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方向性

陈家琪＝文 2003年10月28日14:13

《施密特与政治法学》
刘小枫／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２年版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著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年

    人类共有两种游戏方式：“零和游戏”与“非零和游戏”。“零和游戏”中参与者的机会相反：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之所失，双方的总和为“零”；在“非零和游戏”中，一方的胜（所得），对其他参与者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在极度非零和游戏中，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完全重叠。当１９７０年阿波罗１３号上三名太空人设法使孤立无援的太空船回到地球时，他们所参与的是一场彻底的非零和游戏”。诸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都在同一条快要下沉的大船上”之类的口号，都是想营造一种“极度非零和游戏”的环境或气氛。
    这种“极度非零和游戏”的环境与气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始点到终点，从最初的原始染色体一直到第一个人类，自然选择就始终眷顾着非零和的扩张”，道理很简单：“ｊｏｉｎ ｏｒ ｄｉｅ”（不加入就灭亡），不是生（繁衍、非零和），就是死（同归于尽，零和）。
    所以“非零和互动”受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而“看不见的手”则受着“看不见的脑”的支配；“看不见的脑”的发达全赖资讯手段的完善，而资讯手段越完善，社会结构越复杂，人们也就越知道怎样趋利避害，获取最大量的非零和。罗伯特·赖特认为，资讯技术是非零和游戏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在《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中，他对此有着相当精彩的论述，甚至回答了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以及没有外国入侵中国会不会自动开放门户、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就人（也就一切有生命之物，乃至细胞、ＤＮＡ）的生物性本能而言，丝毫不顾及道德及精神层面的提升；但如果这种“生物性本能”（或自然选择的智慧）能回答历史演化的方向及模式，则可以将其理解为《约翰福音》开头所提的“太初有道”中的“道”。赖特称，“道”（Ｗｏｒｄ）译自希腊文“逻各斯”（Ｌｏｇｏｓ）；“Ｌｏｇｏｓ”即“言语”、“理解”、“辩证”、“目标”，总之 “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理性原则，同时也是上帝超然心智的一部分”，它所最后指向的，就是把上帝所创造的各种生物、人类、植物和动物，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如此经由互惠与联合，就像一把琴由不同的音弦所组成，上帝意欲所有生物相互友善合作，形成一大和谐；而普世的施与受的原则将统驭他们，最终导致全世界的圆满结局。”
    赖特从经验说到超验，从科学说到宗教，从石器时代说到地球村，从生命的起源说到人类的未来，这其间到底如何解决历史的方向性问题？
    全书立论有三个基点：着眼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性的结果；着眼于必然性的过程；着眼于人性中本能的力量。有了整体性的目光，哪怕一种文明消失了，“文明因子”也会流传下来。“很少有人注意到玛雅文化的瓦解其实只发生在玛雅文化的部分地区，北方许多城市都幸存下来，保存了玛雅文明，甚至保全了它最珍贵的文字”；每经过一次“野蛮民族”对“文化与社会模式更有吸引力的民族”的征服，就等于给了那种优于自身生活方式的文化与模式一次再行扩张、大肆传播的机会，“世界历史上的骚动不仅符合‘进化论者’的历史观，甚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了必然性的目光，没有阿基米德，中国人也会算出圆周率；没有希腊人发明零，印度和南美洲的玛雅文明也已有了同样的发明。无论在科技上还是政治上，缺了谁都无所谓；哪怕“人属”（Ｈｏｍｏ）的动物都在当时灭绝了，“我也会把宝押在黑猩猩身上”；如果整个灵长类都灭绝了，总还会有一个物种会成为这种“如果”游戏中的胜利者。有了人性中本能的力量，尽管有抢劫、占领、屠杀、战争，也虽说战争双方加入了绝对零和的动力，但是，其一，在其中一方的“内部”，却由于面对共同的敌人而“创造了共同的命运，制造了非零和互动，因而加速了文化的演进，造就更深更广的社会复杂性”；其二，进行战争，最终就是为了缔造和平，战胜者通常在生产力、劳动分工上为较先进者，战败者也天生乐意获取非零和的成果，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尽可能避免再有风险。所以，在第五章《战争：有什么好处？》的一开始，赖特引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说：“我们真正的文明，好的坏的，都以过去的战争而决定。”从长远来看，战争的最后“结果”总是好的，人类天性中对富足安全的喜好决定了历史的方向不会因战争而改变，或许还得以加快，这就是“物质运输与处理方法的不断改进，能量运输与处理方法的不断改进，资讯运输与处理方法的不断改进”。在赖特看来，这三点是历史进步、文化演化的标准，而且“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趋势的技术细节。但我们至少有９９．９９％的信心，相信这些趋势会持续下去。我个人认为这已经足够”。
    赖特反复告诉我们，人类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随着资讯科技的突破远胜于以往类似的突破，甚至超过文字、货币和印刷术的发明，“而由于资讯科技是非零和互动的关键，非零和互动又是社会结构的关键，我们是否正在跨越一个真正的关卡，一个重大的变化，其重要性几乎等同于从狩猎采集社会过渡到酋长政体，或从酋长政体过渡到国家？”
    在书中，德日进（Ｐｉｅｒｒｅ Ｔｅｉｌｈａｒｄ Ｄｅ Ｃｈａｒｄｉｎ）——一位古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耶稣会的神学家——不但在２０世纪预言了全球化、地球村的到来，而且在２０世纪中叶宣称，“当时新生的电讯沟通基础建设是‘普及的神经系统’，将带给人类‘有机的统一’，是人类逐渐建构起的一个‘超级大脑’，一个‘集合所有大脑的大脑’”。那时，人类将能建构起某种巨大的有机博爱整体。书的“前言”引用德日进的话说：“眼前许多内在与外在的诡谲变化（政治与社会的动荡，道德与宗教的焦虑）已经促使我们略带疑虑地感受到，一件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但那究竟是什么？”
    这让我想起迈尔在《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施密特与政治法学》）中的一段话：“最近十年来，我把施密特解释成政治的神学家，已经引起国际性争论。这种解释得到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界对政治神学的兴趣日益强烈。这种兴趣有着各种不同的来源并且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看到。这里可以草草勾勒出四个方面”：第一，苏联帝国的崩溃以及此前马克思主义希望的落空，在许多地方激起了对一种真正信仰确定性的追求；第二，启示神学与政治神学提供了一种“任何苍白的意识形态都无力实现的保障，而且还有效地反对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联手，从整体上开启了一种替代现代世俗主义的方案”；第三，“在带有反西方色彩的政治——宗教激进主义中”，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在重新得到强化，而且都在“建立一个与帝国密切相关的拯救期待中”，“赋予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以空前的紧迫性；第四，如果说前三个问题可以概括为对绝对义务的渴望、回归正统性、对共同体的神学－政治基础的重新思索的话，最后一点则说的是人们在“荒漠之旅”中忽然有了一种对“大事件”的“混乱企盼”；著名的“后现代”的思想家列奥塔在这种情况下，记起了亚伯拉罕的信仰顺从，“这种顺从是‘大事件’的范例——无法预见的召唤的范例，也是在其中亚伯拉罕得到应答的那种举动的范例……他们以错综复杂的方式——或隐秘或抑郁地——转向权威、启示和顺从这样一些涉及‘大事件’的关键使命。” 
    看来，生物学家正在与神学家化为同一个人，而且认为只有当这两种学说联合起来（非零和）时，才可能给人类的未来指明一个方向。

    这种“联合”的前提，就是人类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某种“重大事件”之中，或者说，忽然有一种对“重大事件”的“混乱企盼”，一种想“转向权威、启示和顺从这样一些涉及‘大事件’的关键使命。”
    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并不是思想本身的力量，而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认为三大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已彻底回答了“有机体在改变自己的物种中实现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问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赖特的《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所给出的结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的方向性（进步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乐观主义一致，尽管他认为，体现这种“方向”或“进步”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建设，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也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寻找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动力上，有更多的哲学家找到不同于生产力的生命力，不同于细胞和能的转化的意志或潜意识，还有各种各样关于“先验原则”、“意向性构造功能”以及与科学的起源、人与人的沟通可能密切相关的“隐含的视域”的论述。而这一切以不同方式告诉我们，有关“历史的方向性”问题，绝非一个经验科学所能回答的问题，说到底，它与“为什么是政治哲学、政治神学”（这也正是迈尔的提法）有关，与我们是否意识到某种“重大关头”正在到来或忽然有了一种对“重大事件”的“混乱企盼”有关。里尔克在写于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８日的一封信中说：“由于相信进步与人性，市民社会已经忘记了人类生活的‘终审法庭’，这就是说，忘记了‘它从一开始就被死亡和上帝永久地超越了’。”（《施密特与政治法学》） 
    罗伯特·赖特：美国《新共和》杂志资深编辑，也为《大西洋》月刊、《纽约客》杂志和《时代》周刊撰稿。此前曾为《科学》杂志撰写科学、科技和哲学文章，并获得国家杂志奖。他的第一本著作《三个科学家及他们的神：找寻资讯时代的意义》，获得国家书评奖的提名。《性·演化·达尔文——人是道德的动物？》一书于１９９４年出版，即荣登《纽约时报》年度畅销好书书榜，并以９种文字刊行世界各地，深受瞩目，１９９７年荣登《时报·开卷》年度十大好书（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