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的惩罚

覃里雯 2003年6月15日10:43

    布罗代尔本人正生活在无以克服的矛盾之中，但是，他不是受到某种单一的理论，而是受到相互抹杀的细节的惩罚


   “当吕西安·费弗尔于１９５２年委托我为他刚创办的《世界之命运》丛书撰写本书时，我根本没有想到竟会去从事一项遥遥无期的冒险事业。”在为８００多页的《１５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写绪论时，布罗代尔忽然被回忆的忧伤摄住。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原定与布罗代尔合著一本欧洲史，自己撰写精神文明部分。不幸的是，费弗尔在此约定数年之后早早辞世，布罗代尔信守诺言，用２７年时间完成自己那一部分。白璧半缺，今天我们只能揣测他们脑中最初的蓝图，就像中世纪的航海者想象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充满奇迹的黑暗海洋。
　　我们都知道历史学家的隐秘快乐，即使他们当中一些人不予承认。历史书本是煞有介事的小说，在漫长的、多主角的故事里寻找支配命运的意志。它究竟属于神还是人？历史是人类有意识的发展，还是本能和社会行为造成的偶然结果？人的努力，包括我此刻殚精竭虑写下的这些文字，对自己的命运究竟会起到什么作用？
　　在无止境的追问中，年鉴学派始终冒着被历史细节淹没的危险。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Ｌｕｃｉｅｎ Ｆｅｂｖｒｅ １８７８－１９５６年）和马克·布洛赫（Ｍａｒｃ Ｂｌｏｃｈ １８８６－１９４４年）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３０年代中期执教于法、德边境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在那里与一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的交往，使他们相信，局限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以及头面人物生平的历史研究（如当时的德国朗克学派）是错误的。在此期间，他们主张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研究“全面的（或整体的）历史”，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心理现象，打破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高墙，这便是“年鉴学派”的起源。
　　对历史进行包括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全面研究”并非年鉴学派独创。在公元９８年罗马人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中，记录了古代日耳曼人的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曾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但塔西陀似乎并不认为这样的研究值得推广，他晚期赖以获得巨大名声的《历史》和《编年史》记录的都是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尤其是皇室和贵族的生平。
　　归根结底，罗马人在３世纪后半期开始真正的历史研究，其目的在于记述先人的丰功伟绩，说明自己祖先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换句话说，征服者的虚荣，以及面对被征服者（希腊）辉煌文化的不自信，成了历史记录的初衷。这与社会生活这样的词汇似乎毫无关系。
　　年鉴学派的产生是２０世纪初历史学的重大事件，它的野心至今仍未被超越，也许因为这样试图描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努力只有少数精力过人的天才才敢于尝试，在布罗代尔庞杂的作品中，他一再测试“完全的历史”所能包容的程度，被誉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作为年鉴学派台柱人物，布罗代尔的身体和学说都经受过历史的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在马奇诺防线上被德军俘虏，监禁达５年之久。在监狱生活的最后３年里，他有幸与戴高乐支持者、法国犹太军官、６７个法国神父、逃亡者、“法国军队的全部精华”、英国飞行员和荷兰、瑞典及波兰军官呆在一起。
　　在监狱中，他用练习簿写成第一本不朽著作《地中海与菲利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的草稿，所靠的是一两本书，和他对战前研究的惊人记忆力。草稿写在木板上被送出去，费弗尔定期从监狱外送来他的意见。１９４７年，出狱两年的布罗代尔完成这篇１０００多页的论文提交答辩，获得国家博士学位。这是他学术地位急剧上升的开端。
　　《１５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布罗代尔的另一代表作，在这套书里，他把前工业革命时期的４００年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最基层，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资本主义，即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
　　这套看上去颇为吓人的厚书其实和《战争与和平》一样迷人。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读起来更像《饮食男女》。即使你读书速度很慢，在四个小时之内完成这本７００多页的书也是可能的，我只要列举它的各章标题就足够了：数字的分量，一日三餐的面包，奢侈和普通：饮食，奢侈和普通：住宅、服装与时尚，技术的传播：能源和冶金，技术革命和技术落后，货币，城市。在这一部分里，布罗代尔试图表达，上帝和人都存在于细节之中。
　　事实上，形形色色的细节几乎达到“各行其是”的地步。“我们的出发点肯定必须是人，然后才是谈论物的时候。”布罗代尔在第一章开头部分说。这本书记录了法国波尔多市长蒙田逃避瘟疫，流感一词的出现时间，葡萄酒的制作方法，住房的结构和妇女脸上所敷白粉的成分。只有傻瓜才相信布罗代尔认为所有这些对于他的“三段论”都是不可缺少的，你最好相信，当他描述细节，是因为他乐在其中。
　　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也许是布罗代尔最关注的一部分，因为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一个提纲式的讲演稿《资本主义的动力》。假如你没有时间读完《１５至１８世纪》，读完那本１００页的讲演稿也就可以了。
　　第三卷“世界的时间”试图从“长时段”来分析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这是最令人费解的一部分。
　　第二卷中的观点使布罗代尔备受攻击，这也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看法。他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视为可以区别的两种活动：市场经济早已存在，而且渗透在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但资本主义却是寄生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少数人的交换活动。在这个层次上，没有透明的监督，没有行业和国界的阻碍，少数人控制了世界绝大多数的财富，并因此越来越强大。
　　这听上去已经非常接近马克思关于垄断的论说，这一观点使布罗代尔被指责为“感情用事，不顾事实”；“你能说今天的跨国公司丝毫不受到监督吗？”另一方面，布罗代尔又遭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批评，因为他拒绝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当然，具有渊博的学识和超人记忆力的布罗代尔无法用单一的模式思考问题。他怎么能够相信，一种葡萄酒的消失与阶级斗争相关？
　　另一个相似的人物是比费弗尔早１２年出生的英国人赫·乔·韦尔斯。韦尔斯因为涉足太广，在历史研究中时常信马由缰而不受待见。他于１９２０年发表的《世界史纲》是一部充满丰富想象的作品，与布罗代尔的旁征博引不太一样，但他们拥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作者非常尊重细节，而细节反抗一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使得他们作品中的某些部分经常逃离他们设立的框架（这个框架已经大得惊人）。
　　在塔西陀的《历史》和《编年史》中，人们看到心理和道德因素决定了帝国的命运。而在布罗代尔的笔下，心理和道德因素成为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在他看来，新石器时代一个变化的影响远远大于拿破仑所向披靡的征服。“对于人来说，过去获得的经验和受到的毒害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平庸之物。而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人去细心观察。”
　　假如个人只是历史经验的傀儡，历史发展不过是受巨大惯性推动的进步，我们存在的价值着实可疑。出于对此类历史决定论的反感，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进行了战士般的批驳。波普尔指出，历史决定论无法解决的自身矛盾，在于它既认为人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又认为人不过是受历史进步带动的齿轮。布罗代尔本人正生活在这样无以克服的矛盾之中，但是，他不是受到某种单一的理论，而是受到相互抹杀的细节的惩罚。他得不到古罗马历史学家从个人道德中获得的终极归属点，也得不到汤因比和斯宾格勒因为远视而获得的平静。
　　布罗代尔并未登峰造极，它不过体现了人类希望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的诸多努力之一。他并未详细考察自然科学的作用，也许不是因为这些不重要，而是因为这样的努力需要的精力和理解力已经超过了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当伟大的史学家们对某些东西保持沉默，这意味着更高的山峰还横亘在我们面前。
覃里雯：《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所著《冷酷的新闻纸》近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