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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阿诺德的遗产
许知远 2003年6月15日10:41
文化能做什么？诗人马修·阿诺德在１８６０年代试图在英国讨论这一问题时，文化似乎正陷入一个真正可悲的境地。在出版于１８６９年１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序言中，４６岁的教育调查委员会巡视员阿诺德引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论调--“那些奢谈‘文化’的人，无非是一知半解地摆弄希腊、拉丁那两门死语言而已”，“当下最愚蠢的高谈阔论莫过于满口文化了……要论掉书袋、缺心眼、少理智，没人能比得过文化人。”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个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帝国的年代，英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它还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生产着全球一半以上的钢铁与纺织品，伦敦是国际商业与金融的中心；这也是一个民主兴起与物质至上主义兴起的年代。“英雄崇拜症”患者托马斯·卡莱尔１９６７年将民主体制比作“尼亚加拉大瀑布”，英国政府“迟早有一天会跳下去”，贵族政治与文化传统在民主化浪潮中越来越遭遇严峻的挑战。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则纷纷陷入了典型的物质崇拜症中，这种精神直到１９０９年仍让Ｈ·Ｇ·韦尔斯惊奇不已：“作为这个阶级，他们谈的、想的和梦的都是财富。”马修·阿诺德发现，他的同胞竟然将煤与钢铁视作“国脉所系”，机器则成了公众的信仰。
在这个熟知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英国学者眼中，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贵族们充满傲慢，鄙薄大众文化的兴起，虽然在他们身上存续着很多杰出的传统，却常常是沉溺于形式主义当中；中产阶级常常被报刊称作国家的支柱，却往往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伟大的幸福”；而刚刚获得政治地位的劳动阶层，仍然被贫困与无知困扰着，在１９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他们是危险、不安与盲动的代名词。
阿诺德给这三个阶级分别命名“野蛮人”、“菲利士人”与“群氓”，它们力量的此消彼长，使传统的社会组织陷入瓦解，混乱与迷惘接踵而至。马修·阿诺德相信，惟有文化才是解决这种混乱的有效手段。阿诺德心目中的文化，不是僵化的精英文化传统，更绝非仅仅的满口拉丁文，它是从属于任何阶级的任何个体自我修养的需要。在一个价值失衡的年代，阿诺德渴望文化取代日渐衰落的宗教与哲学的作用，以至于他会称“我们目前视为宗教和哲学的绝大部分东西将被诗歌取代”。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对于希腊精神中所推崇的“美好的与光明的两种事物”的追求，是阿诺德心目中文化的真正要义，它既来自于希腊以来的伟大传统，与摆脱时代区域的经典，也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文化成就，阿诺德本人既钟情于荷马与索福克斯勒，也欣然接受了海涅与托尔斯泰。马修·阿诺德一生都在实践他的这种理想，尽管像很多杰出的作家一样，他面临着公务员与作家两种职业的纠缠，但他对于利用教育来将文明理念渗透至每个人心中的热忱却很少消退。如果我们说１６世纪的路德使人人都是传教士，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美国，使人人成为艺术家，那么身处１８６０年代英国的马修·阿诺德，则渴望人人都是文化的信仰者，每个人力图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有教养，是和平世界的更有力的保障。
像很多薄薄的小册子一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是演讲与论战的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带有过分强烈的即时色彩，充满了那些早已被遗忘的论敌的名字与观点，它几乎像是一部长篇的新闻稿，或者一位写作过分冗长的专栏作家的专栏文集。但是，它却熬过了漫长的时日，事实上，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几乎成为阿诺德先生最负盛名的作品，作为批评家的阿诺德的声誉超越了作为诗人的阿诺德，作为社会批评家的阿诺德超过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阿诺德。这一方面因为，阿诺德提出了几乎每个过渡社会都会面临的难题，即当一种旧传统已破碎，而新传统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刻，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转变。同样重要的是，阿诺德表现出一种已经失传的气质--知识分子在价值混乱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他从未将自己局限于专业的诗歌或是文学批评领域，而是将自己的智力勇敢地运用到公共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就像牛津大学教授伊格尔顿所说，在阿诺德时代，传统的、胸怀宽广的文人正日益被专业化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替代，而阿诺德“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爱丁堡评论》是阿诺德传播这种思想的最重要的场所之一，事实上，在整个１９世纪，没有一本杂志的成长更好地代表了英国的知识精英与公众之间的联系。２９岁的弗朗西斯·杰弗里在１８０２年创办了这本杂志，在由托利党主宰的苏格兰，这位年轻的辉格党人与年龄相仿的朋友试图打破稳固而缺乏生气的托利党社会。
当时新兴中产阶级对《爱丁堡评论》立刻产生了共鸣。他们明显地感到，《评论》在抨击他们面对的问题，使用他们的语言，持有他们的观点……《爱丁堡评论》尽管价格昂贵每本５先令，只有富裕的人才购买得起，却迅速赢得了正在崛起的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他们惊喜地发现这本观点独立的杂志（杰弗里直觉地相信编辑独立原则，这在杂志普遍依赖于书店的１８世纪是不可想象的），让他们更迅速与深刻地了解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念、大卫·休谟的哲学思考、彭斯的诗作，读者与编辑一同在这本杂志就最新的政治与文化现象，进行即时和充满智力性的讨论。谈论《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成了１９世纪初英国有教养家庭的日常练习。
《爱丁堡评论》两位热情的效仿者《威斯敏斯特评》、《评论季刊》几乎塑造１９世纪的英国知识界与公众舆论。整个１９世纪的知识分子，从黑兹利特、托马斯·卡莱尔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马修·阿诺德到阿克顿勋爵，都与它们紧密相连。尽管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它们都致力于在公共生活与智力训练之间建立起坚强的纽带，致力于培养出一个真正有教养、有理解力的人群。尽管在１９世纪初仍代表着进步与活力的中产阶级到了６０年代已变成了令阿诺德鄙视的拜物者，但是没人能否认，他们正在变得更有教养起来，他们正在试图利用已获得的财富，笨拙地为自己装饰上文化的外表。
２００年前的《爱丁堡评论》与１５０年前的马修·阿诺德能为今天的中国提供某种启示吗？尽管我们并非文化决定论者，却像阿诺德一样相信，文化可以在一个缺乏价值判断的年代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参照。在很多时刻，阅读《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似乎就是阅读今日的中国，只不过那些“钢铁与煤是国脉所系”，演变成“ＧＤＰ增长是国脉所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幸福生活的标志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发展到“有房有车”，我们所追求的小康社会的标志，竟然是以“是否拥有第二套住房”来衡量。不错，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视作重新崛起的大国，但是外来的观察者，仍将中国视作某种层面上的“经济动物”。我们仍未学会，如何将物质力量转化精神的力量。同时，在中国社会内部，我们更常常被眼前的混乱不堪所迷惑，仅仅一场传染病的危机，我们却发现那些古老的、陈腐的观念重又变成了社会的主流，公众的迷惘情绪令人吃惊。我们当真生活在阿诺德所说的“群氓时代”，而我们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尚为表现出朝气与活力之前，就已经准备一头扎入物质主义与狭隘眼界的怀抱，他们或许渴望新的观念与权力，却不知道如何提高自我和如何表达。
我们相信，知识精英应该在这种过渡社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就像阿诺德先生的观点，文化人绝非软弱与边缘的象征，他们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甚至在政治领域，文化人都可能比固执的政客们更加出色。阿诺德先生拥有一个希腊式的理想，而“生活希腊化”是他对英国社会最重要的劝告，在那个更为伟大的时代，政治家与知识精英间没有界限，审慎的思考与热情的辩论，是整个社会热衷的生活（当然，我们要摆脱苏格拉底的厄运）。当然，这个前提是，知识精英还未蜕化成“日益被专业化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者”。
尽管今天的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现状，我们相信文化是一种必须被引入的社会判断标准，却被这个词语蕴涵的过分宽阔的理念弄得不知所措。“希腊化”或许适合于阿诺德时代的英国，却不是我们的解决之道。我们一方面应该从被迫断裂的自己的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同时也必须借助更为广阔与久远的世界文明的传统，而它们之间似乎又总是造成某种冲突。但不管怎么样，有些准则却几乎是永恒不变的，即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我修养而变得更加聪明，天性更加优秀，这应该变成一项集体性的功课，尽管它不可能被全部完成。就像阿诺德所说：“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活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指挥，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我们在等待这样时刻的到来，而《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的目的正在于此，这份每月出版的仅仅２８页的杂志，渴望像２００年前《爱丁堡评论》一样，给你带来新鲜的思想、深入的思考、广阔的好奇心，当然至关重要的是，它希望培养你对“美好与光明”的事物的天然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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