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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
屈宏斌 2003年6月15日10:40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感觉就如中国男人对西方金发女郎一样，充满着好奇和幻想。由于缺乏对现实的了解，因而这种狂想就发挥到了极致
研究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障碍是信息不对称，这不仅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仅仅二十年，而且信息的质量和传输渠道亟待提高。中国官方发布的许多统计数据尚且令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感到迷惑不解，更不用说西方学者了。不仅如此，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迅疾而复杂的，更加大了外国人理解中国故事的难度。
尽管有这些困难，许多西方学者还是很乐意针对中国经济发表意见，尤其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的深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重要的今天。研究中国经济的西方学者大概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也是最优秀的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深入研究中国问题。他们中有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ｈｏｗ）、斯坦福大学的劳伦斯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Ｌａｕ、牛津大学的彼德Ｐｅｔｅｒ Ｎｏｌａｎ、加州大学的巴瑞·诺顿Ｂａｒｒｙ Ｎｕａｕｇｔｏｎ，这些经济学家成功地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问题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一个共同点——将严密的分析技巧与中国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邹至庄是他们中的代表，他曾经在１９８５年写过题为《中国经济》一书，该书成为美国和欧洲大学里最流行的中国经济教科书。他最新的著作是长达４００页的《中国经济转轨》，书中邹至庄博士将自己在中国多年教学、生活和工作中积累的见解与理论定量分析相结合，分析了中国经济转轨进程的原因和性质，其中作者对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的阐述可谓该研究领域最深入精辟的观点，书中他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将保持７％增长速度的断言引人注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恩（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ＫＬＥＩＮ）评价该书，“邹至庄向我们展示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所掌握的渊博知识，除此他还运用现代数量经济方法分析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该书为我们了解中国提供了权威的阐述。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利贝克（ＧＡＲＹ ＢＥＣＫＥＲ）也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邹至庄向我们充分证明现代经济学研究工具完全使用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机构设置。这本书不仅适合经济学家和经济专业的学生使用，对于所有希望了解中国的人来说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众所周知，中国将成为本世纪世界大国之一”。
巴瑞·诺顿教授是另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著名学者。１９９５年他出版了题为《靠增长来走出计划经济》的专著，对上世纪８０年代早期到１９９３年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该书描述性成分多于分析，但是他最近有关改变经营自主权和激励制度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的分析却是颇为经典的研究。阅读巴瑞著作最大的收获在于可以深入了解中国转轨过程中机构改革的意义。
这些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他们却常常不善于推广自己的观点，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工作太忙。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者对于一般大众来说过于学究气了。他们逻辑缜密的论证虽然是正确的，但却无法被一般大众接受和理解。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经说过，“大部分经济学家往往枯燥得令人厌倦，因为他们无法把文章写得浅显易懂，引起大众的兴趣”。
第二类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界于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之间，通常都有名牌学府的博士学位（不一定是经济学），他们有别于第一类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文章在写作风格上较为轻松，读者群定位于商业决策者、高级经理和普通公众。相比之下，第一类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更钟情于挖掘枯燥的统计数据，其学术性文章逻辑严密，更多的用于同行间的交流。第二类学者少了严密的理论分析框架，而增加了主观的判断和大胆的推测。在这类学者当中，布鲁克林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博士（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ＬＡＲＤＹ），以及美国政策咨询机构兰德公司（ＲＡＮＤ）的威廉姆博士（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ＶＥＲＨＯＬＴ）都是代表人物。威廉姆博士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曾担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中国和亚洲问题的顾问，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那一轮 “中国热”期间，他出版了《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超级大国》一书。该书主题直白：中国经济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开始高速发展，其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改革。威廉姆博士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工业、金融和农业部门改革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和步骤，缺点在于对整个经济改革过程缺乏清晰严谨的总结和分析，另外他提出的改革与超级大国之间也缺乏逻辑关系，这就使作者的结论听起来更像主观的判断而非分析性的结论。
拉迪博士大概是西方世界中名气最大的中国经济学家，长期专注于研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以来的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知识的掌握无人可出其右，广受欢迎的著作《中国未竟的经济革命》中丰富的信息和翔实的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经济问题发表看法的第三类西方人既不是学院派教授也不是公共政策研究者，他们中有新闻记者、金融分析师、律师、外交官和其他专业人士，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大部分人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作为锦上添花的工作，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教育背景上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ＯＡＣＨ）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还有一些人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比如高登（ＧＡＲＤ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两年前发表《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一书，之前他曾在中国居住了七年。这些“业余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有别于前两类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不是专业经济学家，也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撰写文章通常为了学术交流，即使是为读者群更大的公众著述，他们也会自然考虑到同行们的反应和评价，这样的顾虑可能会使他们放弃探讨那些听起来很棒但却是错误的东西。这些业余中国问题研究者通常服务于外国专业人士，他们一般会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现象，作出超乎逻辑的判断，提出直截了当的建议，建议大胆的程度使中国经济教授都感觉没有把握。他们提出的结论又过于简单，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经济学家们的想象力。双方的差异只要看看他们文章的标题就一目了然了。格力高利教授最新的著述题目为《中国的转轨》，斯蒂芬·罗奇最新出版的书题目为《这个中国很不同》。教授们的专著还包括《中国和全球经济》、《外商投资在中国》、《粮食安全和经济改革》等等，与之形成对照，业余研究人士的著作名称多为《中国的世纪》、《一代经济大国的觉醒》、《中国梦想》、《致富光荣》等等。
作为摩根士丹利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长期致力于研究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发展的短期趋势。两年前他开始定期访问中国的上海、深圳和北京，针对中国经济撰写了大量类似旅行日记一样短小精悍的文章。与其他大部分初次目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现状的西方人士一样，罗奇的确被中国经济生活的现实大大震撼了，这与他以往所想象的截然不同。因此他不禁对中国经济做出“增长强劲”的判断，并断言“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成为全球经济未来力量对比变化的主导力量”。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罗奇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要素》的文章，文章称：“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定价水平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力的全球化（传统的商品和现在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使成本低廉的亚洲生产者具有越来越突出的定价优势，而中国在这一方面的优势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坚信中国经济将保持高速增长，但同时意识到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许多人与我都有相同的看法，广泛的世界旅行使我发觉在政府决策者和投资者之间这一共识越来越普遍，他们相信中国经济造成了全球经济通货紧缩的局面。”
虽然罗奇在随后几个月里发表文章改变了上述某些观点，但是他的“中国输出通缩”论点受到了广泛关注。
屈宏斌：汇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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