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哪里？

胡泳＝文 2003年7月28日14:24

生活从一个欲望走向另一个欲望，而不是从一种享受走向另一种享受

    ＳＡＲＳ来了，ＳＡＲＳ又走了，中国人遭受重创之下，开始对我们社会几十年来的发展进行各个层面的反思。国务院主要领导人说，非典的两大教训是：我们没有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协调关系——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二是城乡的协调。而更深层的教训可能还在于：我们没有处理好物质发展和精神提升的协调。
　　事实上，没有哪一句话能够比下面的这句更形象地概括中国几十年发展的社会场景与群体心态：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２０多年来，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确实大大提高了。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明显减少。寿命在延长，死亡率在降低，更多的年轻人开始享受曾经是特权的高等教育。放眼世界，发展前景似乎也很乐观：科技不断地提升人们的生活，生育控制降低了人口增长，从现在起再过１００年，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许会生活得像今天发达国家的人一样好，而发达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水平赛过今天的国王。
　　从物质条件上看，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但我们的感觉并没有更好。“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并非同义词，客观条件或环境与主观感受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客观条件对主观满意度的解释力只有１７％左右。因此感觉幸福才是真的幸福。
　　而物质繁荣并没有使人类感觉更幸福。研究幸福问题的美国学者理查德·伊斯特林说：“经济增长的胜利并不是人性战胜物欲的胜利，而是物欲战胜人性的胜利。”他认为现代人并不比３００年前的人更幸福，尽管我们相对富裕，而他们相对贫穷。他还相信美国人并不比印度人更幸福。
　　幸福感与占有物质的多少是否存在正比，一直是幸福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调查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幸福的首要因素是经济状况，甚至排在家庭和健康之上。那么，在我们拥有了很多东西之后，为什么还是感觉不幸福？因为我们的欲望和收入同比增长。这就是心理学家称为“享乐踏车”（ｈｅｄｏｎｉｃ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的东西，为了满足我们的享乐欲望，我们就得不停地踏下去。我们总是以为能够“买到”更好的生活。买了大件就要买房，买了房还要买车，我们希望下一次购买最终能够把我们带进“希望之乡”。
　　这倒应了伏尔泰的一句话：幸福是一种幻觉，而苦难是真实的。幸福意味着你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解决自己的问题。物质富裕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点，但它也驱使你做更大的梦并为你带来更复杂的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物质的进步能够带来物质的满足。列宁曾经设想商品极大丰富的情景，就像在宾馆餐厅里取用糖一样：它总放在桌上，你想取用多少就会取用多少，并不因此多吃多占。凯恩斯说：“终有一天，经济问题会退隐幕后，我们的心灵和头脑会被真正的问题所占据????它们包括生活、人类关系、创造、行为和宗教。”而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将摆脱诸多缠绕人类两百年的伪道学原则，抛弃对金钱那种占有式的热爱，而把金钱仅仅当作一种生活享受和实现的工具。”
　　伊斯特林认为列宁和凯恩斯都错了：物欲从来不会餍足，也从来没有逃离人们的中心视线。所以他将人类消除物质贫困的成就称为“一场空洞的胜利”，因为驱使人们去争取更大物质胜利的心理压力从未稍减。这些年的社会发展证明伊斯特林是对的。生活从一个欲望走向另一个欲望，而不是从一种享受走向另一种享受。
　　９５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用一个尖锐的提问直击这种困境的内核：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临界点，在达到该临界点之后，一个国家——如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国家的生产就已经足够了，就应该适可而止了？（见《读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加尔布雷斯《今昔随想》一文）
　　竞争力研究的全球领先者瑞士国际发展管理学院（ＩＭＤ）早就指出，有许多因素决定一国或地区的竞争力水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是一国或地区的价值体系。国家或地区并不只是竞争产品和服务，也竞争教育和价值体系。随着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价值体系也在演化。它们走过了如下描述的四个阶段：
　　努力工作：人们把自己全部奉献给国家或地区的共同目标并且工作很长时间（比如韩国）；
　　财富：尽管人们努力工作，他们更关注提高自己的收入（比如新加坡）；
　　社会参与：人们对努力工作不太感兴趣，对于影响他们的社会更加投入（比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的美国和欧洲）；
　　自我实现：人们更关注发展他们的私人生活，而不是追求社会变革（比如今天的美国和欧洲）。
　　以上描述的四个阶段随时间自然演化，同时也是一个从集体的看法到个人的看法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难逆转，但是可以控制。比如日本，正从集体价值向个人价值转型，这也暗示了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深层次的变革。正是为此，世界第二大强国日本将继续遭遇所谓的“中年危机”，并且这一危机比预期中的要持久和剧烈。
　　加尔布雷斯在提出前面的问题之后也讲到日本。他说，日本也许最典型地表明了“适可而止”的政治意义。政府为收入增长和产出增加所做的工作已经很充分了。人们享受着满意的饮食，舒适的住房，没有去工作的迫切需要，虽然从ＧＮＰ的计算来讲增长很慢甚至停滞。“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对经济停滞、甚至包括失业的广泛讨论都被轻松地一带而过，并且，实际上，事情各个方面都已经足够好了，生活还有其他的乐趣，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更多的物质消费。我们和某些日本人误解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像日本那样经济成功的国家已经不再需要不停地倒腾了，应该适可而止了。”
　　加尔布雷斯承认，他这种观点还没有被人接受。２００２年末，在为中央电视台制作《２００２世界经济年度报告》时，我们曾采访日本小泉内阁最高经济顾问??屋太一。回想起来，??屋太一的想法与加尔布雷斯有相合之处。他认为，日本经济不振，人口减少，但这时日本反而有发展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开始向生产效率高的产业集中，生产效率低的产业逐渐被抛弃，结果人均生产效率得到提高，食品费用降低，人民可以将钱用于工艺品和美术品。在历史上这也是有先例的。比如说１５世纪在意大利东部半岛人口大幅减少时，恩格尔系数下降，人们投资于文化艺术、建设教堂，因此文艺复兴得以实现。所以，如果日本人拿出勇气和智慧，他们的将来是乐观的，尽管他们的现在是悲观的。
　　我们中国呢？为了过上一种我们从未有过的较为富裕体面的生活，我们无疑处在价值体系的初级阶段：每个人都为挣更多的钱努力工作，并且愿意为集体的目标而奋斗。我们也的确因为这种努力，享受了２０多年持续的增长。然而，就在此时，ＳＡＲＳ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在对ＧＤＰ增长的一片喝彩声中，我们忽视了太多的东西。在发生了大规模传染病这样涉及每个人生命的公共问题之后，政府的本能反应还是为了不影响经济增长，不影响旅游、商务活动，尽量淡化处理。这深刻说明了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存在多么严重的失衡。
　　没有ＳＡＲＳ之前，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心态是如此浮躁，这种浮躁的心态会影响很多人的幸福感，实际上也会使生活的质量下降。ＳＡＲＳ是否可能带来一个强制性突破原有价值体系的契机？人们对于金钱、工作和传统价值的认知是否会重新调整？对此，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乐观的答案。
　　我们很难发现幸福的魔方，世界上最伟大的哲人思考这类问题已经上千年。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人类存在的惟一目标和目的。”不过，抛开哲学沉思，有关幸福问题的答案似乎很平凡：一旦人们不再为物质需求（而不是物质欲望）所羁绊，生活满意度的最大因素来自于工作、个人关系、休闲和精神追求的一种健康的均衡。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生产力提高之益转化为更多的闲暇？这种释放出来的自由时间可以被用来干许多事情：享受家庭人伦之乐；熟悉我们的邻居；参与社区活动；欣赏艺术；进行哲学和伦理思辨；开展体育锻炼；继续学习，接受再教育；或者，简单地亲近大自然。这些事情能不能为我们带来幸福也未可知，但至少能使我们过上更加完满、更加均衡、也更加有意义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生产力提高之益转化为更多的闲暇？这种释放出来的自由时间可以被用来干许多事情：
  · 享受家庭人伦之乐；
  · 熟悉我们的邻居；
  · 参与社区活动；
  · 欣赏艺术；
  · 进行哲学和伦理思辨；
  · 开展体育锻炼；
  · 继续学习，接受再教育；
  · 或者，简单地亲近大自然。
    这些事情能不能为我们带来幸福也未可知，但至少能使我们过上更加完满、更加均衡、也更加有意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