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敬“心灵史”

何志毛 2003年9月3日14:14

仔细一算，自己并没有读过多少企业传记或企业领袖人物的光荣史——如果必须以完整阅读计，甚至全无。包括那个２０世纪最伟大的ＣＥＯ杰克·韦尔奇的自传、郭士纳的《谁说大象不能跳舞？》等，我之所以坚持只翻一下目录，固然有自己的缺少韧性的糙脾气的缘故，但也与心底一个信念难以逾越有关：韦尔奇本人绝不是看了别人、包括他自己的自传才成为商业奇才。套句悲观主义的话来说，如果朋友是用来骗的，成名人物的书对读者而言，就是用来迷失自我的。
    我喜欢远远地与历史，尤其是搅热的历史、充满太多赤裸裸的形容词的历史，保持距离。如果我去凑一种热闹，也只会抓来两手厚厚的粉末，那一定是胜利者和欢呼胜利的人们涂抹在历史脸上的一种可疑且苍白的物质。
    胡泳的功底我当然知道，但《海尔中国造》我却没看；吴晓波的才华我很敬佩，但《非常营销》我却一直不急着翻阅；有关联想的书的数量大概仅次于海尔了，但是我老觉得，看“对话”节目时，柳传志在回答现场观众提问时脸上的皱纹、偶尔的口吃和眼镜片后的闪光才让我更动容。当实达不是叶龙的那个实达了，从灰尘中拣出《蓝色通道》才更能掂量出劫后余生的分量。还有同创、方正，相继写出的赫赫战史并没有助长他们的持续成长。至于向来低调的华为，也出了一本书，但是大概任正非自己也觉得不需要这种文字构筑的体面吧，这本书在市场上并不多见。
    我身边还有一本《奔驰之星施伦普》，当时吸引我买下它的原因是封面和封底的两句话，一句说“他的牙齿最温柔”，一句说他是个“对美国一无所知的先生”。如果最坚硬的牙齿反倒最温柔，说明他治理的戴姆勒－奔驰王国必然有异于常人的禀赋；如果他对美国一无所知，却大胆地把克莱斯勒囫囵吞下，这种勇气究竟来自于考虑周全的智慧，抑或一种自负到极端的莽撞？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一段较长时期运转的不顺畅，将使《奔驰之星施伦普》的公信度受到必要的抑制，这也第无数次证明了一个道理：为统治者写正史是轻松的，但是公道自在民间。《三国志》不如《三国演义》受欢迎，道理同出一辙。
    不免想起那个写出了《绞刑架下的报告》的那个坚强的伏契克，还有他充满深情的告示：“人啊，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要警惕呀！”这句话用在所谓企业史的撰写和商业阅读方面，就是：“台上志得意满的人啊，你要警惕你的急于倾诉的情绪！”任何一种自我表扬的开始，都将导致千百倍的毅力和恒心去填补欲盖弥彰的漏洞。
    所以，所谓“正史”是必须冷却之后读的。不然，人们只知道汉高祖斩白蛇的英武，而不知道刘邦欠债不还、调戏妇女的无赖；只知道宋太祖赵匡胤既能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又能防止别人对黄袍的觊觎而巧妙设局、“杯酒释兵权”，但是不知道当他英雄老去时，仍然难以避免“烛光斧影”的厄运降于己身，而“千里送京娘”这种反映赵匡胤年轻时代性情、志趣的风流故事，在为尊者讳的原则下，反倒不如他的拜把子兄弟“偷瓜贼”郑子明“三打陶三春”那么出名。
    因此，所谓正史都是涂有厚厚油彩的，多是得胜、风光等偏于暖色调的单簧管在独自演奏，尤其对于主角，如果恰好迎合了某个时代统治者的需要，这个主角的形象必然被“艺术地”拔高。
    放在我们现代企业史文本的写作上，许多“帝王将相”级别的人物发家史，同样让人高兴不起来。多年前，有一个内地女记者，一再缠着李嘉诚给其写传记，终于让李应允了，然后还给她买了一幢楼作为“答谢”。而许多在各级电视台上频频播出的某些企业纪录片、在书摊上接二连三摆出的“企业××史”的背后，藏掖着什么样的地下交易，这些，明眼人是不难看出来的。因为有了交易作保证，无论多么大牌的撰写者，一旦“资方”表示书的架构或方向有误时，同样得在短时期内悬梁刺股地“揣摩”出大段大段的、上天入海的“浮士德式”的文字。历史不再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而是富贵者们摇晃在夜总会时看中的某个合眼缘的小妞；写历史的人呢，在躬着身子托着盘子记录“传主”们的咳唾星子，然后以广告人的手法进行七彩缤纷的喷涂。
    惟《史记》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司马迁遭了什么罪啊！男人最不可忍受的痛苦被他忍受了。因此，他大概不会再毫无原则地为“皇恩浩荡”而感激涕零了，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就是他惟一可以安慰自己忍辱偷生的理由。他做到了，大量笔触留给了统治者的对立面或统治阶级多不耻的市井人物，譬如项羽，譬如鸡鸣狗盗的孟尝门客。虽然历代王朝的治史官吏对《史记》时有排斥，譬如名气也不算小的班固就破口大骂过太史公，但《史记》仍表现出“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气概来。
    当我也试图“表现”而非记录下一个经历了１８年大风大浪的企业的命运时，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在我的文字后边，我希望能沉淀什么？对命运的叩问，心灵灼热的哭泣，还是对企业组织的这种“偶然”充满悲悯情怀的追忆和再现？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绝不会写“欢乐颂”和赞美诗，我做过企业公关，但是现在我不写公关软文。我也许到达不了心灵的彼岸，但是，我的文字必须要求在心灵的清水里浸泡良久，然后捞出来风干。
    “心灵史”其实就是命运史。首先，以人的命运为经纬组织材料，而企业首先被当成生命个体，尽力让“心灵泅渡心灵”。所以，穿凿在人物周围的时空不必要求可供“考古”，但人物在事件中的“真实感”和“平实感”原则必须像爱护眼珠子一样，得到最大程度的守护。这就引出第二个概念：偶像是必须打破的，否则弯曲的膝盖只会让天空黑幕沉沉。第三，不盲目把写作焦点奉送给领袖人物，当你心里始终默念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善良而木讷的面孔时，你绝不会容忍自己的笔调轻浮、肤浅、肆意纵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