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三十年

易宪容＝文 2003年9月29日16:56

    在世界最为著名的财经媒体中，英国的《金融时报》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为个中翘楚，其中的言论与信息，总是成了人们经商与投资的风向标。在中文世界里，香港《信报》如同英国的《金融时报》一样，早已在华人世界中广播四扬。今天，《信报》早已成了香港及海内外财经界、知识界、政府官员及财经媒体最为关注的报纸。
    １９７３年７月３日，林山木（笔名为林行止）与夫人骆友梅创办的《信报》正式开业。在《信报》的诞生初期，正当香港经济进入低潮时期，香港恒生指数由１９７３年初创时１７００点的高峰之后大幅回落，到１９７３年７月恒生指数下跌到６０４点。随着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和香港实施灯火管制，市场情况更加恶劣，香港恒指到１９７４年１２月创下１５０点的历史最低点。
    《信报》得以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香港社会与经济开始向现代转化。在这过程中也涌现出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无论在学术训练、气质和价值观上，都与日趋保守的《明报》格格不入，他们需要新园地，针对新问题，作出他们的回应。《信报》也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应运而生。
    因为，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发达社会中，广大民众不仅具有话事权，也具有知事权。他们需要知道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知道社会事件发生的真相，他们也需要了解这些社会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等等。而这些就是通过新闻媒体诚实公正的报道来达到的。因此，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发达社会中，新闻媒体只有以大众利益为本，才能为民众所接受，才能为民众所赞誉，这也是新闻媒体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根本。
    从林行止主持的《信报》诞生之日起，近３０多年来，香港社会无论是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上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由工商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城市转化为金融发达的国际大都会，由封建保守、殖民心向转向为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这些使香港社会一直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变幻莫测、民众难以理解、难以适应的过程中。面对着这种动荡不安的变化，面对着纷至沓来的资讯，如何让民众辨别真伪，权衡利弊，也是新闻媒体大显身手之处。
    林行止曾说过，“《信报》秉持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永远守在保持警觉的岗位上，务必不被美丽或不美丽、无心或刻意的谎言所蒙蔽，更不容许与那压抑自由意志、独立思想的任何专横态度达成妥协，否则我们便很容易卷入集体愚昧、互相排斥、缺乏祥和而充满戾气的困厄中。”这就是林行止的真精神！这就是《信报》的真精神！
    但是要如实地反映社会百态的真相，并“不是人人高兴的保证，某些事对某些人可能是不能入耳的噪音，我们若因此而避重就轻、隐恶扬善，《信报》的可信便随风而逝，由于这类令某人、某公司、某政党或某政府不快的事情发生在政坛、商界、股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以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信报》因此不可能是一份面面俱圆的公关性刊物。不难想象，为了寻求真相，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就是说，林行止的评论以社会公利为本，并没有在各种权贵、势力、利益集团及利诱面前退缩，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例如，麦理浩为香港第２５任总督，他喜欢轻装外出、到处溜达，遇到什么不顺眼的事情，马上便向相关部门直接指责，从不转弯抹角。他到香港上任不久便定下十年大计，致力兴建公屋、开辟卫生市镇、建造地下铁路，由于表现广受赞扬，听惯了歌功颂德，所以对不同意见和批评十分反感。林行止的政经评论，向来倾向保守的财政政策，对于好大喜功的麦浩理，并不为其权势所累，对麦理浩的不利香港经济发展的方面进行了一些批评，尤其是在廉署成立和收容越南难民问题上，《信报》力陈公署权力过大，无限期的追诉力使纪律部队惶惶不可终日，随时生事，个中得失，颇富过犹不及的味道；至于收容越南难民，林行止更期期不可，认为麦理浩妄自尊大，只计其个人在国际上出风头。在麦理浩临离开香港时，直斥麦理浩在国籍法上出卖香港人，这是既有预见性而又敢言的精神。麦理浩对有关言论更为冒火，三番五次地要人来电说《信报》言论差矣，后来发展到对《信报》采访施行歧视性的政策。但是，林行止并没有因此而屈服。
    又如，李嘉诚与林行止本为同乡，以往关系也不错。１９８７年李嘉诚获得“荷兰水盖”，意气风发，但《信报》对他进行评论，谁知李嘉诚龙颜大怒，下令抽去对《信报》部分广告，令报社损失惨重。这也说明了林山木以社会公利为本，并不以关系的亲疏来否认其根本，也不因个人的财势大小来取悦其喜怒，从而极力地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还有，香港的前途问题，在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前，一直是香港媒体炒作得最多的热门话题。对于各方面的矛盾，其中的微妙关系，恐怕没有人比林山木看得更为透澈，也掌握得恰到好处。而且林行止是香港媒介最早就“９７问题”大做文章的人，也是后来问题讨论得最为热烈和深入的人。因为远在１９７４年，《信报》便开始有文章讨论“９７回归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林行止亦每每在关键时刻，会根据问题的矛盾变化，一针见血，提出自己的见解与理念，然后以此来引导民众与社会来思考、来分析、来评论，从而把其问题讨论引向深入。他在社评中呼吁香港人站出来说真话，而他自己以身作则，要每一个影响香港人的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都以正直之笔，发出公众所在表达的声音。可以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以说，林行止主持的《信报》，不仅成为了推介香港民众如何赚钱的工具，而且发挥了社会公器的力量，承担着社会责任，引导着香港社会朝着更为公平及繁荣发展的方面走。诗人戴天曾说过，林行止作品，诚可谓大工程，此作品集虽篇幅浩繁，“然笔锋所至，切近肯綮，每能将纷扰世情，尤其中英港矛盾关系，剖析净尽，足以见独立敢言，无畏强横铮铮风骨，是故广受欢迎，藉为时代见证，是诚佳事，亦以见浊世滔滔，无厘头图文狂潮处处，具真知灼见评论，仍不罕珍而藏之有心人”。我想诗人戴天的评价对林行止的作品来说最为中肯。
    在过往的半个多世纪中，林行止除星期天及少许的病假之外，每天写一篇二三千字评论，笔耕不缀。到２００２年底，其作品已整理成煌煌７６巨册出版，足见其所花的心血与功力。正是这种不断的写作，不断的知识追求，使得林行止不仅知识广博，而且能够及时地把握现代经济的新潮流、新理论。他不仅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对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对中港经济的异动作深入浅出的分析、寻根究底的讨论，即使是街头巷尾的民众毫不知觉的经济现象，他也能理出一条十分精辟独到的经济分析思路。翻开《林行止作品集》，它涉及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贸易、工业、资金、股票、银行、地产、外资市场及财务，等等。这些文章不仅多有精辟见解，而且文字生动活泼。人们读林行止的文章，不仅会使人感觉到自己在经济专业知识上的升化，发现所有的经济学就发生在你我之间，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每时每刻，而成了人们的一种知识的追求与兴趣。
    林行止的评论不仅在于用浅白的语言把复杂纷繁的经济问题生动活泼地描述之、分析之，而且他还广泛地传播与介绍经济学的知识与理论。从古典时代的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现代的凯恩斯、熊彼特、米塞斯、哈耶克；从历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宏言伟论，到一般经济学者的一己心得，林行止的介绍与评论无不涉猎。
    正是这些知识与分析，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来被边缘化的经国济世之学，又接继了２００多年前亚当·斯密的原富精神，从而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轻商忘利”的观念，满足了香港民众对经济学知识和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如饥似渴的需求，也符合了中国内地经济改革开放的需要，填补了由于中国社会急剧的社会变化所造成的思想真空。正是在这意义上说，《信报》与林行止的作品开启了香港及中国的一代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