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存在之思

吴晓东 2003年9月3日13:19

    一
    对昆德拉的持久阅读已经使他笔下的人物深深地介入到我的日常想象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就是这样一个常常会在我的记忆中浮现的形象。他对自己所生存着的世界既沉迷又游离的姿态，他在性爱中升华出来的审美意绪，都是这个人物身上令我为之着迷的部分。而更经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的，却是昆德拉在小说中为托马斯精心设计的出场——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似乎只有凭借回想的折光，我才能看清他这个人。我看见他站在公寓的窗台前不知所措，越过庭院的目光，落在对面的墙上。
    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亮相。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小说的叙事者“我”，告诉读者这是一个一直存在于“我”的回想中的人物，“多少年来”以及“凭借回想的折光”的字眼，使小说时空具有了回溯性，我们知道这可能是叙事者想了很久一直想讲的故事。昆德拉为托马斯引入了一个具体境况，也把读者带到了具体境况中。这个境况是由“我看见他”引出来的。可能每个有过写小说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这是小说家很高明的叙事伎俩。昆德拉从不讳言小说是虚构的产物，他总是在小说中告诉读者他在虚构。
    为什么叙事者选择了窗台前“不知所措”这一情境作为托马斯的出场呢？因为这一时刻是托马斯的女友特丽莎第一次从一个小镇来布拉格见托马斯，两个人热恋了一星期后特丽莎又回去了，剩下托马斯一个人站在窗前发呆。这一境遇直接关涉和印证着叙事者在小说的一开头就提出的哲学命题——关于尼采的“永劫回归”的命题，即命运只有是轮回的，才有重复，才有规律和意义，否则都只具有一次性，就会像德国谚语说的那样：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而我们所说的生活，也就成了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永远也完成不了。因此托马斯是否能再见到特丽莎不仅关系到他未来的生活，更关涉着生存的意义本身，关涉着轻与重，关涉着生存的某些终极性命题。可以说，小说一开头就把托马斯放在一个关键的情境中，一个重大选择的关口。这就是昆德拉所构思的托马斯的出场，它既呈现了一个具体化的情境，又蕴涵着作者的存在之思。
    二
    这种“存在之思”几乎存在于昆德拉的每部小说中。
    昆德拉的小说也许不能用存在主义来概括，但他的存在之思却可以纳入存在主义的大传统。他为小说家下了个定义：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而小说也不研究现实，而是思考存在。同时昆德拉对“存在”有他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人物与他的世界都应被作为可能来理解”。这就提供了一个“存在的可能性”的范畴。了解这一范畴是理解昆德拉小说学的关键，也是理解昆德拉构想小说中人物的关键。
    昆德拉认为，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关于人物描写有三大规则：一、应该给小说中人物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如关于人物外表、说话的方式、行动的方式等等；二、应当让读者了解人物的过去，因为正是在人物的过去中可以找到他现在行为的动机；三、小说中的人物应当有完全的独立性，作者自己的看法应当隐去，作者自己不能直接发表议论影响读者，而应让人物自己去表演、去行动。这样的人物描写的规则就使真实性、客观性和逼真性成为小说人物的根本特征。我们也经常看到传统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或文学评论在分析作品时总要分析人物，分析人物时也常把真实性、逼真性看成最高准则。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则粉碎了传统小说关于“真实性”这一神话，而昆德拉可以说是这个神话的最后一个终结者。他的观点是，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对一个活人的模拟，他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他“不像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的范畴，构成了昆德拉思考笔下人物的情境以及人的存在的重要维度。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时空中，都受制于各种现实因素。但小说家的优势在于，他自己受到种种限制的现实生存却可以在小说中想象化地延伸。
    三
    小说之所以有神秘感，就在于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越过某一条界线到一个无法预知的天地，而“我”则只能存在于界线的这一边。这就是小说想象中的可能性对现实生存的拓展和延伸。而现实中的我们一切都是被一次性地给定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一个属于托马斯的贯穿主题正是“一次性”的主题：“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所以昆德拉理解的存在就是把存在看成人的可能的场所，从而使“可能性”变成理解人的生存与存在的重要维度。没有“可能性”这一维度，人就是机械的，别无选择的，一切都是规定好了的，只有一条路可走。而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和潜在的可能性打交道，而在你面临选择的时候，这些可能性本身却一直在那儿，昭示着“存在”的境况的复杂性，也昭示着“可能性”是生命存在中的一种本体性。所以当我们面临两条路的时候也许应当犹豫伫足那么片刻，然后再坚定地走上其中一条。人生最丰富也最生动的刹那也许就在犹豫徘徊的那一片刻，那是生命中悬而未决的时辰。这种犹豫也决不是优柔寡断，而是体味人生的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
    而弗罗斯特和昆德拉这样的作家之所以与常人不同，也许就在于他们面临岔路的时候比别人伫足的时间更长，他们更是生活在对可能性的多重想象中。这就是存在本身的一个维度，即可能性的维度。而这个可能性的维度永远是一种“非在场”的力量，它不能实现，一旦实现了，就不再是可能性而成为现实性。
    四
    昆德拉正是把握了“存在的可能性”的维度，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他的小说力图展示的存在，就是用可能性去和一次性的生命相抗争的存在。既然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人能永劫回归，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这“一次性”的现实。但这种接受却不是被动的，“可能性”正是与“一次性”相抗争的最好方式。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观照，没有人能永劫回归，人都是要死的，这恰恰是人的存在获得意义的先在条件，即海德格尔的“先行到死”：你只有先意识到死这一最后的终极的可能性，才更知道什么是生。一旦人真的能永远不死，有充分时间去尝试各种可能性，从而把可能性都变成现实性，情况可能就更悲惨。
    如果说，海德格尔是从哲学的角度反思了“存在”，那么，昆德拉则是从小说学的意义上抵达了存在。他们共同把握到的，都是可能性这一维度。不过我们同时也能感受到，“可能性”在哲学家那里可以看作是反思的某种结论性终点，而在小说家这里则更是小说想像的起点。一旦小说家把“存在的可能性”看成小说思考的对象，则开拓了一个新的想象力的天地。这就是卡夫卡的天地，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天地，当然更是昆德拉的天地。小说家在这“存在的可能性”的范畴中发现了英雄用武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终点处就是小说的起点的地方。在哲学家无话可说的地方小说家才刚刚开始他的想象。譬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里高尔一天早晨起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不是一篇寓言，而是小说，读者和文学界也是把它当成小说来接受。当然它不是在描摹现实，因为现实中没有人会变成一只大甲虫。但卡夫卡的想象却在呈现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变成大甲虫不过是对人的可能性的极端化的拟想而已。因此人们不是把它当成寓言，而是作为自己的生存的可能性境遇来认同的。
    《变形记》中的想象最经典地体现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存在之思，它指向了一个人类生存的可能性的王国。而昆德拉则是这一王国的与卡夫卡同等重要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