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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真理和一个半真理
石涛＝文 2003年10月28日13:50
卡尔·克劳斯Ｋａｒｌ Ｋｒａｕｓ，１８７４－１９３６，被认为是本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德语作家和语言大师之一，但在德语国家之外他几乎是鲜为人知的。尽管克劳斯受到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作家包括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推崇，但他的名声到目前为止仍大致逗留在德语国家之内，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正在被人们遗忘。在中国，由于翻译界的闭塞和选题方面的偏颇，克劳斯的作品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译介。对于中国读者和知识界来说，他属于那类被某种不经意的历史疏忽遗漏了的作家。
作为一个生活在世纪初维也纳的讽刺家，克劳斯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使他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布莱希特在谈到克劳斯时说：“当时代死于自己之手时，他就是那只手。”换句话说，正是他那犀利而充满悲悯的文章，埋葬了他自己的时代。
他在世时并未真正得到人们的理解。他曾在评价自己的作品时说：“也许不得不等到我的作品变得古老而过时那一天，它们才会显现出意义。”克劳斯格言的英译者左恩教授在谈到他的著作难以穿越德语国家的界限时，指出了两点原因：第一，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深深地植根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维也纳和欧洲。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如果没有大量的注释便难以欣赏；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用埃里克·海勒的话说，“克劳斯并非在用语言写作，通过他的手，德语中的美、深刻和那种累积的道德经验呈现为有个性的形式。在此意义上，克劳斯作为一个激昂的审判官，使他的写作成为与他所处的时代针锋相对的严厉的见证人。”
卡尔·克劳斯１８７４年４月出生于一个离布拉格不远的波西米亚小城。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制造商。三年后他们全家迁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克劳斯度过了他的一生。像他的同时代人弗洛依德一样，克劳斯对维也纳充满爱恨交织的感情。在世纪之交时期的欧洲，克劳斯的情形相当具有典型色彩：生于中欧一个殷实的犹太人家庭，有一个靠自己双手致富的严厉的父亲，但却拒绝继承父业经商，不可理喻地选择了文学事业。与克劳斯情形相似的人至少还有卡夫卡、茨威格和本雅明。
克劳斯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但并未获得学位，因为他半途辍学去学习戏剧表演。由于在表演方面缺少足够的天分，他转向了新闻和文学。不过他在模仿方面的才能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力。他自己曾说，他也许是古往今来第一个以演员的方式去检验自己作品的作家。
从１８９２年起，克劳斯开始为各种报刊杂志撰写戏剧评论、书评和其他文章。由于从青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一种对世界的嘲讽态度，他拒绝成为维也纳文学圈子里的一个“文化名流”。他推辞了维也纳最有声望的一份报纸《新自由报》提供的一个编辑职位，着手创办了自己的杂志《火炬》。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克劳斯写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争开始后，经过几个月的沉默，他像一个愤怒的编年史家一样开始鞭挞他的时代。他首先注意到语言——人类文明最本质的形式——正在这场战争中面临毁灭。
《火炬》的读者群不断缩小，克劳斯不但没有抱怨，反而感到更加欣慰，因为他始终认为，《火炬》的读者不应仅仅是那些渴望听到“时代号角”的人， 也应是那些对莎士比亚、内斯特罗、奥芬巴赫和德语语言感兴趣的人。
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２日，由于长时期的身心交瘁，克劳斯死于心力衰竭。死亡对他来说几乎是一种幸运，使得这位终生秉持人道主义精神的语言大师，免于目睹纳粹德国对他的祖国的吞并，以及全体奥地利人对亡国的欢呼。最重要的是，他也免去了看到那些会令他更为痛苦的事情——人类文明堕落进地狱的情景。读过克劳斯的作品之后，所有这一切罪恶都变得更为容易理解。
格言是卡尔·克劳斯非常钟爱的文字形式，突出呈现了他的讽刺精神和论战性。他的格言大多发表在《火炬》杂志上，经常引起人们愤怒的回应，因为他的格言的全部功能，就是与大众和媚俗的社会习俗作战。在《我的狭窄的视野》一辑中，他写道：
我用笔不停地戳着奥地利这具尸体，因为我固执地相信那里面还有生命。
我和公众相互都非常理解对方：他们从来不听我在说些什么，我也从来不说他们想要听的。
我削尖我的对手，使他们适合于我的弓箭。
我可以激怒他们，但——去平息他们的怒火则超出我的能力。
有人想杀死我，也有人想花一两个小时和我聊聊天。法律只保护我不受前者的危害。
世上没有什么想法比沙文主义和种族歧视更狭隘的了。对我来说，所有人种一律平等：到处都有笨蛋、蠢货和傻瓜。我对他们的轻蔑一视同仁。这样做时我没有丝毫偏见。
的确，我们无法要求克劳斯厚道，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讽刺和批评。对于他来说，挽救一个时代的颓败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快它的毁灭，而令人震惊的文字，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当然，他的格言也关注文学艺术领域的话题，在另一辑格言《谜底里的谜语》中，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一篇编者按语可以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一首诗却不行。因为，一个人可以赤裸着身子跨越国界，但却不能没有皮肤。不像衣服，一个人不能换一身新皮肤。
一句格言并非与真理刚好相符。它或者是半个真理，或者是一个半真理。
我的语言：一个由平凡的娼妓变成的处女。
讽刺作品如果被新闻检查官所理解，就理应受到查禁。
一个艺术家应该对倾听者让步，这就是为什么布鲁克纳把他的一部交响曲献给上帝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克劳斯的一生里，有两个女人对他的生活和写作具有深刻影响。一个叫安妮·卡尔玛，是一个年轻的奥地利女演员，１９０１年死于肺结核。她与克劳斯的关系在她死后招致了维也纳一些下流小报的攻击，这一事态使克劳斯对奥地利人在男女关系方面的双重标准感到极端愤怒与厌恶。为此他写了许多文章抨击这种道貌岸然的伪善。另一个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女人是一个捷克贵族之女，叫巴萝尼丝。１９１３至１９１５年间，克劳斯曾不止一次地向她求婚，但都遭到拒绝。据说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听从了诗人里尔克的忠告。不过克劳斯一直和她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直到他去世为止。同巴萝尼丝的交往，成为克劳斯许多诗歌和有关女人的格言的写作灵感源泉。在《我抨击男人，但并非为了女人》这一辑里，克劳斯表达了他对两性关系的幽默和嘲讽态度。
贞洁总是有它说话的机会。它有时产生粉刺，有时产生性法律。
对于女人成为娼妓和擅长卖淫的神秘能力，道德禁律已经行使了正义，它创造了两个为一夫一妻制而设的职位：情妇和皮条客。
（上接２０页）
基督教使用好奇这道开胃小菜丰富了淫欲的主菜，接着又用忏悔这道饭后甜食葬送了这顿美餐。
娶一个婚前同别人有性关系的女人被看作不合习俗，而同一个从前结过婚的女人私通却顺理成章。
一个健康的男人满足于一个女人；一个淫荡的男人满足于经由一条丝袜去勾引女人；一个病态的男人满足于那条丝袜。
女人至少还有高雅的服饰；男人用什么来遮掩他们的空虚和贫乏呢？
克劳斯无情的尖刻和愤怒，在上面这些文字里已经可以窥见一斑。本雅明在《单向街》中特意为克劳斯设置了一处坐标，叫《勇士纪念碑》。本雅明写道：
“他（克劳斯）身穿古代盔甲，愤怒地狂笑着，象中国古代的秦俑一样双手挥舞着出鞘的剑，在德语的坟墓前跳着战争之舞。他，一个毕生居住在古老的语言房舍里的继承人，成为了自己坟墓的掩埋者。没有任何一个职守被如此忠实地履行，也没有任何一个职守被如此无望地失去。他站立在那儿，从同时代人眼泪的海洋里舀水，而他手中用来埋葬敌人的石块，则像西西弗斯的巨石一样滚落。无论谁想用他的武器与他战斗都遭到诅咒；在他嘴里，对手的名字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判决。当他的嘴唇开启，智慧迅疾无色的火焰便扑面而来。没有任何一个行走于自己生活道路上的人会碰上他。在荣誉的古老旷野里，在一个巨大的血腥战场上，在一个被遗弃的坟墓前，他疯狂地发着怒。当他死时，他所得到的荣誉将是无法衡量的。”
但历史最终没有给卡尔·克劳斯多少荣誉。作为他的读者的我们，就像《火炬》杂志当年的读者，从未能超出小小的一群人，零星散布在世界各地，偶尔翻开他的文字，感叹之余黯然神伤。
（文中格言为石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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