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浮现的第三种文化

约翰·布罗克曼（美）＝文 吕方＝译 2003年7月28日14:21

    知识分子的作用包括交流。但知识分子不只是那些知者，而是那些影响下一代人思想的教者。知识分子是融合器，是宣传家，是沟通者。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就是新兴的大众知识分子

    第三种文化由经验世界的这样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组成：他们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地位，用自己的工作和阐释性写作，向人们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这些深邃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知识分子的活动领域已经转移，传统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边缘化。拥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现代主义的教育背景已经达不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对一个思考着的人的要求。确实，美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们在某种程度上日趋保守，他们时常自豪地（并且顽固地）对现时代意义重大的实实在在的知识进展熟视无睹。他们的文化将科学拒之门外，而且通常是非经验的。这种文化用自己的一套术语在自己的领域里兜圈子，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对种种评论的评论，日渐膨胀的注释条目蜿蜒伸展、越排越长，直到真实的世界无可寻觅。
    １９５９年，Ｃ．Ｐ．斯诺（Ｃ．Ｐ．Ｓｎｏｗ）出版了一本名为《两种文化》的书。他疑惑地注意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喜欢自认为是“知识分子”，好像能拥有这个称呼的再没有其他人。当时，没人注意到这一点。这个被“文人”制定的新定义排除了众多科学家，如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
    在《两种文化》１９６３年的第二版中，斯诺加入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一次回眸》的短文，文中他乐观地提出了一种新文化，即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将浮现并弥合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的沟通鸿沟。在斯诺的第三种文化中，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的关系将会很融洽。虽然我借用了斯诺的这个名词，但我描述的第三种文化并不是斯诺所预言的。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与科学家沟通，而科学家正在直接与一般公众进行交流。传统知识媒介过去在耍直上直下的把戏：新闻记者往上写，而专家往下写。今天，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们试图摆脱中间人，并努力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向理性的读者或公众表达他们最深层的思想。
    最近一系列科学著作的成功出版使得老派的知识分子感到吃惊。他们认为这些书是些异端，是那些他们买而不读的书；而我却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这第三种文化活动的浮现，证明在智力活动方面，多数人有着追求重要的新观念的强烈渴望，他们愿意为进行自我教育而努力。
    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们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靠的并不仅仅是他们的写作能力。那个在传统上被称作“科学”的东西，今天已经变成了“大众文化”。斯图尔特·布兰德（Ｓｔｅｗａｒｔ Ｂｒａｎｄ）写道，“科学只是新闻而已。当你浏览报刊杂志时，所有人们感兴趣的东西不过是老一套的人云亦云；政治和经济循环上演着相同的悲剧；时尚是对新鲜概念的可悲幻觉；如果你了解科学，甚至连技术也是可预测的。人类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多少，而科学却变得太多；这些变化日渐增多，无可挽回地改变着世界。”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其变化的速度也是个最大的变量。科学因而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故事。
    在过去的几年里，种种科学话题在报刊杂志上日渐扮演着醒目的角色，其中有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人工生命、混沌理论、大型并行处理、神经网络、宇宙扩张、分形、复杂适应系统、超弦、生物多样性、纳米技术、人类基因组、专家系统、中断平衡、蜂窝式自动控制、模糊逻辑、太空生物圈、盖亚假说、虚拟现实、赛博空间以及太次浮点运算。在众多话题中，并没有标准或公认的名单来列出哪些是可接受的思想。
    第三种文化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容忍异己，使得不同的观念能得到严肃的对待。不同于以往的智力探索，第三种文化的成就不是对争论不休的主流保守阶层的边缘性争论，这些成就将影响这个星球上所有人的生活。
    知识分子的作用包括交流。但知识分子不只是那些知者，而是那些影响下一代人思想的教者。知识分子是融合器，是宣传家，是沟通者。文化史学家拉瑟尔·雅各比（Ｒｕｓｓｅｌｌ Ｊａｃｏｂｙ）在他１９８７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对一代大众思想家的逝去，进而被冷冰冰的学院派取而代之而哀叹不已。他是对的，但也是错的。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就是新兴的大众知识分子。
    美国现在是欧洲和亚洲的知识产床。这种趋势起始于战前（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其他欧洲的科学家移民，加之受苏联斯普尼克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的刺激，美国大学科学教育得以强化，并使得这种趋势愈发明显。第三种文化的出现引入了崭新的文化研讨模式，重新界定了美国重要的思想领域的卓越人物。纵观历史，知识分子的人生以这样的事实为标记，即一小群人在为所有其他人进行严肃的思考活动。我们正亲眼目睹着一组思想家的火炬传送——从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到一组新人，即渐渐浮出水面的第三种文化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