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无边 回头无岸——关于哈金的《等待》

尹丽川 2003年6月15日10:29

    《等待》是一部反罗曼司。这里的罗曼司，不单指爱情或关于爱情的理想和想象，而是指生命中被浪漫化了的一切。
    这样的写作立意，本是当代优秀作家所共有的，然而往往站在了聪明人或先知先觉的角度，习惯给人物找一个出口，并往往以怀疑开始，以颠覆结束——颠覆，成了后现代情境中的万能药方，无形中重构了二元化思维模式，譬如以乱性颠覆爱情，以嫖娼颠覆婚姻，以调侃颠覆原有的价值观等等。
    而《等待》自始至终没有出口，也没有颠覆。自始至终，《等待》里的人物陷于个人与时代的双重悲剧中无法自拔。但读到最后，我们发现，时代的悲剧终究是有限的、有出口的、可破坏可摆脱的，最可悲的则是人性中无法觉察的那部分，是主人公过了大半辈子却突然感到对自己的感情、自己一生的种种决定根本无力判断。这种无力感，这种有自省心却缺乏自省能力、犹疑不决、心生悔意、对生命茫然四顾的小文化人心态，却是一大批大文化人没有能力和意识和勇气去表现的。
    犹如在干旱的土地上挖井，《等待》既非挖出井水的童话，亦非挖不到井水的寓言，而是实实在在的关于“挖”的记录：永远的窒息和绝望，试图活得稍微好一点的徒劳。而土地已干旱太久，即使碰到一两滴水，也不过滋养了大虚无中的小虚无。
    《等待》的作者哈金已迅速成为一个传奇性的名字。五十年代中期生人，沈阳军区当过兵，哈尔滨铁路局当过工人，１９７８年于黑龙江大学读英文文学，１９８２年起于山东大学念美国文学研究生，之后赴美。在Ｂｒａｎ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攻读美国文学硕士及博士，参加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写作班，继而任 Ｅｍｏ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英文教授。
自１９７８年起，哈金的履历与多数有意从事写作的文学爱好者相差无几。其传奇色彩在于，他３０以后才开始写作，用英文写作，并于短短几年之内获得“美国笔会／海明威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等专业文学奖项。
甚至于年轻些的人来说，士兵和工人的身份也构成了传奇的因素。
但是，只要稍微看过他的文字或访谈，或退后一步，就能感知每个传奇背后的悲凉。１９７８年之前的哈金的命运，是典型的随波逐流，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找口饭吃；之后是尽可能地努力学习，表面看为了更人道、更有为的生活，实际上，停留在学院和文学中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怀疑和逃离；在美国，为找份教职，必须出版作品，哈金英文写作的初衷乃是迫于生存压力。
被动性贯穿始终。主动的努力和追求，也是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情形下实现的——这一点，与《等待》男主人公孔林的命运殊途同归，也是孔林的性格悲剧感所在。
    回到《等待》。《等待》讲述自六十年代中期起，已婚军医孔林与护士吴曼娜相恋，为与曼娜结合，孔林每年回乡与妻子淑玉离婚，淑玉总在最后关头反悔，直到十八年后，符合部队规定，方才离成婚；
    所谓部队规定，是指部队干部分居十八年后才可不经妻子同意，单方面离婚；
    苦等十八年后，曼娜已四十四岁，终与孔林成婚，并生下一对双胞胎；真实的婚姻生活令孔林烦躁不安；而淑玉在毫无怨言地等待孔林的回归；
    而孔林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无限茫然。
    或许是无心插柳，我们读到的金亮所译的《等待》译文，具有朴素、结实又略微生硬至疏离的美感。
    哈金自己说，用英文写作，“非得删减以及简化许多”，而一种必备叙事功能的小说语言，所能删减的首先是形容词和不必要的描述，所能简化的当为句式的复杂与花哨。剩下的就是直白简洁的“说明”体，把事情用最有效的方式讲清楚——这或者并非惟一好的语言，但对于哈金这样的写实主义者，却是最合用而有力的工具。
    再加上双重翻译。中国人用英文写就的中国发生的故事，本身需要头脑中下意识地翻译；又由英文翻译回中文，等于一个故事在空中翻了两圈，讲了两遍，再落地时，它的成熟与普遍性似乎更进了一层。
    有些人也许不喜欢被翻译成汉语的《等待》，嫌它的语言生硬粗糙，但在我看来，朴素的语言如果朴素到圆滑的地步，也是一种造作和浮华，而《等待》译文的朴素恰恰是粗糙的、不熟练的，仿佛对所描述的一切相熟到了疏远的地步，既在场又隔了时空，这岂非合了当代人的心灵写照？
    看过的几篇评论，皆甚是强调“十八年”。无疑，“分居十八年方可单方面离婚”规定的设置，在全篇嵌入了一个卡夫卡式的寓言模式。“文革”对人性之压迫和伤害的大背景，被浓缩为某医院一条离婚规定对几个人的命运的摆弄。立规的政委早已死去，规定则被严格地遵守下来。
    于是，十八年来，孔林每年夏天回家与淑玉离婚。但如此的情境安排，其中的反复性与荒诞性，不过是故事的表相，只为一点一滴揭示人物的内心，剖析个体的悲剧性，孔林的、曼娜的、还有淑玉的。这十八年的离婚之路并非一个城堡般走不出去的政治迷宫，或线性的、未完成的西西弗斯神话，它的真正用义是借助平凡人物和庸常生活细节，探究人性的软弱与迷茫。
    作者所持的写实手法极为传统，甚至陈旧。这故事本身也不新鲜。我自己都奇怪，如何拿起书，便放不下来？
    十八年中每一次企图都似乎暗含希望，这希望又似乎取决于他人的一念之差。可起初的希望早已变成一种惯性，也分不清，究竟谁的希望在支配谁的行动。曼娜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孔林的离婚，孔林把离婚的希望寄托于淑玉的仁慈，淑玉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孔林的不离婚。三个人的幸与不幸看似搅在一起，紧密相关，但三个人皆没有给对方幸福的能力，更没有自己创造幸福的能力。
    相比之下，淑玉是其中最坦然和最度外的。离婚或不离婚，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淑玉没有分别——法院判决或部队规定对淑玉是失效的，淑玉的精神支柱是从一而终的旧道德，在心底她永远是丈夫的妻子。也就是说，淑玉是三人中惟一具有坚定人生观的人。在当代人理性目光的审视下，淑玉自然是最不幸的一个，包办婚姻的牺牲品，然而她不曾怀疑过自己的一生，而怀疑正是孔林和曼娜痛苦的根源。
    曼娜。虽然最后在孔林眼里，甚至在读者眼中，曼娜的自私和轻微变态使她不时变成一位令人生厌的人物，可我们无法忘记曼娜的痛苦——她是《等待》中最孤苦无依的人（淑玉尚有家族的支持、道义和名分的优势），承受了女人最悲哀的肉体之痛：长期的性压抑、被强奸、高龄难产。她的一生，所求不过是一个丈夫、一份正常的家庭生活、一点情感的依靠，不过是于苦海中捞一根救命稻草，并为此耗尽了全部的青春和她原本具有的对人的善意，对人生的热情。
    十八年中，曼娜有过几次机会中断“等待”的命运，终究无果，不得不等待下去。她是“等待”的受害者和“受惠”者——为了最终的“受惠”她饱食等待之恶果，又因为早已深受其害而必须等待下去。
    曼娜的价值观与淑玉的价值观又有何分别？只不过，淑玉信奉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天命”，而曼娜依靠的则是“人命”——靠自身努力得到一个丈夫。前者的命运系于天，后者的命运系于他人。
    更何况，曼娜所依靠的“他人”孔林，又是那么一个软弱、善良、卑微的男人，另一个孤苦无依者？曼娜怎可能不生活在永久的惊疑和患得患失的煎熬之中？
    孔林是全书的中心人物，也是被刻画得最深刻动人的。作为每年离婚之行的执行者，两个女人之间的扭结，孔林的决定和举动看似能够影响他人的命运，而本质上他却是其中最被动、最缺乏行动能力和最孤独的。
    他身兼丈夫、情人、父亲三种角色，然而每个角色他都是被动承受、心有不甘又无力破解的。只有情人这一身份，离婚不成、幸福不来，似乎是体制和传统阻挠的结果，他似乎是有心无力——但最后，等待终结，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心”。
    哈金写道，孔林“看清楚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全身心地爱过一个女人，他永远都是被爱的一方……”同时，他意识到“他太老了，没有行动的勇气了”。
    一个失败者。一个丧失爱的能力的人。又或者，谈不上“丧失”，所谓爱的能力，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拥有过。曼娜是两人感情发展的推动者，曼娜的主动性中又有多少纯粹的爱的成分？她婚后的行为，更证明她并非深具爱的能力之人。淑玉呢，她是可以为丈夫牺牲的妻子，却不是为孔林可以牺牲的淑玉。
    孔林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失败的折衷主义者和随波逐流的人。他的失败感甚至与生俱来。他具有反思性，又缺乏理论和行动。对于旧道德，他反对却不反抗，对于新社会和新价值观，他一边怀疑一边顺从，他的怀疑不伴随行动，即使行动也是被动。他从未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从未清楚自己的所需所想所梦所愿，直至老之将至。
    这种犹疑的性格，平庸的人格，爱的能力的缺失，大势已去的茫然无力，是孔林的，也是人类的，是我的，也是我周围的人的。
    哈金的部分短篇亦极为优秀，碍于篇幅不提。
    又至于一些关于文革和淑玉小脚讨好美国人之类的话，不过出于无聊的民族自卑心，在此亦不争论。
尹丽川：新生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