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责任与方向

萧三郎 2003年9月3日14:32

企业史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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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我们赶上了全球化的“末班车”。某种程度上，我们看见了一个国家的起飞，同样暗合朝向哈耶克所指称的包含“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结合”的“自由社会”的持续进发。我们有过１９３０年代发展的“黄金时期”，有过山西晋商的辉煌，有过著名的家族企业，甚至有研究者将中国的商业传统延伸到商朝甚至之前，可是我们在“中国人的世纪”或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赞扬性话语中似乎难以找到中国企业的传统精神。
    “桃园三结义”和“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并不能成为今天的经济话语资源。面对过眼云烟的中国企业，我们并无经典的企业史来记录期间的兴衰与变化。当然刘韧的《知识英雄》对ＩＴ业界的记录、吴晓波的《大败局》和凌志军的《追随智慧》对微软中国的报道似乎有企业史的味道，但企业史的写作并未能成为经济业界的共识。相对２０年间起伏的企业群：三株集团、巨人集团、沈阳飞龙、联想集团和希望集团来说，海信集团似乎没那么重要，但可贵的是迟宇宙的《海信史》担当了企业史的责任，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
    １９９０年代的市场化进程以来，从“中国人可以说不”到“中国人可以说富”没过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家正在逐步成为这个社会的核心。今天的中国正如马克·吐温所称的“镀金时代”——“通往富裕之路有万千条，而且条条畅通无阻；机会比比皆是，成功唾手可得。”快捷的社会变化让我们眼花缭乱：有多少中国富豪一夜暴富，也有多少暴发户走马灯似的落马。伴随２０年开放成长起来的中国富人，性格和道路天然缺陷同时又在消解他们的卓越贡献。按照诺斯的产权理论“有效的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李德珍时代是前企业家时代。这似乎也就是周厚健曾经为褚时健抱屈的理由。褚时健曾经扛着半个云南的财政，就任玉溪烟厂厂长１７年，创造利税８００亿，而自己１７年的工资仅仅是８０万。如今红塔山的品牌是３５２亿，褚时健共贪污１７４万美元，折合人民币１３００多万。
    坊间风起云涌的财富书系和富豪排行榜的出炉是今天企业界的热门话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以榜样的力量引导并继续提倡人们合法制造财富。但在另一个角度，跟美国企业巨头的“单人独舞”一样，企业领导的“明君”模式——即企业的兴衰依赖强有力的企业领导人的意味尤其浓烈，所以无休止地聚焦于海信集团的周厚健也并不恰当。１９６９年海信集团的前身——青岛无线电二厂只是一个国营小企业，直到１９９２年周厚健掌握海信的时候，企业才发展壮大，并且伴随时代的变化更换了多轮企业产品，但是企业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甚至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所谓的海信集团。直到１９９７年，企业面目才不一样了，海信电器股票上市，企业成功转型为公众控股的企业。
    所以，贯穿于海信史的是企业家精神，尽管以前的海信领导人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跟媒体上热衷谈论的张瑞敏换帅、倪润峰交权以及柳传志“分封”郭为和杨元庆不同，《海信史》并没有人云亦云地光是谈论周厚健。就企业家精神来说，它的核心词汇是“创新”，也正如李德珍所说：“我认为我是对的，如果我不坚持，企业过不了两年就死定了。我觉得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冲突的时候，就得坚持下去。”这种“坚持”就是珍贵的企业家精神。要知道，没有她的坚持，就没有今天的海信集团。所以王云章、李德珍和周厚健对企业的创新都值得书写，甚至还有出局了的樊军以及千千万万在海信供职过的员工们。
    尽管中国已经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尽管２００２年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元年”，但缺乏节俭、勤奋、克己、禁欲的清教伦理传统的中国，距离亨利·卢斯所认为的“商业成为社会核心”的社会似乎还遥远得很。如同亚当·斯密的话：“有一个富人就会显示５００个穷人”，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是失败的５００家企业。海信的历史，甚至所有失败企业的历史都应该是中国商业史上的华彩篇章。如果我们将企业史广为铺张，那么它同样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心。
    １９４０年代以来，现代公司制度正式诞生，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及职业经理人的出现为标志，美国企业依靠现代公司制度顺利发展成为权势的巨型跨国公司。与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纷纷改制为股份企业一样，现代公司制度是一种最优的选择：它是在亲情和友善稀缺条件下的一种最佳企业形式。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提出公司已经成为社会公共机构的现实，它不仅仅是经济机构，还是政治机构，公司以及公司的管理者对物价、工薪和工作时间、产量所做出的决定，引导并浇铸千百万人民的生活。
记录的价值
    如果说虚构作品出售的是想象力，那么非虚构作品出售的则是事实记录，其“夺魄慑魂”的核心就是记录。美国曾出现过“新新闻主义”，类似１９８０年代我们流行的“报告文学”题材。但是他们对细节和事实本身的追求远远超越我们：卡波特为写《冷血》，花六年时间探访百人，积累的资料堆满了整间小屋。而汤姆·沃尔夫为了写《电冷却器酸性试验》，更是亲历吸毒现场去追求“接近皮肤”的真实效果。某种程度上，国外对非虚构作品的重视跟他们对记录人类重要时刻历史的崇拜息息相关。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曼彻斯特的《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和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样的作品既是历史书，更多的时候也可看做是随笔，它们在商业和文化上的重量是基本对等的。
    至于像卡耐基的成功学、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简方达健身体操》、霍金的《时间简史》，以及其他鸡零狗碎的方志、卷宗等记录时代变迁的作品，都可以归结到非虚构作品的名下。与虚构作品的狭隘“文学性”相比，它具有更广阔的延展空间和包容性。
    国内非虚构作品的大量出版和畅销是１９９０年代以及晚近的事，与西方两者构成对立、互为犄角相比，非虚构作品在我们这里显然异常羼弱。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朱正的《１９５７年的夏季》、冯骥才的《１００个人的１０年》、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老鬼的《血色黄昏》、卢跃刚的新书以及时下最优秀记者的杰出作品勉强可以算得上在与西方接轨。还值得提到的是叶舟的《世纪背影》，那是总结２０世纪所有垃圾文字中的杰出精华篇章。可惜只有２００１年的《大家》杂志做了一份增刊，直到今天，我们的出版界依旧对它冷漠相向。
    伴随商业主义成功切入出版界，所幸像《口述实录》、几米的绘本、曾国藩家书、《穷爸爸富爸爸》和《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样的非虚构作品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它们将一边感性地刺激人们的阅读欲望，一边理性地建议出版人走向实用和亲民。而这使得操作出版的人，也一边收获人民币，一边为非虚构作品从坊间走向百姓铺平道路。
    只有企业史才能告诉未来，我们有过多么值得世人信任的公司，它们不仅创造社会财富、创造就业机会，把财富传递给后代，同时还能把中国的商业传统承继下去，把民主、节俭、勤勉和魅力传达给更多的世人。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方向。在一个转型的历史年代，记录并不比思考缺少多少价值，因为事实的呈现比任何想象出来的事件都来得粗犷有力。