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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见证《大学的功用》
周作宇 2003年6月15日10:28
不管过去的专业背景如何，大学校长涉足高等教育研究是国内外不少校长的职业归属。在理性思辨与经验反刍的双筒猎枪支持下，瞄准高教实践的几个猎物，在适当的时机扣动扳机，他们总会为该领域献上几道美味。在美国，有前哈佛大学校长伯克（Ｄｅｒｅｋ Ｂｏｋ）的《走出象牙塔》，有前斯坦福大学校长肯尼迪（Ｄｏｎａｌ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的《学术责任》。相比之下，美国加利弗尼亚大学前校长克拉克·科尔（Ｃｌａｒｋ Ｋｅｒｒ）于１９６３年出版的《大学的功用》更有常青树的味道。自第一版以来，每１０年左右就有一个新版问世，到２００１年，已经出了第五版。从初生到现在，历时４０年，它被认为是美国５部最重要的高等教育著作之一。
关心高等教育的人不能不关心大学，关心大学的人不能不关心大学校长的思想。打开科尔的这部著作，就是打开一部不断续写的历史。沉浸于书中充满洞见的思想，就是抚摩一个大学校长的心智生活。文字叙述不过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方帷幕，幕后有着作者生活中更为多彩的画面：有面对危机的从容，也有身陷困境的无奈。由书及人，由人问史，最后为书找个理由，不失为一种循环上升的理解线路。
大学的基因可追溯到柏拉图的学园，那时哲学是学问之王，哲学家是城邦的金质领袖。大学的真正产生是中世纪的事，宗教是大学原初的核心内容。当文艺复兴终结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不光古典的人文思想得到复兴，以自然为对象、以感官为通道的新科学也得到激发。结果到了１９世纪，大学的门户越来越难以归一，大学的院堂廊舍，越来越接近世俗之灵和自然之气。
今天掉头回望，大学的历史虽然那么厚重，但在科尔眼里，不外乎经历３个驿站：“牛津精神”熏陶出来的主教牛曼所推崇的“人文教育型”大学；“柏林转折”设计师洪堡所创造的“研究型”大学；“霍普金斯突破”的使徒科尔所描述的“多元巨型大学”。三种类型的大学分别记载了大学发展的不同历史层级。从三位历史人物在与各自的思想合欢时所使用的动词，就可以透析出思想的矢量。尽管和洪堡在同一个世纪，甚至思想表达的时间还处稍后的位置，但牛曼选择了保守，价值指向后视，知识被锁在纯粹自满自足的“闺房”，所以“推崇”自然是表达了对足不出户的“经典人文”的卫道心态。洪堡的思想播撒在柏林大学的新地，由于是新地抽芽，“创造”就带来了几许风险。他任柏林大学校长不过几岁，就不得不离开了这个流淌自己血脉的“亲生子”。虽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号子影响了以后几代大学人的修为，但他的思想也许只是到了弗来克思纳才能得到系统的表达。多元巨型大学对科尔来说，就不是“推崇”或“创造”的思想，而是现实的白描。对读者“不应将下面论述中的分析误作赞同，或把“描述”误解为“辩护”的提醒，像是素描画家对一次写生作业所作的自我表白。客观冷静的姿态尽显画上。
科尔真的能在色彩斑斓的景致面前守得住客观的白描立场吗？在牛曼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培根“幽灵”的鲜明诅咒；在弗来克思纳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大学泥土化的惋惜；在科尔这里，难道批判的精神真的失去了光泽？
１９４９年，麦卡锡主义为冷战助威正激，时任加利弗尼亚大学校长的斯普莱特为抵御可能出现的“红色恐怖”，提议所有的教师必须在反共“忠诚誓言书”上画押，否则便会被学校开除。后来未签名的教师真的被开除了。而当时，反对为此开除教师的人当中，就有３８岁的科尔。那时他还只是加州大学一个工业关系领域的普通教师。在当时浓烈的紧张气氛中，科尔能站出来维护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早在１９１５年成立时发表的《宣言》中就表达过的学术自由原则，没有批判的意识和勇气是难以想象的。１９５２年，科尔居然能被选为加州大学的校监（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而他要配合其工作的校长仍然是斯普莱特，可见在自由的权利面前，还是有不小的空间。在任校监时，科尔在校长权力不曾触摸的地方一显身手，利用其个人擅长沟通的专业禀赋游走游说，使学校的基础建设迅速发展。而在１９５８年荣升加州大学校长后，恐怕他最具历史意义的雄心就是筹划加州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几十年过去了，这个被视为“加利弗尼亚之梦”的规划依然保留完好。这个规划对加州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职能划分，把加州大学与加州州立学院分开。多元巨型大学的概念原型，在他的筹划中变得清晰了。在“斗争是世界的公正原则”的鼓舞下，他“试图对正在发生什么事、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是什么、实际运行的过程如何等问题有更好的理解”，由此展开了斗争策略的第一步。
在多元巨型大学的“白描”手法下也埋伏着他深刻的斗争意识。大学变了：她“已经被外界的‘求婚者’所引诱，他们散步在花园小径上。她是如此亲切、如此有魅力，谁能拒绝她？又为什么要拒绝呢？”金钱和行政权力的“牛市”把大学宰割成“服务站”与“知识工业”，这确实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历史叙事的铺展。所不同的是，“对这一巨变，一些人为之惋惜，许多人已经接受，少数人至今感到自豪。但是它应当被大家所理解”。科尔属于哪一种人？在拥有“保守”与“创新”双重性格的大学间游走，尤其是作为一个大学领袖在双重性格中周旋，科尔的纯粹描述已经不再纯粹。揭露一个事实，并按照历史的逻辑领跑，这难道不是一种批判的实践？
４０年后，我们在科尔的思想与行动上盘旋，自然容易看到他不可移位的历史坐标。《大学的功用》在１９６３的出版，可谓“生不逢时”。这一年，当民权运动挺进华盛顿的途中，有一幅标语赫然写着“在１９６３年追求在１８６３年就许诺的自由”。这一年，马丁·路德·金还作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１９６４年夏天，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ＳＮＣＣ）在密西西比州为黑人孩子开办“自由学校”。在那里积极活动的学生当中，一位名叫萨里奥·马里奥的领袖，随后为加利弗尼亚大学掀开“言论自由运动”的历史。正是这场运动，把科尔从多元巨型大学的描绘中拉回到严酷的现实世界，他不得不直面被巨型大学疏离的学生、被民权运动传染和鼓励的自由诉求、被学生敌视的大学高层行政管理，还有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ＦＢＩ）的监视和巡逻，他本人及那本《大学的功用》成为矛头的指向。“多元巨型大学”几近变成一个轻蔑的词，大学在“服务站”、“知识工业”、“知识工厂”的概念陷阱中迷失，成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而他关于“改善本科生教育，融合三种文化（人文、社会、自然），增进管理赋权，平衡精英与大众的机会”等等呼求全然没有进入冷静的阅读视线。１９６７年，他终于在左、右、中三方力量的夹击下，从校长的位置上被辞掉。从此，他从大学事务中淡出。
留给科尔反刍咀嚼的历史果实也许有些苦涩，但谁又能改变历史？发生在他任校长时的学生运动是真实的，正如他描述的大学变迁一样真实。他被解职是真实的，正如他被授予凯西创始人奖章（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Ａｗａｒｄ《Ｃａｓｅｙ》 ２００１年度）一样真实。作为大学校长他不可能不被政治纠缠。在政治问题上，他有一条明确的界线：社会政治是属于校外的事，校园内只有学习研究的空间，校内的政治不过是内部利益主体间的事。但大学既然和社会相好约会，哪有两者明确的政治边界？当然，历史表明，如果政治限于大学内部，他在政治角力中也许还游刃有余，但一旦社会政治模糊了大学与外界的边界，一旦处于大激情、大震荡的历史前沿，他的政治智慧就可能显得不够。权力和智慧永远相生相克。智慧上的缺失，可以在权力的缺位上找到理由。而权力的缺位，又可以从智慧的缺失上找到原因。
４０年过去了。科尔推演的大学“三段论”依然成立。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的话语迁移开去，大学终结了，多元巨型大学是其终结者。在大学这个“智者城”里，科尔决不是“最后之人”，虽然不乏其人。
周作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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