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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忘记的中国，我们忘记的历史
程亚文＝文 2003年9月29日18:37
什么才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换言之，什么才是中国人？芮恩施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不一定是准确的，但却无疑富有启示，它使我们有理由质疑：所有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的说法，都可能极为可疑
二十年前商务印书馆所出的这本《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作者是保罗·Ｓ·芮恩施，袁世凯上台执政至“五四”运动爆发期间的美国驻华公使，归国之后不久即写作了此回忆录，并于１９２２年在美国首出。读这本回忆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其中对中国社会生态和中国文化的只言片语，那是一些因为“进步”、而令现在的我们已经甚为陌生和视为异己的东西。
开宗明义，这位美国驻华公使在序言中写道：“从社会行为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处处存在着公道的观念，这种观念曾经使中国社会能够在许多世纪中不依靠成文法或法院来管理自己，并维护财产权利和个人的荣誉与尊严，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社会本身经由各种机构非正式地促使存在于人民心中的平衡和正直的潜意识发生作用。”芮恩施的所感，当然与近些年来域外所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下的中国观念，也与中国一些现代性言说中的“中华民族劣根性”下的中国观念，有诸多情感与理念的相隔。就算我们这些作为“中国人”构成的广众，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因着成长时期的反传统、反历史的“现代”“进步”教育，现在实际上也有很多隔膜了。言必说中国虚无、言必说中国文化虚无，十几年前是一种时髦，几十年前是一种时髦，就在当下，在那些语必出柏拉图、康德、洛克、哈耶克的贤士们那里，也还有着十分的热闹。他们是不太看重芮恩施的如许解说的：“中国人民在谈到对政策的国际地位的看法时，他们总表示乐于根据中国固有的长处和道德而要求取得优越地位。他们从来不以任何虚假的权威强加于邻邦，虽然他们因有卓越的文化而自豪地接受各国的尊敬和羡慕。”
每一个民族皆有其内心，每一个民族的内心，决定了她的取舍与行为。中国人的内心状态是什么呢？芮恩施向他的美国同胞说：“确信真正的力量必须依靠内在的美德，中国一直没有使用自我宣传的技术，但已经感觉到在它的内部的那种巨大的人类力量终将胜过卑鄙的阴谋和强力侵略的意识”——这也就是罗素所说的中国民族的宽容、正义与公道。也难怪，这位公使先生在书中一再说，中美两个民族其实在心态上有很多相近，它们享有很高的精神认同，能够彼此容忍和较好地合作。在注重道德、倡行公道这些方面，东方的古老国度与北美的年轻族国，是有不少神似的，尽管两者践行相似价值的方式有所不同，一个内敛一个富有进攻性，尽管两者都可能对相对弱小国族，造就所谓“文化帝国主义”。
八十年前的一个处于列强争夺中的文明古国，尚且在一位外国人眼中鲜明地保存着公道与美德，２１世纪初的一个被世人称作为“崛起中”的东方国度，还要不要恢复历史记忆、保存并发扬这些处理群体与群体关系的高明智慧呢？坚硬的现实主义者主张尚武，主张血性，主张不妥协。我觉得我理解他们，从我的想法来说，适度的国家主义，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并非可有可无。然而中国传统的智慧却也正确，只有刀剑无法开出万世太平，在内修武备的同时，如果又能修养起高超的公义之心，那么，强健的武功会指向何方、又会避免人类现代史上的何种无谓，聪敏的人们应该会从中国与世界两个空间维度的长时间经历中作出相宜总结。
就当下时态的复杂国际政治角力及中国的未来抉择来说，我们是否应该勇敢地承认并从中建立起自信：在处理族与族的关系问题上，中华民族的传统做法及心态有其极大优秀之处，而这种优秀未必尽为他族所具备，直至今天，它仍然是中国力量的重要源泉而不可或舍？成为一个“兽性”的民族是容易的，但人类中的“兽性”不仅伤害他人，也会伤及自身。成为一个具有明朗“人心”的民族却不易，它要靠耐心细致养成与自我克制。就以这一段时间学界与坊间都在谈论的中日关系问题来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过往的那段历史呢？最近又翻了一下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芮恩施的观感，在这位前国民党军官那里，也得到了回应。
黄仁宇去过缅甸前线，在驻印远征军中任过职，作为一位下级指挥官，亲眼目睹过中日两个国家在残酷人肉作坊中的无情搏杀，他的腿上还留下了日本枪弹创造的伤痕，他因此恨日本人，认为那是一群野兽。但是，后来流亡美国并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在二战之后参与代表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受降工作后却慢慢改变了思想，有几件事给他带来了很大触动。他以参谋身份在监督已投降的日军六十一师团修复沪杭公路时，曾一度担心战俘与当地居民之间会起冲突，“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去看望作为“监工”的一位中国张姓上尉连长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位曾在战场上与日本人“分外眼红”的中国军人，竟然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勾肩搭背从旁边村中惟一一家餐厅中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那晚是张上尉自掏腰包，并可能花费了半月薪水。他因此明白过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回忆录的编译者也对黄仁宇作出如是评说：“他承认自己最初被教导恨英国人，后来恨日本人，再来是俄国人，但最后他全部与他们为善。在所有的人士中，他将他目前的心平气和归功于东北的俄国大使官员，因为后者阻止他枪决一名行窃的中国士兵。”
芮恩施公使对中国社会的其它一些描述，也让人不由自主产生这样的感念：不仅古希腊圣贤所说的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看起来熟悉无比、自己所处的国家民族，也都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他从中国军阀的低微出身中，发现“这的确是中国人的生活具有民主原则的强有力的证明”；他从北京居民即使在炮火声中也能保持悠闲的态度里，感觉到“中国本身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国度”，尽管这也造成了现代生活的缺陷，因为“在这些个人主义者中间还没有产生一致的民族意识，没有天生的爱国思想，也没有个人对他们的政府恪尽责任的传统习惯”；他从中国人对传统仪式的迷恋里，醒悟出中国人“有着爱好音乐的本能”和在生活中充满了人情味，尽管这一点今天未必尤是；他还在与北洋政府要员的交往中，察觉中国人的处世在圆滑温和的同时，也并不是一味卑屈顺从，而是“在讨论时总是保持着自己完全独立的见解”，他说这种令人惊奇的态度“是几千年社会训练出来的”。
他的另一个“发现”还特别有助于澄清当下的我们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大误解。在“五四”运动前夜，他在日本加紧控制中国、美国对此不闻不问的情势中观察到：“中国人民对这一切指国内外纷争——本文作者注感到厌倦。事实上，中国的分裂只是表面上的。政治上的纷争并没有渗透到人民生活中去。他们继续平静地勤勉地生活着，毫不关心政客们喋喋不休的争吵。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宣言或许会传播于世，世人也许认为中国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中央政府突然在大地上消失，中国也不会受什么影响。但是长期不断的政治冲突却使外国阴谋渗入国内纷争之中，其反应倒是很危险的。”这不能不说正是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强大自主性的一个表现，在政府权力之外，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许并非如我们现在所说，国家和政府统摄社会的局面，并非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事实。即使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也可能与今天的理解相去甚远，“……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严格而坚强的国家主权和法律的观念。所以地方政府在许多事情上可以独立自主，但在某些事情上又接受中央的指导”，这位美国驻华公使断言。而这一实感，在中国历史学界，幸而也正在逐渐得到尊重，有心者如学者杨念群先生，其“中层理论”便已涉乎此。
芮恩施是一位美国人，一位外国人在八十年前关于的中国认识对八十年后的我们已经有些生疏。什么才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换言之，什么才是中国人？芮恩施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不一定是准确的，但却无疑富有启示，它使我们有理由质疑：所有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的说法，都可能极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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