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伤痛

SAYYES 2003年10月28日13:53

枚子：
    你问起我上次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感受，我的内心其实很复杂，也很难过。正如我上次讲到的，美国人权研究机构和美国政治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因此，这几个中国人的举动或许是客观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或许是从学术上分析中国司法制度的缺陷，但其后果却构成了美国针对中国的人权政治的一部分，他们的举动已经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事实上，他们也正是在美国国务院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干涉下，中国政府在加入ＷＴＯ的中美谈判前夕被释放的。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权干涉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令在座的中国人感到痛心的是，在这种国际政治利益的争夺中，中国人竟然主动地成为美国政治的帮手，来损害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人总爱强调内外有别，在国内我们批评自己的政府，大家都能接受，但是，在国外和美国的人权机构结合在一起来批评中国的人权，实际上不再是简单的批评，而是和美国的国际政治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要为这种批评付出代价的，尤其是当年和最惠国待遇联系在一起。
    因此，当这几个中国人在台上讲述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坐在下面很难过。尽管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但在这个美国政治的背景中，他们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因为我发现，一个人在国内的时候，他和国家是一种法律关系，但是，一旦在国外，他和国家的关系往往变成了一种基于伦理的情感关系。法律上的国家变成了伦理上神圣的“祖国”。因此，在美国的中国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学者都更容易显示出爱国主义，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你才发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你的身份认同已经被规定了。
    在会议休息期间，在座的中国人没有人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被中国人流放了，这是他们在不经意间背叛中国人所必须承担的罪责，尽管他们都已经取得了美国的绿卡，有的可能甚至变成了美国的公民，但是，他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自动解除作为中国人的伦理责任？
    那个晚上，我们一起穿越灯火通明的曼哈顿岛，我们不断地触及到一个沉甸甸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法律意义上，我们彼此之间是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制定宪法，才确立每个人与国家或者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必须遵守宪法和国家的法律，而一旦你加入了美国国籍就不再是中国公民，你已经解除了这个国家的所有法律责任，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已经解除了对所有中国人以及中国人所构成这个国家的伦理责任？
    看来，在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上，一定有更高的自然法。因为“中国人”就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比法律更高的伦理概念，一个文化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成立的时候，“中国人”早已经存在，不仅存在于晚清的满汉之争中，存在于汉唐辉煌中，也存在于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中，一句话，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意味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彼此之间有着更为深层的血脉联系，有着更为隐秘的而且更高的伦理义务和责任。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是要斩断这种血脉联系，背叛就是要解除这种伦理义务和责任，这必然会刺痛所有中国人内心中这种深层的隐秘的情感和伤痛。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我们的公民身份在哪里，我们都要面对一个问题：你对你的同胞的伦理义务和责任是什么？你可以不喜欢中国政府，但是你能不能不爱中国人民？
    真正揪心的伤痛就是在这个最为矛盾的地方。正如中国古代的“忠”与“孝”的冲突一样，法律所建构的政府与伦理所建构的人民也可能是冲突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才会推翻清政府、打倒蒋家王朝，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在这个可能的冲突中，如果政府部门侵犯了你的个人自由和利益，而且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和健全的公共讨论空间，这时你将怎么办？你是不是会给美国的教授、朋友或者人权组织写信，要求他们帮助呢？这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每个人都想获得自由。但你是不是选择背叛中国人的方式来获得个人的自由？因为美国的人权机构通过国际政治途径解救你的一个隐含条件就是，当他们在类似学术会议这样的公共场合，你必须面对美国的媒体“揭露”中国的司法制度，这是人权政治的游戏规则的一部分。无论你多么清白，无论你多么客观，无论你多么厌倦政治，你已经陷入了政治之中，而且没有选择政治立场的机会。
    在讨论会的休息时间里，所有的媒体记者都围着这几个中国人采访，而真正被冷落的倒是纽约大学法学院的那个刑法学教授。他是最后一个发言，讲述了美国历史上针对间谍罪的调查以及监狱状况等等，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和美国历史上状况很相像，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尤其是富人和穷人在监狱中的不同待遇在全世界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令人尊敬的学者。然而，正如他坐在最边上，他的发言安排在最后，我相信他的发言也不会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
    在这样一个表面上客观的学术讨论场合，政治问题早已经渗透其中了。一个中国人当在不经意的时候选择了这种获得自由的方式，那么就必须要承担对中国人在伦理上的罪，甚至终身处在赎罪之中。而一旦你选择做一个中国人，要对中国人承担伦理责任的话，你必须超越个人的怨恨，准备独立承受苦难。这时，你不仅在承受个人的苦难，而且是在承受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承受的苦难，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勇敢地面对这种苦难，承受这种苦难，而不是逃避这种苦难，我们才能真正将中国人从这种苦难中解放出来。否则，当你帮助甚至要求国际社会敌视中国、制裁中国的时候，不仅背叛了中国人，而且为了渺小的个人怨恨，将你的同胞投入到更大的苦难之中。
    其实，“世上没有救世主”，中国人的苦难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来承受。尽管你可能因此丧失了自由，甚至生命，但是，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感受到生命中不仅有轻若鸿毛的个人自由，而且有比泰山还要重的作为中国人的自由。只有我们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才能建立起一个健全的法治环境和健康的公共领域，我们才能将中国人从这种一直困扰我们的伦理难题中解救出来。
纽因２００２年底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