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史写作

吴晓波 2003年6月15日10:37

    在今天的中国，要完整而准确地完成一部企业史的创作是不可能的

一
    从来没有一种写作可以像企业史或商业案例创作那样让人困惑。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纵论“谁是当今世上最成功的企业家”，作者最后把这顶桂冠送给了肯·奥尔申，“只有为数不少的几位企业家，例如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比奥尔申给股东带来了更多的收益或为自己赚到了更多的钱，”文章写道，“可是没有人创建过像ＤＥＣ这样巨大、重要的工业企业。因此，奥尔申是最成功的。”
    “奥尔申是最成功的。”在一本名为《终极企业家》的奥尔申传记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评论。６年后的１９９２年，奥尔申被迫离开ＤＥＣ，又过了６年，这家不可一世的巨型企业被肢解出售。
    这似乎是所有商界人物以及关于企业的观察者所面临的共同的困境：你总是无法真正准确地描述正在发生的人和事。
    在商业观察中有一个观点，所有的商业意外都是可以解释的，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偶然事件。而隐藏在未知的未知背后的逻辑关系，只有在回顾和反思的时候方露出庐山真面目。理查德·泰德罗因写作《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而成为美国商学史领域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有一个十分苛刻的前提：他们必须是故去之人。
    泰德罗的解释很模糊但却非常的现实：唯有故去之人才让写作者能够作出更准确的判断。他继而说道，所有关于企业的创作都是“事后诸葛亮”，可是，这种事后之明所带来的明智正是历史研究带给商界的礼物。
    然而，问题显然并不能终结在此，我们的创作和研究不可能全部地开始于尘埃落定之后。在商业世界中，所有的判断都会因为一则传奇还余音未了而无法被真正看清，可是，对于实用意义很强的商业史写作来说，又如何能够全部等到烟消云散的那一刻？
    从来，我相信“真相如水底之瓢”。可是，当我在企业史的创作中越陷越深的时候，却发现这竟是一个不可及的奢求。
二
    很多人认为，所有历史的真实，都是与历史写作者的思维方式和立场有关。柯林华德（Ｒ·Ｇ·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 １８８９－１９４３）在《历史哲学》中表述过一个著名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说：“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我一度十分着迷于柯林华德和熊彼特，可是，我还是会在他们的描述之外不由地延伸出其他的疑问：
    一、历史学家在心灵中重演的历史，如何保证便是真实的历史？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信服，一个真实的有价值的思想就必定与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戏剧性地对应。
    二、既然历史是与思想有关，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值得记录和被阅读的？而作为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你如何从繁杂的历史线团中扒理出有思想价值的那一部分？
    这样的困惑，在企业史的创作中是如此深重。当我每开始一个案例的研究和创作的时候，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以下这些问题：它是不是值得研究？应该用一种怎样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用一种怎样的办法来表述这次研究？
    同时，我还会被其他更为难解的疑惑所困扰：
    ——描述与判断哪一个更重要，或者说哪一个更公平？
    ——局部的真实与全部的真实是否是无缝的？
    ——永恒的不确定性与相对的确定性之间的均衡点在哪里？
    在任何一起商业事件中，有很多事实，它们可能是互相衔接的，更可能是彼此矛盾的，甚至在某些时候看起来是毫不相干的。很少有所谓的“真相”，或者说，更多的真相是事先的资源交易与事后的利益分配。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些事实恰当地回到它在历史中的真实的方位上去？
三
    美国管理学家阿·德赫斯在《有生命的公司》一书中透露过一个秘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财富》杂志评选出的全球５００强企业，平均寿命还不到５０年，而那些存活下来的幸运者中，至少有４５％每十年会遭遇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在中国，企业的断代史研究不过２０年左右，我们甚至还无法找到一个十分经典的“标本”来完整地解剖出中国式的企业成长之谜。
    在今天的中国，要完整而准确地完成一部企业史的创作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无法拔足的泥潭有很多，首先，因为历史的长度不够，所以我们未必看得清；其二，即便看清了也未必有权利说出来。
    ２００２年底，我决意为一家我追踪了十余年的企业写一部成长史，在这十多年里，这家企业由一间校办工厂起步，最终成长为中国最大的饮料食品公司，也是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我几乎亲历了所有与这家企业有关的市场风波，熟悉它的扩张轨迹和人事脉络，有不少重要事宜的决策过程我都恰巧身逢。企业对我的研究也十分支持，它向我开放了档案库，并委派人员陪同我探访我想去的任何一个市场，企业的创始人承诺，“你可以把企业写成三七开。”
    可是，当所有的采访和调研都结束的时候，我放弃了“成长史”的初衷。我最终决定把它写成一部营销案例，我更聚焦于企业的市场运作，而放弃了全方位解读的努力。因为我知道，我无法保持公正，我无法保证我的描述和判断对企业和读者都是公平的，我做不到“三七开”。
    每一家企业都有着各自的隐私，这些隐私的曝光或多或少都会对其他企业的成长有所警示或启迪。可是，这家被拖到聚光灯下的企业是否就应该承担启示他人的责任？企业是如此的脆弱，它并没有义务及责任将自己所有的内部状态和秘密公诸于世，特别是当这些内部状态和秘密的公开将可能——哪怕是可能伤害到企业的时候。
    你能保证，你说的一定是真实的吗？当你说出真实的时候，你能保证被暴露的一方一定不会受到不应该的伤害吗？确切地说，我在这两个疑问面前退却了。因此，我把我的写作进行了窄化和聚焦。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恰当。
    今天，当你问我，你写的都是真实的吗？我可以回答你，我保证我所写出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可是，如果你问我，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你并没有写出来的真实？我不能回答你。每当天籁寂寥之际，我仍会陷在无尽的困惑之中。
    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新华社记者，著有《大败局》、《非常营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