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告诉我们什么

许知远＝文 2003年7月28日15:14

    他是一位开明的保守主义者，一位勉强的进步主义者。当社会变化停滞时，他推动变革，当变革速度过快时，他又试图减缓速度

    “任何政治家都或多或少是一些当务之急事情的俘虏。”亨利·基辛格在出版于１９７９年的《白宫岁月》第三章中写道。我在２００３年１月初阅读这本厚达１８６５页回忆录的中文版时，这位年近８０的老人刚刚辞去９·１１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这多少是个令人失望的决定，人人都想知道令人难忘的“超级国务卿”将再次怎样影响美国与全球政治。谁都知道，今天的华盛顿缺少的不是勇气，而是智慧，不是领导力，而是远见卓识，不是雄心，而是节制。
    自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以来，布什与他的助手们忙于面对一个混乱的新世界。从基地组织、阿富汗，到印巴冲突、伊拉克战争、中东和平路线图、朝鲜半岛，全球反恐战争演变成邪恶轴心，最终变成了一场再造世界的运动。最初的雄心勃勃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现实时，逐渐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在萨达姆的铜像被推倒３个月后，伊拉克变成“进退两难的局面”，就像基辛格在１９６９年对于越南的判断。
    《白宫岁月》记载了从１９６８年１１月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到尼克松第二次就任总统的１９７３年１月间基辛格参与的主要政治外交活动。超过１５０万字的回忆录读起来就像一部小说，或是一本危机管理案例指南。从越南战争，到中东冲突、与中国的会谈，再到智利革命，基辛格一直在尽力完成从一名学者到一名政策制定者间的转换。这位曾经的哈佛大学教授在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后发现，学者们的谈话常常毫无用处，因为“领导人很少有时间思考问题，他们陷入没完没了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紧迫的问题经常比重要的问题得到优先的处理”。于是政治生活变成了一场纯粹的消耗战，它像一台榨汁机一样将你积累的全部智慧与信念掘取，它变成了对决策的速度、时机和运气的考验。
    基辛格在一轮又一轮的考验中幸存下来，即使在水门事件的飓风中，他也毫发无损，他是惟一一位同时兼任国务卿与国家安全顾问的政治人物。更令人吃惊的是，自从１９６９年他在天气晴朗、寒风凛冽的日子目睹着尼克松的就职典礼后，就再未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过，他始终是华盛顿有影响的大人物，可以轻易地叩开很多国家元首的大门。当他为尼克松制定外交政策时，政治精英圈流行的笑话是：“基辛格死了，尼克松终于可以成为总统了。”而当他１９７６年下台后，他又成为了一名高产作家、入场费高昂的讲演者，和一名咨询公司的老板，他游走于各国政要与商业领袖之间，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服务，按照一位记者的说法，他成为很多重要商业机构的“国务卿”。９·１１之后，他的言论广泛地出现在世界最重要的媒体上，当他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９日获得布什政府的新任命时，大多数人忘记了他令人不愉快的一面（对越南的轰炸、入侵柬埔寨、支持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这不过再次证明了，在一个迷惘的年代，人们多么渴望经过考验的智慧。
    用以解释基辛格过分闪亮的公众生活的缘由有很多。如果你拥有博斯韦尔式的趣味，你会发现他多么耐心地经营着自己的名声，他总是与漂亮的女明星、女记者、或是女性的百万富翁共同出现在高级餐馆，他热衷于让自己与伍迪·艾伦一样成为纽约的象征，他刻意隐藏自己的内心世界，偶尔接受采访时，他会说出“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这样的精彩句子????但表演艺术不能确保一个人在３０年中屹立不倒，尽管自由派与理想主义者在攻击基辛格的外交行动中充斥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夫·赫钦斯在２００２年出版的《基辛格的审判》一书中宣称，基辛格在北越的轰炸与对智利政变中的角色，足以使他进入战犯的行列，但这些对他的外交手段与个人品质的攻击与质疑却从未能动摇基辛格的声望。
    自基辛格以来的整整１０位国务卿都或多或少地生活在前者的阴影之下，他们或者缺乏实际的影响力而迅速被遗忘，比如塞浦路斯·万斯、亚历山大·黑格、沃伦·克里斯托夫，或者是即使富有权威却缺少长期的政策影响力，比如詹姆斯·贝克与令人瞩目的奥尔布莱特，而且他们很少留下真正的智力遗产。只有基辛格罕见地将知识能量与行动能力结合在一起，在进入政界之前，他是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他关于１９世纪欧洲外交史与核武器如何影响政治世界的分析无人匹敌。１９９３年，他在７０岁那年出版了《大外交》，这本７７５页的著作几乎立即获得了经典的地位，没人能够如此轻松自如地穿梭于过去三个世纪的外交世界，将种种轶闻与严肃的外交关系分析结合在一起。
    “领导人跃居高位以前所形成的信念，是他们智慧上的资本，在任职期间逐渐消耗掉。”基辛格给《白宫岁月》的第三章冠名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政治家的信念》，在其中，你可以阅读到基辛格实用却引人争议的外交哲学，这些信念体现在他的每一项外交策略中。
    首先，秩序比公正更重要。不公正仅仅意味着世界不够完美，但混乱无序却暗示着对谁都不公，它甚至使日常生活都变得艰难起来。这可以帮助你理解为何基辛格宁愿选择皮诺切特的稳定的专制，而非阿连德混乱的民主。在整个８０年代，尽管伊拉克像一个巨型监狱，他仍相信这比时刻处于社会动荡中的伊朗要好。
    其次，政治的基本问题不在于对邪恶的控制，而是对过分强烈的正义感的限制。不管是法国革命时的雅各宾派还是纳粹德国，无不是宣称自己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他们否认政治对手的任何正当性。这也是基辛格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在外交政策中，他看起来过分沉溺于现实的权力，而很少对人权、民主这样的崇高概念作出表态。
    像他所仰慕的１９世纪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与法国保守者埃德蒙·柏克一样，他是一位开明的保守主义者。他甚至懂得革命的危害性，他知道政治生活中调和的重要性，他是一位勉强的进步主义者。当社会变化停滞时，他推动变革，当变革速度过快时，他又试图减缓速度。这使他避免了从过分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问题，他对于中国态度的一致性相当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基辛格的时代，战争与美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矛盾使这个国家陷入分裂与混乱之中，苏联的咄咄逼人则使这种衰弱更加明显。基辛格比他的同代人更为现实，他拉近了中国，与苏联建立起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我们不得不承认，柏林墙在１９８９年的最终倒塌，在相当程度上来源于基辛格营造的权力制衡关系。
    现实主义的眼光或许是基辛格对于这个迷惘年代的最有力的遗产。尽管比起３０年前，美国实力大为增强，就像亨利·基辛格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美国需要外交》中写道的，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像美国这样强大。但在拥有这种强大时，你愈发要防止滑向道德主义的泥潭。布什再造中东的出发点也许不坏，但我们尚不清楚这种过分的努力将会引发怎样的结果，毕竟过去２００年的历史表明，过分的努力常常滑向灾难。在《白宫岁月》四年的回忆中，基辛格时刻提醒的是，什么是能够做到的，什么又是不能做到的。即使你对于国际风云毫无兴趣，这部四卷的回忆录仍值得一读，它像高明的小说一样提供了阅读快感，他对于各国政要的描述不亚于任何杰出的作家，在描述与毛泽东的会面时，他使用了这样精细的表达：“他的行动很迟缓，说话也得费很大的劲。单词仿佛非常不情愿地离开他的躯体：它们成堆地从他的声带上跳出，每一个音节似乎都需要重新集结体力，直到攒够足够的力气才能迸发出另一轮强烈表白。”

《白宫岁月》
亨利·基辛格（美）／著
陈瑶华 方辉盛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第１版
定价：１２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