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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企业的融资史
张占斌＝文 2003年9月29日17:7
凡有成就的经济学家都会谆谆告诫他的弟子，要高度重视并掌握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在进一步理解经济学极其有关各门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均将历史学和统计学视为极其重要的工具。例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１８９０一书中，便将这两类专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认定是相辅相成的。但约瑟芬·Ａ·熊彼特在《经济学分析的历史》１９５４一书中则强调历史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熊彼特甚至说，若是重新研究经济学，我将选择经济史。其理由有三：首先，有史以来，历史这门学科本质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过程。如果没有掌握充分的历史事实，没有足够数量的历史观念，或者没有足够可以称为历史经验的东西，任何人都不可能指望懂得任何一个时代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记录不可能纯粹是经济上的，不可避免还要反映单纯经济方面的“制度上的”事实。它为了解经济史实与非经济史实如何相互联系，以及不同的社会科学彼此应当如何相关而提供了最好的方法；再次，实际上现今经济分析中所产生的绝大多数根本性错误，是根源于缺少历史经验，而不是经济学家缺乏其他设施。
当然，偏爱经济史分析的熊彼特也承认其他方法论的作用，只不过更强调经济史分析方法而已。事实上，由于二战以来经济学家更注重“实证”方面的模型和数学研究，经济史的分析有被忽略的迹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鲜有经济史家。那么，是不是经济史分析方法日薄西山了呢？可以肯定地回答：不是！
那么，除了上面谈到的“实证”等理由外，还有什么原因使经济史学家显得有些寂寞呢？一是作为传统的分析方法，经济史分析比较多的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确实还有缺点，在有些问题的解释上不如模型和数学公式那么直接明了；二是经济史分析要求掌控大量史料，非长年日积月累难以奏效，不少人有畏难情结。三是经济史分析更注重悠长的历史考察，对现实问题的影响似乎不如其他方法那么易成显学。直至道格拉斯·Ｃ·诺思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史学派的兴起，根基于当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而用最先进的经济理论重新解释历史的革命才得以出现。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的研究都为了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史研究还是有不少人在做，研究方法也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经济史分析，而且，“凯恩斯革命”以来的许多新方法得以运用。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双料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按照自己的理解，还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有影响的著作。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戴维·Ａ·兰德斯的《国富国穷》，托马斯·Ｋ·麦格劳的《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丹尼尔·耶金等的《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等等。这些著作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困难，但其影响也不可低估。
公司财政史
本文向读者推荐的是由英国著名财政史专家乔纳森·巴伦·巴斯金、保罗·Ｊ·小米兰蒂合著的《公司财政史》。由于巴斯金英年早逝，小米兰蒂受巴斯金养父保罗·芬克的邀请，整理并完成了这一研究。该书从公司财政制度发展的历史角度，就欧洲和美国大企业形成及发展中的融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重点是：在融资过程中，制度和机构究竟起了何种作用？使公司经理人员与投资者利益关系对立起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如何影响财政工作中制度的形成？在财政方面的制度创新与机构创新是如何影响企业效率的？简言之，即围绕大企业融资的历史来探讨风险、信息、机构与制度是如何相互起作用的。其代表性的案例主要是美第奇银行、东印度公司、１９世纪铁路、综合性联合大公司等。
该书第一篇讨论前工业社会的财政问题，包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商人银行的经验；为适应１４５０１７２０年海上扩张时代贸易急剧扩大，商业与金融如何建立；１６８８１８１５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拿破仑滑铁卢失败期间，证券市场出现和伦敦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要素。第二篇讨论现代工业诞生时期的财政问题，包括１９世纪运输革命（电报通讯、运河和铁路兴建）使城市经济兴起中的融资问题；２０世纪头３０年美国发行股票的金融创新和经理资本主义的兴起。第三篇讨论进入现代社会的财政问题，包括核心公司（大型企业）的资金筹措和综合性大企业与融资购并联合公司的功能。
书中通过对历史变迁的梳理，得出了许多赋有启发意义、非常重要的结论：
在１２世纪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公司开始取代了社团的传统地位。佛罗伦萨的商人银行利用了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金融杠杆作用的潜力，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来建立自己的市场支配力（美第奇银行便是好的范例——笔者注）。充裕的资金增强了商人银行的才干，使它们用更加有效的内部管理能力取代了依赖不怎么有效的市场功能的传统做法。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改进通讯方式、改善记录保管和采用新形式合同，均有助于提高企业家控制与监督其代理人的能力。在这一期间，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剧烈膨胀为这些新方法所取得的普遍成功提供了证明。
能否取得成功，要由企业的能力来决定：看它能不能在有风险和信息不灵通的经济环境中，建立起能生存的组织机构，以及为可行的制度关系做出规定。
南海公司和东印度群岛公司的经验，说明了大企业中存在的与代理关系有联系的那些问题。尽管那些倒运的公司的经理们还与各自有关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能足以使他们躲得开金融方面的灾难。
与铁路集资有关的效率收益，来源于各种制度间所形成的有利连锁关系。由于实行有限责任制降低了股份所有权的风险，现代公司的兴起激励了创业者的主动精神。
尽管信息很重要，但信息传递的可靠渠道的开辟却进展缓慢，这就影响了投资者对股票或债券的偏爱。在信息不完善的情况下，股份所有权所固有的潜在风险，远较债务为大。
通过改进通讯方面来提高管理能力，也使规模巨大和经营范围广的企业机构集中大量金融资本成为可能。改善后的通讯往往能克服市场的严重不完整性——良好的通讯联络也增强了公司对外部突发事件的反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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