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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讨论有什么用？
纽因 2003年9月29日18:42
枚子:
刚来纽约自然会到处走动，以便熟知城市的生活。对我来说，参加学术讨论会比呆在图书馆里看书重要得多，因为书可以带回国慢慢地读，而学术讨论会上感受到的弦外之音是读书体会不出来的。尽管在国内也经常参加学术讨论会，但和美国的学术讨论会比起来，国内的组织往往更正式，更认真，参加的人数也更多。而在这里学术讨论会不过是家常便饭，甚至只有几个人也可以进行讨论，即使德沃金和哈贝马斯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举办的研讨会，每次也不过２０多人。尽管人很少，但是讨论很正规，凡是发言的大体都提前阅读了论文，尽管也有人借题发挥，但不会有人问这种纯粹的学术讨论有什么用。
记得前些年在国内刚刚开始举办学术讨论会并讨论理论范式的时候，总有人在会上问：“你们这些空洞的理论讨论有什么用？”这种问题会被大家看作是不懂学术的外行的无知。尽管大家这么想，但嘴上却不能说出来，只好找各种各样自己也不一定信服的理由来搪塞。最彻底的理由不过是说，这就是我们做学问的人的兴趣和爱好。不过这种说法马上转化为更强大的理由，比如说西方人正是出于纯粹的兴趣才发现了牛顿定律和相对论，而中国人太讲实用以至于没有发现抽象的科学理论的大用等等。不过，学术讨论会举办得多了，参加的人也渐渐懂得了一些起码的规矩，也就再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了。
对于学者来讲，“学术讨论有什么用”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外行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触及到了学者们不加反思地认定的一些前提价值，这其实构成了学者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学术研究与政治和社会之间隐秘的关联。
还是让我从一个学术讨论会说起。前些日子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法学院举办了关于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及其改革的学术讨论会。会议安排得很正式，有人主讲，有人评议，还有人总结，国内学术讨论会的模式可能就是从美国学来的。大会的发言人有我所熟悉的一些中国法专家，还有一些我不熟悉的中美学者。等到会议开始之后，我才知道有几个我不知道名字的主讲人是曾经在国内因为非法活动而被捕的中国人。他们在会上分别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在这样的学术会议上，这些人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描述已经不再是一个道听途说的新闻故事，而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科学证据。在会议休息期间，许多记者都围着这些人采访、拍照。我相信他们讲述的故事不仅会出现在美国学者的学术论文中，也同样会出现在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而媒体的报道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公共舆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从而影响美国的政治家对中国的决策，因为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政治家的决策的依据往往是公共舆论所反映出的民意。
但是，所谓的“民意”又是由谁塑造的呢？就我所接触到的普通美国民众，他们对中国的“无知”让你感到惊讶。一般说来，美国人仅仅关心美国自己的日常生活，比如减税、教育、养老保险、诉讼案件等等，对“天下大事”并不关心。美国的电视新闻里没有什么“国际新闻”，也许在美国人的眼里，他们周围的生活小事就是天下大事。他们（甚至包括许多教授）关于中国的印象其实除了李连杰和成龙的功夫片（他们在美国的票房纪录很高），就是长辫子的愚昧、红卫兵的疯狂或者形形色色的人权问题。这些印象要么来自张艺谋等人的电影、《灵山》这样的小说，要么就是来自美国学者的著作或者媒体上的各种报道。
电影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对美国的民意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媒体上的报道却更为直接。其实，美国人并不迷信政治家的说教，也不迷信一般的新闻报道，但是，美国人非常迷信科学，迷信专家的意见，迷信学术研究。一个美国记者关于中国人权的报道和一个美国教授关于中国人权的研究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程度是无法比较的。因此，大凡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在美国都是以科学的名目出现的，尤其是通过名义上中立的学术研究机构的调查和研究为基础的。所有媒体上的渲染和政治家的判断都是建立在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之上，从而获得科学的正当性，也自然获得了民众的普遍支持。
可见，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政治、民意和塑造民意的大众传媒通过客观、中立、公正的学术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专家意见成为政府决策与民意之间的中枢环节。学术研究所强化的民意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的意图也会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引导民意。政府想增加与中国的合作，媒体就会从学术机构那里获得中国经济增长符合美国利益的报道，政府如果想制裁中国，媒体就从学术机构那里获得中国政治制度是对自由的威胁等等的报道。美国政治的背后就是这样一些表面上中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和调查机构，政治问题常常以学术的名义出现。因此，一个非常正式的学术讨论会，往往就是美国政治的一部分。所谓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往往为这种“妖魔化中国”的媒体报道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这种媒体的报道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治行动提供了充分的“科学”的理由和“民意”的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在美国，学术研究也贯彻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学术研究就是为政治服务的。这话仿佛很不中听，学术研究应该服务于科学真理，服务于更高的目的，怎么能服务于政治权力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是有价值追求的东西，还是仅仅是利益的肮脏分配？
其实，现代的西方政治的秘密就在于它将自己建立在一些学术和理论所支撑的价值上面，因此，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与价值中立的学术思想立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无论是１９世纪的殖民，还是２０世纪的冷战，西方世界的政治武器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货币，而且还有更可爱更迷人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康德、孟德斯鸠、洛克、哈耶克和罗尔斯等等。回过头来想一想，那些最远离政治、最讨厌政治的语言分析哲学，不正最强有力地支持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波普尔可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科学自我增长竟然证明了开放社会的合法性。而所谓的科学实证主义不过是说只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才是科学的，因此才是天然正当的。
看来，学术研究不再是要不要服务于政治的问题，关键在于服务于怎样的政治，这种政治本身的价值何在。如果是有价值的政治，为什么不为之奋斗呢？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还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相反，学术要避开的政治不过是没有价值追求的，或者价值追求很低劣的政治。因此，尽管海德格尔是一流的哲学家，但是，他和纳粹政治之间的关联往往成为一个问题。
美国的政治家们已经深谙现代政治的这种法则和技巧，或者说现代政治的这种法则和技巧就是美国人所创立的。在民主的现代社会中，这种政治技巧比起韩非子的“权术”和所谓的“官场厚黑学”显然要高明得多。因为现代民主政治不是秘密政治，而是公开的合法化政治。所以，美国人的任何政治主张都会首先进行一番理论上的合法性包装，打击恐怖主义尽管包含了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战略利益，但是，美国口口声声主张的捍卫“自由的基础”已经堵上了其他人的嘴。不和美国人站在一起，就是站在“自由”这种价值的对立面，就是站在哈耶克和罗尔斯等人的对立面。如果塔利班、萨达姆不能在理论上战胜罗尔斯，怎么能够抵挡得住美国呢？而在没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统治下，怎么能够产生战胜康德、哈耶克和罗尔斯的思想家呢？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国内学术讨论会开展起来的时候，正是知识界努力建立学术共同体，确立学术规范化，用理论范式自身的增长来取代学术的意识形态化，从而让学术远离政治。这种表面上远离政治的学术研究其实就是为了让学术研究在学术的轨道上自由发展，培养出中国自己的康德、罗尔斯，最终培养出现代的孔子和孟子，从而超越西方的哈耶克和罗尔斯，这难道不正是中国学人最大的政治？这种发展独立的学术和思想，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样，难道不正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在“讲政治”中应当强调的”发展”硬道理吗？
纽因２００２年底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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