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归来

许知远＝文 2003年9月29日18:45

    出生于１８８３年的维也纳的那个钢铁、电力、公司尚未成熟的时代的熊彼特，如今是硅时代的杂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与《Ｆａ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最钟爱的思想家，几乎所有管理大师都是他的追随者

    是德鲁克使我最初模糊地了解到熊彼特。在１９８３年为《福布斯》杂志所写的一篇名为《现代预言家：熊彼特还是凯恩斯》的文章中，这位管理学的开创者作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类比，他说凯恩斯与熊彼特上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博学家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颖智过人的苏格拉底之间柏拉图式的对话。作为惟一仍活着的、同时聆听过两位伟大人物教诲的幸存者，德鲁克将凯恩斯比做巴门尼德，在战争期间没人比他更光彩夺目，但是平淡无奇的熊彼特却最终证明自己更富有智慧。
    我不能确切理解熊彼特的理论是否真正与凯恩斯对立，似乎的确有记载，１９３６年在哈佛教书的熊彼特相信《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充满错误，毫无价值。凯恩斯是以古典主义经济学叛徒的面貌出现的，在他眼中，那些经济生活的符号——货币、信贷、利率等等——都变成了实体，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可以依靠操纵这些抽象概念，来改变那些实际上运转的经济形式。
    凯恩斯是否真的将世界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倍受争议，理智与情感上都明显偏向熊彼特的德鲁克对此作出了刻薄的比喻，他说凯恩斯的方法“好比一位医生对你说，你得了不宜动手术的肝癌，但是如果你跟一个１７岁的美女上床倒能够把病治好”。熊彼特相信，医治大萧条的最好方式是让它自然度过，但他的理论基础却并非古典主义的“一切依靠市场”的信念，而是经济总是处于非静态的变化之中，它永远在成长变化，它是永远的“创造性破坏”的概念，而企业家扮演着这种动态经济中的英雄角色，他们是利润的来源。
    这种观点使熊彼特在整个经济学传统中脱颖而出。在德鲁克的理解中，不管是凯恩斯，还是反凯恩斯主义者弗里德曼，都是均衡经济学的继承者，他们或许修补了其中的一些漏洞，但仍相信经济在整体上是趋于平衡的。但熊彼特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一点，它将经济行为视作一种真正的冒险，他们不断破坏旧传统，开创新疆域。
    这种分歧使熊彼特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先知。德鲁克在１９８３年写作的那篇文章是为了纪念凯恩斯与熊彼特共同的１００周年的诞辰，在《福布斯》封面上，他们的照片都光彩夺目，但前者前面摆放着１０支蜡烛，而后者只有１支。即使在凯恩斯的理论大部分已被摒弃的时刻，这个英国人似乎仍使２０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黯然失色。在《经济学人》的纪念专号上，关于凯恩斯的文章的长度是熊彼特的整整４倍。不过当时间再往前推进１５年后，那些ｄｏｔ－ｃｏｍ英雄们真正将熊彼特挽救出来，硅谷的年轻人热衷于谈论“创造性破坏”与“企业家精神”，并想象自己是时代的英雄。出生于１８８３年的维也纳的那个钢铁、电力、公司尚未成熟的时代的熊彼特，如今是硅时代的杂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与《Ｆａ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最钟爱的思想家，没有他的帮助，人们不足以解释为何会出现新经济这种形态，几乎所有管理大师都是他的追随者，人们大声呼喊着昨日的经验已经过时，就像熊彼特喜欢对自己的学生所说的，你必须时刻准备着为穿上一件知识的外衣而撕破另一件。甚至格林斯潘在１９９９年时为了解释新经济的现象，也要提到熊彼特的理论。
    在其最负盛名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开始部分，熊彼特写道：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经过一段时间后，便永久地消失，这段时间可能是一顿饭的工夫，也可能是一代人时间，而伟大的智力产品的标志就是，它的生命力足够长，而不是它的观点一定正确。熊彼特用以评价马克思的标准，同样适合于他自己。我甚至怀疑，他最令我们迷恋之处正是他从学术到个人生活上过分旺盛的生命力，他的预言性不过是生命力中一个微小的组成部分。整个２０世纪堪与凯恩斯匹敌的只有熊彼特。比起前者文艺复兴式的才华，熊彼特的履历毫不逊色，他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一名失败的财政部长，艺术史家、骑手与品酒高手，一位伟大的教师，公共讲演者，历史学家……
    他还是臭名昭著的格言创造者，你轻而易举地记住了这个奥地利人声明远扬的愿望：“成为最伟大的情人，最杰出的骑手，最伟大的学问家。”每个年轻人都至少能在其中寻找到一项共鸣。闭上眼睛，想象一下１９００年前后的维也纳，文化之都滋养着一切创造性，在每一个夜晚，你不仅可以听到１８世纪的音乐，谈论１９世纪的小说，你还可以坐着电车在歌剧院与沙龙之间穿梭，在那些社交场合，人们使用电灯照明。那个名叫熊彼特的年轻人，是喜欢光顾遍布维也纳的咖啡馆的青年中的一员，他们在阅读报纸并大声争论。
    １９０３年时，２０岁的熊彼特决定学习经济学。在罗伯特·洛林·阿伦杰出的传记中，青年熊彼特比那个哈佛的学术巨人更有吸引力。
    英国学者约翰·格雷在１９８４年对哈耶克作出重新诠释时，相信哈耶克一切理论基础来源于他在维也纳的成长经历，这座被欧洲最伟大的传统缔造并孕育出弗洛伊德的城市，始终被一种创造性的冲动左右着，这种冲动是哈耶克解释社会自发性原理的基础。比哈耶克更年长的熊彼特肯定也同样受益于这种环境，他那罕见的矛盾性格则加剧了他对这个不断变幻的世界的理解。在维也纳这样的城市中，不同的年轻人依靠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它有维特根斯坦式的方式，也有卡尔·波普尔的方式，熊彼特则在１９０３年决定研究经济学。但维也纳的气氛使他们带有更强烈的艺术气质，他们思考，首先是因为他们对智力生活的迷恋，而非其他目的。
    熊彼特性格中的戏剧感，与他广泛的智力探索彼此映衬。他的一些生活细节至今令人津津乐道，他旺盛的虚荣心，他考究的礼仪与服饰，他华美的写作风格，他对女人的追逐，都暗示了在他性格中傲慢与谦卑的混合。而他的作品，与其说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不如说是内心矛盾的创造性的自然流露，他像一个艺术家一样思考着经济学，并把维也纳式的教养注入这个学科之中。就像作为公共哲学家的哈耶克比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更有影响力一样，熊彼特总是很难被归入任何单一的行列。但毫无疑问，他的学说，不管是经济发展的原理，还是对资本主义分析，都比任何２０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见解，活得更长久。我们甚至可以说，２０世纪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仍将自己的理论建构在牛顿的世界观之上（它也是亚当·斯密的世界观），而熊彼特却看到一个混沌的不连续的世界，个人冲动，不管是创造性还是破坏性，都发挥着深刻的影响。熊彼特的存在，也暗示了那个冷漠的经济学世界的消失，在其中只有物品与数字在起作用，而从不考虑人的因素。
    一生都生活在不快乐之中的熊彼特，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凯恩斯的领袖风范，后者总是能够说服他人追随自己，总是能够用清晰简单的语言来阐明自己。熊彼特一生都没有学会这种简洁，就像他的衣着风格一样，他的思考与写作都是习惯性的复杂，他也毫不讳言自己观点的相互冲突，因为他相信随时拥抱新世界，是必然的规律。他常常被自己想象成打破常规的英雄，而在他的著作中，他也将这种人视作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他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探索道路上的风景，比它要达到的目标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