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问题

宋民＝编译 2003年7月28日14:40

   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来到英国后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开始了令人瞩目的学术生涯。他的新自传向世人表明，在８５岁高龄，霍布斯鲍姆依然是一个无怨无悔的共产主义者。玛雅·扎吉（ＭＡＹＡ ＪＡＧＧＩ）关于这名历史学家的文章使人们又一次爱上了历史。
    希特勒上台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还是柏林的一个中学生，但他明白自己身处历史的转折点，“超脱于政治之外是不可能的”，他说，“在柏林的那几个月使我成为一名终生不渝的共产主义者”，那几个月当然也可能形成了他的道德观。１９９５年在广播４台的沙漠之岛节目中，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一点点可能性值得人们做出任何牺牲时，霍布斯鲍姆回答说“是”。
    “甚至是不惜牺牲百万人的生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浴血奋战时我们有这种感觉。”霍布斯鲍姆回答。
    马丁·艾米斯（ＭＡＲＴＩＮ ＡＭＩＳ ）在他的新书《恐惧的考巴：笑声与两千万》中就人们对希特勒的罪行和斯大林的大恐怖的不同态度进行了讨论，他将这种不同称为“赦免之不对称”，并且将霍布斯鲍姆在电台的回答“是”定义为“不光彩”。而同时问世的霍布斯鲍姆的自传《有趣的年代》，则深入洞察了和霍布斯鲍姆同时代的很多精英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执着坚持。霍布斯鲍姆１９３６年加入英国共产党，直到１９９１年该党解散前不久他才终止了自己的党员身份，《有趣的年代》记录了作者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超凡和恐怖的世纪中的共产主义信仰。
    霍布斯鲍姆说：“我从未轻言发生在俄罗斯的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尽管直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大屠杀真正到了什么程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一个新世界正在鲜血、眼泪与恐怖中产生：革命，内战，饥荒????我们都知道２０年代的伏尔加大饥荒（如果不是３０年代早期的话）。由于西方的衰落，我们有一种幻想，即使是这种残暴的、尚处于试验阶段的制度也要比西方的制度强得多，那时我们是言必称苏联共产主义。”
    对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霍布斯鲍姆是这样评价的：“这些牺牲太过了，这一切都不应该发生，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这一模式注定是要失败的，尽管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使苏联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但是他似乎又认为有一些目标还是值得去为之牺牲的，“我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中一千万到两千万人死于非命，那时候英国人、法国人还有德国人都认为这是没必要的，可是我们不这么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五千万人又死掉了，这一牺牲值得吗？坦白地说，我不认为它不值，我不能说如果让阿道夫·希特勒统治这个世界人们会过得更好。”
    自从１９３３年１５岁的孤儿霍布斯鲍姆来到英国，他一直就是一个有影响和充满争议的人物，更不用说他现在又是英国最知名和影响力最为长久的一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匪徒、革命者及产业工人等方面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历史学研究，使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研究“霍布斯鲍姆一代”的高潮。他的描述资本主义发展起浮的三部曲《革命的年代》（１９６２）、《资本的年代》（１９７５）以及《帝国的年代》（１９８７）成为研究从１７８９年到１９１４年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霍布斯鲍姆的作品既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又非常通俗易懂，这也为其赢得了历史学大手笔的美誉。
    伦敦大学高德司密斯（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学院的院长本·皮姆洛特（ＢＥＮ ＰＩＭＬＯＴ）先生认为霍布斯鲍姆精通多门语言但扎根于中欧的历史和文化，“眼光深隧，思维广阔”。尽管霍本人把历史描述为一个发现改变世界的形式和机制的过程，但皮姆洛特认为霍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套在他自己身上的拘束衣”，“他不是辩证的，也不死守政党的路线”。英国开放大学的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斯图尔特·豪尔说，霍布斯鲍姆是为数很少的几位被那些和其持不同政见的人所非常看重的左翼历史学家之一。
    已被译为３７种语言的《极端的年代》（１９９４）使霍布斯鲍姆的研究领域又拓展到了“短暂的２０世纪”，这本书记录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这段历史，几乎涵盖了作者的一生。霍本人将其自传视为《极端的年代》的对应面，认为自传是以个人经历所描述的世界历史。当然自传还向人们展示了霍布斯鲍姆的其它方面，比如他曾以法兰西斯·牛顿的笔名为《新政治家》杂志写了１０年的爵士乐评论。
    霍布斯鲍姆１９１７年出生于埃及城市亚历山大??在一个“完全不守礼教习俗”的犹太人家中长大，尽管他也能时常回想起小时候母亲的嘱咐和命令，“不要做任何表现出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耻辱的事情。”霍布斯鲍姆说，在后来的以色列，人们并不将此作为犹太性格的一个有力基础，但事实上他应该是。在学校里霍布斯鲍姆被认为是一个英国人，他相信这种界定使他既没有成为一个公开的反闪米特主义者，同时也使他这个终生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免受犹太民族主义的影响。
    １９３３年３月，霍布斯鲍姆一家在伦敦团聚（霍坚持说当时他们并不是难民），由于身为犹太人而被疏离和生活的乏味，此时的霍布斯鲍姆开始潜心研究爵士乐，他经常会去马里莱波（ＭＡＲＹＬＥＢＯＮＥ）语法学校附近的图书馆去读英语诗歌和《共产党宣言》，同时还常常用德文写冗长的日记。在日记中，霍布斯鲍姆记录了自己最初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见解：群众的狂热，对剥削者的怜悯，对一种完美的知识系统——辩证唯物主义——在美学上的向往，对新耶路撒冷的幻想以及知识阶层的反市侩主义。
    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时加入了共产党，他推测自己公开的政治活动防止了苏联招徕他作为其安插在剑桥的间谍的企图（如伯格斯、麦克莱恩、费尔比及布伦特等人）。在剑桥他主编学生周报《ＧＲＡＮＴＡ》，后来又加入了使徒社，使徒社是大学的一个秘密社团，伯格斯、费尔比等人曾经是该社的成员。有时他去法国度假，在巴黎的一家妓院他失去了童贞，“那都是年轻人常做的一些事”，对此霍布斯鲍姆这样说。
    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霍布斯鲍姆坚持苏联共产党的路线，认为西欧列强更感兴趣的是击败共产主义而不是希特勒，直到１９４０年德军入侵了法国，他开始意识到苏共的路线其实是“毫无用处”的，但他仍然坚持这一路线直到１９４１年德军开始进攻苏联。１９４０年２月霍布斯鲍姆应征入伍，此时他在英国也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先是和皇家工兵部队，接着是和英国教育界，尽管他精通德语，但由于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母亲的国籍，有关方面禁止他从事情报工作。１９４３年霍布斯鲍姆和梅丽尔·西曼（ＭＵＲＩＥＬ ＳＥＡＭＡＮ）结婚，“她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女孩，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员”，后来她成为一名高级公务员。
    “２０年来所有和我关系密切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最后我们分手了，她跟另外一个男人跑了。”１９５１年霍布斯鲍姆和西曼离婚，这件事给他很深的伤害。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西曼夫妇１０年后在葡萄牙死于车祸。霍布斯鲍姆有一个儿子，名叫约叔亚，这是他和一个有夫之妇所生的孩子，约叔亚现在是一名老师兼作家，在一所学校的戏剧团工作。
    为了做关于费边社的博士论文，霍布斯鲍姆１９４７年又回到了剑桥，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５年，他一直是国王学院的研究员，１９４７年他成为伯克贝克学院的讲师，在冷战将所有的共产党人拒于门外之前很幸运地抢到了这一职位。这之后，尽管他在学术上声名鹊起，但却一再被牛津剑桥的学院拒之门外，直到１９７０年他才成为伯克贝克学院的教授。这期间的１９５９年，他发表了自己第一本比较有分量的作品，一本关于匪帮的书——《原始反叛者》，同时他还发表了一本名为《爵士乐》的作品集。尽管冷战影响了他事业的发展，但霍布斯鲍姆并未受到清洗，他一面在伯克贝克学院夜校教书，一面为《新政治家》杂志写爵士乐评论，他认为自己在乐评方面可以和《观众》杂志的金斯利·艾米斯（ＫＩＮＳＬＥＹ ＡＭＩＳ）一比高低。他当时是伦敦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一份子，沉迷于夜生活，经常和爵士乐界的名人科林·麦克内斯（ＣＯＬＩＮ ＭＡＣＬＮＮＥＳ）、乔治·梅里（ＧＥＯＲＧＥ ＭＥＬＬＹ）及弗兰西斯·贝肯等在一起，并且参与了１９５８年反对诺丁山动乱的抗议活动。
    霍布斯鲍姆是共产党员历史学家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包括诸如ＥＰ ·汤普森和克里斯托弗·希尔这样一些著名历史学家。１９５２年，他和别人一起共同创建了很有影响力的期刊《过去和现在》，期刊的资助者包括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等人主张进行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学研究，罗伊·福斯特说：“霍布斯鲍姆为英国社会和劳动者的历史带来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来自欧洲大陆的新气象，他把古典音乐的文化气息注入了成天忙于生计、脑子里只想着鱼和薯条的工人阶级的意识中，而与此同时，他却在为西西里黑帮和芝加哥流氓著书立说。”和其他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同，霍布斯鲍姆具有国际主义眼光，这一点在他的一些著作比如《工业和帝国》（１９６８）中就有很好的反映。
    １９５４年霍布斯鲍姆第一次去苏联（他一生只去过两次苏联），在那儿他发现了令人“非常沮丧”的知识分子匮乏的现象。１９５６年，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上发表了批评斯大林的讲话，苏联入侵匈牙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沉重打击，尽管当时有很多人退出了共产党，其中包括像ＥＴ·汤普森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霍布斯鲍姆却经受住了这个“令人难以承受的紧张时期”的考验，他常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思想斗争过程：战胜了和那些曾经是共产党员但后来却成为狂热的反共分子们为伍的想法，和那些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保持相同的信仰。霍布斯鲍姆说，“政治运动可以培养人”，也许最关键的是“我不是作为一个年轻的不列颠人在英格兰，而是作为一个中欧人在行将崩溃的魏玛共和国最初接触到了共产主义”。
    霍布斯鲍姆继续留在共产党中的选择甚至让一些同情他的人也感到困惑，作家兼记者尼尔·阿奇逊是霍在剑桥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和朋友，他回忆说：霍布斯鲍姆当时“精神很紧张，很难和他进行交谈；他说如果你从内部展开自我批评的话可以收获更多”。霍布斯鲍姆在历史学家抗议苏联入侵匈牙利的联名信上签了字，他积极支持布拉格之春，反对１９６８年苏联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如此，他仍然留在党内，不过他已经从一个好斗的积极分子变成一个党的政治同路人，从积极去改造世界转为去解释世界。皮姆洛特说霍布斯鲍姆在共产主义已经很不流行甚至影响力江河日下的时候仍然坚持自己的党员身份，说他“不能自由地前往美国旅行，他要这样坚持就不得不做出很多牺牲”。霍布斯鲍姆和很多离开党的人仍然保持朋友关系，《新左派观察》的前编辑罗宾·布莱克伯恩说，“我不太相信１９５６年之后霍布斯鲍姆对苏联仍然抱有幻想，他比其他很多人都更实际。”
    这一时期霍布斯鲍姆的著作颇丰，他分别于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３年发表了《暴徒》和《革命》。１９６９年他与人合著了《ＣＡＰＴＡＩＮ ＳＷＩＮＧ》，本书描述了１８３０年的英格兰土地暴动，重新展开了对于“生活标准的讨论”，向劳工历史学家发出了挑战，这批历史学家认为工业化对１９世纪的产业工人来说是仁慈的，但霍布斯鲍姆说：“那些产业工人不是我这一时代的人，我也不像他们，但是我们应该具有同情心，因为他们是一些向社会的不公正妥协的人。如果你不为穷人说话，你就不可能去反对社会的不公正。”１９５８年乔治·威德菲尔德（如今已为贵族）出５００镑稿费约霍布斯鲍姆写《革命的年代》，使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他后来著名的三部曲创作也由此开始。
    １９６２年霍布斯鲍姆和出生于维也纳的玛琳·施瓦兹结婚。他横穿了南美大陆，访问了卡斯特罗统治的古巴，尽管当时对格瓦拉游击队的战略表示怀疑。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教授，由于当时美国对共产主义者的禁令，他每次都不得不请求美国政府破例让其入境。
    １９６８年霍布斯鲍姆发现巴黎的工运形势非常有利，但那些中年左翼分子却表现得徘徊不前，他对这次抗议活动表现得十分热情，但对抗议太为局限提出了批评。“我错误地估计了６０年代的历史意义，那不是一场政治或是社会革命，它更大意义上是一个消费社会的情绪反映：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的事情，我不敢确定我是否喜欢这个。”有人认为另外一个霍布斯鲍姆未曾关注的运动是女权主义运动，伦敦大学英国现代史研究院院长哈丽特·琼斯（ＨＡＲＩＥＴ ＪＯＮＥＳ）说：“他（霍布斯鲍姆）不愿意严肃对待女历史学家所研究和关注的问题，这使他在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的职业生涯中遗漏了整整一代女权主义者。”但是琼斯又感觉到了霍内心的一些微妙变化，“非常有意思的是如今他认为共产党内妇女历史的缺失是２０世纪英国政治的一大遗憾。”
    霍布斯鲍姆十分拥护意大利的欧洲共产主义，该主义和莫斯科充分拉开了距离，霍认为意共已故宗师革兰氏非常鼓舞人心。在英国新工党兴起过程中霍布斯鲍姆扮演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角色，他曾在１９４５年为工党游说：“如果这个国家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它必须通过工党”。１９７８年，他在纪念马克思的讲座中，作了《工人前进的步伐停止了吗？》的演讲，在其中又指出老工党在面对社会和经济变化时所表现出的不足。尽管被称为“金洛克的顾问”，但霍布斯鲍姆对金洛克作为未来首相的潜力表示沮丧。霍布斯鲍姆一直批评新工党在接受自由市场经济方面走得太远，而工党第１０号顾问吉奥夫·摩根（ＧＥＯＦＦ ＭＵＬＧＡＮ）反唇相讥，称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怪异知识分子”。霍布斯鲍姆说：“尽管我和人们一样对布莱尔表示失望，但有一个工党政府总比没有的好。”
    在他的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及与人合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传统的发明》中，霍布斯鲍姆对民族主义投以怀疑的眼光。纽约大学里马克学院院长托尼·贾德认为，霍布斯鲍姆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都贬为没有理智的行为，他的这种观点妨碍了他对２０世纪某些片段的掌握和认识。而在阿奇逊看来，“埃瑞克的犹太人身份使其对民族主义极其敏感，他是一个天生的四海为家者，他从自由游走中获益。”１９８２年从伯克贝克学院退休之后直到１９９７年，霍布斯鲍姆一直在曼哈顿的社会研究学院任教，每年教一个学期，每个季度往返于伦敦和纽约之间。
    霍布斯鲍姆说柏林墙的倒塌让他感到很轻松，但是觉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形势简直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经济灾难”。但他仍然相信提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仍是认识世界的方法，我们可以借此去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把事情归于一个模式当中，“尽管这一模式有可能并不正确”，他补充说：“我曾经认为我们可以预测历史发展的道路，但是很清楚，不可预测的事情比我们曾经想象的要重要得多。”
    苏联试验的终结让霍布斯鲍姆感觉得到了解脱和自由，他可以自由书写他的世纪了，以前他总是在公开反对苏共的路线从而被称为“异端分子”与放弃自己作为学者的良知之间徘徊不定。《极端的年代》是对他自己客观认识与见解的一次最大考验，这也是他最受推崇的作品之一。贾德认为在对２０世纪两个问题的认识上，“埃瑞克的政治立场阻止了他能像分析１９世纪那样保持一个客观的距离，关于俄国革命的分析尤其如此，这是因为他不能完全将自己从早期的乐观幻想中解放出来，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对法西斯的分析论述也不是非常好。”
    很多人在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的悲观基调中发现了他信仰的最终幻灭，尽管他在书中坚持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的缺点。他认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结束了半个世纪的稳定，关于目前的“反恐”战争，霍布斯鲍姆说：“事实上并没有敌人，美国只不过是借机推行其全球霸权。打赢几场战争并不难，关键是战后你怎么办，世界不可能被重新殖民化了。”
    和许多人在自传中寻求忏悔不同，霍布斯鲍姆说所寻求的是“历史的理解，而不是认同或同情”。在阿奇逊看来，“埃瑞克不是一个喜欢道歉或是有负罪感的人，他对苏共历史上牺牲了很多生命的确感到很难过，但他不会去承认他对什么感到后悔，他不是那种人。”
    “回顾往事，我更多的是震惊而不是遗憾，”霍布斯鲍姆说，“不仅仅是我，还有整个人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我们经历了这么多风雨沧桑。”
《极端的年代》（上、下册）
霍布斯鲍姆／著
郑明萱／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３月第１版
定价：３７．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