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托邦人的书——５月读书笔记

颜峻 2003年6月15日10:30

    历史是谁创造的都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那不关我们的事就行了。我们要创造的是我们自己。这也就是各种小人物、乌合之众形成自己的文化，并无形中改写了历史的原因
Ａ．书本里的１９６８年
２００２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汉编著的《反叛的一代》，印数只有２０００册，而且即使在兰州的大书店，也已经停止进货。可怜的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酒肉朋友，他们帮了作者的忙，却不知道西方６０年代文化和学生运动，正在成为新的显学、小资新宠和愤青必读。这本书所参考到的《１９６８年，反叛的年代》（塔里克·阿里、苏珊·沃特金斯合著）７个月后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漂亮的中文版，图片就有１５６幅，首印８０００册，我身边的朋友，从报社编辑到摇滚乐手，几乎人手一册。尽管后者的翻译骇人听闻地无知和不负责任——让·吕克·戈达尔居然变成了“琼·露琪·戈达德”——但作为出色的商业操作，它既成功地用时尚读物的风格掩盖了原作的火药味，又反过来在风花雪月的潮流中夹带了愤怒的私货。
    《反叛的一代》的副标题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写到了法、英、德、美的６０年代学生运动，当然主要是６０年代末期。背景则描述了左派、新左派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作者沿袭了传统的革命理论，也使用了新一点的左派方法，大量引用马尔库塞，提到“革命”的时候多少还带有一种美学化的浪漫热情。作者这样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和近代时期那种旧式革命相比，一个明显的新特点是，它是一次发生在现代世界体系和全球化形成时代的革命运动。”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详细地描述了发生在４个国家的事实，并且告诉我们，一个中国新左派或者准中国新左派会怎样看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热情地，同时也保持着想象的距离。而它的局限，就是没有脱离学生运动的范畴，甚至把各种明摆着超越了学生运动的事情硬塞到学生运动视角里去，当然，还少不了革命的陪伴。
    与之对应的，《１９６８年，反叛的年代》则充满激情，并且纵横捭阖，钻到了理论的深处。当然，这是当事人的记录，用一些地点和事件勾出了世界局势的轮廓，用长时间锲而不舍的思考打磨了理论的疑点，相关的文化事件、人物点评和新闻摘录，构成了更为丰富的场景。就法国５月风暴而言，它是一次够格的陈述——如果陈述也可以是宣言的话。这当然也会让人想起更早些时候三联出版的《法国１９６８，终结的开始》。和很多忠实于原著而不是进行价值清洗的翻译一样，这本书的译笔追上了原作者火爆的街头堡垒战风格，像一种砖头和火药构成的诗歌——毫无疑问，一本把ｃｏｐｓ翻译成“条子”的书是值得年轻人信任的。《１９６８年，反叛的年代》和《法国１９６８，终结的开始》都是由当事人写成，而且这当事人也的确体现了６０年代行动主义者的神勇——他们不一定是学生，就像学生的身份本身也不那么固定，他们不光会扔燃烧瓶，还会思考，他们不光会引经据典，而且还创造理论。前者当然比后者要更翔实深入，而后者由日记和分析这两部分构成，本身也就是急就的入门手册。

Ｂ．路上的达摩
达摩当然在路上，他从来就在路上。
    所以说，杰克·克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从一开始就和我们心气相通，而《在路上》作为文学经典，则少了些自传体小说的虔诚和朴素。它精确地呈现了《在路上》，或者不如说整个垮掉的一代反叛行动的根源——追求精神的解放和至善。“佛教讲究的是行动！”加里·斯奈德的化身在书里大喊着，然后去砍柴、赏花、打坐、狂欢。如果说这本书真的导致了后来的背包革命和波普佛教，那么它跟１９６０年代的嬉皮士运动也当然少不了瓜葛——Ｔｈｅ Ｂｅａｔｌｅｓ和Ｔｈｅ Ｄｏｏｒｓ的听众比他们更干脆，把酒升级成了ＬＳＤ，到印度去学习瑜伽，还把ｓｉｔａｒ琴和共产社区带回了旧金山。把《达摩流浪者》当作小说的人，和把它当作精神读物的人可以就此分为两类，前者是新左派，或者自由主义者，反正都是一回事，后者是年轻人，行动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不可救药的梦想者——请原谅我使用这个美化的词汇，这的确是美化，也就是说，我自己也同样蔑视客观、冷静、距离。我在里面，难道不是吗？
    ２００２年８月，四川大学出版社为文楚安出版了《“垮掉一代”及其他》，收录了这位翻译垮派作品的专家撰写或翻译的若干文章。我们当然不能说文楚安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但难道还有别的人在做这件事情吗？他虽然没有把ｃｏｐｓ翻译成“条子”——台湾商务版《达摩流浪者》的译者梁永安还使用了“哇塞”、“爽呆了”之类的词，而《破》报上那些谈论乔姆斯基、拉康的年轻人，也同样习惯于说“ｈｉｇｈ”和“逊”，这就是两岸青年势力的差距？——但他至少挺身而出了吧。这本印数只有１８００册的书，提供了又一批难得的垮派资讯；文楚安同时还编辑、翻译了《透视美国——金斯伯格论坛》，算是金斯伯格研究的宝贵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这本书制作倒是不坏，不过干脆没有版权页，我怀疑也就印了２０００本来打发人。这不能怪出版社不懂市场，只能说年轻人一盘散沙，连商机都没有给人家看见。当然，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按照垮派方式生活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沉默、简单、在路上不停地走，他们连出租车都不坐，哪里有什么商机？
    如果说法国五月风暴看起来更受重视，而同时代的嬉皮士运动和之前的垮掉的一代（注４）更不受重视，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五月风暴本身就有更强烈的理论含量，而革命对于中国学者又足够迷人？文学、艺术和行动、生活，通常不会那么早地被重视，等到开花结果、水到渠成，知识分子（中国当代式的）就会跑过来命名、阐释。如果反过来描述事实，说，垮掉的一代在中国有更多的知音，那么也同样成立，因为这些知音要么是文学界的梦想者，要么就是５块钱跑半个中国的流浪歌手，他们的论述，往往和文楚安状态最糟糕的时候一样，拖泥带水、感情战胜着理智。反正是说不过，就只好上路，翻译著作算是上路，看摇滚乐演出算是上路，连登山鞋都没买就上了路算是上路，读着余杰的胡话都能热血沸腾也算是上路。而这种伟大的自发性，正在接应着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垮掉和嬉皮——至于嬉皮士是否改变了世界，或者禅疯子是否改写了历史，这是只有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才会斤斤计较的问题。

Ｃ．在想象中塑造着
正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诗歌是对诗歌的想象、音乐是对音乐的想象、时尚是对时尚的想象，反主流文化，或者说得温和一点，非主流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兴起，作为一场文化战争的先导，实际上也是对垮派、嬉皮士、朋克、黑客等等文化的想象。
    我们阅读。从《光荣与梦想》开始，８０年代的青年想象了一种富有活力的文化生活，把美国梦移植为中国梦，甚至强行抗争、不惜求败。然后是《伊甸园之门》的两次出版，在那些眼疾手快的半文人手里，这本书被传阅，并成为各种对美国６０年代文化妄下断言者的引用对象。它的１９８９年企鹅版增加了一篇新的文章——《乌托邦之后——６０年代在今天》，迪克斯坦不无狡猾地说：“某些革命由于延续而失败，６０年代革命却似乎由于失败而得以延续。”这句话是１０年前的中国读者所不能理解的，因为革命的不同形态，对同样的事实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当年失败的形体，在无形中却渗透了世界；即使在强大的“另类文化经济”和布波族的消解调和之下，乌托邦还是坚决地迈向了异托邦。
    迪克斯坦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处写到了他女儿胸前的一块别针，上面刻着：“绝望地抱紧乌托邦幻想。”这样一来，他超出威廉·曼彻斯特的魅力也就到头了，这句话让他永远地停留在了“后６０年代”，并且被中国的“后８０年代青年”永远地眼含着热泪铭刻在心了——泪水是属于观众和读者的。历史的主人——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词——怎么会甘心绝望，他们必须在想象终结的地方自发地过渡到下一个关口。异托邦的意思，原本是医学术语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异位移植，也就是说，一种异常但是现实的技术或者现象，它不是绝望地死磕就可以解决问题……
    英国的前共产党员、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有《极端的年代》和《革命的年代》传世，但他最近的消息，也是最有趣的消息，却是２００１年９月新华出版社的《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这是有点反历史意味的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用来解决我们赖以平衡内心的想象。９０年代的青年想象着非主流，并且以为自己是反主流，如果他们早点看看这几本书，可能会打消一些替国民操心的宏愿，转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行动，开心地。眼泪是６０年代的特产，但不一定还要保留到２１世纪，大家都是小人物，阅读也就罢了，何必还要一边阅读一边跟着流泪呢？
    历史是谁创造的都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那不关我们的事就行了。我们要创造的是我们自己。这也就是各种小人物、乌合之众形成自己的文化，并无形中改写了历史的原因。
颜峻：著名乐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