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复辟：格拉斯、布尔迪厄对谈 (二)

黄灿然＝译 2003年7月28日14:38

（接《书评增刊》第一期）

    布尔迪厄：与此同时，也很难对各个社会民主党政府中的左派采取批判性的立场。在我看来，我们面对的其中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如何在国际范围创造一股反对力量，反对各社会民主党政府中的左派，这样就有可能对他们施加真正的影响。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可以为这场运动贡献什么：这种运动绝对是根本性的，因为——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反——从历史角度看，所有社会进展都来自积极斗争。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经常被称为“社会欧洲”的东西，我们就需要一场欧洲社会运动。我相信知识分子有重大责任去帮助形成这样一场运动，因为处于支配地位的制度的力量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知识的——存在于信仰的王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敢说敢言：恢复对一种乌托邦可能性的意识，新自由主义的重要胜利之一就是扼杀这种意识，或使它看上去像过时的。
    格拉斯：或许也因为各个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本身也部分地相信共产主义的消亡便意味着社会主义消失这一论点。他们已失去对欧洲工人运动的信仰，而事实上欧洲工人运动存在的时间远比共产主义长。离开自己的传统是投降的一种形式，导致与诸如新自由主义这种自称符合自然规律的东西调和。
　　与此同时，很多知识分子吞下一切，但从中得到的只是愤慨。这就是为什么我怀疑不能只靠知识分子。在我看来，身为知识分子并不能担保质素。对法国的情况，我只能猜测，但是在德国，有些人在１９６８年相信自己远比我左倾，而现在我甚至必须把我的头扭到右边来看他们——准确地说，我看到的是极右。
　　布尔迪厄：《世界的贫困》寻求给知识分子分配一项要比他们所习惯的职能温和得多但也有用得多的职能。就我在北美所见而言，公共作家是一个可以写作并把其技巧传授给别人的人，表述他们比他更清楚的东西。社会学家的位置非常特别。他们跟其他知识分子不同，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普遍懂得如何倾听和解释别人对他们说的话，把它记录成文字，再传播开来。这种工作预先假定一种在知识分子中间难得一见的能力，这就是去除他们常有的自我中心和自恋。
　　格拉斯：不过，与此同时，你又得向同情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发出呼吁。我注意到，在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这个范围内，有那么一两个人，他们要么由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性格，要么由于他们受过启蒙运动传统的训练，开始怀疑金钱在全球如此不受约束地流通，从新自由主义内部爆发出来的这种疯狂，是否应不加反对地任由继续下去：例如没有理性或目标的合并潮，往往造成两三千或一万人失去职位；股市只反映利润的极大化。我们需要与这些怀疑者对话。
　　布尔迪厄：不幸地，这个问题不只是抗衡某种被精心打扮成人人认同的智慧的主导论述那么简单。要有效地打击它，我们必须有能力扩散和传播一种批判性的论述。例如，我们在电视上对话，目的是要影响知识界以外的公众。我要在这面沉默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因为它不只是一道金钱之墙——但电视是一种非常模糊的东西：它既是使我们得以说话的工具，又是使我们不能说话的工具。我们永远都被主导论述入侵和围攻。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常常不知不觉地充当这种论述的共谋；打破这种一致性是很困难的。
　　格拉斯：我对叙述型小说的理解，永远是——确切地说，从《铁皮鼓》起——从那些不创造历史、但历史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人的观点讲故事，他们是受害者或凶手、机会主义者、旅伴、被追捕者。这源自德国文学传统。如果我们只依赖历史学家的文件，肯定对胜利者所知甚详；但是，失败者的故事如果有，通常也写得很不足够。文学在这里担当了某种补缺作用，在必要的时候介入，使没有声音的人有机会说话。这也是你这本书的起点。
　　但你现在谈的是电视，电视像所有宏大的机构一样，已发展了它自己的迷信——收视率，收视率的命令必须服从。这就是为什么在重要频道上，像这样的谈话如果有，也是很少的，一般会出现在ＡＲＴＥ（译注：一个法德文化频道）。就连这次谈话最初也是被北德意志电台拒绝，然后不来梅电台——狡猾地，就像弱者往往会做的那样：这就是这类事情滑稽的一面——才溜进来，让我们一起坐在我工作室的桌边。
　　我们两人都来自一个可追溯至中世纪的传统，这就是争辩的传统。两个人，两种不同的意见，两种互相补充的经验。这样，如果我们真正做出努力，就可以谈出点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向电视这个摩洛神提出一个建议：请回到就一个特殊主题展开批判性对话，像在争辩中那样，这是一种经实践证明的形式。
　　布尔迪厄：我想，我同意你的目标。然而，不幸的是论述的生产者——作家、艺术家、研究者——必须有一系列非常特别的环境，才可以再次占用他们的生产工具。我刻意使用这些有些过时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因为，具有悖论意味的是，今天的作家和思想家已完全被剥夺了生产和传播的工具，对它们不再拥有任何控制权，必须在简短节目里，用一切花招和诡计证明他们的论点。
　　格拉斯：不过，我们避免掉入抱怨的姿态。我们一直属于少数人，当你审视历史进程，令你震惊的是少数人可以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必须想出某些战术，尤其是计策，才可以使人听到。例如，我觉得自己作为公民，就是被迫去打破文学的一个基本法则：“别重复自己！”在政治上，你得不断重复，像一只鹦鹉，重复你知道是正确的并证明是正确的想法，这真是令人疲倦——你不断听到自己的声音的回音，结果是连自己听起来也像鹦鹉。但这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你想在一个充满不同声音的世界找到任何听众的话。
　　布尔迪厄：在你的著作中——例如在《我的世纪》中——我所欣赏的是你寻找表达手段，以向一群数量很大的读者传达一种批判性的、颠覆性的讯息。但是，今天的情况与启蒙时代的情况非常不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是一件武器，它调动新的沟通工具，反对蒙昧主义。今天，我们必须与各种全新形式的蒙昧主义作斗争——
　　格拉斯：但依然作为少数人。
　　布尔迪厄：——这些全新形式的蒙昧主义之强大，是进攻启蒙运动的蒙昧主义所无法比拟的。我们面对无比强大的跨国媒体公司，它们控制除少数领域之外的一切。哪怕是出版界，也变得愈来愈难以出版高质素的书籍。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在想，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由从事不同形式的研究的作家构成——不管是科学作家或文学作家或任何其他类型的作家。
　　格拉斯：是的，回旋的余地很有限。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使我很吃惊的事：我从未想到我有一天竟会要求国家扮演更大的角色。在德国，我们总是太受国家约束，它站在一切制度之上。在更民主的控制下，发挥国家的影响力，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跑到另一个极端去了。新自由主义采纳了无政府主义最深刻的愿望——当然外表上看不到丝毫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即完全把国家抛开。它的讯息是：去它的吧，我们将从这里接管。在法国或在德国，如果要实施任何必要的改革——我说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措施——那么除非私有工业对低税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及除非得到经济同意，否则什么也不会发生。
　　布尔迪厄：这刚好是把我较早时说过的话倒过来说。我们被悖论地引向捍卫并非完全可捍卫的东西。但是仅仅要求回归“更国家”够吗？为了避免掉进保守革命设置的陷阱，我想我们必须发明另一种国家。
　　格拉斯：我强调一下，以确保我们不会彼此误会：新自由主义理所当然只想摆脱国家那些影响经济的活动。国家应该召集警察，加强公共秩序——这些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事。但是如果国家被剥夺了管制社会阶层的权力，以及被剥夺了对那些被排斥在生产程序以外或尚未加入生产程序的人士——不仅是残疾者、儿童或老人——的责任，如果某种形式的经济扩张可以通过逃入全球化来躲避任何责任，那么社会就必须透过国家的干预来恢复福利和社会供应。不负责任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组织原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