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起点的旅程

覃里雯＝文 黄继新＝摄影 2003年7月28日15:13

    对我而言，从结尾开始讲故事更为轻松，因为我总是无法确定事件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对原因的追溯像米诺斯迷宫中的祭品，在通向过去、通向神秘核心的窄道上一再消失，被黑暗吞噬。但是结尾永远清晰，结尾就在此刻，字符在屏幕上逐个出现，像一团线抛向过去，不知它将抵达何处。你坐下来，等待牛头怪的吼声和最终的安宁。
    线头落在耶路撒冷东城区的Ｎｏｖｏｔｅｌ，我们住了一个月的法国旅馆，正对着１９６７年东、西耶路撒冷的分界线，在１９６７年六五战争之前，我们居住的地方本属于外约旦。到达的时候是中午，我被路上荒芜丘陵地带般的景象弄得心灰意冷。饭店的大堂像外面的街道一样冷冷清清，阳光透过正厅的毛玻璃天顶落上铜绿色的桌椅和大理石地板，后者显得有点灰扑扑的，像刚被废弃的行宫。前台热情的阿拉伯人纳菲兹微笑时会露出有缝隙的门牙，我们随他坐上锃亮的电梯（电梯原是透明的观光电梯，后来出于安全考虑，封上了橡木板和玻璃），穿过阴森森的走道。５１９，巨大的窗帘后面是洁白发亮的耶路撒冷。
    一切想象都失去了作用，你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风行的台湾金属画上看到的耶路撒冷和眼前的景象毫不相干。那些闪烁微光的巨大宫殿，那些黄土细末覆盖的断壁残垣，骆驼踏出的凹凸小道，已经被毫无瑕疵的黑色高速公路碾平了。英国人规定了这个城市的颜色，一切建筑都得用乳白泛黄的耶路撒冷石建造，或者覆盖外表，没有什么高层建筑，这为耶路撒冷赋予了某种严肃单调的教徒气质。有些建筑由于石质较软，吸收了过多水分，上面布满煤烟般的黑斑。
    我讨厌考据，考古学与此刻世界之间的巨大离心力令我紧张，尤其在这样一个考古学赖以生存的地方。为了回避史书的压迫，我们为自己规定了更简单的目标：政治报道。无论如何，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这个国家只有５５年的历史。像所有自大的时事政治记者一样，我们的视线被肥胖的政客们完全占据了。
    在整个头三周的时间里，我们除了采访政客、政治组织领袖和政治研究学者之外几乎什么也不干。有时我们想约一些其他的记者吃饭，了解行情，但是大多数人都忙得没空理会我们。一位自１９９３年就开始在这里工作的自由摄影师说：“奥斯陆和谈的时候，我的前任老板把我送过来，说，你在那儿呆着，直到问题解决????乐观地看，我从此保住了工作。”
    《明镜》周刊记者、德国人史德安是那些少有的偶有空闲的热心同行之一，他主动开车载我们去吃了第一顿中东晚饭，和我们分享阿拉伯果味水烟。夜深时，位于高地的耶路撒冷之风能把人冻透，他向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初来者递来运动衫。晚上１１点晚饭才结束，他开车送我们回旅馆，月亮像盏巨大的灯从山顶上出现。“你们真的真的真的很累吗？”他高兴地问。在我的坚决否认之后，车子咆哮着冲向山顶，耶路撒冷旧城像魔盒一样出现在窗外，从墙脚下打出的灯光使石墙变得有点透明。同来的伙伴在后座上睡着了。
    人们说这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城市，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重要事件都曾在此城发生。犹太人认为其先祖亚伯拉罕在此去世；基督徒认为耶稣在此受刑和复活；穆斯林认为其先知穆罕默德在此升入天堂。战争一再围绕这个城市发生，希伯来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十字军、突厥人、马姆鲁克人、奥斯曼土耳其人都曾做过它的统治者。每个统治者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塑造旧城，建造教堂。现在的高大城墙是１５３７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起来的，８个城门分别通向旧城的四个不同区域：亚美尼亚区、基督区、犹太区和穆斯林区。离我们旅馆最近的大马士革门通向的是拥挤的穆斯林区，门外正对着当年远行的骆驼饮水之处。在高大的城门下抬头，可以看到穹顶上漆黑的煤烟，那是冬夜的士兵或旅人生火取暖留下的痕迹。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对来自远方的犹太年轻人在保卫旧城犹太人（他们当时正遭受阿拉伯人的屠杀）时相遇，半个多世纪后，他们的孩子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而被自己人刺杀。这个孩子名叫伊萨克·拉宾。
    草黄色的城墙外不远处还有一个大铁丝笼子，一群群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围在旁边等候天明，笼子里的小屋子是发放工作许可证的地方。他们蹲踞的墙边上也留下了生火的痕迹。不远处，一位以色列士兵在彻底检查一个阿拉伯人的车，盘问是客气的，但是没完没了。士兵的声音被汽车马达声淹没，他身后是耶路撒冷的夜色，满山灯火像堆积的钻石，或正午的烈日撒在海面上的闪烁光点。
    我感到故事的线索忽然被一颗尖利的牙齿切断，我忘记了自己如何忽然从一个冷漠的局外人变成一个局内人，我记得直到第四周开始时我还在庆幸自己即将离开。我从不信任自己的记忆，也许我最终会发现我是错的，情感有它自己的规律，记忆中的事实适应着情感，而不是相反。
    以色列只有２０％的正统犹太教徒，但是不幸的是，他们无论在形象还是政治影响力上都更引人注意。和右派交谈，哪怕是不太右的右派，也会让我精疲力尽，因为我不能认同他们的两条公理：一、《圣经》上说，上帝把这片地给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有权住在这里；二、大屠杀之后，犹太人都有权住在这里。我希望他们承认，在武器面前是没有公理的，但是他们谁都不承认，无论是在几杯红酒之后还是在同性恋游行之中。对他们而言，“回归”和“占领”这两个词的区别决定了他们明日的生死，这是言辞的魔力，他们必须像游牧民族一样，对念出的符咒极为小心，否则他们就会在日落时化为流沙。
    在加沙，我听到的是滔滔不绝的演讲，和大同小异的控诉。海滩上挤满了人，夏天的海滩是此地惟一的娱乐，但是那里没有一个女人。一位吉哈德（伊斯兰圣战组织）小领导试图向我说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关系一样。在遭到反对后他颇为激动，但是最终忍耐住了。他耐心地试图说服我们加入伊斯兰教：“人一生要寻求智慧，否则就会像盲人一样。”伊斯兰就是智慧，这也是我所不能接受的逻辑，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告诉我，在这上面辩论将花去你一辈子的时间。此外，我的头发正在头巾里发痒，使我急于离开。
    总之，你越来越坚信辩论是无用的。你学会在漫长的车程中不再干扰出租车司机，而车窗外的景色开始逐渐显露出它的迷人之处。山谷中突然出现的贝都因人和他们的羊群、废弃的古城、种满鲜花的犹太人定居点、夕阳中细长的叫拜塔、死海归途上触手可及的星空，它们是如此的接近，如此繁密，几乎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每天从Ｎｏｖｏｔｅｌ出发，每天回到那里，写作和回复ｅｍａｉｌ成了我们的睡前祈祷。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像熊猫一样备受瞩目。任何会微笑的亚洲人在此地都会交上一大堆朋友，无论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都会邀请你到家中做客，与你分享最好的东西。假如你幸而会说一点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或者他们幸而会说很好的英文，你就很容易结上中国人所谓的患难之交。除了那些肥胖的政客之外，当地人的脑子里没有亚洲人那种精确的计算器，不会在见第一面时就计算出你对他的价值，然后换成同等程度的热情来对待你，他们的热情似乎永无止境。年龄、婚姻、车的价钱甚至收入都不是秘密。秘密在于上帝，我们的秘密在于我们是此地惟一没有信仰的人，但是我们学会了缄口不言。
    在赶往机场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一个犹太和平组织一起在北部地中海岸上夜宿，２０００多年的古罗马高架饮水桥几乎被白色细沙埋没。一个叫达尼的舞台设计师在篝火边扔过来一块木头：“看。”他说。一个女孩子接过来，这是一块从中间剖开的光滑圆木，平的那面有一条漂亮凹槽。“哇，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出点东西！”她叫道。达尼故作高兴状：“是的，灰。”
    第二天，４０多位犹太人、３位阿拉伯人参与的和平行走活动在一个阿拉伯村庄上进行，中途，他们在树荫下小憩，阿拉伯人送来微笑和矿泉水，孩子和妇女从窗口打量，成员们互相递送食物。达尼忽然好似自言自语地说：“我在想，我们在这个大太阳底下走的时候，什么目的也达不到。”第二次休息时，他独自坐在一间小黑屋里沉思，我走过去坐在他身旁：“达尼，你大概是这里最愤世嫉俗的人，为什么你要来参加行走呢？”
    “为什么？”他粗声咕噜，“为了未来。”仿佛受不了自己真实的回答一样，他立即站起身走了出去。我走出屋子，阿拉伯村庄在正午的曝晒中沉睡，飞机正在两小时车程外的地方等候我们。忽然之间，我开始痛恨自己的过客身份。

    在米尔斯海默笔下，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合作性的，而是竞争性的，大国之间彼此都互存畏惧，很少能够相互信任，任何国际秩序都只是大国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