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的另类写作

吴晓波 2003年9月3日14:8

    从来没有人用青春纪念的方式来完成一段企业史的写作。
    其实，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企业成长视为一次青春的狂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因为某种机缘聚集在一起，又出于商业的目标而相随前行。在中国的南部，整个９０年代，便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商海博取功名的十年。其中，固然有一些举旗自重的奇才，而更多的是周旋于各等企业中的“职业人”。财聚财散，成败转头，看得见的是资源的流转、商品的吞吐、品牌的沉浮，而消磨掉的却是大把大把飞扬的青春和莫名的豪情。
    从来没有人从职业人的视角来为一段企业的成败留一束记忆，除了手中这本何志毛写的《红黑科龙》。
    科龙曾经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家电公司，也曾经是最被业界乃至资本市场看好的本土品牌，从捶打出第一台冰箱到“全国销量第一”，它用了七年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与海尔、ＴＣＬ一起被认为是最可能生存下去的本土三大品牌之一。可是，就是这家公司，从年创利润６亿元到报亏１５．６亿元，它却只用了更短的两年时间。在一段时间里，众目睽睽之下，四任企业家前赴后继，终让科龙飞天不再，荣辱难辨。此案之曲折，已成了企业断代研究中很经典的一案。
    何志毛在科龙的职位是公关科科长，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岗位，它上可以通天，与决策者对案而谈，时如“客卿”时如“弄臣”，它下与公司所有部门都有瓜葛，几乎可以接触一切机密，洞悉各个阶层的角斗与猫腻，然而却又没有任何决策的权力，它外与传媒、政府接触，又是能够真正听到社会公断的一个“耳朵”。正是这样的岗位和角色，让公关科科长有时候会受到空前的煎熬，特别是在科龙这样的地震中。何志毛把他在这一职业历练中的所有感慨和体悟都浓缩了在这部并不太厚的新书中，算是为一段成长史留下了不无怪异的心路记录。而其中所展现出的一位职业经理人在大浪起伏中的被动和无奈，却几乎是所有商业青年的标本写照。
    读《红黑科龙》常常让我联想起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在这部绝笔之作中，在宏大的二战史诗背景下，奥地利人用他那极其传神的笔调描述了一个“个人的４０年代和他的欧洲”，“当我行走在中欧的山峦小道的时候，经常会被不知名的小鸟感动，它们也许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是从空气中渐渐弥漫开来的硝烟中它们一定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人类，有时候其实比小鸟还要迟钝……”历史也许不应该这样写，但却可以让人从细节中读出别样的感悟。而对于后来者来说，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时代的所谓真相又“关卿何事”？真正能打动我们的大抵还是那一深一浅可能产生遐想的“小鸟的鸣叫”。
    如所有的企业史一般，何志毛企图解读出科龙盛衰的谜底，为此他用了很多有戏剧效果的文字，如他这样描述科龙的四任掌门：“潘宁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放弃，王国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狂飙突进，徐铁峰不知道自己知道，所以面对变故措手不及，而顾维军知道自己知道，所以任凭外界传说。”这样的排比在某些方面为科龙的历史作了定格。然而透过这些描述，让我们更为有兴趣的命题倒是，到底如科龙这样的案例对未来的中国企业有多少的通鉴价值？而这个问题却是我们在研究很多本土公司时必须思考的。
    在我看来，那些充满了种种非经济前提的中国企业研究对于未来到底有何等的价值，是一个十分让人生疑的问题。譬如，科龙是从一家镇办企业起家的，它的崛起既得益于珠江三角洲的产业配套，又有赖于潘宁的强权，同时也不可否认有当地政府的倾力支持。记得９０年代中期，我去科龙调研，听到的最离奇的一个故事便是，某年，科龙要扩大生产基地却苦于无地，镇长到公司现场办公，他摊开地图左看右看确实是没有空地，沉思片刻，他指着一片山头对潘宁说：“你把它炸平了，就算你的。”这个例子在当时被一再引用，用于证明“顺德人的可怕”。然而，在这背后，却也不难读出科龙成长的某些政府因素，而这些渊源到后来成为科龙成长的决定性力量便也不让人感到意外了。产权的不清晰构成了一个个险恶的漩涡，很多判断都会被扭曲，很多决策都会显得吊诡，很多人都会失去应有的理性，在科龙公司发生的种种情形，从被迫与容声合并到潘宁的下台，再到一系列人的走马灯，包括营销人屈云波的入局出局，直至以不可思议的低价售予顾维军，如此种种意外事件的频发，便无疑有着某种宿命和必然。
    而对这些因素的解读，其实在不久的将来便已失去了价值，因为，我们不可以总是在产权归属的怪圈里寻找中国企业成长的基因，清晰的、人格化的产权结构应该从一开始就是企业成长的前提。在这层意义上，科龙的故事确乎有点泛黄了。
    我曾经问何志毛为什么用“红黑”为书命名，他回答说，红黑分别代表集体资本与民间资本的角逐。而在我读来，红黑倒更像是青春瘀血的凝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