拼西凑编了一套【龙人气功】，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适逢巴蜀大地正在搞一个【巴蜀绝技大赛】，李一用他的杂技功夫搞了一个冠军，随后和人成立了巴蜀绝技团，自任副团长。当时重庆有一个叫国光集团的企业，从企业宣传角度出发，出了点钱给李一组成国光探险队去神农架抓野人，也算轰动一时，应该是李一第一场成功的造势吧。后来李一也常以此自诩，说自己是第一代的驴友，不过真正的驴友恐怕不会承认他吧。遗憾的是国光集团的这个广告活动不仅没有为企业带来效益，反而出现了诸多经营上的问题，最后不得不撤掉赞助，连公司也几近垮掉，这恐怕也是李一始料未及的吧。

野人没有抓到，但是李一已经小有名气，不满足于教气功办学习班，于是乎想尽一切办法，在市委里面租了一个小门面开始搞养生了。其用意不言而喻，不外乎认识几个大领导找个靠山。果不其然，居然让他攀上了市府某位以善打文化牌而著称的主要领导。在这位领导的帮助下，这位李大气功师摇身一变成了龙人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连跟随他多年的弟子都没有搞明白：师傅怎么突然一夜之间成了商人？这个龙人集团虽然是正宗的皮包公司，但是朝廷里有人，居然把大渡口区乡镇企业投资公司给收编了。后来通过该公司的合作基金非法集资，李一在大渡口区陶瓷市场附近建造天一大厦，并且非法销售。修建到一半时中央开始清理三乱资金，天一大厦也成了烂尾楼，已经预买了房屋的老百姓拿着一张废纸天天上访，检察院抓了几个人，把李一的座车收缴之后也是不了了之。

在龙人集团做董事长有了钱的李一办了件对其自身而言这辈子最明智的决定：不当气功大师当道士了。事实证明他的这一重大转型是极其成功的，因为就在其转变身份的同时，出了FALUN功事件，李一因此躲过一劫，道教却又实属不幸了。但是要做道士也不容易，首先有两大阻力。其一，李一是没有道教谱系传承的一个人，他所谓的师傅是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而查无对证的一个人。众所周知道教主要划分两大流派，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以修丹练气恬淡虚无为主，而正一也叫天师派，以捉鬼画符超度亡灵为主。李一以一个气功杂耍类的人物，全真正一两头不靠，且所作所为与道家思想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后来请了很多写手，包括请道学权威王嘉容老教授给他撑门面，已为时晚矣，想得到认可那也是相当困难。当时尚在世的重庆南山老君洞住持，德高望重的周志清道长对李一是非常了解并且反感的，周道长不止一次找各级领导反应李一这个伪道士借神敛财的问题，甚至当扶助李一起家的市府那位主要领导退居人大的时候，秉性刚直的周道长还在人大会议上怒声责问这位领导为什么让这样的骗子混进宗教界？可惜清修一生戒律严明的老道长怎能明白现实社会的诸多机巧，也确属不识时务了。周志清道长逝世前两年，因病卧床不起，李一借机通过国家民宗委的某些灵通人士，花了点钱，拜在上海城隍庙住持正一派陈莲笙道长门下，短期培训之后搞到了一个国家认可的道士证，那已是2006年左右的事了。至此，李一从一个气功混混成功转型成宗教界人士。

李一混进宗教界的第二个难题就是道场问题，他不可能把办气功班租的场地换成道观吧？于是李一及其一帮手下到处物色道场。重庆缙云山绍隆寺，取其绍隆佛法之意，建于明成化年间，一直为佛教寺庙，在李一之前历史上从未有做过道教道场的事情。抗战时期，陪都政府收养了很多抗战孤儿，无地安置，绍隆寺方丈本着佛门慈悲为怀的胸怀将寺院捐出，作为北碚慈幼院的场所。对中国人民而言，绍隆寺在抗战时期也算是功勋卓著了。解放后，缙云山成立林业处，绍龙寺一直是重庆市珍稀植物研究所所在地，且主体建筑仍在，并不是如多家报刊杂志所说连一堵挡风的墙都没有。90年代末，缙云山为旅游开发计，也曾想恢复绍隆寺。但当时刚恢复宗教政策不久，佛教事业也是百废待兴，佛教协会尚且自顾不暇，自也无力顾及绍隆寺了。正当此时，李一利用合作基金弄到的资金，加上上面领导打得招呼，很快和缙云山旅游局达成一致，将绍隆寺摇身一变成了绍龙观，而这位摆游摊的气功大师李一也成了李道长。

需要更正的是，李一重建绍龙观的款项基本都是从合作基金转移而来，也有少部分是不明真相的信众捐赠，至于吹嘘某信众为他捐资数百万修建一事则全属子虚乌有。倒是有一位现已移据海外的企业老总，当初为企业发展和回馈社会计捐资几百万修建缙云山上山公路倒是不假。后来李一为修建绍龙观大山门，请某领导出面找到该企业老总化缘15万，该老总出于情面好像打发了几千块钱。可笑的是，山门修建好之后需要请名人题字呀？李一居然找人冒启功老先生之名集字：绍龙观，可惜启功老先生业已仙逝，自是死无对证了。

李一善于造假炒作的习气由来已久，先举数例。其一，绍龙观重建动土之时曾经有一个轰动的大新闻，说是在地基上挖出几只千年老乌龟，各大报刊争相刊登，说是道法大兴吉祥之兆，却被某一菜市场老妇认得：这不是我前几天卖出的几只乌龟吗？怎么被埋在了这个地方？其二，绍龙观建成不久举行了一个大型活动，叫做取天火供奉，也就是用仪器取太阳之火永久供奉，当然其中也有很多骗信众钱财的招数，明眼人自去分辨。结果在取天火那天天公不作美，一直是阴天。迫不得已，负责点火的李一的弟子只好用藏在袖子里面的打火机将火点燃，却被在场的北碚区公证处的人员当场识破。当然，这种事情很好解决，不外乎一顿好茶饭和几个红包而已。似此种种，不胜枚举。

李一曾讲过道观初建之时当地农民很不支持，他自己怎么样艰辛的话，这个也是胡说八道。按照常理去想吧，绍龙观早就是重庆市珍稀植物研究所的所在，而且全部被围墙包围，跟老百姓又没有土地上的纠纷，而且道观修好后又可以为当地农家带来实际的好处，人家怎么会反对？之所以原本对重建道观很支持的当地老百姓和信众后来对此为什么又极其反感呢？其中原因很多，重要的有两个。其一，李一带上山的弟子都没有起码的道家修养，本就是社会闲杂，因为学习气功才跟上李一的，让他们每天像道士那样守清规戒律肯定不行，所以信众自然也就慢慢少了。其二，当时李一承包了一个竹楼作为接待之用，这个竹楼却成为了缙云山最有名气的娱乐场所，每晚很多摩托车守在那里拉小姐，简单讲就是一个卖淫场所。这个竹楼的位置就在上缙云山公园和白云观分路的路口，大家要是有空可以去问问缙云山的老居民或者去当地派出所查查资料就清楚了。虽然后来李一迫于压力把这个竹楼转让了，但是这段历史却是缙云山全山皆知。所以当地老百姓都知道这是一个妖道，谁还支持呀？

这位如日中天的李大神仙近几年混得风生水起，总结一下，最了不起的还是他善于利用名人效应炒作自己。刚修建绍龙观时，因为周志清道长和各宗教团体的极力反对，李一名不正言不顺，于是乎就偷换概念，跑到与宗教管理部门一点关系也扯不上的民政局去，成立了一个北碚区道教文化促进会，自封会长，还请出重庆知名喜剧演员仇小豹【巴到烫】做秘书长。每到重大节日就把仇小豹请出来主持仪式。后来这位笑星可能看出点什么门道，急流勇退了。缙云山本属巴蜀名山，风景秀丽空气清新，西南军政府时期的贺龙等人就有官邸在上面，历届重庆市委市府主要领导闲暇时也都爱到山上去走一走。自道观修建好之后，凡主要领导上山自然不免去绍龙观看一眼，李一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合上一张影，然后冲洗放大摆在他的接待室里面。这几张照片的威力果然不同凡响，不明就里者往往会被唬住，其作用比供在殿堂里面的神像恐怕还要大。在李一借以炒作的名人当中最有名的恐怕就要算王菲和李亚鹏了。这小两口不知是被谁鼓动跑到绍龙观里找李大神仙安胎。本意是想生个健健康康的小宝宝，谁知拜错了庙门烧错了香，生个小家伙出来居然是个歪瓜裂枣。这本是个让李一自扇耳光的事情，却还是被其拿来借以炒作。这人啊！

说到李一的诸多神功，最近更是传得神乎其神，本来那些江湖小术明眼人自然可以一眼看穿，在此我还是不免罗嗦几句。比如传得最神的水下闭气生存两个多小时，其实就是装满水的玻璃缸中还有一个装满空气的玻璃缸，根本就是魔术，说穿了一钱不值。要是直接把他按在水里五分钟还不死，我也可以不要老脸从缙云山脚磕头磕到缙云山顶拜他为师。至于手臂上穿钢针再吊上两桶水就更假了，跟穿耳环的原理一样，李一及其门下弟子好多年前就已经把孔穿好了，只是表演的时候做出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罢了。还有赤脚从点燃的蜡烛上面踩过的绝技，我马上就可以教你：找几只点燃的蜡烛然后手掌平放按下去，马上就明白其中原理了，不过要用脚踩那还是需要些道具和平衡训练的。李一赖以治病的除了一般盲人按摩都比他做得好的推拿按摩之外，还有一件神兵利器----所谓通过道家绝学原理利用现代高科技研制而成的人体通电精密仪器，其实普通电工师傅都明白，不外乎几个电阻装上一个漂亮的外盒而已，跟手机充电器的原理基本一致。

说到李一目前赖以敛财和吸引信众的主要方式那就要数他搞的那些辟谷班了，个个可都是收费不菲。在后山的白云观有一栋小楼，那就是他的主要敛财场所，最初修建时只接待贵宾，也就是付得起钱的人，定价是600美金一天，要知道当时缙云山上普通的农家乐包吃住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一天而已。你想，能付得起那个钱的人肯定都是营养过剩的人，本来人在不吃东西只喝水的情况下就能存活七天，在李神仙这里辟谷，不但可以喝水还可以吃水果，并且每天还要吃几颗李神仙特制的道家仙丹。知道那个仙丹是什么吗？其中成分不外乎人参鹿茸之类大补的东西，其实跟多维软胶囊效果差不多。现代社会，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大鱼大肉吃腻了，在山上辟谷几天，清清肠胃，把多余的脂肪消化一下，再怎么也没有什么坏处吧？虽然价格贵了点，但是你付得起又有什么呢？要知道能上这里来找罪受的可不是一般人，说不定你花点钱也能就此挤进了社会名流富商巨贾之列。顺便举报一下：纪委要是真想为老百姓抓几个贪官的话，上这里抓去，一抓一个准。抓起来就毙了！绝对无冤案

清代纪晓岚大学士评论道家文化“博大精微”，也正因其博大精微所以难免流于杂僻，以至从道家文化起始以来就一直有宵小之辈混入其中，以道门正统自居，或妖言惑众祸国殃民，或起兵以乱世，或借神以敛财，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道教自清以来就一直被统治阶级打压，到了民国可以说除了陈樱宁外几无大家。解放后比较猖獗的一贯道也被人民政府肃清殆尽，道教几近灭亡。恢复宗教政策以来，许多老道长虽然也曾不辞辛劳出山弘扬道法，但收效甚微。值此民族文化存亡绝续之秋，道家或者道教需要也应该出几个划时代的人物，这个毋庸置疑。说起来李一背后那几个写手还真是有几分真本事，能够生拉硬扯的把道家养生文化和企业管理等等弄在一起，这可能还真需要百年难得一见的宗教改革家才看得懂吧，鄙人才识浅薄不敢妄言。只是碰巧认识那么其中一两位写手，给我的感觉这两位仁兄也不怎么像宗学融通的大家呀？李一这种江湖神棍，靠几个枪手，利用名人甚至上层关系，当然还有诸多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介推波助澜，居然在当今社会混的如日中天。现在居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了中国道协的副会长。不知中国道协的选举制度是怎么样的？是领导提拔还是举手表决？难道自周志清道长以后就再也没有法眼如炬除魔卫道的仙真吗？鄙人曾向与绍龙观相距不远的温泉寺方丈，重庆佛教协会会长惟贤法师请教对于绍龙观的看法，老和尚面色有些激动的回答我：这些人是搞气功骗钱的，既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跟我们宗教一点关系都没的。此老一生戒律严明，量不至妄语吧？诸君若有暇当可面讯。若果真如此，则天尊哀哉！道门哀哉！社会哀哉！

方军 @ 22:00:56 | Comment[0]

金迪生物“千局”-太长见识了！

看这篇文章，太长见识了，不敢相信。现实比电影更精彩。

金迪生物“千局”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10年第15期 出版日期2010年07月19日

前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一审之际，一宗曾因其强权干预、横跨京沪粤港及新加坡的经济大案浮出水面

《财经》记者 凌馨 杨海鹏

　　2010年7月6日，联康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00690.HK，下称联康生物）实际控制人梁惠民再次过堂，遭香港廉政公署（下称ICAC）检控涉嫌串谋诈骗投资者和股东。与此同时，另一港商荣克敏远赴境外，为追回自己近20亿港元资产再一次做出努力。

　　二人已暗战多年。自2001年起，在梁惠民及其团队协助下，荣克敏控股的金迪生物科技集团（下称金迪生物）于2004年2月在新加坡成功上市。而到2009年年报时，荣氏几乎股权尽失。

　　年逾花甲的梁惠民， 被称为香港证券市场“十大老千”之一。其1998年在美国留有案底，因掏空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而被通缉。此外，其涉嫌做局金迪生物，借助个人团队使用冒签等方式，与相关律师、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假手内地政法界人脉，所欲皆成。

　　期间作为上市公司主席和大股东的荣克敏，发现其姓名在公司报告中不断被“冒签”。在调整业务以便更能掌控公司时，荣克敏未料自己旋即被“荣克敏”签发的董事会决议免职。

　　2006年后，双方围绕上述巨额资产发生数年讼战。荣氏停顿企业业务，辗转于新加坡、香港和内地东莞、苏州、上海等多地法庭。而当其在上海胜诉，意图乘胜追击之时，一股神秘力量的介入，又令其成为公安部督办案件的嫌疑人而被限制出境。在国内，他多次自认为“证据确凿”的举报却无人理会，甚至连警方一张“报案回执”也未曾取得。

　　梁惠民背后的神秘力量之一，正是其同乡、前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侦局局长郑少东。2009年1月，郑少东落马后，对荣氏的“边控”随即取消。据荣克敏助手称，中央纪委曾向荣克敏了解郑少东涉案之事。

　　而就在梁惠民香港过堂次日，7月7日，郑少东涉嫌受贿罪一案在陕西省西安市中院开审。其被控2001年至2007年10月间，利用案件查处、职务晋升、就业安排等索取或收受他人贿赂826万余元，涉及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公安部经侦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助理任内。

　　目前，关于荣克敏的官司已入正轨。而随着郑、梁“失足”，荣克敏再次看到希望。但案件所涉的关键人物，除郑少东等多在香港。因而案情大白尚有赖香港方面的调查，以及香港与内地间的司法协作。

　　“陷落”始末

　　1992年，荣克敏创立金迪生物，成为一家专注中国业务的废水处理商。

　　多次名列胡润百富榜的荣克敏，出身无锡荣巷，军校毕业，曾任央企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办事处负责人。1989年辞职创业后，其延聘专业人员研究污水处理新技术。其时国内污水治理项目多为建设方垫付资金，验收后再售予政府。这对建设方的资金要求较高，因而金迪生物一直计划上市融资。

　　据荣克敏律师周宏汛称，上世纪末，荣克敏、梁惠民经由荣的军校同学介绍而结识。起初荣克敏借助其在上海商界的人脉，帮助梁惠民销售产品。

　　2000年，梁的企业高宝绿色科技集团（00274.HK，下称高宝绿色）在香港成功上市之后，双方接触密切，梁大力推荐自己团队帮金迪生物运作上市。为此，荣克敏于次年100％出资，在广东东莞市常平镇租用高宝绿色的厂房，成立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下称创思生物）。

　　但由于荣克敏常年在上海，创思生物多由梁氏的团队进行日常管理。其日后才发觉，梁氏不少亲友进入公司管理层，不时会有越级签发文件或报销的情况发生。荣虽有腹诽，但只提醒了事。

　　2003年，由于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曝出假账丑闻，金迪生物香港上市计划受阻，次年2月转道新加坡上市。

　　招股前，荣氏将股份装入两个离岸公司Fullway Group Ltd和Star Choice International Ltd中，占总股本的62％。梁系分别由梁沣（Mr Leung Lai）注册Dermax Technology，占12％的股份，受益人是梁蔼文（Ms Leung Qi Man,Amelia）和梁福铭（Mr Leung Fook Ming,Clemans）；陈刚注册JP Practice Ltd,占15％股份；高宝绿色注册Global Success Porperties,占8％。

　　上市后，荣氏夫妇持有的股份摊薄为42.54％，但由于公众股占30.25％，其仍有相对控股权。

　　据荣克敏称，关于公司框架的设计及注册文件的保存，都由梁团队负责上市事务的律师负责。后来在寻找两家持股公司的注册文件时，荣克敏称居然无法找到：“如果律师疏忽或参与造假，他们可以把你的资产全部吞噬。”

　　最初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荣克敏、陈刚、宋昆元、严方、朱卫东、Sitoh Yih Pin、叶伟和周耀明。

　　据律师周宏汛称，梁惠民在上市公司仅为私人顾问，并没有正式职务，但随后公司出现很多由其签批的文件。“在董事会上，荣就此与梁等人对质。对方说他顶多是被法办，但上市公司股价波动，荣起码要损失3000万元。”

　　几经考量，荣克敏未向新加坡证监部门和警方举报此事，转而要求所有财务及重要文件，须送至上海由其签署；同时他修改了自己易被模仿的签名，并在相关部门备案。另外，荣克敏将出售部分上市公司股权的收益投入2002年成立的金爱生物技术工程（上海）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金爱），着手逐步将创思生物的业务重心转移至上海，以增强自己对公司的掌控能力。

　　此时荣克敏尚不知董事会成员与梁惠民之间超乎寻常的关系。比如梁推荐的总经理陈刚，他近年才知道陈刚的妹妹嫁给了梁的小舅子——高宝绿色主席刘劲玮。

　　作为董事局主席，荣克敏的安排和要求并未起到效果，公司当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文件却并未送呈至荣。

　　2006年10月3日，金迪生物发布公告称：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宝盛环投）已从荣氏家族购得股份，成为公司新的大股东，其代表律师范慧军。

　　荣克敏事后称根本不知这家公司，也从未向该公司出售股份，更没有收到相应的收购资金。

　　据工商注册资料，宝盛环投的法定代表人为湛江人何汝凤，前任法定代表人实为梁惠民。《财经》记者在东莞常平镇证实，何汝凤就职于高宝绿色下属的东莞高宝化工有限公司（下称高宝化工），且收入颇丰。其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亦承认自己确系宝盛环投负责人。

　　令人不解的是，作为一间内地公司，宝盛环投如何绕过外汇管制和审批，对海外上市公司进行收购？荣克敏的律师称，在外汇管理部门并无该项目审批文件，而彼时荣氏持股市值逾12亿港元。

　　在一周之后，2006年10月11日，上市公司公告荣克敏辞去非执行董事局主席职务。荣的律师称，有人伪造了荣克敏签名的辞职信。后者即向新加坡警方报案，并试图参加当天的股东大会，但因受阻未能进入会场。

　　“被辞职”之后，荣克敏彻底被踢出公司董事局。而此时，上市公司向十几家银行和投资公司相继贷款逾11亿港元。此后两年，由于拖欠贷款，金迪生物用于抵押的公司资产悉数转归债权方控制。到2009年年报发布时，荣氏夫妇仅余1.88％的股份。

　　在没有签署任何法律文件的前提下，荣氏的股权是如何被转移的呢？荣克敏认为：答案只有“冒签”。

　　诉讼“割喉战”

　　荣克敏随即在新加坡展开索赔行动。2007年1月9日，新加坡高等法院裁决，荣氏“不应在新加坡展开诉讼”。后者两次提起上诉，均遭驳回。但据法院裁定书，法官提及此案是“有预谋的商业诈骗案件”。

　　举报未果，荣个人及其关系企业反遭一系列缠讼。

　　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Bio-treat Resources，法人代表是荣克敏，是上海金爱的母公司，后者是荣克敏实际控制的企业，形式上属于上市公司的“重孙系”（见“金迪系企业关系图”），但实际股权转让手续尚未履行。2004年为配合上市公司在江苏昆山承揽大型污水处理项目，荣克敏通过上海金爱向昆山开发区提供6800万元借款。

　　这些资金是荣克敏仅能控制的公司财务资源。对荣克敏来说，保有这一资产所有权至为重要，是其夺回失去逾10亿港元资产所倚仗的财务来源。双方就此引发的诉讼，荣称之为“割喉战”。

　　2007年2月24日，陈刚代表Bio-treat Resources致函上海金爱和荣克敏，称免去荣克敏在上海金爱的一切职务。这份文件由陈刚、马正海、黄剑军和崔军四人签署。此前的1月12 日，Bio-treat Resources任命除黄剑军外的三人为上海金爱的董事，并任命范慧军为法定代表人。

　　其中，马正海是与高宝绿色关系密切的“法务工作者”，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户籍地为湖南湘潭；黄剑军为湖南商学院毕业，与马正海同一户籍地；范慧军的公开身份是广东诚迅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此函内容亦同时由金迪生物董事、香港陈叶苏律师行律师叶伟发至昆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顾剑玉。

　　同年7月11日，获悉对手意图的荣克敏以上海金爱名义在苏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昆山开发区管委会结付工程款。而陈刚向苏州中院提供一份由其签署的Bio-treat Resources公司任命书，这份同样签署于2007年1月12日的文件，任命他本人为执行董事和法人代表，任期三年。意即他才是该案之原告。在这份任命书上，法人代表不再是范慧军。一家公司如何在一天内任命两名“法人代表”？而据上海长宁区的工商注册资料，上海金爱的法人代表仍然是荣克敏。

　　就谁为该案合规原告，陈刚等邀请昆山方面前往香港查看“可资证明的有效文件”。但据相关人士透露，在香港，昆山方面未能看到相关文件。

　　2008年1月3日，苏州中院出具一份民事调解书，认定荣克敏为上海金爱法人代表。后者执有效文件，与昆山开发区管委会达成和解。

　　次日，陈刚复以上海金爱名义向上海市一中院起诉荣克敏和业已退休的上海金爱原财务总监赵敏，要求两人归还公司印鉴、外企批准证书、营业执照等。与案件不相关的赵敏之所以被牵进来，据信是因为荣克敏为香港居民，在原被告双方均为香港居民的条件下，上海法院对此案是否存有管辖权未可确定。

　　与此同时，创思生物则向东莞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其查封上海金爱6700余万元资产。据起诉书称，案由是，创思生物于2004年11月24日委托 Bio-treat Resources向上海金爱支付借款1000万美元，并曾于2004年8月20日直接转账1000万元人民币，尚有6700万元人民币未归还。该文件盖有创思生物印章，陈刚代表债务人上海金爱，确认存在该笔欠款。

　　东莞中院随即委托上海市一中院协助执行冻结上海金爱账户，并对苏州在建项目进行诉讼保全。

　　东莞、上海两地新的诉讼，令苏州中院的调解书成为一纸空文。

　　莞、沪“葫芦案”

　　上述所谓1000万美元欠款，原是2004年11月荣氏尚能控制上市公司时，为上海金爱的青浦基地建设所拨付的资金。据银行凭证，该笔资金已于 2005年4月26日以原金额、原银行、原账号、原户名汇回Bio-treat Resources。荣克敏介绍，另外的1000万元人民币借贷“子虚乌有”，双方确认的债务仅87万多元尾款。以此标的，当由基层法院而非中级法院管辖。但东莞中院对此未予理会。

　　2008年7月8日，上海市一中院一审判决荣克敏败诉。据一审判决书，法院认定经过维尔京群岛公证员公证的有关文件有效。在这批公司董事资料中，已无荣克敏。原告一方提供的文件称，上市公司的子公司Ocean Force International Limited全资拥有的子公司Bio-treat Resources，于2007年2月12日在香港召开董事会，陈刚、马正海、黄剑军、崔军出席并形成决议：免去荣克敏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由陈刚继任。法院在5月20日的谈话笔录中，让上述四人向法院宣誓该董事会决议合法有效。

　　而据荣克敏提供的证据，上述2007年2月12日所谓“董事会”在香港召开时，上述四人除陈刚外，均身在内地。

　　此外荣克敏方面提出，按行政程序，“外资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应当先报审查机关批准，并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变更手续”，这一意见未获法院采纳。荣克敏向上海市高院提出上诉。

　　以2009年年初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被“双规”为拐点，上海、东莞两地的案件一度峰回路转。当年3月2日，对创思生物冻结上海金爱的诉讼要求，东莞中院裁定中止诉讼；9月8日，上海高级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12月7日，上海一中院经重审后，宣判驳回陈刚代表上海金爱的请求。至今年1月12日，上海市一中院解除对上海金爱印鉴的查封。

　　然而未待荣克敏重掌印鉴，2010年1月5日，他和赵敏再遭起诉，此番原告仍为Bio-treat Resources。之前2009年12月23日，刘卓麟被任命为上海金爱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并撤销荣克敏和赵敏的职务。此次案由与上一宗案件一致。 2010年1月6日，上海市一中院应原告要求，再次查封上海金爱的印鉴。

　　同样的案由反复起诉，亦可接连获得同一法院支持。此外，此案主审法官与前一案件（被上海高院发回重审）一审法官系夫妻。荣克敏因此拒绝接受法院传票。

　　《财经》记者获悉，此案在半年间三换承办人，第一次开庭或拖至明年1月。如此，荣氏即便胜诉，他要控制上海金爱亦将在一年之后。

　　2010年1月，东莞中院再次查封上海金爱资产。5月底，历时一年半的审理之后，东莞中院裁定其不具管辖权，案件应移交上海方面审理。创思生物则就此提出上诉。

　　荣克敏的律师认为，对方诉讼的意图为在经济上榨干荣克敏，使之无法在香港发动反击。连环缠诉的“葫芦案”判决，却与此呼应。

　　香港战场硝烟未止。2008年1月8日，梁惠民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称：荣克敏于前一日（1月7日）通过华比富通银行向其开具一张面额为3614 万港元的空头支票，其执一份“荣克敏”签署的向其借款2600万港元的还款承诺书，由此追讨债务。2008年3月，由于三次发出传票传唤而荣克敏一直未能到庭，法院缺席审判后者败诉，判处冻结其在香港的所有账户。

　　据荣克敏事后查实，其从未在华比富通银行开户，而已开的户主地址为梁惠民一间公司的办公地址，诉讼传票送达的“荣克敏”地址为Treble Nice Limited公司注册地，其使用人刘逸华（Judy Lau）系梁惠民之妻——高宝绿色旗下真优美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真优美）董事长。

　　此案延宕至今未了。期间，梁惠民的代理律师提出和解请求，被荣克敏拒绝。

　　“千面”梁惠民

　　香港警方针对举报调查出的一批“荣克敏账户”表明，在2002年到2006年间，“荣克敏”在香港各银行共设立12个假冒账户、开具68张空头支票。荣克敏向法庭提供个人出入境证明，在12个账户的12个日期中，有11个日期他不在香港。

　　这个时间段令荣克敏后怕——亦即早在两人初识，运作金迪生物上市前期的2002年，对方即已设立假冒账户，着手布下千局。

　　按香港规定，开设账户需个人身份证原件并本人到场，两者缺一不可。除荣氏之外，他的助手亦被莫名开设数个账户。这些账户出现的最大可能是，“银行中有内应”。

　　据荣克敏称，筹备公司上市期间，其曾将大量身份证复印件留在梁氏团队手中。另外，据这些银行账户资料，多家银行经手者是同一人，此人在2002年至2006年间曾先后供职于华比银行、华比富通银行、中信嘉华银行和富邦银行。

　　梁惠民造假劣迹可溯其“美国案底”。据美国华盛顿债券和交易委员会的文件， MIKO LEUNG与其兄SIT WA LEUNG利用非法手段出售美国上市公司 MTC股票，获利超过1600万美元，其中包括他们从MTC盗取的150万美元的股票。一家香港银行温哥华分行的职员 Ronald W. Driol在其中扮演中间人角色，为他们提供他人账户资料，后被迫辞去银行职务，专职为LEUNG兄弟做事。此手法与香港的假账户之事如出一辙。

　　LEUNG兄弟，即梁惠民及其兄长梁燮华。案发后，梁氏兄弟利用伪造的孟加拉国护照潜逃，而作为从犯的Ronald W. Driol被判11年。1998年，美国证监部门起诉梁氏兄弟，除作出强烈谴责外，还迫令其交还3340万美元，罚款10万美元，并终生不能担任上市公司主席或董事。

　　此外，梁惠民在内地曾使用过一本马来西亚护照，亦为伪造。2006年，其计划投资北京中联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后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核实梁惠民所持有编号为A9582253的马来西亚护照的真实性。当年3月20日，马来西亚驻华使馆证实：此人无马来西亚国籍，护照系伪造。

　　梁惠民有两个英文名：MIKO和MICHAEL，中文名则有五个以上：梁惠民、梁镜、梁明镜、梁镜华和杨国伟。

　　据其申办“还乡证”所用香港身份证，梁惠民，英文名 Hui Min Michael，生于1943年10月23日，其于2006年6月27日申得的通行证号码为H0107066400。另外，其委托荣克敏代购机票时曾提供的还乡证姓名为梁明镜，号码为H0107066500。他也曾使用号码为H0107066501的通行证，但英文名时为LIANG HUI MIN MICHAEL，时为LIANG HUI MIN；生日则忽为1943年6月24日，忽为1943年10月24日。

　　不仅如此，其还拥有多张内地身份证。在内地一场诉讼中，其使用的名为“梁惠民”的身份证，户籍地是广东省陆河县空城北八巷，登记在河田派出所；另一张同样名为梁惠民的身份证，户籍地则在广东兴宁市。

　　据香港媒体公开报道，梁惠民是广东省恩平市圣堂镇人，其20岁出头偷渡至香港，起先在电器店打工，后来自己开店，有“吹水（吹牛）”和“孤寒（吝啬）”之名。上世纪70年代，梁氏举家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其与发妻有四女一子，在温哥华认识刘逸华后，离异再娶，与刘复生三子。

　　2005年至2007年间，因在澳门赌场“出千”，梁惠民遭遇大举追讨，四处躲避。与此相异，在广东的报纸上，不乏其助学和为医院捐赠等慈善活动的报道。而在东莞常平镇，高宝绿色亦人尽皆知，甚至在港被诉后，还有人以为“廉政公署搞错了”。

　　“梁惠民”的头衔包括高宝绿色“集团资政”，富易达通讯有限公司董事长；担任的社会职务则多牵涉公安部门，包括广东省公安厅维护社会治安基金会副会长、广东警察学会理事、广东省企业管理协会高级顾问和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名誉教授等。“梁镜”则还担任环球国际集团董事长。

　　由于案件已进入诉讼程序，ICAC婉拒了《财经》记者的采访要求。目前，保释在外的梁惠民的多个电话无法接通，其数个住址中部分本系假址，有的则已告搬迁。而金迪生物在香港仅一公共邮箱，并没有办公室。《财经》记者发出的采访邮件至今未获回复。

　　目前此案已正式被香港律政司接受。也就是说，该案不会再发回要求补充证据或重新调查；香港警方已经取得所有表面证据，梁惠民除涉嫌通过伪造账户、开空头支票意图诈取3600余万港元外，并涉嫌伙同他人伪造签名侵吞上市公司资产。

　　至于香港法院正在审理的梁惠民涉嫌串谋诈骗投资者和股东一案，据通报，在2005年8月至2007年7月间，身为联康生物实际大股东的梁惠民，将自己实际拥有的三间内地公司以12.9亿港元出售给上市公司。联康生物以现金及发行新股作为对价，其中大部分现金和新股落入梁惠民之手。由于其后该公司发布新收购企业的新药研制消息，刺激股价上扬，梁氏获利甚丰。

　　而随着梁氏出事，其核心成员已相继从有关上市公司退出，陈刚、黄剑军相继在2009年下半年离职。今年1月替代陈刚的刘卓麟，则在6月被“除名”。

　　郑少东身影

　　与梁惠民合作之初，军校出身、不少战友位居要津的荣克敏，无疑轻视了梁惠民所称的关系。

　　梁惠民的办公室内挂着广东省前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陈绍基的书法，他自称与郑少东交情深厚。郑是“南粤政法王”陈绍基的爱将。据梁称，郑由广东调任北京时，他“送出一车皮黄花梨家具”。家具一事，《财经》记者亦获得郑少东邻居的证实。

　　之前，梁惠民曾主动上门寻求与北京一家拥有废塑料还原汽油技术的新能源企业进行合作，并付出200万人民币定金。在以此技术获得港府项目支持，以及刺激高宝绿色股价高涨获益之后，梁惠民突然取消合作计划，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起诉上述北京企业要求返还200万元。

　　此番起诉，梁惠民使用的是名为“杨国伟”的内地身份证。可知其在广东之能量的是，该企业董事长芮女士称：“我们询问广东省公安厅，对方称其身份证为真。而经过当地市委负责人，最后查到这个身份证居然没有户籍底档。”

　　芮女士说：“在法庭上，法官希望弃身份证真伪不论，只讲是否有200万债务关系。这很不简单——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怎么能作为诉讼主体？”

　　这次诉讼因原告主体身份不合格而被驳回。2006年梁惠民获得香港身份证后，又在北京发起诉讼。在京审理期间，其竟有多名警员护入法庭。前述芮女士委托相关人士询问法院，终获后者告知，在梁惠民背后进行关照的，正是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侦局局长郑少东。

　　回到荣克敏遇到的系列诉讼，2008年5月，郑少东主持的公安部经侦局向上海发出督办函，要求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调查荣克敏的经济犯罪问题。而之前陈刚已向后者举报荣氏，案由为“侵占公司资产”，负责递送材料并与警方联系的是律师范慧军。

　　起初上海方面未多理会，至当年10月，公安部一名处长专门来电催促，但仍未获执行。

　　当年11月，郑少东亲赴上海，召集相关人士在上海襄阳路上某顶级茶馆进行协调。一位撞见此事的荣氏友人，看到现场包括郑少东、时任公安部经侦局上海直属总队时任总队长吴卫华等人。而最后1万多元花销的买单者，是一名身材肥硕的老年人。

　　在看到荣克敏提供的照片后，这名人士确认这位老人就是梁惠民。

　　同在2008年11月，荣克敏被传唤至上海市经侦总队三支队。但后者经过调查，出具了一份客观的调查报告，其中华东政法学院的笔迹鉴定报告起到关键作用。

　　但该案随后被从三支队转入一支队，荣克敏由此受到限制出境的“边控”措施，直到2009年5月方获解除。此时，距离郑少东落马已经有四个月。

　　2009年1月，郑少东因其同乡黄光裕一案被“双规”。随后吴卫华自首，分管经侦的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影被调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两人均受到行政处分。

　　由于2010年7月7日在西安开审的郑少东案情未能公布，目前尚不知是否牵涉此案。但纪委、监察部门以及最高法院均曾就此案向荣克敏进行调查。

　　在梁惠民被检控后，其作为实际大股东的高宝绿色亦于2010年4月30日开始停牌，与联康生物一样，至今尚无复牌消息。

　　而荣氏夫妇曾经拥有的金迪生物，如今已是奄奄一息，其在中国内地的水务项目亦多被抵押。目前，该股票价格在0.1新元以下，不足上市当年的1/10。公司前20大股东，多数是曾经借贷给梁氏班子的银行和投资公司，早已难觅与梁相关的痕迹。

　　荣妻则先后三次接到电话警告，“上海交通情况不好”，电话中提及荣尚在幼儿园的幼女。荣克敏说：“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来自香港，还是内地？”

方军 @ 9:19:56 | Comment[0]

互联网告别2005派

转一篇文章，尘埃落定后对上一波互联网浪潮的反思。案例上有点以偏概全，但意思的确是这样的。林涛讨论的是WEB2.0这一波，没涉及视频那一波，也没涉及电子商务那一波。WEB2.0这一波也不是全无成果，还有豆瓣。

互联网告别2005派
《中国企业家》杂志　　林涛

　　2010年5月29日，长城饭店，互联网站长大会。会场里挤进了2000多人，还有数量同样多的人被保安拒之门外，这种创业者云集的盛况在中国已多年未见，当时也在现场的王建硕立即想到了2005年。

　　王建硕是在2004年底开始频繁组织和参加创业者聚会的。当时，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网志年会，一群写博客的爱好者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他们开始讨论当时在美国已经出现的WEB2.0风潮，从那之后，王建硕每周都会张罗两到三次聚会，多数时候，这种聚会在星巴克里进行，参加者都是些准备创业或者开始创业的人，这其中包括后来创立了51的庞升东，土豆网的王微等人。到2005年5月，王建硕拿到了eBay的投资，在中国创立了分类信息网站客齐集，他在北京和Feedsky联合举办了SNS论坛，这次在知春路一家酒店举办的聚会成为了北京WEB2.0的一次标志性聚会。就在聚会之后，WEB2.0被媒体正式提出。

　　频繁聚会一直延续到2005年底，有创业者组织的，也有风险投资张罗的。所有人都激动不已，认定WEB2.0正是自己找到的下一个互联网金矿，即便这群创业者同时也无限迷茫，因为他们自己也说不清WEB2.0到底是什么，包括已拿到风险投资的创业者，也并不清楚公司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因此，参加这些切磋交流的聚会成为创业者在2005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直到2006年初，这种大规模、高频率的聚会才渐渐少起来。

　　2005年互联网创业春天的另一个始作俑者是风险投资商，在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两三年惨淡期后，盛大、携程、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的上市成功重新激发了投资商的信心，“投资人相信流量可以赚钱了，所以他可以说你没有盈利模式没关系，只要你用户量可以做起来，这个公司就会有前景。”赶集网创始人杨浩涌说，当时关于硅谷和中国航线上风险投资商云集的故事开始在业界流传。在美国的杨浩涌看到身边有人拿到投资回国创业，又从媒体上看到陈天桥、马化腾等人的创业故事，他也回到了北京。

　　Feedsky的吕欣欣是王建硕眼里2005年的代表人物。吕欣欣选择的创业领域是RSS，简单说，就是一种博客的订阅工具，吕成为“代表人物”，是因为当所有WEB2.0创业者还在迷茫中，吕却用其独有的激情、哲理以及他谈到Feedsky商业模式时的那份坚定让人印象深刻。但多年之后，他的合伙人邢勃承认，自己当时也看不清Feedsky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但是吕欣欣坚持说自己看清了，“他说他看清了，我就不能说他看的不对，咱俩得听一个的，要不然就掐开了。”最后结果是，一直没有盈利的Feedsky低价卖给了一家广告公司。

　　中国互联网的2005派是一个独特群体。2005年的创业者到如今也没能出现类似马化腾、李彦宏这样的创业神话，不过，博客、社交网站、视频这些WEB2.0应用最终成为中国互联网网民的热门应用。中国互联网网民从2005年的1亿增加到如今的近4亿人，WEB2.0也是重要推动力之一。

　　这拨人经历过泡沫和高估，遭遇过寻找商业模式的折磨，经受了金融风暴的洗礼，他们的经历也对2010年更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更显珍贵。

　　站在会场里，王建硕坚信互联网的下一个春天又要来了，这一次的热潮是无线互联网，热情高涨的创业者里既有经历过2005年的老兵，也有刚大学毕业的又一批草根创业者。

　　如果中国互联网真的就要开启新的一轮春夏秋冬周期，我们可从头先看看互联网2005派的故事和总结。

　　商业模式不work

　　2010年创业者最热门的话题是3G、无线互联网；而2005年经常被谈论的概念则是WEB2.0。

　　2005年充满创意，新概念、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虽然大多数都是从美国拷贝而来的二手货，但在当时，只要你能想敢想，政策对创业者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传统互联网权贵们看起来注定要在这场互联网变革中被打倒，方兴东们得以兴高采烈地打出“赶超新浪”的旗号，沉积多年的风险投资商也随之疯狂，这场狂欢随着博客网在当年获得1000万美元融资而达到高潮。当然，随后的故事峰回路转，WEB2.0的泡沫并没有维持太久，大多数创业者没能熬过 2008年之后的金融危机。在这场以WEB2.0为大旗的创业狂欢中，商业模式让许多人如痴如醉沉迷其中，也让一些人为此付出了代价。

　　2005年与吕欣欣创办Feedsky时，邢勃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当时梦想这个东西以后会成为一个标准，很多很多人都在用，我很自豪，终于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现在，他用两个字评价当初的创业，“很二”，他说，“你可以拿这个当标题，WEB2.0很二。”

　　Feedsky的创业领域是当时最热门的RSS。事实上，其模仿的美国鼻祖FeedBurner在2007年以1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谷歌。

　　这个产品在中国并未被接受，让邢勃沮丧的是，在Feedsky运营三年之后，他在网站后台发现，活跃用户只有不到1000人，而这几百人中的大多数还是邢勃的熟人，在这三年里，邢使用各种比喻和解释试图让父母弄明白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我干了两年半，父母愣不知道做什么，你说这玩意可笑不可笑？”

　　Feedsky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商业模式，吕欣欣们为网站设计的“商业模式”是在用户订阅的博客里加入广告，“这个东西本来就不靠谱，因为 Feedsky本来就没人订。”邢勃说。但是，Feedsky仍然设计出了一个看起来相当完美的商业模式，一个拥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广告识别和发布系统，广告主可以通过系统找到适合广告发布的博客，通过这套高级的自动化系统，Feedsky可以向符合自己需求的博主发出邀请，请对方撰写符合广告商要求的文章，博主在发布文章时，这套系统甚至还能自动检测出文章中的错误，或检测出文章中有什么语言是广告客户不愿意看的。这让Feedsky有了一套理论上的 “平台”，而拥有自动的、可复制的“平台”正是外界看来可以成为成功互联网公司的前提之一，这个平台也为Feedsky引来投资，2007年风险投资商联创策源向Feedsky注入300万美元资金。

　　为此，Feedsky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技术团队。但事实上，Feedsky的这个平台系统从来就没有真正“自动化”过。邢勃回忆，由于博主情况的复杂，最后这套自动系统在实际运营中变成了“半自动”，每一道自动化的程序都安排员工再审核一遍，一年下来，公司通过这套系统收入50万元，远远不够支持30人的技术团队。

　　后来邢勃离开Feedsky自己建立了一个博客营销公司，业务模式与Feedsky相似，但抛弃了平台和系统，一共雇佣了5个人，公司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接了单子来之后，在博主的文章上回帖，问博主你愿不愿意写文章，如果愿意QQ联系一下，其实博主就来了，你就给他付个定金200块，完成以后给他付一千块、两千块。你用不着系统，你用系统干什么，4个人的事。他文章天天都得写，给个命题作文写就写吧，写完之后我们这帮着改改一发布，其实挺简单的。做一个报告，广告主一看挺好，三天就搞定了。”

　　与Feedsky相似，当年模仿美国WEB2.0最前沿模式的中国网站几乎都遭遇了失败，比如RSS领域的周博通，SNS领域的uume等网站也都没能幸免。反倒是没有直接照搬美国WEB2.0潮流，而是根据中国本土特点出发的创业者如今做得风生水起，例如有些传统的社区网站豆瓣，以及几乎与 YouTube同时诞生的视频网站土豆网，包括看起来有些“土”的分类信息网站赶集网等，成为2005派创业者中存活下来的佼佼者。

　　2004年，面对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的WEB2.0新模式，杨浩涌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在美国早已出现的1.0模式—分类信息网站。赶集网的商业模式一点也不新，在2000年左右就已出现，不过，由于符合“用户创造内容”的理念，有人将这种网站也归于WEB2.0。一开始，杨浩涌甚至对自己被贴上 2.0标签还“挺排斥”。不过，与其它WEB2.0复杂的模式相比，赶集网未来的商业前景则相对清楚，早在2005年，杨浩涌就已经清楚地对投资人表示，分类信息不是短期可以盈利的，一定是做到一定规模之后收入模式才会出现。2009年，赶集网的用户数达到千万级，赶集网开始对商家收费，类似于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模式也开始出现。2009年，赶集网收入较前一年增长了10倍。

　　有的创业者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商业模式。他们所创业的领域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应用，例如博客和微博客，他们最终统统败在了新浪、搜狐等传统门户手下。另一些社区创业者则在与腾讯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一个相对夸张的说法则是，中国2005年的互联网创业者，有一半折在了无所不为的腾讯手里。

　　被资本冲乱阵脚？

　　多年之后，邢勃对Feedsky的评价是：这个在产品上失败，运营上失败，在执行管理上也算不上成功的案例，在融资上却是一个成功案例，“其实我们一直有钱”，风险投资商投入的300万美元一直烧到了Feedsky最终卖给一家广告公司。

　　“WEB2.0的企业一旦有了VC进来之后，就会走上两个方向，要么VC会助你助得很厉害，你会变得很强大，很多资源都会给你。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迎合他们，实际上方向会跑偏。”Feedsky设计所谓“平台”让风险投资商荷包大开之时，公司就开始跑偏了。其实，平台的出现，其根源也在于资本诱导，“你要做一个让人一眼能看穿的东西，你就不好融钱了。”邢勃说。

　　方兴东早在2005年之前就已经因为批评微软而成为知名人物，但是2005年才是方兴东真正的成名时代，这一年也因为方兴东博客网的疯狂故事而被称为“博客年”。

　　方兴东博客网的失败，除了新浪网的竞争外，资本进入导致创业者技术走形是更重要的原因。博客网创建于2002年，此后两三年里，一直没有进行商业运作，2005年，博客网成为最受风险投资商追捧的项目，方兴东回忆，“大概有6000多万美元想投给我们，彼此之间竞争还非常厉害。”后来，方接受了软银等四家公司的1000万美元投资，那些没能投资博客网的风险投资转而找到博客网的竞争对手。

　　1000万风险投资的进入彻底打乱了博客网的发展节奏，公司迅速从数十人扩张到300多人，不谙管理的方兴东全面失控，网站在技术上也遭遇瓶颈，其系统架构根本无法支持千万流量。到年底，方兴东被剥夺了CEO的权力，博客网此后在与新浪的竞争中迅速落败。现在回头看，方兴东认为，当初选择风险投资， “不应该光看风险投资的名气，而要看他们给创业者真正带来的帮助。”

　　酷讯网则是另一个倒在资本温柔乡中的创业明星。2005年底，陈华、吴世春在北京创立酷讯网，为用户提供生活搜索服务。2006年初，酷讯网获得 200万美元风险投资，仅仅10个月后，酷讯又获得了投资商1000万美元投资，一年之内两次融资，陈华3小时搞定投资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但是过快的融资节奏让酷讯承担了超出能力范围之内的压力，此后，酷讯网开始过早地进行各种盈利尝试，推出房产、工作等搜索服务。到2008年6月，酷讯网又放弃过去的模式进行战略转型，重新定位为“全球最大中文旅游搜索”，再一年之后，创始人吴世春、陈华先后离开公司。资本最终驱逐创始人离开，正是源于创始人一开始对于融资多多益善的误区，以及资本短期逐利本性的拔苗助长。

　　当然，大笔钞票也帮助了另一些创业者，例如王微的土豆网，数千万美元的投资建立了视频网站行业的高门槛，正是这样的门槛才遏制了新浪等门户，在进入该领域时也不得不小心掂量其中的风险，从而使得土豆网等视频网站避免了像博客网站那样轻易被门户网站采摘胜利果实的命运。

　　2005年，在几乎所有WEB2.0的创业者聚会中都会看到一位特别的创业者—康录发，威客网站k68的创始人。这位在夏天总是穿着一件皱巴巴圆领 T恤，说话大大咧咧的创业者与其他WEB2.0公司创始人的高科技白领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很自然的，这位看起来有些土得掉渣的创业者始终没能获得风险投资青睐。出人意料的是，他那看起来同样土得掉渣的网站5年之后仍然在稳定运作。不久前，邢勃就享受了一次服务，在接到一家公司的一个设计任务后，他在 k68上发布了任务征集，一夜之间，他就拿到了50个方案，第二天他拿着方案交给客户时，客户惊呼，“你们的美工太牛了。”这让邢勃非常感叹，“k68很土，一直很土，坚持很土，永远很土，但是就挺好。”

　　威客网站k68看似WEB2.0的一个异类，但是或许，它昭示了互联网某种力量的重生。互联网2005派正在作别，互联网2011派即将登场。

方军 @ 13:26:46 | Comment[1]

Android程序创意过滤与失败经验谈

这篇文章非常好，强烈推荐。

《程序员》精彩推荐：Android程序创意过滤与失败经验谈

文/ 刘铁锋

从2008年底开始，我就在Android上进行程序开发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敢妄自预测或者假设程序创意一定会成功，更多地发现用户的期望以及需求和事先预想很难一致。在一年半的开发过程中，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思路来进行程序创意规划和试错。至今，依然失败的教训居多，侥幸成功的很少。因此，我将在本文中分享所经历的创意过滤经验以及失败教训。


思路转换的失败

在转入Android开发时，我的相关工作经验都是在大型基础平台上做程序开发。针对的用户群体动辄就是全球目标用户，在商业判断和分析上，最基础的一个考量就是用户群体和业务模式的总量的收益是否足够大，对用户群体的研究和商业判断分析完全根据市场分析报告和数据来做判断。因此，不可避免地在程序创意思路上会沿用以前的工作思路和分析方法。

在考虑Android上的创意的同时，不自觉地就考虑和分析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是否为用户所必需？

2. 技术上是否领先？

3. 程序的粘性是否足够？

4. 用户群体是否足够大？

因此，沿用这个思路，不可避免地就会往大的应用和大的服务上去思考和做出判断。

经过多方的讨论，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在用户联系人信息上同时显示出用户在社会网络（比如Facebook/Twitter）上的同步更新，并加上相关的操作是不错的想法。

理由如下：

1. 联系人是手机用户需要的必不可少的功能，绝对必须使用。

2. 技术上由于需要实现和系统联系人类似的功能，工作量不会小。如果加上未来在云端的备份，技术门槛也不会太低。

3. 绑定用户的社会网络信息，这个粘性理论上和用户使用社会网络的粘性一样。

4. 用户群体为所有社交网络的用户，考虑到 Google手机的用户都是技术的爱好者和早期技术推广者，那么，基本上大部分Android用户都会使用。

按照这个思考方式分析下来，毫无疑问，这个想法一点也不差，能够相当完美地达到预期的规划。

因此，我们投入了3位开发工程师和1位产品经理，一共工作了3个月的时间，产品才初步成型，产品的源代码接近2MB，最后编译出来的程序接近4MB。

经过了痛苦的研发过程，产品出来之后，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1. 程序包过大。用户根本不愿意下载，下载量非常惨淡。

2. 用户完全搞不懂这个程序的目的和用法。程序的命令以及描述非常难表达，并且程序需要绑定用户的社交网络账号，才可以显示信息。没有绑定之前，看不到任何特别信息，也体会不到程序的作用。很多用户在上手时看到需要绑定，便开始疑惑了。

3. 最终有用户搞明白了程序的用法，觉得想法不错。但程序的稳定性和性能遇到的了严重的瓶颈。尽管在其他平台开发经验不错，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平台，并且程序操作相当复杂，用户依然选择了放弃使用。

4. 下载量不高，评分又逐渐降低，程序就在排行榜的榜单上渐渐消失了。

5. 惨淡的结果，让所有参与人员都开始沮丧，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想法。后来在iPhone上发现了类似的程序，从销售情况来看，表现同样不够好。再后来，Moto的Cliq基本上完整地把这个想法实现了，并作为一重大创新和卖点进行推出。

经过反复地反省和对比，初步得出了这样的失败教训：

1. 对于个人开发者和小型团队来说，不适合做过于基础的程序。操作的模式和理念上的创新与用户的接受度有相当的距离。这样的事情只有大公司才有财力和可能进行推广。比如说手机生产商，他们可以通过预置的方式进行推广。而对个人开发者来说，得先证明你的想法是成功的，不能假设一个会成功的需求和应用，然后卖给设备厂商。

2. 个人开发者和小型团队不适合做大的程序，尤其是开发时间不要超过2个月。4个人，3个月的时间，对于一个小团队来说 ，是相当宝贵的。这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更多的是信心问题。

3. 用户能否真正接受你的想法，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设想和推导都很完美，唯独缺了用户是否真正喜欢和接受这一条，又没有方法进行快速地验证和试错，基本上不能成功。

因此，在开发者头脑风暴产生一个创意之后，要做的几个最主要的过滤在于：

1. 开发时间是否太长？

2. 开发的技术难度是否会过高，而导致不能实现或者质量不可靠？

3. 有怎样的办法来判断用户是否会喜欢？

有了这几个过滤条件，相信能够减少失败的几率，或者说能够Fail Fast（尽快失败），从而减少损失。


技术门槛的失败

在Android开发的过程中，除了大型的程序探索，我们也研究了些小程序来练手。有个同事提出Android上删除程序不方便，于是，找人花一天左右的时间做了一个叫Quick Uninstaller的程序。程序非常简单，启动之后显示所有程序图标，双击程序图标，即可删除该程序。想法以及难度，都不很独特。

但是，效果却出乎大家的意料。用户好评如潮，由于功能比较简单，用户基本上无需学习，加上又是先行者，产品质量非常稳定，没有任何“force close”(Android程序出现异常或者等待时间过长，会弹出“force close”的对话框)。用户毫不犹豫地直接打出5分，并且基本上没有任何低分出现过。

但是，好景不长。在一次Google清洗的过程中，因为一些版权问题，账号被Google封掉了。所有程序被强行下架。这个时候，竞争对手迅速上位，就是目前在排行榜前列的Uninstaller，而我们的程序则一落千丈，尽管现在在某个细分分类中还有一定的位置，但是相比排名最高的程序，已经相差很远了。

这也让我们多了一个失败的教训：

1. 技术门槛不高，不能保证你一直保持优势。对你来说简单的程序，对竞争对手来说，程序同样的简单。因此，你能做，别人也能做。在这一点上，其实竞争同样激烈。

2. 封账号的代价相当之大，基本上等于你的努力悉数尽毁。Don’t do evil。

因此，在这个案例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创意过滤条件：

程序的创意是否过于简单？如果过于简单，那么创意能够始终保持成功的机会不会太高。


依赖第三方资源的失败

在经历了前面的屡次失败之后，我们开始做些研究的工作。发现老外其实也很八卦，什么笑话、娱乐新闻等，接受程度很高。因此，我们就想到了FML（Fuck My Life）的网站，也就是老外比较热衷的糗事分享网站，每天有很多人会发布各种各样的糗事，文字最后均会以Fuck My Life结尾。

于是，想到如果在手机上有这样的客户端，用户可能会更加愿意用，尤其是在发生糗事的时候，忍不住就想分享出来，粘性也会足够。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投入力量，实现了一个功能比较完善的版本，不仅融合了此服务所应有的相关功能，同时还花了不少工夫，加上了好多自定义的功能。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Entertainment分类上，排名进了前10名，印象中程序最好排到了第3名。

好景不长在，失败总会有。

这个时候，FML的官网发现了这个机会。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应该自己在Market上发布自己的官方程序。于是，他们干了这样的事情来清除竞争对手。他们直接向Google举报，说其它程序没有得到他们的授权。一次举报，竞争对手全部清干净了，于是他们的官方程序上线了。

这一次，得到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教训：

1. 不要过于依赖第三方资源。依赖第三方资源或者网站的名气，的确可能帮助你的程序受到很多关注，代价也同样存在，一旦人家开始动手举报，你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2. 不要选错第三方资源。很多的服务提供商是不开放的，尽管他们没有明确说明。同时还有很多服务提供商是充分开放的，比如Twitter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例子。选错了第三方资源，结果一样会失败。

因此，这里又多了一个创意过滤的条件：

是否依赖于第三方资源？ 如果是，请尽快绕道离开，因为很难靠这个想法走太远。


胡乱模仿的失败

由于才疏学浅和关注面单一，想法总会有用完的时候。在尝试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之后，很多人都会有想法来借鉴或者说抄袭App Store上排名靠前的程序。

但是，以我的经验和分析来看，这条路基本上不可行。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是在人家创意上进行的功能改进，你还可能有一定的突破和机会。如果仅仅是抄袭，由于平台的不同，Android的控件和iPhone的程序控件相差太远，哪怕做出来程序类似，操作体验和程序的精致程度也和iPhone上程序相差甚远，往往就成为画虎不成反类犬。

2. 版权问题。老外的版权意识非常强，不仅仅是原作者非常关心，用户也很敏感。如果侥幸程序排到了前列，不仅会把原作者招惹过来，用户还会出来举报。一旦Google收到了举报邮件，基本上是杀无赦。反倒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因此，创意过滤中又多了一个条件：

创意是否有版权争议？如果是，尽快停止。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


其他

总的来说，在我的探索过程中，成功的少，而失败的太多太多。在与Google打交道的过程中，依然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可供分享。

1. Don’t do evil。美国人做事的方式非常直接，同时会默认你是善意的。对于Google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在我尝试过的程序中，你可以任意发布你的程序到Google Market。但是，如果涉及到版权纠纷，不管是网站的所有者、原程序的开发者还是其它任何一种类型的版权纠纷，一旦举报到Google，轻者下架单个程序，重者封禁整个账号，并且下架所有程序。也就是说，一旦受到处罚，你就别想翻身了。因此，Don’t do evil。

2. Google的审查底线。尽管Google不做审查，但除了和版权争议相关的程序之外，哪怕是你自己的程序，依然有如下的禁区是不能碰的：

a. 不要使用任何Google相关的名义。程序名、开发者名都不能涉及到Google或者看起来类似Google的名称，否则Google不会予以通过。

b. 不要违反任何Google的开发者协议。需要仔细阅读Google的开发者协议，在不同时候Google的开发者协议会经常更新。因此，只要违反了任何Google开发者协议，当Google处罚到你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申辩机会。因此，务必要小心。


总结

在我开发的经验过程中，成功的经验不多，而失败的教训无数。哪怕如此，我坚信在移动互联网领域，依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机会。也许不经意间你的一个创意就得到了用户的热捧，有幸跑到排行榜的前列，但是这需要足够多的精力和耐性来打磨你的产品，才不至于昙花一现。同时，也不能得意忘形，说不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导致你失去优势。因此，移动领域的确是一个新的机会，但绝对不是一个能够随随便便抓住的机会。希望我的失败教训能够帮助到开发者，以此为鉴。


刘铁峰作者简介：刘铁锋，曾供职于微软亚洲研究院搜索技术中心，目前从事移动设备软件相关开发工作，关注Android、iPhone等相关开发技术以及App Store、Android Market等业界应用商店进展。

方军 @ 10:43:23 | Comment[3]

创意管理012-“让创意项目使你身后留名”

“让创意项目使你身后留名”

在这几年间，突然发现很少听到“梦想”一词。汤姆·彼得斯“让创意项目使你身后留名”这样的想法，也很少见。彼得斯曾经把项目分成十个等级，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经常思考的在哪个等级：1，“又是一天的工作。按部就班。”4，“我们要做一些‘有价值’的工作”。7，“真是太酷了（而且绝对是颠覆性的）。”10，“我们的目标是改变世界。”

60岁时的彼得斯让我们思考“遗产”，他认为遗产不是一个只适用于60岁以上的老人的词，它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彼得斯最担心的自己的墓志铭会被写成这样：“他本可以做些很酷的事，但他的老板不让他做。”老板不让做是对微观环境的抱怨，在当下中国，我们也经常听到对宏观环境的抱怨，社会陷入否定与消极的中年心态，而不是相信能改变一切的青年心态。所有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有梦想。

梦想就是胆大包天。吉姆·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倡导“BHAG”，也就是宏伟（Big），惊险（Hairy）、胆大包天的目标（Audacious Goals）。彼得斯观察无数公司之后写道，失败者的共同特点集中精力在LHMG上，也就是细琐(little)，乏味的(hairless），平庸的目标（mediocre goals）。组织环境有时候会诱使甚至强迫人关注平庸的目标，但不敢想胆大包天的目标是我们自己的错。

我们可以继续自问，如下这样的事情会不会让我们烦恼：“花两年时间在一个项目上——即便它成功了——也不会使世界有思考改变。”大概不会太多。其实这是韦尔奇时代困扰通用电气的管理者们的问题。彼得斯用两句他喜欢的话来倡导管理角度的行动、激发梦想：“奖励卓越的失败！”“惩罚平庸的成功！”

彼得斯是最有激情的激发者，他会鼓励管理角度的行动，但不会停在这里，因为他了解，“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是，试图把一个想法推销道权力命令链条的上层。”“新鲜创意就是对在任老板的神圣权威进行正面出击。”因而，彼得斯说到底要调动的始终是有创意潜能的、却可能自认“无权”的个体，他赞美无权者的威力。他罗列一个20步的无权者的威力组合工具，其实就是，有一个很酷的想法，开始行动，抵制向老板诉说想法的诱惑，寻找同样有激情的狂热同伴，快速地开发原型与经历失败，创造出小胜利，集聚合出令人激动的动力，最终，这个项目“流芳百世”。汤姆·彼得斯让人亢奋，或许就是因为他那里没有中庸，他冲破规则，他说的是酷、是流芳百世、是红色感叹号！

方军 @ 10:43:30 | Comment[1]

创意管理011-“我怒不可遏！”

“我怒不可遏！”

“我怒不可遏！”是汤姆·彼得斯在《重新想象》前言的标题，他当时60岁，他放下忙碌的咨询演讲生活写它是因为：“此时此刻我已经（愤怒得）发疯了！”至今这本充满鲜艳色彩的书仍是商业理念市场里的异类。引起彼得斯愤怒的因素在8 年后的现在、在当下的中国，可能找不到太多相似的地方，但他的逻辑一直有效：“我坚信所有的创新不是来自于市场调查，也不是来自个别人的创作加工，而是来自于那些被激怒了的人们。”

我们一直在以非常理性的方式、或者说以最不创意的方式探讨创意，这是对过于强调艺术对创意作用的一种矫正。商业里的创意有着理智与情感的两面，用拳王阿里的话来说就是，“像蝴蝶一样飞舞，像蜜蜂一样执着”。彼得斯所说的愤怒的情感，蝴蝶的色彩艳丽，是商业创意的另一来源。

在凭借看似理性的《追求卓越》在商业思想界成名之后，彼得斯就走向另一条路径，这种不同并非他那种鲜明的讲话方式，而是他对当下的假设是完全不同的。几十年来，他称当下为“疯狂的时代”，因而呼唤疯狂的组织，他称当下是破坏性创新的时代（disruptive age，也译激荡年代），他倡导删除一切、放弃一切的革命。他的基本前提从来没有过时，几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创新越来越快、更快！

“变化来得太多太快了，那些修修补补的人很难取得成功。”彼得斯自称“破坏狂”，这是他建议的应对激荡年代的方式，“如果不大刀阔斧地进行破坏的话，你将永远不能大规模地创造新的机会。” 彼得斯要让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世界上“未知的领域”还很多。认为未知领域不存在，看不到未知领域，是最大的风险，回首看新的赢家，都是涌现自未知领域。

彼得斯还有一个信念值得重视，他相信商业很“酷”（或至少可能会很酷）。商业在过去几百年中是让人们生活变好的根本力量。以前，彼得斯愤怒，可能就是因为商业不酷了。太久没听到他新的愤怒，因而只能把他以前的愤怒和疯狂拿出来再次刺激我们越来越稳定固化的思维，他是疯狂的激励者。疯狂没有错，彼得斯很多年前早就为自己辩解了“看似疯狂，其实句句在理。”

方军 @ 10:43:04 | Comment[0]

创意管理010-创造引人注目的标志

创造引人注目的标志

乔布斯和苹果公司有着一种魔力，他能让人们陷入疯狂地向其他人传递自己对苹果新产品看法的状态中，不管是当下的平板电脑iPad的前景、移动电话iPhone的功能，还是之前iPod Shuffle的随机生活概念和说明书上“请勿吞食”的警示语。乔布斯善于创造能激发讨论的偶像符号（icons），它不是抽象的观点而是标志性的意像，它不是就在那儿而是自动而广泛地传播。

城市创意研究者查尔斯·兰德利这样定义偶像符号：“就是具有强烈自明性，并能激发想象力、令人惊奇、促成挑战，同时引人企盼的方案或创举。” 偶像符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需要激情和符号时，逻辑和话语毫无价值。 创意，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图像。

现在的乔布斯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能够以完全正面的形式创造出偶像级产品，而不像他 1984年推出苹果电脑时要以对抗IBM“老大哥”的姿态出位。“坏事”有着天然的创意穿透力，但在商业创意中很少有人主动拥抱“坏事”，因而最常用的的就是“对抗”，比如时尚品牌CK和Gucci靠的是挑战社会大众的性感底线，中国地产业名人任志强出名靠的是话语上对公众普遍成见的挑战。

不过，从有传播力的“坏事”中，我们也可觅得创意的启示：标志性图像的强大动力。1995年绿色和平组织发起反对英国壳牌沉没海上布伦特采油平台的行动，这是一个持续很久、有很多头绪的头条新闻事件，其中两个标志性图像最终让壳牌改变主意：一张被全球传媒刊载的摄人心魂的照片，绿色和平的小橡皮艇停在高达 32米巨大采油平台前，这象征者大卫与巨人的较量；紧接着壳牌用高压水龙头驱逐试图占领采油平台的绿色和平志愿者，一家跨国公司“动用武力”这个意像让壳牌溃败，事件结束了。

2010年3月，以倡导“变革”而登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完成了他最大的变革让医改法案成为法律。日后人们记得的，可能是他用20支钢笔签署自己的名字的图像，这是他主动的行动。还有一个意外行动所形成意像，必将被反复提起， 由于麦克风没关，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拥抱时兴奋时说的话被播出： “这真他妈的是件大事！”（This is a big f**king deal!）。

“坏” 的标志性意像有时会以无法预料的方式创造出来，尤其在互联网让人人可以发声之后。惠普在中国最近尝到苦头，它的服务人员说消费者电脑故障是由于笔记本进了蟑螂，从而引发对之进行演绎、戏仿、恶搞的传播热潮。但这种自发的负面图像有时也可为创意所用，戴尔也曾因产品质量问题，公司Logo在网上被从DELL篡改为HELL（地狱），但现在这个故事被提起，几乎都只是引子，引出戴尔如何迅速改为倾听网上用户的声音，变成正向的了。

方军 @ 10:42:30 | Commen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