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哲学家

拉尔夫·达伦多夫＝文 周坚毅＝译 2003年7月28日15:9

    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说过：“历史的发展进程归根结底是由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思想以及政治家所采取的行动来决定的。”凯恩斯所说的决定历史进程的人并不包括特别顾问、计划的制定者、总统和总理的撰稿人，也不包括报纸或电视台的评论者以及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摇旗呐喊的所谓学者。他指的是那些提出开创性思想的人。凯恩斯就始终坚信：只有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控制总需求的过度膨胀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挽救深陷于危机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
　　当然，凯恩斯也曾提醒我们：大家终归是要死去的。凯恩斯所创立的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力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顶峰，但那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二十世纪其他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也是在各自逝世以后才逐渐地达到顶点的。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伟大思想的政治影响力并不会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它需要假以时日。
　　这些决定历史进程的伟大思想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它们都是由正统观念演变而来的。从表面上看，这些伟大的思想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但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它们都与时代的精神相异。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所著的《通向奴隶制的道路》和卡尔·波珀所著的《扫除社会的障碍物》就是明证。这两本书均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两人在书中的预言终于在１９８９年成为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瓦解了。新的社会需要借助于一种语言来阐述既定的目标。所以，这两本著作被翻译成东欧和东南欧所有国家的官方语言就不足为奇了。同样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全盛时期，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倍加推崇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了。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全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深陷于滞胀（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泥潭中。当时，曼库尔·奥尔森等持悲观态度的经济学家认为只有革命或战争才能打破僵局。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均受到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学者的世界观的影响。
　　我永远不会相信“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会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采取“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经济政策无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也就缺乏民众基础。约翰·劳尔所提出的“公平理论”的学术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践意义。
　　当“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得以继续发展时，另一种思想也开始萌芽了。这种思想建立在“弗里德曼－哈耶克理论”的基础之上。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均主张重新实行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同时，这种思想还将约瑟夫·尼尔所提出的“强权制度”的观点吸纳在内。“强权制度”是指政府应当向民众灌输法律和社会规则“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这种思想将社会安全作为最高的价值观。其实，这种思想具备深厚的历史根基。评论家指出：最早提出类似观点的是希特勒的御用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再往后推，美国《评论》杂志的撰稿人也对这种思想倍加赞赏。而自小布什当政以来，新保守派在华盛顿智囊团的帮助下将这一思想变成了自己手中掌握着的强大的精神武器。
　　所以，我们再一次发现那些尘封已久的思想又重新焕发出了现实主义的光芒。这些思想就像在岩石的缝隙中扎下根的树木，虽然生不逢时，却又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始终在顽强地向上生长。而一旦政治家认识到了这些思想的价值从而开始大力宣扬推广时，它们就会迎来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以“弗里德曼－哈耶克理论”为基础的思想已经让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显得有几分落后了。难道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还有另一位凯恩斯吗？
　　（拉尔夫·达伦多夫是英国上议院议员，伦敦经济学院的前任院长，牛津圣·安森尼学院的创建者，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本文由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提供中文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